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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艰难实验”
荣格在1912年做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梦，而他却无法理解这些梦。他特别重视其中的两个梦，他认为这两个梦显示出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局限性。第一个梦的内容如下：
我来到一座南方的小镇，站在小镇的一条上坡街道上，街道两旁有狭窄的楼梯可以爬上去。现在是正午12点，阳光灿烂。一名年长的奥地利海关稽查员或类似的人从我旁边经过，他在想着自己的事情。突然有人说，“这就是那个不死之人，他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尸体一直没有腐烂。”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候一个高大的人物出现了，他是一位威猛强大的骑士，穿着微黄色的盔甲，他看上去很强壮，难以捉摸，而且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背后背着一个马耳他十字，他从12世纪的时候就出现在这里，而且每天都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绕行相同的路线。没有人对这两个特异现象表示惊奇，而我却感到非常惊讶。我不再使用任何诠释技巧来解释这个梦。想到那个年长的奥地利人，弗洛伊德便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想到骑士，我就想到了自己。
内在有个声音说，“这都是空洞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我必须要忍受它。
荣格感到这个梦很压抑且具有迷惑性，弗洛伊德也无法做出诠释。大概一年半之后，荣格又做了另外一个梦：
我梦到当时（1912年圣诞节之后不久）我和我的孩子们正坐在一个城堡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由很多石柱支撑的开阔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我和孩子们围坐在一张圆桌子旁，正对着桌子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漂亮的墨绿色石头。突然有一只鸥或鸽子飞了进来，轻轻地飞落在桌子上。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出声，以免他们把这只漂亮的白鸟吓跑了。突然这只鸟变成一个八岁的小孩，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和我的孩子们绕着大厅里成排的石柱嬉戏起来。突然这个孩子又变回了鸥或鸽子，她这样对我说：“只有在午夜的第一个钟头我才能变成人类，因为雄鸽在这时候正忙着和那12个死者在一起。”说完这些话，这只鸟就飞走了，接着我就醒了。
在《黑书2》中，荣格指出正是这个梦使他决定与三年前遇见的那位女性（托尼·伍尔夫）建立关系。他在1925年认为是这个梦“使他开始相信无意识不仅是由死气沉沉的材料构成，而且包含很多有生命力的内容”。他补充说，他想到了翠玉录（Tabula smaragdina）的故事、使徒的故事、黄道十二宫的标志，等等，但是他却“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梦，只是感到梦中包含大量无意识的活力。我知道任何技术都无法解开这个梦的谜底；我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继续生活，并且观察我的幻想”。这些梦使荣格开始分析自己童年的记忆，但是没有任何收获，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重新找到童年时期的情绪基调。他回想起来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筑，于是他又开始这样做了起来。荣格在进行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他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在1913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心理类型理论，他认为力比多有两个基本的运动：外倾，这一类主体的兴趣主要指向外在世界；内倾，这一类主体的兴趣主要指向内在世界。根据这个观点，荣格假设人可以分为两类，分类标准是外倾和内倾哪一个占主导。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实际上就充分验证了他们之间类型的不同，而这两种类型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心理学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荣格乘火车去沙夫豪森，他在清醒的状态下体验到一个幻象，他看到整个欧洲正在被摧毁，血流成河，而且在两周之后，同样是在这段旅程上，这个幻象又再次出现。荣格在1925年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我被视为群山包围的瑞士，被淹没的那一部分世界可以视为是我之前关系的残余。”因此他对自己的状态做出以下诊断：“我心想，‘如果这个梦意味着什么，那么它就意味着我无可救药了。’”有了这些体验之后，荣格非常害怕自己会变成疯子。他回想起来自己最初认为这个幻象的意象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但他从未想到会是一场战争的爆发，他的结论是自己“受到了精神病的威胁”。之后，他又有了一个类似的幻象：
在接下来的冬天，某一天的晚上，我站在窗前向北方望去，我看见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从远处看去就像海上的一道波光一样，从东部一直延伸至西部，穿越整个欧洲北部。此时有一个人问我对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没有头绪，但我看到了鲜血，血流成河。
在战争爆发前夕，世界末日的意象广泛出现在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例如，1912年，瓦西里·康定斯创作出世界性的灾难即将到来的作品。从1912年到1914年，路德维格·米德内尔画了一系列被视为是灾难场景的作品，画面主要是被摧毁的城市、尸体和混乱。当时预言到处流传。1899年，美国著名灵媒里奥诺拉·派铂预言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之间会爆发一场残酷的战争，战争将会荡涤这个世界，从而揭示唯灵论的真相。1918年，唯灵论者和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被预言到。
