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婴幼儿的主观体验：自我感的核心作用
任何关心人类天性的人都会对婴幼儿的主观生活充满好奇。他们如何体验自己和他人？最初的时候有自我感吗，或者是他人感，或者二者的混合物？他们怎么把声音、动作、触摸、景象和感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人？或者是立即获得整体的概念？婴幼儿如何体验与别人“一起”的社交情境？与某人“一起”怎么被记得、或忘记、或形成心理表象？在发育过程中对亲缘的体验是怎么样的？总之，婴幼儿创建的是什么样的人际世界？
提出这些问题就像是询问大爆炸几小时后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宇宙的创造只有一次，在那浩渺遥远之处，而人际世界的创造就在这里、每时每刻发生在每一个新生婴幼儿的心里。尽管二者处于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对于我们的直接体验而言，它们都是遥不可及的。
既然我们不可能钻进婴幼儿的心里，想象一个婴幼儿可能的体验似乎毫无意义，尽管那是我们内心深处真切地想要并需要去了解的。我们设想婴幼儿的体验刻画了我们对他们是谁的概念，后者构成了我们对婴幼儿期对象的工作假设，从而形成关于心理病理的临床概念的指导模型：怎样发生、为何会发生、以及何时发生。它们是婴幼儿实验的理念源泉：他们想什么、感觉到什么？这些工作理论也决定了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应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并最终决定我们对人类天性的看法。
由于我们不可能知道婴幼儿栖息的主观世界，我们必须虚构出来，以此作为假设形成的起点。本书就是这样的虚构，是关于婴幼儿对其社会生活的主观体验的工作假设。
这个工作理论在现在能够提上议事日程，得益于近来研究的长足进展，使我们手上掌握了关于婴幼儿的一整套崭新的信息，以及探究他们的心理的全新的实验方法。其结果导致了对被观察婴幼儿的新见解。
从该新信息中得出关于婴幼儿主观生活的结论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前人未做过这个工作，原因有二。其一，发现这些新信息的发展心理学家通常固守观察和实验研究的传统，为保持这个途径，他们选择不对主观体验的特质作推论性的跃进。他们强调客观现象，即使面对的是临床问题，这与目前美国精神病学界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学潮流一致，但却严重限制了可被纳入临床现实的范围——只有客观事件，没有主观事件。同等重要的是，这个途径对于婴幼儿体验特质的基本问题无能为力。
其二，精神分析学家在建立其发展理论时一直在推导婴幼儿主观体验的特质。这既是重任也是强项，使得他们的理论能够涵盖广大的临床现实，包括主观体验到的生活（这也是它在临床上有效的原因）。不过，他们的推论仅仅建立在重建的临床资料上，以及对被观察婴幼儿的陈旧的、过时的观念。新的观察资料并未得到精神分析学家足够的重视，尽管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尝试（例如Brazelton，1980；Sander，1980；Call，Galenson和Tyson，1983；Lebovici，1983；Lichtenberg，1981，1983）。
我身为精神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的工作已经有一些年头，我感觉得到这两个理念之间的张力和兴奋。发展心理学的发现令人炫目，但似乎注定没有临床建树，除非有人愿意就这些发现对婴幼儿主观生活的意义作出推论性跃进。关于婴幼儿体验特质的精神分析发展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必不可少——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并对婴幼儿相关的新信息缺乏兴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我尝试从这个新的数据库推导出关于婴幼儿主观社会体验的结论。于是，本书的目的就是使用这些推论构建关于婴幼儿体验的工作假设，并评估其可能的临床和理论应用。
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建构婴幼儿对自身社会生活的主观体验？我计划从将自我感置于探寻的核心开始。
