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思维的心理根源
文 | 道格拉斯·T·肯里克 （Douglas T. Kenrick）
亚当·B·科恩 （Adam B. Cohen）
斯蒂芬·L·
罗伯特·B·恰尔迪尼 （Robert B. Cialdini）
翻译 | 红猪
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驱散这些错误观念至关重要。（环球科学供图/图）
从原则上说，科学应该远离喧闹的派别之争。毕竟，科学研究是通过验证关于自然界运行原理的各种假说来得出结论的。想想鼠海豚这个例子：根据它的外表和水栖特性，这种动物应该是鱼。但是，科学家却用多方搜集的证据打破了这个成见，他们观察它的骨骼结构，指出它没有鱼鳃，还发现它与其他温血陆地动物有许多共同基因，因此很肯定地将鼠海豚归为了一种哺乳动物。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事实，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一致的问题。这一点你只要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此外，还有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一百多年来有关自然选择推动演化的证据。学院知识分子给“科学”两字打上了引号，许多非专业人士又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公众对科学发现的态度向来是摇摆不定的：对于不用马拉的车子和最新的智能手机，公众立即铺开红毯相迎；而当科学家的发现挑战了现行的政治或宗教观念时，公众又会同样迅速地萌生敌意。
从原则上说，科学思维就是尽可能得到和某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旦科学家发现，某些论点没有牢固地建立在逻辑，和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证据上，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就是出于自私在阻止事实的传播——比如，某些烟草公司压制吸烟和肺癌相关的研究成果。面对缺乏理性或者怀有偏见的对手，科学家的嗓门常会越来越高，会更加高调地说明事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也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好几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喋喋不休地列举事实未必能让对方做出更客观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还可能适得其反。虽然人类是智慧生物，但可惜的是，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非理性思维，需要综合心理学好几个领域的知识。本文的四个作者来自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都探讨了带有偏见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决策的法则。肯里克研究了我们的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比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扭曲的。
科恩研究了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纽伯格研究的是认知偏见，它会使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我们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扭曲理性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政治家、学生，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经常受到错误观点的误导，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驱散这些错误观念至关重要。我们和同行的研究指出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我们探讨了这些障碍为什么产生，我们该如何与它们抗争，并最终将它们击垮。
在所有这些障碍中，有3种特别突出：思维捷径（shortcut）；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社会目标（social goal）。
1 思维捷径
要精通科学，你必须掌握一套深奥的概念。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例。要理解它，你必须先理解一整套逻辑前提：有限的资源偏好那些善于获得食物、住所和配偶的个体，这会导致性状的选择性出现，从而将这些技能传递给未来的世代。学习达尔文理论的学生，还必须了解一些比较解剖学（他们要知道，在骨骼结构方面，鲸和人类的相似程度要大于和鱼类）。另一个必备条件是熟悉生态学、现代遗传学和化石记录。
尽管自然选择是科学史上证据最扎实的理论之一，但普通公民并没有精力读完那些写满证据的教科书。实际上，就连许多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甚至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博士，都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演化生物学的课程。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大多数人就只能依靠心理捷径或是听从专家的声明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将他们引上歧路。他们还可能依赖直觉，这也会误导他们。
我们使用启发法是因为它们常常很有效。比如一台电脑出了故障，用户可以用几个月熟悉其中的电子元件和它们的连接原理，也可以直接去问一名电脑技术员。如果一个孩子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他的父母与其研读医学文献，不如直接咨询医生。
