2017年是英国《性犯罪法案》（1967）颁布五十周年，该法案部分合法化了英国和威尔士男性之间的性行为。由于今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的“英国酷儿艺术庆典”庆典，以及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同性恋的大不列颠Gay Britannia”纪录片，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了这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法案。但是读者可能很少意识到，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了英国下院中坐在后排议席中的一个普通议员，并驱使他拥护这个法案的改革。
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同性恋和卖淫的《沃尔芬登报告》之后，法律上自由化步伐紧随其后。该项法案建议合法化21岁以上成年人之间自愿同性恋行为。然而，该法案的通过，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和几次的失败——尤其上议院阿伦勋爵和同性恋保守党议员汉弗莱·伯克利——他们在这些建议在议会通过之前做了很大的努力。最后，经由一位议员根据弗洛伊德对此事的观点，依照个人提案的程序，经议会审议成功立法。
李欧·亚邑斯（Leo Abse）曾是庞蒂浦南威尔士采选区犹太工人党的议员代表。他在《沃尔芬登报告》提出建议一年之后的1958年成为了议员。他不像已经对此在下议院采取行动的Berkley，Abse自己是异性恋。可以说，有许多因素影响了Abse对这项事业的拥护：他第一任艺术家妻子有很多同性恋朋友；Abse在成为议员之前是一个律师；亲眼看到了同性恋者正在蒙受着法律之苦。依据Abse的讲述，身为威尔士加地夫港的律师，他为一位罪犯辩护得到的费用都是从来自于一个人的账户。他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之后发现，支付费用人是一位被敲诈的同性恋牧师。作为牧师被罪犯敲诈威胁，Abse告诉牧师，如果这些人再来找他，就让牧师来找自己。
佛洛伊德向一位担忧的母亲解释说，同性恋“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犯罪和残酷行为来迫害,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
但是Abse声称，弗洛伊德是他承担这项事业灵感的主要来源。Abse骄傲地称自己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喜欢在他的政治演说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退休后，他继续撰写了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这些人物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大家都知道，佛洛伊德本人是这项法律改革的支持者。佛洛伊德（1935/1951）向一位担忧的母亲解释说，同性恋“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把同性恋作为一种犯罪和残酷行为来迫害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作为一个弗洛伊德者，Abse认为，我们都有一种双性恋的倾向，我们在通过性心理的发展成为了异性恋者的同时，也残留了同性恋的情绪感受。他认为，正是对这种自身潜在同性恋的恐惧驱使了人们对同性恋的憎恶。
下院议员Abse在1973年的回忆录中认为，议会十年来坚持执行Woldenden的建议，是由于弗洛伊德的说法。他认为，很多人认为，放任自由的同性恋对许多人有威胁；那些议员（尤其是保守党的议员）将法律的放宽等同于放宽了自己对不能接受之欲望的控制。Abse认为，他的反对者团结一致的大喊大叫正好与法律的改变将会“打开闸门”相拟合，因为这些反对者们不自觉地担心这将会打开他们自己被压抑的同性恋闸门。Abse认为，在过去十年中，许多辩论和新闻界的关注，表面上带来的焦虑导致了一种宣泄的形式，释放了足够的紧张气氛，这些使得议案得以经由议会通过而成为了法律。Abse在2007年卫报的采访中声称，他认为，他所做的不只是将同性恋者从犯罪行为中解救了出来。他认为，通过鼓励社会与双性恋达成协议，而不是否定同性恋，“这是开放的社会更加关怀与敏感的开端，这是一个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在与更大自由斗争的社会。”
Abse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若承认弗洛伊德的观点，就会惊动太多的下议员议员，如果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那么，他们自己的异性恋就不够安全了”(p.153)。所以，取而代之的是，Abse恳请国会议员的怜悯来说服他们。他后来声称，他们不相信他的任何话，反而认为他是一个雄辩家，他争辩的战术框架让他的听众信服了。在下议员，Abse申辩道：