自我及其边界居于哲学对人类特性的探索的核心，自我感及其对应物、他人感（senseofother）是一种普世现象，并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体验。自我究竟是什么，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作为成年人我们拥有一个真切的自我感，渗透到日常的社会体验中，以许多形式出现。自我感在一个单独的、独特的、整合的身体中，也在动作的开展、情绪的体验、制定目标、构建规划、把体验诉诸语言、个人知识的交流和分享中。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自我感存在于觉察之外，就像呼吸，但是它们也能进入并停留在意识中。我们本能地以一种“这些体验属于某种独特的主观组织”的方式处理它们，前者我们通常称为自我感。
即便自我的特性可能永远游离在行为科学之外，自我感本身却作为重要的主观现实、确凿并显著的现象而存在，是科学不能黜免的。我们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验到自己为所有的人际情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组织性视角。
将自我感置于核心位置，甚至、或特别是在对前语言期的儿童的研究中，其原因有很多。首先，可能存在数种前语言形式的自我感，尽管它们一直被忽视。我们很容易假定，在发育过程的某个点、在语言和自我反思性觉察出现之后，对自我感的主观体验浮现，每个人都是如此，这是看待人际世界的一个首要的视角。在自我反思性觉察和语言出现之后，自我感无疑成为可观察的对象，
本书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存在某种前语言的自我感吗？有三个可能性：语言和自省可能只是简单地通过展现在前语言期已经存在的自我感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一旦婴幼儿具备内省地描述内在体验的能力，就会使自我感明显起来。或者，语言和自省能够转化或甚至创建自我感，后者只有在其成为自我反思的对象时才开始存在。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自我觉察和语言出现之前很早就存在某些自我感，包括能动感、身体的整体感、时间的延续感、意图感、以及其他一些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体验。自省和语言在这些前语言期既有的自我感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同时，不仅揭示后者的存在，也将其转化为新的体验。如果我们假设某些前语言自我感在出生时（假如不是在此之前的话）开始形成，而其他一些自我感需要后期出现的一些能力的成熟才能浮出水面，那么，选择决定自我感何时真正开始的标准，这项部分语义性的任务我们就能免除。当描述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事物的发展性延续和变化时，这个任务变得更熟悉一些。
一些传统的精神分析思想家认为前语言期主观生活超出了对方法学和理论基础的合法质询的范围，因而将其整个摒弃。许多发展心理学经验主义者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从这个立场来看，关于人类体验的质询都要杜绝对其自身源头的研究。
而后者恰恰是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相应地，这个问题必须要问：哪一种自我感存在于前语言期婴幼儿中？此处的“感”我指的是简单的（非自我反省式的）觉察。我们说的是直接体验、而非概念。“自我”，我指的是觉察的一种恒定不变的模式，只在婴幼儿的动作行为或心理过程中出现。觉察的一种恒定不变的模式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对所有那些后来在语言期被语言性地指示为“自我”的主观体验的组织。这个组织性的主观体验就是前语言期的、存在性的对应体，对应后来的可客观化的、自省的、语言化的自我。
将自我（正如它很可能在前语言期就存在）置于探究的核心位置的第二个原因，是从临床角度理解人际间的发展。我最为关注的是那些与日常社会生活相关的自我感，而不是与非生命世界的交会。因此我聚焦在那些倘若受到严重损害就会破坏正常社会功能并导致疯狂或重大社会缺陷的自我感上，包括能动感（若缺乏可能出现瘫痪、对自己行为的非拥有权感觉、体验到失去对外界能动的控制）、躯体的统一感（若缺乏可能出现身体破碎感、去人格化、游离于身体外的体验、现实感丧失）、连续性感（若缺乏可能出现暂时性的解离、神游状态、失忆、以及Winnicott所说的“非进行中状态”）、情绪感（若缺乏可能出现快感缺乏、解离状态）、能与他人形成主体间性的主观自我感（若缺乏可能出现弥漫性的孤独、或另一个极端——精神透明）、构建组织的感觉（若缺乏可能出现精神混乱）、传递意义的感觉（若缺乏可能出现文化排斥、社会化严重不足、不验证个人认知）。简言之，这些自我感构成了社会性发展的主观体验的基础，无论正常与否。
