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了精神分析的经典文本知识在传播过程中的理性化现象。围绕着这种知识的作者、译者、受众和社会历史背景所共同构成的场域，本文力图发掘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在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冠名为“标准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与精神分析实践相关的系统理性化过程。本文发现，在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之中出现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从译者的学术主张来解释，而是要将其与精神分析的传播发展共同放置在相应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在这个理性化过程中，在弗洛伊德原著中所关心的灵魂问题变成了科学式心理问题。对于这一现代知识现象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困境。
关键词：灵魂；精神分析；知识理性化
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
——舍勒，2014b：137
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结尾处，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社会科学家们目前对于从精神分析而来的理论感兴趣。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如果他们并不将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么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会大不一样了”（Berger & Luckmann，1967：188）。从表面上看，这段话指明了在当时美国学界的一种态度倾向，即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非其他。而作者们在这部被视为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中，以此为例来表明知识社会学的旨趣，原因当然就是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代表了一种“现代社会中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而关于这一实在之知识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科学。在两位作者看来，这正是知识社会学的题中之意。
在这里，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于，在最初的意义上，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虽然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关于“经典理论”的界定通常并不复杂，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然而当我们具体考察美国社会科学之中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的载体即其经典文本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英语世界里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主要是其英文译本，而这一译本并非“原著”，甚至与德文原著有较大差别。原因在于，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写作风格、核心概念、理论诉求、个人形象、弗洛伊德本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理论相关的精神分析实践，都伴随着英文译文集的出版而发生了系统的变化。
在本文看来，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弗洛伊德对翻译的暧昧态度、英译者的学术立场、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实践本身在美国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之中，伯格和卢克曼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乃是一种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精神分析的“原知识”在这一传播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化”则是该场域的主要特征。本文无意于追认某种真正的“原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对于该场域之变迁与紧张关系的研究，将弗洛伊德及其思想的理性化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20世纪知识现象。
一、从德文到英文：弗洛伊德作品翻译中的理性化现象
（一）标准版英文译文集
弗洛伊德本人以德语写作。他的德语作品集（Freud，1999/1940）当然是弗洛伊德研究的核心文本。不过，在英语世界范围内最权威也最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作品集，当数詹姆斯·斯特拉齐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编辑，主要由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所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1955年至1967年，该译文集共出版23册。这一译本翻译风格统一成熟，在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之前均加有译者前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作品的版本信息、翻译情况以及相关的弗洛伊德写作情况和思想进展。在译文中，译者更是补充了大量的译者注。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性注解，译注还针对弗洛伊德各种主要概念术语出现的年代和位置做出了详尽的索引，以便利学者的研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尽管弗洛伊德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译本，该译本却几乎成为英文世界中弗洛伊德作品最权威的译本，左右了英文世界中对于弗洛伊德的形象塑造。我们很难在其他作家的英译作品中发现“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的界定，甚至弗洛伊德作品德文版都不以此命名。所以这一版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学术现象。
不过，冠以“标准版”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译文确实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虽然专业的研究者不会满足于斯特拉齐的译本，而是会参照弗洛伊德的原文，但标准版译文的权威性使得该译文不仅成为更大范围内（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而且还成为了英美国家里精神分析实践的基本阅读书目。我们要考察伯格和卢克曼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上述批评，就必然要考察这一背景。
（二）英译本中的理性化现象