荣格在《新书》中记录他在火车上的幻想时，内在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个幻想描绘的内容将会完全变成现实。最初，他从主观和预测性的角度上诠释这个幻想，也即是这个梦描绘的是他的世界即将遭到破坏，他对此做出的回应就是对自己进行一次心理学研究。在荣格的那个时代，医学和心理学都会进行自我实验，内省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工具。
荣格意识到《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他本人，对这本书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对自己无意识过程的分析”。他把自己的东西投射到弗兰克·米勒小姐的身上，而他从来没有见过米勒小姐。这时候，荣格一直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而且一直反对幻想：“幻想是一种不纯粹的思维形式，有点像乱伦性交，从理智的立场上看，幻想完全是不道德的。”他现在反而开始去分析自己的幻想，仔细记录下所有幻想的内容，并且还要克服进行这项工作时的大量阻抗：“容许幻想在我身上出现，就像一个人进入到车间以后，发现所有的工具都在不受他的意志控制地飞来飞去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在研究这些幻想时，荣格意识到他是在研究心灵的神话创造功能。
荣格又重新找到那本他在1902年放在一旁的棕色笔记本，开始在笔记本中继续书写。他使用隐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内在状态，例如处在一片沙漠中，阳光炙热难耐（指的是意识）。在1925年的讲座中，荣格说他那时候想到自己可以按照顺序把自己的思考也写下来。他是“在写自传性的材料，而不是在写自传”。自柏拉图式对话产生以来，对话形式已经成为西方哲学思辨的一种主导形式。公元387年，圣·奥古斯丁写出了《独语录》，内容是他自己和指导他的“理性”之间进行的长期对话。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他们之间的对话：
当很多事情在我心里翻腾，一连好几天我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我的自我，我的善是什么，以及那该被摒弃的恶是什么，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它是什么？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在我外面还是在我里面？（这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东西，但我却一无所知）而荣格在《黑书2》中这样写：
我这样问我自己，“我正在做的是什么呢？它显然不是科学，那它到底是什么呢？”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艺术。”我感到这个声音非常诡异，因为我认为我所写的内容根本不是艺术。因此我有了一个结论，“或许我的无意识正在形成一个不同于意识性的我的人格，而这个人格现在一定要出来表现。”我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是我很确信那个说我的作品是艺术的声音来自一位女性……我很明确地告诉那个声音说我正在创作的不是艺术，而且我感到自己内部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巨大的阻抗。但是从此之后这个声音不再出现了，我便继续写下去。这一次我将她抓住，并且告诉她，“不，这不是艺术。”，之后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进行辩论。
荣格认为这个声音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他将之称为阿尼玛（在拉丁语中代表灵魂）。荣格说：“在对所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时，实际上我是在给阿尼玛写信，阿尼玛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但和我的立场不同。我听到一个新角色对我的评论—我在跟一个灵魂并且是一位女性做分析。”荣格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这是他的一个荷兰女病人的声音，这位女病人在1912～1918年接受荣格的分析，她成功地说服荣格的一位精神病学同事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被误解的艺术家。她认为无意识就是艺术，而荣格坚持认为无意识是自然现象。笔者认为这位女性就是玛利亚·莫尔泽，因为她当时是荣格的圈子中唯一一位荷兰女性，而那位荣格的朋友兼同事就是弗朗茨·里克林，他逐渐放弃分析而转向绘画。里克林在1913年成为奥古斯托·贾科梅蒂的学生，奥古斯托是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叔叔，也是一位早期重要的抽象主义画家，小有名气。
《黑书2》中九月份的记录描述了荣格回归到自己灵魂的感觉，他详细记录下那些影响他选择科学研究的梦，还有最近那些让他回归到自己灵魂的梦。如他在1925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所说，第一段创作时期在9月份结束：“前途未卜，我想我需要更多的内省……我通过幻想自己正在挖坑的方式设计出这样一种单调的方法，并且完全把幻想视为真实的内容。”第一次这样的实验发生在1913年12月12日。
如前文所述，荣格对灵媒的恍惚状态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恍惚状态中，灵媒们被鼓励在清醒状态下产生幻想和视觉幻象，并进行自动书写实验。许多宗教传统也会进行视觉意象化实践，例如在圣依纳爵·罗耀拉进行的第五次属灵操练中，他指导每个人如何“透过眼睛看到地狱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并使用全部器官进行直接体验。斯韦登伯格也进行过“自动书写”，在他自动书写的日记中，其中一篇日记的内容如下：
1748年2月26日—如果可以，诸灵能够彻底占据那些与他们在交流的人；以至于看起来现实世界中只有诸灵一样；尽管他们表现得很明显，而事实上，诸灵则是通过自己的媒介进行思想交流，甚至还可以是文学作品；因为诸灵有时候，实际上是经常，在我写作的时候控制我的手，好像我的手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样；因此诸灵认为不是我在写作，而是他们在写作。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师赫伯特·希尔贝雷从1909年开始对处在半睡半醒状态下的自己进行实验，希尔贝雷试图让意象出现，他认为这些意象本身是之前一系列思想的象征描述。希尔贝雷与荣格通信，并把自己文章的单行本寄给荣格。