第三个将自我感置于发展性探究的核心位置的原因是：近来再次兴起了对自我的不同病理的临床思考（Kohut，1971，1977）。不过，正如Cooper（1980）指出的那样，自我并非新近发现的，自我的本质问题从弗洛伊德时代起就是所有临床心理学的重要问题，由于种种历史性的原因在自我心理学中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许多主流学院派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如Baldwin，1902；Cooley，1912；Mead，1934）。
聚焦于婴幼儿自我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它与我们对发育过程的强烈的临床印象相符。心理发育以跳跃的形式进行，质的转变可能是其最显著的特点。父母、儿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脑神经学家一致同意新的整合以量子跃进的形式发生，婴儿观察者也赞同有这样几个巨大改变的时期：2到3月龄之间（5到6月龄之间改变程度较小一些）、9到12月龄之间、以及15到18月龄期间。在这几个时期，无论你愿意从哪个组织水平去考量都存在量子跃进，从脑电图记录到外显的行为、到主观体验（Emde，Gaensbauer和Harmon，1976；McCall，Eichhorn和Hogarty，1977；Kagan，Kearsley和Zelazo，1978；Kagan，1984）。在这些快速改变期之间是相对静止的阶段，整合在其间逐渐加强。
在每一个重要转变期，婴幼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自我与他人的主观体验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突然间你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人，不同的并不是他表现出一批新的行为和能力，他突然多了一些大于新行为、新技能的总和的“风采”和不同的社会性“感觉”。例如，大约两到三个月的婴儿能够回应性地微笑、注视父母的眼睛，并且发出咿唔的声音，毫无疑问，这是建立了新的社会感觉；但是，单个这类行为、甚至这类行为的组合均不是形成转变的原因，而是在这些行为变化的后面、婴儿的主观体验感使我们对婴儿作出不同的举动、产生不同的看法。你可能会问，婴儿内部的组织改变与来自父母方面新的概念，哪一个先出现？婴儿的新行为——如聚焦对视和微笑——使得父母认为婴儿具有了新的人格，但其实婴儿的主观体验尚未发生变化？事实上，婴儿的任何变化可能都部分地来源于父母对婴儿解读的改变、及其相应的行为调整。（成人在婴儿发育的近端区域内发生作用，即在婴儿的能力尚未出现、但很快会出现的最适区域。）最有可能的是，这两种形式均存在。源自婴儿内部的组织改变、父母对此的解读相辅相成。其结果是，婴儿对他/她是谁、你是谁有了新的认识，以及对当下能够进行的互动形式也有了不同的感觉。
另一个自我感的变化出现在9个月龄，婴儿似乎突然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内在的主观生命，其他人也一样有。他们对外部活动的兴趣相对减少，对在“后面”进行的、引起活动的心理状况更感兴趣。这个时候分享主观经历成为可能，人际间的交换的主观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不需要说一个字，婴儿能够表达“妈咪我想要你看看这边（改变你的关注点以配合我的关注点），那么你也能看到这个玩具多令人激动多好玩啊（你因此能分享我对激动和愉悦的体验）”。这个婴儿操作不同的自我感与他人感，带着对社会世界的新的组织性主观认知参与到社会世界之中。
把自我感作为探究婴幼儿对社会生活的主观体验的起点，我们将考察作为能力的成熟而出现的种种自我感，而能力的成熟使得组织对自我和他人的主观认知成为可能。我们还将考察这种发育过程对临床理论和实践的应用。以下是对我们的主要观点的总结。
婴儿从出生开始就体验到新兴的自我感。他们先天具有觉察自我组织过程的能力。他们从来不会有完全的自我/他人非分化的阶段性体验，在一开始或婴幼儿期的任何点上都没有自我与他人的混淆。他们天生就会对外界社会事件选择性地回应，并且根本不存在类自闭（autistic-like）阶段。在2—6个月龄之间，婴儿作为一个独立的、内聚的、有边界的、生理单位的核心自我感得到巩固，并有一定的自我效能感、情感性感觉、以及时间延续感。不存在类似共生（symbiotic-like）的阶段。事实上，与他人结合的主观体验只有在核心自我感和核心他人感存在之后才能产生。因此，结合体验应被视为对“自我与他人共在”体验的积极组织的结果，而不是“区分自我与他人”能力不足的消极产物。