在今天的英文学界，对于这一从德文版到英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修订”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领域（Mahony， 1982， 1984， 1986， 1989；Bettleheim， 1983）。此外，由于精神分析尤其强调意义、理解、转译等问题，所以在许多关于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中，学者们也大都会顺便论及与该译本相关的义理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的分析，迄今为止仍然阙如。
总结起来，在这一领域中，学者们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所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该译本从核心概念到译文风格，都对弗洛伊德的原著进行了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改造。
1.核心概念的理性化
在这一领域中，最为著名、也是对英译本批评最为严厉的，当属美国学者贝特海姆的著作《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在贝特海姆看来，该英文版误译的核心在于：将弗洛伊德原著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了“心灵”(mind)。贝特海姆认为，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机械论化，抽离了Seele这个概念的深度意涵。也就是说，英译本将Seele翻译为mind的过程，表达了一种对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科学化努力，即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及其对于人之行为的影响，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转译为一种抽象的、去个人化的、高度理论化和机械论的关于人之心理的复杂科学工作。贝特海姆主张将Seele一词重新译为灵魂（Soul），以恢复弗洛伊德原文中的人文主义色彩（Bettleheim,1983）。
贝特海姆的这一主张可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文本中找到明确的证据。例如，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一文中，弗洛伊德曾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灵魂（Seele）。而如果仔细对照弗洛伊德的原著，我们会发现英译本之中存在的情况可能要比贝特海姆所说的更为严重。在英文译本中，灵魂（Seele）一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用词。除了心灵（mind）之外，它还被翻译为“精神的”（mental）、“心理的”（psycho）等，或者在许多时候直接消失。也就是说，在德文中作为核心意象的灵魂这个概念，在英译文中被打散、消解进入到文本的背景中，而不复被读者所关注。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还讨论过弗洛伊德其他核心概念理性化的问题。例如，在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与彭大历斯（Jean-Bertrand Pontalish）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一书中，就主张将“自我”（das Ich）一词译成“我”（the I），而非“the ego”，认为“ego”一词实际上限制了“Ich”的多义性。贝特海姆同样注意到了“自我与他我”的翻译问题（Bettleheim， 1983： 53）。他认为，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Das Ich und das Es）中，为了表明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心灵内容，将人称代词it（es）用作名词即das Es，而与此相对的Ich，直接对应的英文应该是the I。Ich与es在德文中本是普遍常用的概念，而英译文中的Id与ego都源自拉丁文，反而使读者感到疏远，丧失了原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出现的状态。此外，对应于英文的it，德语中的es还通常在无性别之分的情况下指称儿童（das Kind/child），这个概念本身即指向童年期。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童年期的重要地位无与伦比，而这一存在于概念本身之中的理论特质，在译文中消失了。
核心概念误译的第三个典型例子则与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在英译本中，这一方法被译为“自由联想法”(the free association)，然而，这一翻译很容易让我们忽略该方法的实质前提：联想其实是非自由的（Bettelheim， 1983： 94-95）。虽然弗洛伊德在德语中也使用过“freie Assoziation”这样的术语，然而与其相应的一般都是“Einfall”这个概念。Einfall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突然发生、突然出现的念头”。这一概念所表明的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法的实质逻辑前提就是——没有任何精神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Freud， 1941：337-338）。然而，英译文“the free association”尤其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自由想象的误解，而这恰恰与弗洛伊德在诊所治疗中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上述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不过，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翻译中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基本理念与特征在于，将精神分析科学化、理性化，以表现出专业化。在翻译过程中，从早期的译者布里尔(A.A.Brill)到琼斯（Ernst Jones）与斯特拉齐（James Strachey），都普遍采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翻译精神病学术语。即便是在原文中非专业性的日常词汇，也被翻译成了学术化的语言，以体现其专业性。
2.译文的理性化
英译本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与上述核心概念的误译有关：弗洛伊德写作艺术的清除。作为歌德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有着高超的写作技艺。他善于运用日常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作品本身即是出色的德文典范，是一种文学作品。但是在英译文中，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位晦涩难懂的思想家与医学专家。在这一方面，通过系统总结马宏尼等人对于案例史英译本的系统研究（Mahony， 1986，1984，1989），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方面的“修改”。
首先，在内容上，译文清除了在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德国文化传统、犹太人传统、与现实的关联，以及极为普遍的性意涵。此类现象在英译本中比比皆是，最直接和典型的例子就是“精神分析治疗”（psychoanalytic treatment）这一翻译。弗洛伊德的原文Psychoanalytiche Kur本身所蕴涵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这一英译文中消失殆尽（Uwe， 2001： 67）。此外，弗洛伊德原文中本也有使用拉丁文的现象，然而为了清除弗洛伊德在使用拉丁文时所代表的上述那些意涵，在英译文中，竟然出现了将拉丁文重新译为英文的现象。