1912年，一位名叫路德维希·施陶登迈尔（1865—1933）的实验化学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魔法是一门实验科学》的书。施陶登迈尔在1901年开始进行自我实验，他最先进行的是自动书写。在一系列的人物相继出现之后，他发现自己不用书写就可以和这些人物进行对话了。他还诱发视听幻觉。他所有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实验为魔法提供一个科学的解释，他认为理解魔法的关键在于对幻觉和“潜意识”（Unterbewußtsein）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荣格的自我实验程序和历史上还有当代的很多实践非常相似，而且荣格本人也很熟悉这些实践。从1913年12月开始，荣格继续他的自我实验：在清醒状态下刻意激发一个幻觉，接着进入这个幻觉，就像进入一部戏剧一样，这些幻觉可以被理解为一类以画面形式进行的戏剧化思考。在阅读他的幻觉时，荣格的神话研究产生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某些人物和概念都是直接来自他阅读过的作品，并且形式和风格印证了他对神话和史诗世界的迷恋。在《黑书》中，荣格按照日期的顺序写下自己的幻想，并附上他对自己心理状态的思考和在理解幻觉时遇到的困难。《黑书》并不是一本记录事件的日记，也几乎没有记录梦，相反是在记录一个实验。他在1913年把第一本《黑书》称为“我最艰难实验的作品”。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荣格说当时自己的科学问题是想仔细观察在切断意识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梦的例子表明背景活动是存在的，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背景活动涌现出来，就像一个人服用了酶斯卡灵之后所表现的一样。
在梦书的1917年4月17日条目中，荣格写道：“从此以后，一直频繁进行清空意识的练习。”他的自我实验有明确的目的——使心灵的内容自发地显现。荣格回忆说在意识的阈限之下，一切都是有生命有活力的。在那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东西。后来，他意识到那是他在对自己小声说话。
从1913年11月到1914年的7月，荣格仍然不确定自己进行的实验和关注幻想的含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而且这种不确定感还在增加。在这段时间里，腓利门在一个梦中出现，他后来被证明是在之后幻想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荣格的详细记录如下：
梦中出现一片如大海般的蔚蓝天空，但天空中飘着的不是云，而是扁平的棕色泥块。泥块好像要散裂一样，泥块之间蓝色的海水开始显现，但是海水就是蓝色的天空。突然，右侧出现一个长着翅膀的人，横穿过天空。我看到他是一个老人，头上长着牛角，他系着一串钥匙，钥匙总共有四把，他手里拿着其中一把钥匙，好像要去开一把锁。他有着翠鸟般的翅膀，而且翅膀的颜色也和翠鸟的一样。由于我无法理解这个梦中的意象，我便把它画了下来，从而能够将它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荣格画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在湖边自己家的花园里发现一只死翠鸟（在苏黎世这一带，翠鸟十分罕见）。荣格没有给出这个梦的具体日期。腓利门这个人物在1914年2月27日第一次出现在《黑书》中，但是没有翠鸟般的翅膀。对于荣格而言，腓利门象征更高的洞察力，就像一个宗教导师一样的人物，荣格与腓利门到花园中散步。他回想起来腓利门是由以利亚这个人物发展而来的，以利亚曾经出现在他的幻想中：腓利门是一个异教徒，他带来的是一种具有诺斯替教色彩的埃及—希腊般氛围……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心灵的客观性和心灵的真实性。通过和腓利门的交流，我厘清了我自己和我的思考对象之间的区别……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腓利门就象征更高的洞察力。
1914年4月20日，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职务，4月30日，荣格辞去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讲师教职。在大学教书使他感觉到自己被暴露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向，否则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教学，对学生是不公平的。在6月和7月间，荣格接连三次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中他处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必须乘船赶紧回家，紧接着严寒从天而降。1914年7月10日，苏黎世精神分析协会以15票赞成1票反对的比例选择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会议纪要中，对这次脱离给出的原因是弗洛伊德已经建立一种正统教会，这样会妨碍自由且独立的分析。苏黎世精神分析协会更名为分析心理协会，荣格积极参与到协会的活动中，与协会成员每两周见面一次，他同时也忙于治疗实践。1913～1914年，他每天都要治疗1～9个病人，每周治疗5天，平均下来每天要治疗5～7个病人。分析心理协会会议纪要没有记录荣格在这一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他本人也没有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幻想，而是继续和同仁们探讨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他在这段时期的个人通信中也是如此。他每年还继续到部队服兵役。他在这个时期一直进行学术活动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每晚都会进行自己的自我探索。证据显示他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在继续进行他的自我探索活动。荣格说在这段时期他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令人开心的现实，并且确保我能够处在正常的状态且真实地存在着”。
