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了精神分析的经典文本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理性化现象。围绕着这种知识的作者、译者、受众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共同构成的场域,本文力图发掘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在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冠名为“标准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与精神分析实践相关的系统理性化过程。本文发现,在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之中出现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从译者的学术主张来解释,而是要将其与精神分析的传播发展共同放置在相应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在这个理性化过程中,在弗洛伊德原著中所关心的灵魂问题变成了科学式心理问题。对于这一现代知识现象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困境。
关键词:灵魂;精神分析;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
——舍勒,2014b:137
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结尾处,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社会科学家们目前对于从精神分析而来的理论感兴趣。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如果他们并不将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么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会大不一样了”(Berger & Luckmann,1967:188)。从表面上看,这段话指明了在当时美国学界的一种态度倾向,即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非其他。而作者们在这部被视为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以此为例来表明知识社会学的旨趣,原因当然就是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代表了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而关于这一实在之知识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在两位作者看来,这正是知识社会学的题中之意。
在这里,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于,在最初的意义上,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虽然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关于“经典理论”的界定通常并不复杂,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然而当我们具体考察美国社会科学之中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的载体即其经典文本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英语世界里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主要是其英文译本,而这一译本并非“原著”,甚至与德文原著有较大差别。原因在于,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写作风格、核心概念、理论诉求、个人形象、弗洛伊德本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理论相关的精神分析实践,都伴随着英文译文集的出版而发生了系统的变化。
在本文看来,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弗洛伊德对翻译的暧昧态度、英译者的学术立场、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实践本身在美国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伯格和卢克曼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乃是一种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精神分析的“原知识”在这一传播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化”则是该场域的主要特征。本文无意于追认某种真正的“原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对于该场域之变迁与紧张关系的研究,将弗洛伊德及其思想的理性化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20世纪知识现象。
一、从德文到英文:弗洛伊德作品翻译中的理性化现象
(一)标准版英文译文集
弗洛伊德本人以德语写作。他的德语作品集(Freud,1999/1940)当然是弗洛伊德研究的核心文本。不过,在英语世界范围内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作品集,当数詹姆斯·斯特拉齐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编辑,主要由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所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5年至1967年,该译文集共出版23册。这一译本翻译风格统一成熟,在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之前均加有译者前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作品的版本信息、翻译情况以及相关的弗洛伊德写作情况和思想进展。在译文中,译者更是补充了大量的译者注。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注解,译注还针对弗洛伊德各种主要概念术语出现的年代和位置做出了详尽的索引,以便利学者的研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弗洛伊德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译本,该译本却几乎成为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作品最权威的译本,左右了英文世界中对于弗洛伊德的形象塑造。我们很难在其他作家的英译作品中发现“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界定,甚至弗洛伊德作品德文版都不以此命名。所以这一版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术现象。
不过,冠以“标准版”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译文确实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虽然专业的研究者不会满足于斯特拉齐的译本,而是会参照弗洛伊德的原文,但标准版译文的权威性使得该译文不仅成为更大范围内(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成为了英美国家里精神分析实践的基本阅读书目。我们要考察伯格和卢克曼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上述批评,就必然要考察这一背景。
(二)英译本中的理性化现象
在今天的英文学界,对于这一从德文版到英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修订”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领域(Mahony, 1982, 1984, 1986, 1989;Bettleheim, 1983)。此外,由于精神分析尤其强调意义、理解、转译等问题,所以在许多关于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中,学者们也大都会顺便论及与该译本相关的义理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分析,迄今为止仍然阙如。
总结起来,在这一领域中,学者们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所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该译本从核心概念到译文风格,都对弗洛伊德的原著进行了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改造。
1.核心概念的理性化
在这一领域中,最为著名、也是对英译本批评最为严厉的,当属美国学者贝特海姆的著作《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在贝特海姆看来,该英文版误译的核心在于:将弗洛伊德原著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了“心灵”(mind)。贝特海姆认为,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机械论化,抽离了Seele这个概念的深度意涵。也就是说,英译本将Seele翻译为mind的过程,表达了一种对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科学化努力,即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及其对于人之行为的影响,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转译为一种抽象的、去个人化的、高度理论化和机械论的关于人之心理的复杂科学工作。贝特海姆主张将Seele一词重新译为灵魂(Soul),以恢复弗洛伊德原文中的人文主义色彩(Bettleheim,1983)。
贝特海姆的这一主张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文本中找到明确的证据。例如,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文中,弗洛伊德曾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灵魂(Seele)。而如果仔细对照弗洛伊德的原著,我们会发现英译本之中存在的情况可能要比贝特海姆所说的更为严重。在英文译本中,灵魂(Seele)一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用词。除了心灵(mind)之外,它还被翻译为“精神的”(mental)、“心理的”(psycho)等,或者在许多时候直接消失。也就是说,在德文中作为核心意象的灵魂这个概念,在英译文中被打散、消解进入到文本的背景中,而不复被读者所关注。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讨论过弗洛伊德其他核心概念理性化的问题。例如,在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与彭大历斯(Jean-Bertrand Pontalish)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一书中,就主张将“自我”(das Ich)一词译成“我”(the I),而非“the ego”,认为“ego”一词实际上限制了“Ich”的多义性。贝特海姆同样注意到了“自我与他我”的翻译问题(Bettleheim, 1983: 53)。他认为,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中,为了表明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心灵内容,将人称代词it(es)用作名词即das Es,而与此相对的Ich,直接对应的英文应该是the I。Ich与es在德文中本是普遍常用的概念,而英译文中的Id与ego都源自拉丁文,反而使读者感到疏远,丧失了原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出现的状态。此外,对应于英文的it,德语中的es还通常在无性别之分的情况下指称儿童(das Kind/child),这个概念本身即指向童年期。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童年期的重要地位无与伦比,而这一存在于概念本身之中的理论特质,在译文中消失了。
核心概念误译的第三个典型例子则与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在英译本中,这一方法被译为“自由联想法”(the free association),然而,这一翻译很容易让我们忽略该方法的实质前提:联想其实是非自由的(Bettelheim, 1983: 94-95)。虽然弗洛伊德在德语中也使用过“freie Assoziation”这样的术语,然而与其相应的一般都是“Einfall”这个概念。Einfall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突然发生、突然出现的念头”。这一概念所表明的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法的实质逻辑前提就是——没有任何精神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Freud, 1941:337-338)。然而,英译文“the free association”尤其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自由想象的误解,而这恰恰与弗洛伊德在诊所治疗中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精神病学术语。即便是在原文中非专业性的日常词汇,也被翻译成了学术化的语言,以体现其专业性。
上述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不过,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翻译中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基本理念与特征在于,将精神分析科学化、理性化,以表现出专业化。在翻译过程中,从早期的译者布里尔(A.A.Brill)到琼斯(Ernst Jones)与斯特拉齐(James Strachey),都普遍采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翻译2.译文的理性化
英译本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与上述核心概念的误译有关:弗洛伊德写作艺术的清除。作为歌德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有着高超的写作技艺。他善于运用日常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作品本身即是出色的德文典范,是一种文学作品。但是在英译文中,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位晦涩难懂的思想家与医学专家。在这一方面,通过系统总结马宏尼等人对于案例史英译本的系统研究(Mahony, 1986,1984,1989),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方面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