其次是写作风格的系统性修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于德文原文语法的改动而体现出来的。这一改动尤其体现在对于弗洛伊德各种案例的翻译中。鲁宾斯（C. Edward Robins）通过对比“多拉”案例中两个梦的德文版本和英文版本发现，从弗洛伊德的德文到斯特拉齐的英文，出现了如下的变化：原文中的现在时被改成过去进行时；动词（如verbrennen）的主动语态被改为被动语态；之前（vor）被改为在边上（besides）；Ich will nicht（I want/desire not）被改为“我拒绝”(I refuse)；将多拉对于父母的口语称呼都改成了正式名称（Robins， 1991）。此外，整体而言，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弗洛伊德原文中动态的语法和写作风格，被代之以静态的、结构性的写作风格（Ornston，1982：409）。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时态的变化最为系统和全面。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现在时态是最能充分表达、传递梦之内涵的时态，也就是最能表达弗洛伊德理论内涵的时态。而在翻译中随处可见的过去时，则与译文中的其他修订一起，共同将弗洛伊德的工作改为了医学诊所报告的行文风格（Mahony， 1984：14）。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认为，与德文原作相比，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从核心概念的缺失，到核心概念组的系统古典化，再到写作风格的医学科学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化的弗洛伊德。将原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意涵、偏近于文学的作品彰显出来的作者，改造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干干净净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形象。
二、从作者到译者：新的主张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系列的改变？这一英文译本的问题，到底是仅仅出于译者的理解和主张（Robins， 1991），还是要更为复杂一些？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当然不会满足于前一种答案，而且在历史上，标准版译文集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也并非仅仅是斯特拉齐夫妇两人之功。
首先，这一翻译当然与译者及其所属学术群体的学术态度有关。虽然该标准版的主编以及主持翻译者是斯特拉齐，然而弗洛伊德的学生恩斯特·琼斯(Ernst Jones)对此翻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Steiner， 2001）。不过，如果将标准化的概念术语仅仅归于琼斯一人之功，也并不属实。弗洛伊德最早的英文译者布里尔在1909年翻译出版的《癔症研究》部分内容，以及在此之后所翻译的《性学三论》与《释梦》中，就已经采用了那些后来被定位为标准译文的术语。在此之后，其他一些重要的英文概念也很快在布里尔、琼斯与普特南等早期译者的翻译作品中出现。斯特拉齐在此之后的工作沿用了这些翻译（Steiner， 2001）。
斯特拉齐夫妇不仅基本采用了琼斯的标准术语，而且在译文方面也采取了与概念翻译同样的学术态度。采取这一学术态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斯特拉齐与琼斯对弗洛伊德工作属性的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弗洛伊德的工作应该属于科学而非人文范畴。所以，在英译本中采用科学化和专业化的风格与概念术语，符合其作品的属性（Brill， 1913）。
第二个原因则与琼斯在此期间的大量工作有关。从1913年至1923年，琼斯继续翻译、引入了一些新的英文术语，如omnipotence of thoughts， pain(Unlust)， ego ideal，等等。并且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术语表。这些术语伴随着琼斯本人在学术界地位的稳固，而愈发具有影响力（Steiner， 2001： 239）。当斯特拉齐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着手翻译的时候，在他面前已经确立了一个明确且无法改变的典范风格。
其次，弗洛伊德本人的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总体来说，弗洛伊德一直都对几位英译者和英译本保持着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这一暧昧的态度首先源自他对于自己工作的界定：既是科学，又是艺术（Freud，1986a；1984：288）。
弗洛伊德一直都宣称自己的工作是科学，而且在其“多拉”的案例中，他更是极为典型地表达出了科学化、专业化地处理他与患者之间关系的倾向——无论这一表达是否是权宜之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英译文这种科学化的处理方式似乎也有其道理。然而这只是弗洛伊德本人学术主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多次表明，他的工作也是一种艺术。具体说来，就是弗洛伊德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实现对于人的思考和关怀。这就要求与患者之间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英译本那暧昧不清的态度，首先来自于他对精神分析属性的理解。所以琼斯、斯特拉齐等人的翻译工作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却也有其天然的正当性来源。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英译者们以自己的视域（horizon）来理解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的问题是：这一对于弗洛伊德工作的视域性理解，是在何种知识情境下得以可能的？而这种翻译，又对应着何种对于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解？
这当然是伯格与卢克曼所理解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他们认为：“‘知识社会学’不仅处理在人类社会中涉及‘知识’的经验多样性，而且要处理任何‘知识’体被社会建成为‘实体’的过程”（Beger & Luckmann，1967：3）。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续的”，所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要去理解这样一种过程：“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如何实现的？”（Beger & Luckmann，1967：3）
从这一角度来说，仅从作者或译者的角度理解前述系统化的误译，只能让我们获得关于精神分析整体变迁历史及其社会学意涵的只鳞片爪。我们还必须将这一文本置于更大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范畴中来理解。贝特海姆将英译本的系统误译置于20世纪初期发生在德国的关于科学性质的思想史争论背景中，认为英译者将弗洛伊德的工作仅仅理解成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这一解读固有其道理，不过，由于他有着鲜明的反对标准版英文译本的立场，而并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现象，所以也并没有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为何该英译本的权威性迅速获得公认？