1914年7月24日，荣格在伦敦精神医学协会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心理学的理解》，演讲内容是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类似的幻想。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弗洛伊德基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归因法和苏黎世学派的建构法进行对比，他认为前者的缺陷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追溯到早期的因素上，而这种方法只看到问题的一半，并没有掌握现象本身有生命力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企图使用这种方法理解歌德的《浮士德》，就像一个人从矿物学的角度上去理解哥特式建筑一样。有生命力的含义“只存在于我们通过自己体验它并沉浸其中的时候”。由于生命本质上是在不断更新，所以仅仅通过回溯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此建构的立场会提出疑问，“如果忽略当下的心灵，如何桥接未来”。荣格在这篇文章中隐晦地给出他不对自己的幻想进行因果和回溯分析的合理原因，同时也在警告那些被诱惑去进行因果和回溯分析的人。荣格全新的诠释模式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和革新，这种诠释模式重新连接到斯韦登伯格的精神诠释学所使用的象征法。
1914年7月28日，荣格在英国医学协会的阿伯丁的会议上做了一次题为《无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性》演讲。他认为在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无意识在试图补偿片面化的意识态度。而失衡的个体会对抗这种补偿，对立的两端会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具有矫正作用的冲动通过无意识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时候，便是疗愈的开始，但是它们突破界限的形式导致意识无法接受它们。
一个月前，也即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19岁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格在1925年说，“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过度补偿的精神病患者，直到1914年8月1日，我才如释重负。”多年之后，他对米尔恰·伊利亚德说：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很焦虑，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在“成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路上……我当时正准备为即将在阿伯丁举行的会议写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讲稿，我不断跟我自己说：“我就是在讲我自己！我非常有可能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疯掉。”这个会议即将在1914年的7月举行，与我在南海旅行时所做的三个梦预见的时间完全吻合。7月31日，在我的演讲刚刚结束之后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战争爆发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当我第二天在荷兰登陆时，我比任何人都开心。现在我很确定我没有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威胁，我明白我的梦和我的幻觉都来自集体无意识层面，我现在要做的是去深化和验证我的发现，这也是我这4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时候，荣格认为他的幻想所描绘的内容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在欧洲大陆发生。换句话说，这是对集体事件的预知，他后来将之称为“大”梦。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便试图去检视自己所体验到的其他幻想是否真实和真实到什么程度，并试图去理解他的个人幻想和集体事件之间的一致性的含义。《红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荣格对幻想的检视和理解构成的。他在《审视》这本书中写的是战争的爆发使他能够理解自己以前体验到的大部分内容，并给他带来勇气将《新书》的前半部分写出来。因此他认为战争的爆发让他明白自己会变成疯子的恐惧是错误的，毫不夸张地说，战争是不宣而战，《新书》同样也没有成型。1955年和1956年间，在讨论到积极想象的时候，荣格评论说“为什么这次的卷入如此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为，原因就是当病人正在整合相同的幻想材料时，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幻想材料的牺牲品，因为他无法整合它们，而是把它整个吞下去。”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荣格认为大约有12个独立的幻想具有预测性：1～2，1913年10月
血流成河与白骨堆积如山的幻象反复出现，且有个声音说这一切都会实现。3，1913年秋季
血流成河，覆盖整个北部地区的幻象。
4～5，1913年12月12日，15日
已去世英雄的意象和在梦中杀掉西格弗里德。
6，1925年12月25日
巨人的脚踩在城市之上的意象，谋杀和血腥残忍的意象。
7，1914年1月2日
血流成河的意象和一大群死去的人列队前行的意象。
8，1914年1月22日
他的灵魂从深处走上来，问他是否愿意相信战争和毁灭。她给他看毁灭、军事武器、人体残骸、沉船、被摧毁的国家等诸多意象。
9，1914年5月21日
一个声音说祭物落在左右两侧。
10～12，1914年6月～7月
三次做梦都梦到他处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必须乘船赶紧回家，紧接着严寒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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