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图2-1中的侵犯者——受害者——旁观者暴力三角，描绘了国家与暴力的简单逻辑，而用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术语对这一逻辑的描述可以是：如果政府处罚侵犯者，让侵犯行为的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其收益——比如，罚金是侵犯获利的3倍——这将改变两种选择对潜在侵犯者的回报，让和平比战争更有吸引力(图10-2)。
除了改变理性人的计算，一个利维坦——或者相当于利维坦的女性对等角色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他的处罚不受参与者自利偏差的影响，他也不是某一方复仇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有裁判监督的博弈，博弈者进行先发制人型或自卫型攻击的动机会减弱，而一方软化进犯性立场的愿望，会让对手感到放松；良性的相互影响，最终让双方走出暴力的循环。谢天谢地，心理实验显示，人类的自制力具有泛化效果，克制进攻性可以成为一种习性；即使在利维坦眼光有限关照不到的时候，经过文明教化的各方仍将会继续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书第2 章所述“平靖进程”和第3 章所述“文明进程”背后的动因就是利维坦效应。当第一个国家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的时候，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1/5(第2章)。而当欧洲的采邑合并为王国和主权国家之后，执法力量的统一，最终将凶杀率又压低至之前的1/30(第3章)。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带，比如欧洲的边远山区，美国南方和西部的新边疆都曾经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地区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也有一部分无政府的荒漠，如得不到稳定的法律保护的下层人民，还有不敢暴露自己的走私和犯罪团伙，这些阶层同样也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而当政府执法发生倒退，比如速成的非殖民化时期、失败的国家、权贵倾轧的伪民主国家、警察罢工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暴力可以疯狂地杀回头来(第3章和第6章)。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无能是引致内战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这笔资产，也许是受暴力蹂躏的发展中国家和享有更多和平的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的分野(第6章)。某些国家的国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实验室里，他们沉溺于毫无必要的恶意惩罚，让博弈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第8 章)。
霍布斯的利维坦
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和法院的象征雕塑朱斯提提亚，都武装着佩剑。但有些时候，他们只要有蒙眼布和天平也就足够了。人们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所以，第三方的威信和软实力，或者丧失名誉和被社会排挤的压力，会和拥有暴力威胁手段的警察与军队一样有效力。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政府至今还只是人们的幻想，但第三方仲裁，间或辅之以制裁或象征性武力威胁；仍然大有可为。在参加国际组织或允许国际维和部队工作的国家，内战的风险下降，说明了非武装的或者只有很少武装的第三方所具有的和平作用(第5章和第6章)。
一旦利维坦挥舞利剑，其收益取决于它使用武力是否合乎法理，在属民的决策矩阵中是否仅仅惩处“侵犯”行为。如果利维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矩阵中所有四个单元施加惩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迫害人民，那么，它能防止多少伤害，它也就能制造多少伤害(第2 章和第4章)。民主优越于专制和伪民主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够对症下药，将适度的武力置于决策矩阵中的适当单元，将和平主义者的选择从一种难以维系的理想变成诱惑之大以至于无法拒绝的现实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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