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关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如下这一现象：精神分析在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其在美国迅速发展乃至于脱离弗洛伊德的掌控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与这一翻译问题相关的，是美国学界和相关实践领域对于精神分析本身而非仅仅是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解。
三、实践的理性化与“业余精神分析”问题
在其知识社会学论著中，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曾描述过这样一种法则：“精神‘越纯粹’，它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能动影响也就越小……只有当人们把某一种‘观念’与一些利益、内驱力以及与集体性内驱力或者与‘各种趋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观念才确实能够间接地获得与得到现实有关的力量或者可能性”（舍勒，2014a：9）。从精神分析的传播史来看，舍勒的这一法则颇具总结性。通过对于这样一种知识的传播史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其背后的历史性驱力，乃是韦伯所说的“作为时代命运的理性化”。
这一变迁的具体背景是：英译本真正被大规模使用，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进入美国并且接受其科学化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相呼应。这两个过程，都属于弗洛伊德进入英文世界的历程。
在欧洲本土，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在强调精神分析的高度科学性，然而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追随者，也都同时力图在学理与影响力方面超越医学领域。不过，当精神分析从欧洲传播至美国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美国，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成为精神医学和神经医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医学方面的训练成为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必修科目（施瓦茨，2015）。
虽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并非铁板一块，在这个问题上其内部也存在强烈分歧，然而以医学面貌出现的美国化的精神分析实践还是成为一个弗洛伊德必须要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扎列茨基，2013；施瓦茨，2015；米切尔、布莱克，2007)。这是一种精神分析适应现代化趋势，变为专业化、理性化的科学的过程，而该过程正与英译本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吻合（扎列茨基，2013）。
当精神分析要在美国专业化的精神病理学机构中安身之时，就不仅仅涉及到其理念的传播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诸多与美国社会历史变迁相关的社会学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应该是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的工作所明确指出的变迁现象：美国社会中职业系统领域的兴起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性核心问题：“现代社会是如何把专业技能给制度化的？”（阿伯特，2016：2）这个过程通常采取的形式就是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阿伯特发现，在作为历史进程的职业化过程中，“排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一种职业成为职业的必经之途（阿伯特，2016：24-26）。这不仅仅涉及到某种专业领域的“智识分子”对于知识以及相关日常生活的“管辖权”（jurisdiction）的争夺，还涉及到职业之间和职业内部各种关于资源与社会地位的竞争（阿伯特，2016：37）。精神分析在进入美国之时，美国社会中关于人的心灵或灵魂的“关怀和治疗”的领域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存在着多种蓬勃发展的治疗运动。这些运动理念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正方兴未艾。在这一背景下，精神分析要获得合法性，并且在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知识市场竞争中赢取对日常生活的管辖权就变得极其艰难（阿伯特，2016：425-438），从而必须要在实践层面采取更为激进的职业主义态度。
与阿伯特的这一研究颇为吻合，精神分析进入美国之时，在这一领域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就是“外行人议题”（question of lay analysis）。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年会上，该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然而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一跨文化的科学式挑战的真正威胁恐怕并不仅仅在于治疗方式和界定资格问题，而是在何谓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方面与他自己的理论背道而驰了：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被视为教条知识而在学校中加以传授时，当精神分析必须要以职业主义的态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并获得发展时，这一关于灵魂的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运动基本也就失去了活力。
然而，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美国化的态度却一直都暧昧不清。一方面，这是由于与德语学界对于弗洛伊德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忽视相比，英语学界尤其是美国对于弗洛伊德工作的态度要更为友好；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也明白，这一友好态度的基础是误解（Freud， 1986d： 236）。美国许多学者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时候，已经将其视为了科学心理学的内容。沃森（J.B. Watson）曾说过，他在讲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会省略原著中那些“粗浅的活力论术语（vitalistic terminology）和心理学术语”（转引自扎列茨基，2013：102）。所以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英译本那暧昧不清的态度，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发展精神分析的诉求所带来的矛盾心态。