但有时，走捷径却会对我们不利。1966年，精神病学家查尔斯·K·霍夫林（Charles K. Hofling）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当人们把“博士”头衔当作个人权威的象征时，事情会发展到怎样糟糕的地步。实验中，几个在病房中忙碌的护士接到了一名男子的电话，男子自称是某个病人的医生。他在电话中要求护士到药箱里去取一种名叫“Astroten”的非常用药物，并以每天最高剂量的两倍给病人服用。这不仅违反了药物标签上醒目标注的使用须知，也违反了这家医院要求医生手写处方的规定。这些护士会犹豫吗？她们中的95％都毫不质疑地服从了这个所谓的“医生”。甚至当她们拿着这种有潜在危险的药物走向患者的病房时，研究人员需要强行阻止才能把她们拦下来。这些护士在无意间使用了所谓“权威启发法”（authority heuristic），即轻易相信了一个身居要职的人。
2 囿于成见
当我们对某个话题十分关心，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它时，我们就会超越简单的启发法，开始对切实的证据开展更加系统的分析。但是，就算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立场维持客观，也仍可能受到既有知识的阻碍。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会对强化自身观点的论据特别注意，不喜欢反对意见，也容易厌恶那些立场和自己现有观念发生冲突的人。那么，如果一个聪明人被迫思考正反两方的证据，结果又会如何呢？
1979年，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洛德（Charles Lord）和同事开展了一项研究。参与研究的自愿者都是斯坦福的学生，照理说应该很擅长对科学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研究人员给这些学生看了几轮关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的科学证据，比如先让他们阅读一段文字，文中描述的研究质疑了死刑对预防严重犯罪的效果。研究比较了美国14个州在启用死刑前后的谋杀率的变化。其中11个州的谋杀率在启用死刑后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并没有起到威慑效果。
接着，这些学生又听其他科学家指出了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然后由原来的研究者反驳。在这之后，学生们又听说了一项得出相反结论的研究：死刑确实能预防犯罪。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比较了10对死刑法律各不相同的相邻州的谋杀率。其中有8对数据显示，谋杀率随着死刑的执行而降低，这个结果支持了死刑。接着，学生们又听到了对这个研究的质疑，以及对于质疑的反驳。
照理说，如果学生们一开始是怀着强烈的观点参加实验，那么在对事实做了一番冷静理性的分析之后，他们的观点应该会趋向于中立，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各种证据，其中的科学观点对于死刑的废止有支持也有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过一番辩证之后，之前赞成死刑的学生现在更倾向支持死刑了，之前不赞成的也更反对死刑了。显然，两边的学生都没有公正地处理这些信息。相反，他们认为强化自身立场的那些证据更加有力，而对这些证据的反驳都是软弱无力的。可见，虽然我们看似公正地对相反的观点也进行了审查，但衡量这些观点时，会不由自主地戴上有色眼镜。
最近，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安东尼·N·沃什伯恩（Anthony N. Washburn）和琳达·J·斯基特卡（Linda J. Skitka）开展了一项研究，似乎也支持了斯坦福大学这篇论文的发现。两位研究者检验了一种说法：美国的保守派比自由派更不尊重科学证据，或许是因为前者思维僵化，不容易接受新的体验。然而，研究者发现，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会拒绝违背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的科学发现。他们向1347名参与者展示了关于6个热点问题的科学证据，包括气候变化、枪支管控、医保改革、移民政策、发展核能和同性婚姻。乍一看，这些研究似乎支持了辩论的一方：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总数更高。但是仔细考察数据后，就会发现，它们支持的是相反的观点，比如在实行枪支管控的城市，犯罪数减少的比例要高于不控枪的城市。
如果粗粗看一下这些数据，就符合反对枪支管控的团体的期望，那么这些团体的成员就会满足于符合他们偏见的发现，不再仔细追究了。要是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些枪支鼓吹者就会仔细检查研究中的细节，直到发现那些支持相反结论的数字。但如果研究者后来告诉那些团队的成员，研究结果支持的是与他们对立的观点，那么这些成员就可能对开展研究的科学家产生怀疑。
3 社会动机
社会冲动（social impulse）能帮助我们与人和谐相处，但它们同样也会成为阻碍我们理性思考的巨大障碍。试想一场办公室里的聚会，你的同事正高声发表关于演化论、全球变暖或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谬论。面对这个情形，你是会站出来反对，还是一声不吭，避免破坏和谐的社交氛围呢？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从众（conformity）这一概念始终非常感兴趣。1951年的一项对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的经典研究中，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指出，如果一个人反对群体共识，就会遭遇这样的下场：群体会先尝试改变此人的观点，一旦失败，他们就会中止沟通，将这个异类孤立在群体之外。
2003年，现就职于普渡大学的吉布林·D·威廉姆斯（Kipling D. Williams）和同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受到排挤，他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就会激活——这也是我们感觉身体疼痛时就会激活的皮层。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经济学教授格利高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和同事领导的团队发现，和自己所属的集体意见相左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会增加，而这个区域一般会在人受到各种压力时激活。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意见相左，是一件让人在情感上很受伤的事情，即使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人们不愿提出相反的证据来驳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除此之外，社会压力还会影响我们对既有信息的处理。当所属群体已经达成共识，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启发法，或接受已有的观点，而这些都会妨碍人们的客观思维。
