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何以可能？如何建立？
刘 昌*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ul. 2018 / No. 4
［摘 要］ 西方科学心理学引入中国已愈百年，但百年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依然处在“心理学在中国”的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所谓“中国心理学”，即意味着拥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当下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紧迫需求。中国心理学何时出现难以判定，但是，蕴藏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中国传统心理学使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最大可能。通过“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的心理学诠释，中国心理学必然能藉由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而建立起来。
［关键词］ 心理学在中国；中国心理学；中国传统心理学；创造性转化；心理学诠释
一、 “心理学在中国”与“中国心理学”
“心理学”这一名称当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如果将1917 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看作是中国的科学心理学创立的标志，那么迄今为止，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已愈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心理学界的诸多前辈历尽艰难曲折，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极尽筚路蓝缕之功。到现在，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学科门类、论文发表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以中国心理学研究队伍的发展为例，中华心理学会是最早成立的心理学会，从1921 年成立之初，最盛时学会会员达235 人（赵莉如，1980，第473-481 页），1931 年后学会活动停止；1937 年1 月成立的中国心理学会，仅半年之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止活动；现中国心理学会（仅指大陆，不包括港台）从1950 年开始筹备，1955 年成立，发展到现在（截止于2018 年4 月），会员已经超过13000 人（数据来源，中国心理学会网站），并拥有理论心理与心理学史、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生理心理、发展心理、教育心理、学校心理、工业心理、医学心理、网络心理、心理测量、体育运动心理、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决策心理学、老年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护理心理学、语言心理学、音乐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情绪与健康心理学、心理学脑成像、眼动心理研究、脑电相关技术、心理学质性研究等30 个专业分支学会。从会员人数和学会分支机构的数据统计来看，目前的中国心理学正处于百年来最好的发展状态，其盛况前所未有。
中国心理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自然使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扩大。据张耀翔1931年编辑出版的《心理学论文索引》（《心理学论文索引》编辑者言，张耀翔，1931），早期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后截至1931 年，学界共发表心理学论文851 篇，论文作者计431 人，其中以张耀翔、高觉敷、陈鹤琴、杜佐舟、谢循初、陆志伟、廖世承发表最多。据言，当时的各界名流如胡汉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都曾对心理学兴趣颇为积极（张耀翔，1983，第222 页）。此后，1935 年张德培编辑出版《心理学论文引得》，据张德培云实乃《心理学论文索引》之续集，其论文索引共收录从1930 年7月至1934 年6 月间学界发表的论文934 篇，论文作者计314 人，其中以杜佐周、陈选善、郑文汉、沈有乾、高觉敷发表最多（《心理学论文引得》卷头语，张德培，1935）。现中国心理学会从开始筹备、成立到现在，学界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数量急剧增加，远非民国时期可比。1986 年陈远焕编辑出版的《中国心理学文献索引》收录了从1949 年10 月到1984 年12 月的心理学文献题录和书目数量达25，000 条（参见《中国心理学文献索引》编后语，陈远焕，1986，第882 页）。1985 年到现在发表的心理学论文索引尚未见系统地编辑整理，鉴于中国心理学学会会员数量在1985 年之后呈加速扩大的趋势，完全可以肯定，此期间的论文数量相对于1949 年到1984 年间的发表量只会更多。
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国外。早在民国时期，心理学家郭任远以其反本能论的观点和实证研究扬名于国际心理学界，促使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华生成为坚定的环境决定论者，在国际上被称为“著名的中国心理学家、实验胚胎学家”。除了郭任远，艾伟、汪敬熙、周先庚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阎书昌，2015，第268-286 页）。半个世纪之后，自2000 年以来，中国心理学界在国际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又开始逐渐增加，其国际影响开始重新显现。
百年来心理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由于老一辈心理学家们持续不断的努力，使科学心理学终于在中国生根发芽。在此，我们应该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但是，由于受到了极其复杂的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国际上欧美等国家的心理学发展而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终究显得有所欠缺。这种欠缺的最大表现就是，多年以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大多数是追随国外的重复性研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较少（霍涌泉，2015 年，第282 页）。迄今为止，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局面依然只是一种“心理学在中国”（Psychology in China），还没有出现“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张耀翔语），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Psychology of China）。正如心理学家罗劲教授所说：“创新的本质特征是创立新范畴新概念，就此而言，中国心理学有些先天不足。目前国内心理学研究虽然在实证层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证据，但就开创性贡献而言尚显不足，没有那么深的理论素养，能设计新实验，但提不出新概念。”
早在民国时期，张耀翔先生说：“‘中国心理学’可作两解：（一）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不拘理论或实验，苟非抄袭外国陈言或模仿他人实验者皆是；（二）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凡一切翻译及由外国人改编，略加议论者皆是。此二种中，自以前者较为可贵，惜不多见，除留学生数篇毕业论文（其中亦不尽为创作）与国内二三大胆作者若干篇‘怪题’研究之外，几无足述”（张耀翔，1933，第3 页）。在这里，张耀翔所说的“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属于本文所指的“心理学在中国”；张耀翔所说的“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即属于本文所指的“中国心理学”。
二、 中国心理学何以可能？
“中国心理学”的实质和内涵在于拥有一个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心理学的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心理学意味着心理学的中国学派的出现。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中国心理学”才算来自2018 年4 月23 日笔者与罗劲教授的谈话。另外，本文第二节有关“情志相胜”的描述参考了罗劲教授尚未发表的观点。