总体来说，在大规模翻译和传播的过程中，美国化的精神分析成为了一种可以适用于患者分析的精神病理学知识结构与实践工作，而非一种同时反诸自身之灵魂、增进自我认识的实践。然而在弗洛伊德的原著中，对于灵魂的关注所着重的是自我拯救的问题。这也是为何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从《释梦》中的自我分析开始，到最后的《摩西与一神教》中对于犹太民族的整体自我分析为止，弗洛伊德自始至终身体力行的方法论原则都是：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自我分析，是对于灵魂的自我认识。精神分析既是对于患者的要求，同时更是对于医师的首要要求。然而这一意向在英译本以及精神分析美国化的过程中基本消失了。精神分析仅仅成了某种职业知识与技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特海姆才说美国的精神分析实际上已经完全忽略了灵魂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还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社会学分析。首先，即便不谈美国化，精神分析也要面临脱离弗洛伊德并进入到专业化或职业化的过程，也必然要将弗洛伊德的克里斯玛魅力常规化，即“从其私人权威走向开放的、理性的、分权的自制形式（forms of self-governance）”（盖伊，2015： 249）。其次，具体到美国社会中的精神分析职业化过程而言，正如阿伯特所指出的，这一过程和任何其他职业化过程一样，都必然嵌入于一个更大的美国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之中（阿伯特，2016： 56）。显然，这一点不仅超出了译者的考虑，也会超出弗洛伊德本人的掌控。
这一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就是理性化的时代洪潮。在此背景下，欧洲和美国的精神分析都存在着日益医学化，也就是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在精神分析迅猛发展的美国，这一趋势显得尤其突出。1925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制定了一个新制度，要求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医学学位（盖伊，2015： 260）。弗洛伊德立刻对此表示反对。不过他的反对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以业余精神分析为主题，推出了一本专题论文集，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反对弗洛伊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的态度非常明确。192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著名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甚至讨论了精神分析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该书写作的基本背景，一方面是为他的学生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辩护，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回应上述更广泛范围内的争论。这一回应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在1938年去世之前，弗洛伊德还曾经就这一主题宣称：“我从未放弃过这些观点，而且现在我对之比之前更为坚信”（Freud， 1986c： 281）。
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区別了大学系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他认为，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乃是灵魂生活（Seelenleben）问题。灵魂生活的问题就是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来获得。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视为关于灵魂的深度心理学。它与一般的心理学不同。弗洛伊德承认，由于精神分析总是涉及到性，而患者和一般人往往会认为，只有真正的持照医生才有资格与患者谈论其性的问题。然而弗洛伊德辩论说，在精神分析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要追溯到患者儿童期的性活动，但是这方面的知识并不能从医学院学到。此外，关于文明史与神话学的知识，对于精神分析也同样必不可少，而所有这些却无法由医学院的专业训练来提供。受过医科教育的医生更有可能敌视精神分析，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关注有关解剖学、身体及化学方面的“客观”知识，习惯于以一种与人之灵魂无关的方式描述、探究与治疗疾病，而对那些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真正重要的材料（如口误、笑话、梦和疯言疯语）熟视无睹，或者鄙夷不屑。
至于在精神分析阵营中支持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那些成员，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观点来自于其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们希望能够以此换来对于精神分析作为一门“专业/职业”（profession）的承认。然而在真正的治疗实践中，一名医学背景的分析师的反应和行为往往与普通人并无两样，都与精神分析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Freud， 1986b：349）。
出于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并不想让精神分析被迫融入医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成为与其他治疗方法并列的某种流派。他认为精神分析要比催眠暗示和自我暗示等疗法更具科学性。然而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显然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极具野心，他期许精神分析能够同时成为与人类文明相关的伟大科学与艺术实践：“作为一种关于灵魂无意识的理论，精神分析要成为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那些必不可少的科学中的一员，也要成为其主要构成部分如艺术、宗教与社会秩序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Freud， 1986b： 351）。
在这个意义上，治疗只是它的各种应用中的一种而已，弗洛伊德雄心勃勃地表示“未来将会表明，治疗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Freud， 1986b： 351）。所以，仅仅因为这一种小小的治疗应用涉及到了医学，就因此而将其“囚禁”在医学院的体系下并牺牲了所有其他的应用，其实是错误的。
在该书后记中，弗洛伊德自述心声，称虽然自己是由于谋生的需要进入了医学界，但却从来都自认并非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于他来说，精神分析的研究主题要求其具有与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类似的出发点：“精神分析惟一的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seelischen Vorgänge des Menchen），只有在人类中才能研究此种学问。出于某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患有官能症的人类比起正常的人类能够提供更多赋予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Freud， 1986b： 359; Freud， 1948： 291）。
