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生活
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克莱恩开始觉得筋疲力尽，也感到身体不适，这种情形被误诊是老化和辛勤工作的结果，于是她前往瑞士度假，在那里她跟伊丝特·毕克（Esther Bick）见面，毕克是她的学生，也是她的朋友。但最后她因严重的出血而返回伦敦，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可经由手术医治。住进医院的她松了一口气，虽然忧虑害怕，但仍觉得有希望。在医院时她完成了《一个儿童分析的记事》。她为自己的死做好准备，将受督导者和病人交待给同事，并且和同事讨论未来的出版政策。梅兰妮•克莱恩基金会于一九五五年成立，作为精神分析研究及教学之用：她的著作版权收入全归入此基金会，她也安排了自己的葬礼，坚持葬礼中不可有任何宗教仪式或生平叙述。
手术很成功，医师、家人、友人和克莱恩本人都很乐观，然而几天之后她跌下床，摔断了髋骨，产生并发症因而去世。汉娜•西格尔说：“尽管她年事已高，且生有重病，但她的过世仍然教人震惊。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常和友人、家人同在，也常出席精神分析团体，因此她的逝世令人深觉意外，也觉得还不是时候。”（西格尔，1979:160）
西格尔在她所著《克莱恩》（1979）—书中，指出克莱恩自诩是佛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主要接班人，她的雄心大志在于精神分析而非为了自己，虽然有一时候她会将两者混淆。西格尔写道：
虽然她还算宽容，能够以开阔的胸襟接受友人及学生的批评，但只限于那些接受她的基本学理的人，如果她觉得自己的基本学理受到攻击，她会以激烈的方式防卫。如果未受到朋友的支持，她会心生怨恨，有时候甚至是以非常不公平的态度对之。（西格尔，1979:170）
根据西格尔的说法，当佛洛伊德和琼斯未能完全支持她时，她用很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虽然她知道这两个人是要对安娜表示忠诚。然而当琼斯过世时，克莱恩修改了温尼考特所写的讣文，请求他加添琼斯的仁爱与帮助事迹。她写道：
我认为相对于琼斯有时候尖锐、苛刻的态度，应更被强调的是他伟大的仁慈，他帮助了许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憎恶谬误与平庸，对精神分析有着真正的执着，他痛恨以不好的或不真诚的方式表现精神分析。（葛罗库兹，1986:441）
克莱恩也被认为是苛刻的，她的观点是：“科学是不能妥协的，一个人不能为了安抚对手而假装事情可以‘有一点这样，有一点那样’。”西格尔写道：
在一次国际会议中，一位精神分析师发表长篇大论，说到如果掉入病人对分析师个人的理想化中，是很危险的。克莱恩女士回答道，如果这位X医师能够稍微费点工夫了解潜藏于理想化之下的妄想焦虑和负面移情作用，那么她对于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sation）便不会觉得如此冒险。另外一次，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讨论会中，他们谈到分析师不应要求完美——让病患自己去发现分析师的失败是有好处的，分析师的错误可以促进病患的发展。克莱恩女士则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失败与错误是值得自我庆贺的事情，那么她的这些同事必定非常接近完美。至于她自己，她发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总是会犯下一些错误，当被指责有完美主义时，不是攸关犯不犯错的问题，而是承认错误，并予以纠正，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的是不可提升错误，使之变成一种理论。（西格尔，1979:172）
克莱恩在世的最后一年，珍•麦克基彭（Jean Mac Gibbon）撰写了一篇有关克莱恩工作的论文，两人因此成为好友。她邀请她去看戏剧、参加宴会，她也享受在其中。西格尔说，她还很喜欢坐在那儿听婴儿的“倾诉”：葛罗库兹说过，她的孙儿都记得她始终准备好听他们倾诉。安娜•佛洛伊德的一个团体，有一个会员伊尔莎•贺蒙（Ilse Heilman）回忆起她和儿童相处的甜美方式：她就像快乐的好奶奶，说故事给他们听，跟他们一起玩。她的孙子迈可•克雷尼来和她一起度假，当她看到邻桌一个行为失检的孩子时，“克莱恩脸上惋惜、同情的表情，让迈可终身难忘”（葛罗库兹，1986:437）。
在伦敦圣约翰伍德所举行的克莱恩肖像揭幕典礼上，汉纳•西格尔以感人的口吻说了克莱恩的一段轶事：
除了接触病患和受督导者之外，克莱恩女士多年来主持一个定期的研究生讲习会，在会中她分享自已的发现，讨论她的理念，我们都受到她新手法的鼓励。身为一个老师，她是慷慨的，是能够激励人的，且决不严厉。她能够激起人们的创造力，也不吝于提供协助和发表意见。她总是尊重、鼓励我们的理念。
我喜欢把这间房子看成是孕育新一代分析师和新理念的摇篮。她的个性丰富且多面，但最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她令人感到温暖的宽宏大量，有时候甚至到了热烈的地步。她具备与人接触、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天赋，而且丝毫不虚伪，我认为这是一种视人人皆平等的天赋。人们无法忘记她的价值，她自己也深知如此，尤其她在世的最后几年，她和友人的关系让双方都深觉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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