真正建立，从而为人类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外在因素而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一定是在心理学的国际交流的基础上不断自我反思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论，中国心理学将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内在的发展逻辑必然出现的结果，尽管这个出现的时间无法判定。既然中国心理学意味着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那么，拥有深厚积淀的中国文化资源使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最大的可能。中国文化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所提供的资源，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蕴藏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中国传统心理学，其二就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在这里，笔者先分析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心理学。
三四十年前，以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为代表的心理学家通过不懈努力，从中国文化典籍中挖掘出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是潘菽所著《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中的部分内容、以及由高觉敷主编（潘菽任顾问）的《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年）。这里所指的心理学思想，其参照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即是以西方的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的结果，恰如潘菽、高觉敷所说“‘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的意思应该是‘我国古代的科学心理学思想’”（潘菽、高觉敷，1983，第142 页）。以此审视之后的结论是，中国过去有心理学思想但是没有心理学，如高觉敷说，“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高觉敷，1985，第76 —82 页）。这似乎也得到了目前多数学者的认可。
然而，如果我们以更全局的视野审视东西方的人类对自我心理的探究历史，就可以注意到，至少在公元1582 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前（由此上溯至公元前551 年孔子出生），中国与欧洲对人类自我心理的探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诚如张耀翔在1951 年所说，“中国自春秋以来二千五百余年对心理学一向重视，不断有贡献。……西洋心理学发源于苏格拉底的‘自知’学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心理研究》；惟苏式出世则在孔子卒后九年，亚氏不过和孟子同时”（张耀翔，1986，第12 —13 页）。毫无疑问，中国过去拥有至少2000 年的心理研究历史，在这至少20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是自成一体的。有鉴于此，即使心理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词汇，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采纳“心理学”一词，认为中国古代拥有自己的心理学。正如哲学是中国固有之学，心理学亦当为中国固有之学。这个心理学当然不是现代心理学，为以示区别，可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
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张耀翔、程俊英、余家菊、汪震等人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心理学。1940 年张耀翔在其论文《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叙述了先秦诸子的心理学思想（张耀翔，1983，第201 —224 页），这大概是中国心理学界首次对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所进行的初具系统的评述。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界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体现。
中国传统心理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是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这是比较中、西方心理学时绕不过去的两个关键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解答，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类问题的源头来自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述。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经常出现类似“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等非此即彼式的表述，例如1916 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撰文《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说道，“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 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杜亚泉文存》，2003，第338 —341 页）。这种中西比较的思维模式在近百年影响深远，并波及到中、西方心理学的比较研究中，例如历史学家钱穆在1980 年代初撰文《略论中国心理学》说，“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钱穆，2001，第71 页）。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2014 年，社会心理学家翟学伟教授撰文《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心理学传统》说，“西方心理学传统中的一元论、决定论、机械主义与操作主义等造就了今日的西方心理学”，即科学主义心理学，而“中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整体论、无意志的宇宙有机论以及‘象’之方法及其实践等成就了中国的心理学传统”，翟学伟称之为“践行主义心理学”（翟学伟，2014，第3 页）。
上述有关中西方思想和中西方心理学之差异的表述，是表面的、盲人摸象式的，明显带有想当然的成分，它制约了我们对中西方心理学之异同的深层次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讨论需要另外撰文展开。简要地说，讨论这一类问题必须找到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会导致各自自说自话，无法沟通。只有找到这个基本原则，才能准确把握中西方心理学之异同，从而达成中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在笔者看来，人性的普遍性原则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它是未来中国心理学建立的哲学前提。所谓人性的普遍性原则，即认为人具有永恒不变的普遍属性。这就是说，只要是人，无论其地域或国家，就存在普遍的人性。例如，从人的自然本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饮食、男女、住行之所需，都有知、情、意的心理活动；从人的社会属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怜悯、同情之心，都有自尊的需求，都存在对自由与爱的渴望和追求；从人的精神属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等等。人性正因为是普遍性的，所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类丰富多样的心理和行为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正是基于普遍性的人性，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能得以沟通和交往。这正如宋儒所谓“理一而分殊”（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集》，第609 页），即是说，世界之超越性的“理”是同一的，具有普遍性，但其表现却千差万别。也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里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1984，第1 页）。中国传统心理学正是普遍性的人性在中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儒、道、佛、医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和内容（如“孔颜乐处”、“内丹修炼”、“禅宗顿悟”、“情志相胜”等等），既具有人文主义的特色，也具有科学主义的特色。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象”思维方式（典型如《易经》中展示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普遍性的人性通过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便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使中国传统心理学有效地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的某些明显的不足。