然而，弗洛伊德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共鸣。他本人及其著作与思想也很快遭遇到了另外一场巨大的历史变迁：法西斯主义对于犹太人及精神分析的迫害。希特勒于1933年1月31日当选德国总理。当年5月10日，弗洛伊德的著作在柏林被公开焚毁。当年10月，精神分析被视为犹太科学而遭受攻击，并被莱比锡心理学大会取缔。弗洛伊德的作品开始被封禁。弗洛伊德在其晚年亲眼目睹了精神分析所遭遇的毁灭性危机。由于大部分精神分析家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一毁灭的危机是在身体与知识两个层面上同时出现的。虽然弗洛伊德最后选择了伦敦作为避难地点，然而大半精神分析师还是去了美国。所以无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如何对美国文化及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冷嘲热讽或者对于英译本保持暧昧的态度，美国似乎都已经成为了保存精神分析火种的最佳地域，尽管这一火种需要付出被“异化”的代价。
四、爱与认识：从文本到社会
在1966年出版的标准版译文集第一卷的开始部分，斯特拉齐为自己的翻译做了一些辩护。然而这些辩护并不能真正回应对其译文的质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斯特拉齐的回应中并未涉及到核心问题，即英译文在文体上的转换，还因为斯特拉齐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译本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我们对于这一知识现象的知识社会学理解，需要从伯格和卢克曼的理论转入马克斯·舍勒和福柯的理论，以便理解爱与认识、文本与作者，以及文本变化作为现代社会生产机制之表征的现象。
（一）爱与认识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文体和写作风格与他的理论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写作风格本身已经是他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一特点在欧洲思想史上并不罕见（Nussbaum，1990：262）。具体到弗洛伊德的文本而言，关于其写作风格、写作手法与其移情理论之共生关系的研究更是成为弗洛伊德研究的核心，并因此成为弗洛伊德思想贡献给现代知识社会学的题中之义（奥尼尔，2016；Mahony， 1982）。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英译本的改变背后乃是对于精神分析之认识的巨大转变，那么这一翻译显然已经修改了弗洛伊德本身。
英译本的根本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翻译方面。其重点在于，精神分析在其传播与实践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科学化与理性化，必然与弗洛伊德关于治疗最为核心的理念相悖。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移情(transfert/übertragung/transference)乃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治疗能否成功的关键（Freud，1973：497-498）。换句话说，只有通过移情，被治疗者和治疗者才能够产生对于自己的新认识。移情要求双方的关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职业关系，而进入到情感与（自我）认识相互促进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关于爱的知识，必然要在某种情感体验中才能获得。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几个长篇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奥尼尔，2016）。然而此种写作特征，既是职业化、理性化与科学化的精神分析所反对的，也是英译本里所缺失的。也就是说，在英译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涉及到科塞所说的从西方传统文人知识分子向现代学院派职业学者之间的变迁（科塞，2004：302），更是实践理念发生变化的过程。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理解视域的基本特征是当下的立意会影响到所见之物。在这个意义上，移情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移情与立意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移情会导致立意的重大变化，由此才能见到原本不重要的东西。理解视域发生了转变，所见之物当然也就截然不同了。
舍勒将这一原本属于精神分析的核心认识追溯到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舍勒，2014b）。在舍勒看来，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宗教传统遭到了强烈的拒斥，一种截然相对的观点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即：“爱使人‘盲目’而非明智，只有尽可能克制情感行动，同时排除对象的价值差异（对象的价值本来与情感之行动体验，在体验整体的意义上密切相关），才能获得对世界的真正认识”（舍勒，2014b：137）。进而，舍勒将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发生机制与现代社会的发生密切结合在了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其现代的市民观点”（舍勒，2014b：137），亦即一种符合现代市民阶层价值观念、人格气质乃至家庭结构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才会说，“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舍勒，2014b：137）。
我们知道，韦伯、胡塞尔和曼海姆等人都讨论过以科学化为代表的这种现代学术机制的建立所带来的科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韦伯，1998；胡塞尔，2001；曼海姆：2007）。所以，如果将英译本所产生的变化视为一种可以体现出现代性意涵的知识现象，我们就可以深入探讨该英译本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一“理论”的理性化过程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二）文本现象作为表征
上述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的考察中更是体现得清楚明白。福柯从来没有将他自己与他的写作分开（Foucault， 1988： 156）。相反，针对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他不断强调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明晰关系：作品必然与作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而非可以匿名化处理的工业产品。进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生产机制不仅仅与现代知识有关，同时还是一种与社会建构相关的权力机制（Foucault， 1984：88）。
具体到关于性的认识上，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总结了五种科学化的讨论性经验的现代范式。这些范式通过将人的认识与其认识对象分离，一方面将性隐匿化，另一方面又服从了一套知识和真理生产的现代权力机制。在福柯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建立过程，就是一个旨在产生各种关于真相/真理之话语的宏大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性经验与现代的性科学是以同谋的方式一起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角度来重新理解英译本的翻译问题和精神分析实践被改造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英译本将弗洛伊德的作品从一种与作者关联紧密、有着丰富作者之力比多色彩的科学/艺术作品，改造为一种可以脱离作者的现代科学作品，这一消匿作者与作品关系的努力本身，已经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代知识现象。