我们团队在其他研究中发现，恐惧通常会使男性和女性都服从集体的意见，而性爱动机则会促使男性从集体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合格的配偶吧。这时的男性会持相反的意见，让自己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受试者的观点都受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目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在处理既有信息时并不是完全客观的。
4 应对方法
既然人类的思维中有这么多阻挠理性思维的障碍，我们是否该放弃抗争，承认无知和偏见才是最后的赢家？当然不是这样。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家已经分别针对启发法、确认偏误和社会压力，提出了应对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强烈的兴趣仔细考察证据时，常常会依赖捷径，即简单的启发法。但是，这种经验法则常常可以通过简单的干预来破除。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约瑟夫·W·阿尔巴（Joseph W. Alba）和霍华德·马莫尔施泰因（Howard Marmorstein）做过一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考察两款相机的12项功能。其中A品牌只在4项功能上比B品牌优越，但这些功能都是决定相机品质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比如曝光精度。B品牌的推荐语则说，它在8项功能上更加优越，但那些都是次要的功能，比如配有肩带。参与者分成了两个组，一组对每项功能只有两秒的研究时间，另一组则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全部功能。
当受试者考察每项功能的时间只有两秒钟时，只有少数（17％）会选择那款高品质相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拥有次要功能较多的那款。但是，当受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直接比较两款相机时，超过2/3的人都选择了功能较少，但整体品质更高的那款。这个结果说明，在给出复杂证据时，如果想让对方从启发法切换到系统的思考模式，以做出更客观的整体评估，充裕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确认偏误常常可以通过改变立场来克服。前面提到的几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人们对死刑的态度，还研究了如何改变这些态度。他们先是指导一些学生制定了一个和死刑有关的假想决策，要求决策过程保持客观，并公正地衡量证据。但这个要求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要求另一些学生自己跟自己唱反调，要他们设想，如果关于死刑的研究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将做何评价。这时偏见一下子消失了。学生们不再用新的证据来维护他们既有的偏见了。
消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手段是，先探明群体内部是否真的达成了一致。有时，群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反对错误观点，就能使其他成员敞开心扉。《科学美国人》曾在1955年刊登过一篇文章，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施（Solomon E. Asch）在文章中介绍了对从众心理的几项研究，他发现只要群体中有一个人和多数人意见不同，“共识”就会瓦解。同样，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那几项著名的服从研究中（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受试者相信自己正在电击心脏病患者，使其感到痛苦），只要群体中有成员不听命令，盲目的服从就会消失。
恐惧会加重从众的倾向。如果你想劝说别人减少碳排放，就需要先谨慎地考虑对方的情况：如果听众本来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那么激发他们对黑暗未来的恐惧或许会很有效果，但如果听众本来就怀疑气候变化，这样的恐吓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上面的几点简单建议，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阻挠客观科学思维的心理障碍。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如何说服别人、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书，如果你想和某个群体沟通，而这个群体的信念又公然违背了科学证据，那么你大可以利用此类资料。但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必须用更加系统的方法搜集数据，找出在某些问题上与反科学思维对抗的有效策略。关键是要弄清楚，一个人为什么拒不接受确凿的证据，是因为对方使用了简单的启发式思维、存在确认偏误，还是有什么特定的社会动机？
这些针对非理性思维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反科学的信念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导致公众不能充分理解那些可能影响公共福利的重要现象。我们相信，如果科学家能充分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了解是哪些认知偏差在阻挠理性思维，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接受客观的证据，了解自然界的运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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