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Mischel棉花糖实验最初并不是被设计成一个“测试”。事实上，我一直对大多数试图预测真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未来行为的心理测试充满质疑。我经常会指出一些性格测试里的诸多偏颇之处，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测试。我和我的学生设计这个实验并不是为了去测试孩子们的表现有多优秀，而是为了弄清楚，如果他们想要延迟满足，或者当他们想要延迟满足时，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到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来期待一个学龄前儿童为了棉花糖或者饼干而等待的时间长短，可以为预测他们数年后的发展情况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这种试图通过早期心理测试去预测之后长期的生命历程的尝试，已经被许多实践证明明显失败。
然而，在棉花糖实验开始多年后，我才开始思考孩子们在实验中的表现是否与他们日后的表现有所关联。我的女儿们也在必应幼儿园就读，多年后我时常会问起她们那些从幼儿园里出来的孩子们都表现如何。与系统性的后续追踪不同的是，这只是一次晚餐时段的闲聊：“黛比怎么样了？”“山姆最近在做什么？”当这些孩子成长为青年时，我开始要求她们根据这些人在社交和学业上的表现，从0～5分进行打分。由此我才发现，这些孩子在棉花糖实验中的表现和我的女儿们对他们取得的进步的简单打分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通过把这些评分与棉花糖实验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我发现了其中很明显的相关性，并且我意识到我和我的学生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这种相关性。
那是在1978年，菲利普·K.皮克（Philip K.Peake，目前是史密斯学院的高级教授）刚刚成为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工作严谨，常常不知疲倦地与其他研究生搞研究，尤其和安东内特·蔡斯及鲍勃·蔡斯的工作关系非常亲密。皮克在设计、启动以及从事延迟满足这一实验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研究日后变成了斯坦福的纵项研究。1982年，我们的研究小组开始投放问卷给那些可以联系到的曾经参与过实验的学龄前儿童的家长、老师及学业导师。我们的问题涉及了可能与冲动控制有关的全方位的行为及性格，其中既包括孩子们计划与思考未来的能力，也涵盖了应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技能和效率（比如他们和同事相处得怎样），以及与其学业表现有关的问题。
在1968—197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必应幼儿园的孩子们中，有超过550位参与了棉花糖实验。我们在实验后对这些被试做了样本追踪，并通过多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了评估，这样的评估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2010年，他们大约都到了40岁；2014年，我们继续收集了他们的相关信息，包括职业发展、婚姻状况、身体情况、财力以及精神健康状况。这些发现从一开始就让我们感到惊讶，现在仍然如此。
青春期：更有竞争力和更好的学习成绩
在首期的跟踪研究中，我们给被调查者的家长们以邮件的形式发去了一小部分问卷，问他们：“如果把您的孩子与他周围的伙伴们进行比较，比如同学或者其他同年龄段的孩子，您觉得您的孩子表现如何？”他们被要求按1～9的等级进行打分（代表着从“非常差”到“表现一般”到“非常好”）。我们也从孩子们的老师那里获得了他们在学校里有关认知技能及社交技能的类似评分。
那些在棉花糖实验里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孩子在过了数年成长为一个青少年后，在面对困境时往往能够展现出更强的自控力，不为诱惑所动，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更加聪明、独立、自信，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比起那些没有坚持多长时间的孩子来说更加不容易垮掉，也更加不容易变得唠叨、行为混乱或是重复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同样的，他们的规划能力也更强，当被激励时，他们更加有能力向目标发起冲击。他们做事也更加用心，更有能力使用及回应自己的动机，他们面对挫折时不会轻易做出妥协。简而言之，他们公然反抗成为那种典型的执拗的问题青少年（这是大多数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留给社会的普遍刻板印象），至少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眼里是这样。
为了能够准确测试出孩子们的真实学习情况，我们要求他们的父母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他们在SAT考试中的英语和定量成绩。SAT是美国的大学申请考试中的一项常规测试。为了评估父母提供的成绩的可靠性，我们同时联系到了组织SAT考试的机构——教育测试服务中心。总体来看，那些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学龄前儿童大都获得了更好的SAT成绩，而其中，那些坚持时间最短的孩子（最后三名）比起那些坚持时间最长的孩子（前三名），总体分数整整差了210分。