首先，英译本中拉丁文的普遍使用并非没有意义。一方面，如前所述，译文的古典化在科学化的努力之外，还起到了清除弗洛伊德原文之中所隐含的各种性、文化、历史、宗教、社会和个人生命史背景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这种做法可以使得精神分析的文本在产生疏离感的同时较易为大众所接受。弗洛伊德本人在写作之中也会使用拉丁文。这当然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但往往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弗洛伊德经常会在某些概念极度挑战世人道德感或者他自己的时候使用拉丁文，其目的在于使作者产生疏离感，从而舒缓治疗和研究中的紧张情绪。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他在多拉案例中的宣称。而最典型的例子则是弗洛伊德在写作他自己的梦境时使用拉丁文的现象。例如，在1897年10月3日致弗里斯的信中，在写到梦见自己母亲的裸体时，弗洛伊德使用拉丁词matrem（母亲）和nudam（裸体）来制造疏离的效果，以舒缓紧张的情绪。这与英译本风格的变化有着类似的功能。
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的英译者们对其文本进行科学化与专业化处理的直接原因是要清除其特殊性，试图将其理论塑造成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理论。这一倾向尤为值得我们关注。斯蒂文·马克斯（Steven Marcus）在其研究中清晰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倾向的社会学意涵是要将弗洛伊德的洞察力与更为广泛的人格结构关联起来。这一人格结构即“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上流布尔乔亚文化的深层人格结构”(Marcus， 1984：33-34)。这一观点得到了彼得·盖伊（Peter Gay）的支持(Gay， 1978)。事实上，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内容、思考结构等与弗洛伊德所身处的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社会阶层乃至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亦已在一系列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尝试中有所涉及（Schorske， 1981； McGrath， 1986; Bakan， 1958； Cuddihy， 1974; Klein， 1981）。
其次，上述努力的吊诡之处在于：寻求普适性的努力恰恰要以牺牲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为代价。彼得·盖伊曾经做过如下精妙总结：“敏锐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维多利亚人；同样，弗洛伊德也不属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不对围绕他们的名字所编织起来的神话负责”（盖伊，2015：4）。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正如弗洛伊德发现性欲的问题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机制一样，弗洛伊德文本的遭遇和其思想的变迁同时也表现了对于欲望的压抑和掩饰。正如弗洛伊德文本中的拉丁词语“在他自己和被禁止的冲动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盖伊，2015：11）一样，英译本在全世界与弗洛伊德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英译本的现象与阿伯特所描述的美国现代社会职业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以解释为何英译本大受欢迎。阿伯特描述了两种基于职业化背景的知识变迁过程：增长和更新。一方面，职业化要求产生大量新的、更为细致的知识；另一方面，分工越是细致，对于抽象知识的要求就越高，其原因在于：“抽象知识比关于具体事实和方法的知识能够维持更长时间”（阿伯特，2016：261）。也就是说，职业化的精神分析越发展，就越需要弗洛伊德，尤其是英译本中那个抽象的弗洛伊德。
在20世纪，弗洛伊德原初的工作首先是一种现代人收获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改变我们的同时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愉悦、自我理解，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关于自身的焦虑；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又被我们所拒绝或压抑。这意味着即便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经验也很难为我们所接受。正如福柯所说，“自古典时代以来，压抑确实一直都是位于权力、知识以及性之间的基本关联”（Foucault， 1978： 5）。英译本自然是这一压抑的表现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曾表现出这个方面的趋势。所以福柯才以决绝的态度说，“我们要弃绝弗洛伊德那保守的精神分析的规范化功能”（Foucault，1978：5）。
在这种强大的（以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之父的名义的）压抑之下，那些原始文本开始成为某种遥远的、缄默无言的、飘忽不定的、非合作的、桀骜不驯的早期经验。它们就好像在文明世界中无法被直接接受的经验种子，通过英译本改变和重塑了世界。英译本绝非这一经验本身，而是对它的改造和升华，它必须要通过这一化装才能进入历史，尽管其原始版本才是改变历史的真正原动力。然而就对于文明和历史的理解而言，这两个版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两个版本的比较中，我们发现明显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埃利亚斯式“文明进程”的社会机制。盖伊发现，伴随着历史的进展，存在着一种关于性之认识的文明进程：焦虑日益增加，并且戴上了科学的面具。英译本也符合这一大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英译本或许可以被看成是现代资产阶级式“文化超我”(cultural superego)发挥作用的产物（盖伊，2015：438)。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在于性本身，而在于其所代表的社会性意涵和所引起的社会焦虑与罪恶感。这种对于性语言的现代化改造，必须要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得以可能，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变成布尔乔亚秩序的一个构成部分”（Foucault，1978：5）。如此一来，对于性的反思和言说就成为了对于更大的历史性秩序的反思和言说。困难也因此而变得更大了。然而，这恰恰是事情的本质所在。日常生活中的欲望越来越被“转换”进入关联起更大秩序的话语之中。然而越是用这种方式来谈论和研究性，我们就距离真正的性越远。弗洛伊德的工作及其翻译只有在这种潮流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正如福柯所说，《性学三论》与“小汉斯”等案例，都成功地在这一趋势之中重新提出了性的问题（Foucault，1978：27）。
所以，从通俗流畅的德文文本，到作为一种科学化知识可以进入课堂加以传授和学习、作为专业知识而加以使用的英文文本，这一过程既是遁入现代性知识的一个典范，又是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机制）的表现。