提出这项法案的最重要原因是，最终它可以使我们的社会远离对同性恋者惩罚的问题，迄今为止，这将促使我们不再真正地与阻碍小男孩成长为成年同性恋者的行为进行挑战。当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减少社会中有缺陷男性的数量”（Leo Abse MP, HC Hansard, 19 December 1966: col. 1078）。
后来，Abse对于称男同性恋者为“有缺点的男性”的行为表达了遗憾。正如在这次演讲中所暗示的，无论Abse对草案的真正动机到底是要把社会关注的焦点转移到防止下一代同性恋者身上，还是他是否正在制定一个他认为会说服同性恋观众的论点，这些都是无法分辨的。然而，如此的辩论使得Abse在同志社群集体记忆之中的地位是矛盾的。
人们认为，这种矛盾心理同时也接近于法案本身。1967年的法案只是部分合法化了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除非男性间的性行为发生在极其私密的条件下，否则仍然可以就男性间的性行为提起公诉；依旧被认为超过两个人的同性性行为是犯罪。（尽管对于异性恋没有等效的法律条款）；准许的年龄设置为21岁或更高；而且不适用于军队和商业船队。
Abse自己很了解这个法案的局限性。法案通过后一年，他在《英国犯罪学杂志》上评论说，“一些公开展现惩罚同性恋的行为是很残酷的，继续让之前的同性恋法案在军人之间成为罪犯的规定是‘不现实的’。而且，隐私概念的解释太过狭隘，它将‘阻挠立法的内涵’(Abse,1968)”。Abse的担心是成立的。随着这项法案的颁布，实际上，那些年（实际上是几十年间）对同性恋的逮捕和惩罚是上升的。
几年后的1970年，出现了激进的同性恋解放阵线。他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天生双性恋者，但是他们不想被同情。他们认为，着手处理对同性恋的憎恨，将会解放所有人的同性恋倾向。他们的申明也提到了这项法案的限制性：“性犯罪法给予每位成年男性有限的许可…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特定的轻微罪行。虽然“该法案”并非不合法，拉客上床可以归类为“拉客”的不道德行为，公共场合接吻却被归类为“公然猥亵罪”。
Abse在这个正在兴起的解放运动中充满恐惧。卫报在该项法案颁布40周年的报道中援引了他的话，“我们中那些举手通过法案的人认为，通过结束犯罪行为，我们会获得同性恋的整合。但是我开始感到不安和害怕，因为他们站了出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自我创造的少数人聚集的区域”。在表达这种感情时，Abse毋庸置疑地继续冒犯了他声称为之奋斗的社团。可能他是正确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我对同性恋者有任何保留时，他们未曾忘记”。
在他的晚年，Abse痛恨同性恋社团丝毫不感激于他。他抱怨说，在他九十岁生日时，他从来没有收到一句来自同性恋激进分子的感谢话语。然而，作为同性恋社团的盟友，他和他的英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点共同之处。佛洛伊德在安慰一位同性恋儿子的母亲的信中，表示他对男同性恋者困境的同情，也许，他更常用的记忆是将同性恋作为一种“被阻止的发展”来提及的——这一概念成为了现今治疗师所说的病理性同性恋关系。
然而，在《性犯罪法》50周年之际，Abse的法案被广泛赞誉为促进同性恋权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精神分析影响的减弱，佛洛伊德的性理论在心理学中被大面积的抛弃了，佛洛伊德的思想在激励拥护法律改革的政治家身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古怪的弗洛伊德主义，我们可能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迈出通往同性恋平等的第一小步。
作者Adam Jowett是考文垂大学资深心理学讲师。他还是英国心理学会性心理分部的当选主席。
参考文献
Abse, L. (1968). The Sexual Offences Act.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8, 86-87.
Abse, L. (1973). Private Member. London: Macdonald.
Freud, S. (1951). A letter from Freud (April 9, 1935).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7, 786-787.
Gleeson, K. (2008). Freudian Slips and Coteries of Vice: The Sexual Offences Act of 1967. Parliamentary History, 27(3), 393-409.
Weeks, J. (1989).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Harlow: Longman.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