成人后：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社交能力
在25～30岁期间，那些曾在实验中坚持更长时间的人自我报告说，他们更有能力去追逐并达到长期目标，更少地使用有风险的药物，也达到了更高的教育水平，体重指数也明显低很多。他们在面对人际交往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更容易适应，同时可以更好地维系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会在第12章阐述这个问题）。
当我们继续花了数年时间跟踪实验被试后，来自必应幼儿园的研究发现在全面性、稳定性和重要性上都让我们越来越惊讶：如果在学龄前进行的棉花糖实验中的样本行为可以对其日后的表现做出预测（在统计学上的检验水准），那么公共政策以及教育方面的影响就必须对这种能力加以考虑——获得这种自控力的关键技能是什么？这种技能可以被教授吗？
但是，我们所发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侥幸，或仅限于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事情，那段时期正是反主流文化和越南战争的鼎盛时期。为了检验这一点，我和我的学生针对不同群体展开了一系列其他研究，我们选取的人群并不是特别针对斯坦福大学内部，而是把实验对象的选择范围扩展到了有着明显差异的各种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生活年代，其中就包括纽约的布朗克斯南部的一些公立学校，这项调查在斯坦福大学的那项研究过去数十年之后才进行。我们通过这项研究发现，尽管孩子们的背景各有不同，但似乎所有事情都在按照某种类似的规律发展，我会在第12章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中年大脑扫描：更加活跃的前额叶皮层
尤伊奇·休达（Yuichi Shoda）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自从他在1982年开始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密切合作。2009年，当那些曾经参与过实验的孩子们都成长到差不多45岁时，我和休达从美国许多机构邀请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团队，并进行了另一项跟踪研究。这个团队包括密歇根大学的约翰·约尼迪斯（John Jonides）教授、斯坦福大学的伊恩·戈特利布（Ian Gotlib）教授以及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BJ.凯西（BJ Casey）教授。他们都是社会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社会神经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们怎样在大脑机制的支持下去思考、感受和做事。他们通过一些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研究大脑机制，这些方法可以展示每个人在做不同心理任务时的大脑活动。
有一些被试，从棉花糖实验开始，一直到他们今后的整个人生轨迹中，自控力总是保持在一个要么高要么低的水平。为了探测这些人的大脑扫描图可能存在的不同，我们邀请了一组必应幼儿园的男校友，这些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不同城市。我们邀请他们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待上几天，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还让他们重新造访了必应幼儿园，同时让他们做一些认知测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还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中对他们做了内部及外部大脑扫描。
这些男校友的大脑图片显示，那些在棉花糖实验中对诱惑坚持更久以及在日后不断地将自控力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的人，他们的脑前区回路有着非常显著的激活，这一区域的神经活动会整合激励及控制过程，而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激活。那些可以高度延迟的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区域更加活跃，而这个区域恰恰是用来有效解决问题、创造性思考、克制冲动行为的。相比之下，那些延迟能力低下的人，他们中脑的皮层更加活跃，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去控制自己对诱人的刺激的反应时，这种情形更明显。中脑这个区域处在大脑深处更加原始的部分，与人们的欲望、快感及成瘾有关。
在与媒体讨论有关发现时，BJ.凯西指出，延迟能力低下者似乎是被一种比较强烈的“机器”所驱使着，而可以高度延迟的人有一个较好的心理“刹车系统”。这项研究点出了关键之处，终生处于低自控力水平的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控制上的困难，只有在面对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时，他们在行为和大脑活动方面才会出现显著的冲动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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