就此而言，我们不需要将这两个文本的差别说得那么大。正如盖伊所说的那样，尽管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们常常会指出，人类的观念、语言、行动比起普通人所见到的更为丰富和有深度，然而这往往并不能使得事情的真相与其表现截然相反：“充满悖论的是，事情既不是它们表面看来的那样，但同时又是它们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盖伊，2015：1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的英文译本与德文原著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英译本的改变，更像是弗洛伊德的割礼概念的意思：表面上看来并未产生实质的影响，却带有极强的仪式性和象征性意义。
第三，这一变化同时当然与美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相对应。一方面，如前所述，精神分析职业化的过程必然要从早期鲜明的欧洲式个人属性转向在美国社会中“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阿伯特，2016： 283）。这使得弗洛伊德主义在美国大获成功（阿伯特，2016：441-443）。阿伯特所总结的令其大获成功的那些具体特征（阿伯特，2016：442、 445）正与英译本的属性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与这一历史进程相应，扎列茨基通过韦伯式的分析视角，在研究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美国人心智结构的发生史过程中发现，精神分析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要想获得合法性，最终只能依赖两条渠道：新兴的精神病治疗与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大学中的医学院）。而这两个方面都隶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化历史进程，并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出更为狭隘和苛刻的形态（盖伊，2015：198）。
盖伊的工作当然没有受到英译本的影响，而是直指精神分析的实质，并且认为在这一方面，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那里与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特征：关心灵魂处于何种状态（盖伊，2015：2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变迁才有其社会学意义。
这一社会学意义在于，该历史变迁过程与韦伯所分析的新教教徒的抉择过程一样，都属于“伦理理性化的此世方案（this-worldly program of ethical rationalization）”（扎列茨基，2013）。精神分析制度化需要切断与其创始人的克里斯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精神分析的内涵与战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巨大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既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又伴随着转型而转型；另一方面，在这一巨大历史变迁中的主旋律，即克里斯玛与理性化的交织，也成为了精神分析变迁的主旋律。以科学医学制度化为代表的理性化开始主宰精神分析的变迁过程。精神分析越发与实证主义科学观紧密结合起来，而后者却又在一段时间之后被用来反对精神分析（扎列茨基，2013：424）。精神分析最终不仅在文本的意义上变为一个洁净的版本，在实践的意义上也成为一个洁净的版本。虽然与此同时，对于弗洛伊德的忠诚以及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天职（vocation）的信仰仍然存在于部分分析师当中，然而标准版英译本的出现，实际上与实践中的洁本精神分析形成了桴鼓相应之势。
五、知识理性化
在本文中，我们从弗洛伊德英译本的理性化出发，将其视为一种现代知识现象加以研究。我们无意于否认英译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本现象。意义只能通过差异来显现，德文的原义只能经由英文本的翻译而显现。所以这两种版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必不可少的文本。不仅如此，这两种版本的差异更是我们在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实在”（Beger & Luckmann，1967）变迁的入手点。弗洛伊德的作品从原文的散文体到英译本的科学体所代表的理性化，既是思想史上的趋势，同时也是美国精神分析实践及其社会背景的反映，更是现代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一种表达。
在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在从事工作之前，必须要先经历深度的自我分析，或者是被分析，以确保“毫无偏见地接收分析材料”（Freud， 1986b： 320）。然而这一“科学化”的获取中立知识的方式，逐渐被形式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科学建制所取代。弗洛伊德文本中那种浸透着情感的语言文字，变成了冷冰冰的理性化术语。精神分析实践也是如此。理性化开始从实践转移到理论本身。精神分析最终从关于灵魂的自我省察之术，转变为学科化与职业化考察他人病态心理的、可以实验和测量的专业理性知识。这是从灵魂到心理的基本变迁故事。在这个故事之中，知识与激情、作者与作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研究这一工作与研究者的自我成长这一系列的关系都开始发生断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各种学术主张、观念潮流、权力斗争和历史变迁所共同构成的场域之中，一种知识和关于这种知识的知识是如何既被生产出来，又被视为生产的工具，同时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时代命运之间摇摆不定。从尼采经弗洛伊德、韦伯和舍勒以至福柯，关于该问题的思考一直都是理解现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的核心场域。澄清这一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而且可以使我们在西方思想史传统之中重新理解他关于“灵魂/肉体”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何尝不是另外一个“欧洲文明之子”呢？
就这个故事本身而言，英译本固然使得弗洛伊德的思想广泛传播，然而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界对于弗洛伊德的广泛批评。一方面，许多学者会努力将弗洛伊德的工作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Rieff， 1959： 19）；另一方面，在思想史的传统中，虽然弗洛伊德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拯救人类灵魂的工作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人所代表的社会学作为一种解决道德问题的科学之努力如出一辙，然而这种趋向却在当时使得弗洛伊德饱受批评（Rieff， 1959： 3）。在这个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众所周知，后来在心理学领域中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了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虽然精神分析的实践在今天依然存在，然而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当初为了认识灵魂而披上的那件轻飘飘的斗篷，最终变成了沉重的铁笼。铁笼固然可以保护职业领域内部专业人士的安全，不过，铁笼毕竟是铁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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