9—18月龄期间的首要发展性任务并不是独立、或自主性、或个体化——即离开并摆脱照顾者，同等重要的是需求并建立与他人的主体间的结合，后者直到这个年龄段才有可能发生。这个过程涉及对能够与他人分享主观生活——思想的内容和感觉的性质——的认识，因此，自我体验的某些领域中分离持续进展，同时与他人共在的新形式在自我体验的其他领域中进行。（自我体验的不同领域指的是发生在自我感的不同侧面中的体验。）
最后一点强调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结论。我质疑把心理发展划分为围绕特定临床主题的数个阶段的观点，如口欲、依附、自主性、独立和信任。那些被视为特定阶段的发展任务的临床主题，在这里我们认为是终生的、而不是生命中阶段性的主题，它们在发展的所有节点上都以本质上一致的水平在运作。
因此，婴幼儿的社会性“表现”和“感觉”的量子跃进不再源自离开一个发展性阶段从而进入下一个，婴幼儿社会体验的主要变化源自他们获得了新的自我感。正是这个原因，自我感在这个工作理论中居于显要的地位。作为最基本的组织社会体验的主观视角，自我感在后来成为主导早期社会性发展的核心角色。
本书将描述四种不同的自我感，每一种定义了自我体验与社会关联的不同方面：显现自我感，出生至两月龄之间形成；核心自我感，2至6个月之间形成；主观自我感，7至15个月之间形成，以及言语自我（verbalself）感，在其后形成。这些自我感并非以一一替代的循序而阶段性存在，一旦形成，每一种自我感终生活跃、充分发挥功能，全都持续发展并共存。
婴幼儿具有非常活跃的记忆和幻想生活，但是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有关。（“诱惑”（seduction），如弗洛伊德在临床中碰到的那样，在该生命阶段是真实事件，并非实现愿望的幻想。）因此，婴幼儿被视为优秀的现实检验者，这个阶段的现实绝不会因为防御而扭曲。并且，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在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现象，诸如合并或融合的幻想、分裂、防御性或偏执性幻想，并不适用于婴幼儿期——大约18至24个月龄之前——而仅仅在象征能力（以语言的出现为标志）出现之后才有可能，这时婴幼儿期已结束。
概括地说，许多精神分析的教义更适合描述婴幼儿期结束后、儿童期（有会话可能的时期）已经开始的发展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理论无效，而是提出建议：精神分析理论被误用在了这个生命早期的阶段，它并不适合。另一方面，描述婴幼儿期的学术工作理论没有给予主观社会性体验足够的重要性，出于这个考虑，为逐步探索更为契合观察资料的理论，对自我感发展的强调成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并最终证明其在处理主观体验中的实践意义。
最后，本书提出的工作假设的主要临床应用之一是：对于患者过去的临床重建，最好地使用发展理论的方式是将患者的病理性根源定位于自我体验的某一个领域。由于传统的临床—发展主题——如口欲、自主和信任——不再具有特定敏感的对应年龄阶段，而是终生存在，我们就不再能够对后期出现的临床问题的发展性起源点进行推测，如精神分析一直宣称的那样。然而，我们能够对不同的自我体验领域的病理性起源进行推测，其结果是给予了治疗性探索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便是本书提出的工作假设的概要，来自于对新近获得的婴幼儿资料的临床推论。由于不同的自我感在这个问题上的中心地位，本书第二部分的章节都用于描述每一种新的自我感的产生、何种能力的成熟导致其产生、对婴儿社会性世界观增加了何种视角、以及新的视角如何增强了婴儿关联的能力。第三部分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该工作理论的临床应用。第九章以临床的眼光探讨“观察婴儿”（observedinfant）；第十章反转视角，从婴儿观察者角度探讨临床实践中重建的婴儿；最后一章探讨本书提出的发展观点在重建患者过去的治疗性过程中的应用。
不过，看起来首先需要详细解释我的理念的性质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二章会加以探讨，特别是：将实验与临床资源结合的有益之处及局限性，把自我感置于社会体验有关的心理发展的核心位置的合理性，以及自我感发展进程的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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