以情志（情绪）相胜为例，《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提出了“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的独到观点，这种情绪调节思想经由后世的中医家们不断完善和发展，被成功地运用于医学治疗中。例如，金代名医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术》中明确指出：“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侮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子和医集》，第109 —110 页）。情志相胜观将不同类别的情绪视之为平等并认为可相互制约，完全有别于西方心理学中将情绪视之为理性认知调节结果的认知评价观。虽然情绪调节的认知评价观得到了大量实验证实（Ochsner, Silvers & Buhle, 2012），但研究也发现，情绪的认知调节严重依赖于额叶的执行控制功能，且额叶的执行控制功能极易受到应激的影响。当发生明显的应激作用时，情绪的认知调节作用就会丧失（Raio, Orederu, Palazzolo, Shurick & Phelps, 2013）。而情志相胜观只强调情绪之间的制约，完全不存在情绪调节的认知评价观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内在的心理学机理首次得到了我国心理学家们的实证诠释（Zhan, Tang, He, Fan, Xiao, Liu & Luo, 2017 ；Zhan, Wu, Fan, Guo, Zhou, Ren, Liu & Luo, 2017）。
显然，中国传统心理学以其自身独有的特色展示着普遍性的人性，这使得心理学的中西交流成为可能。通过心理学的中西交流，使“中国传统心理学”（Chinese Traditional Psychology）创造性地转化成“中国心理学”（Psychology of China），是任何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心理学者难以拒绝的使命。日常生活中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中国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资源。究其实质，中国传统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必然有所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也必然有所不同于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唐宋时期的中国人同样有所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元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更加有所不同于唐宋时期的中国人。显然，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与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差别巨大。在这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内容会不断有所充实，并表现到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
因此，作为人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心理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探究心理现象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完善的结果。相对于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有所变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而言，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内容在不断积累和完善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要建立中国心理学，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资源价值明显优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资源价值。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传统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当然有助于中国心理学的建立。
三、 “中国心理学”是“中国本土心理学”吗？
“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概念最初何时出现，不在本文关注范围。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应来自于“本土心理学”概念的广泛介绍和宣传。过去几十年，由于台湾心理学界的杨国枢先生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强调“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是“将中国人当中国人来研究”的心理学，加之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心理学界同行的协力推行，这使得心理学本土化（中国化）研究声势浩大，基本上已经席卷全球华人心理学圈。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的理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如果不谈心理学本土化和本土心理学，似乎已经脱离了时代。
杨国枢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一文中，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纲领，提出一系列研究步骤：（1）“恢复与增进中国心理学者在理论建构与方法设计等方面的自信心、批判力及创造力”；（2）“切实而彻底地描述、分析、理解及预测各地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而建立有关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体系”；（3）“完整而有系统地比较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异同”；（4）“深入而有效地探讨与理解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5）“为建立真正的全人类心理学（或世界心理学）提供有关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丰富而深入的理论、知识及资料”（杨国枢，2004，第30 —31 页）。很显然，杨国枢提出的这个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案，就其实质只是一个基于本土当地的中国人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案。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几十年来，以杨国枢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家们在有关面子、人情、缘、报、关系取向、孝道、自我观、家族主义、成就动机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主题研究。
与港台学者有关“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相呼应，内地心理学家汪新建教授近几年就心理学本土化（中国化）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就建立“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按照汪新建教授的叙述，“中国本土心理学”应该是心理学本土化的中国形态。汪新建教授等认为，“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应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理论导向，以如何用心做人、用心做事为核心思考框架，以符合中国学术传统、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语言建立包括本土认知心理学、本土人生心理学、本土社会心理学等在内的中层理论体系。”（汪新建、柴民权，2014，第144 页）。由此，汪新建教授等提出，“中国本土心理学并非科学心理学，它是以常识形式或哲学形式存在的心理学形态。…… 它不以发现普遍规律为目的，其目的在于为现世生活提供实践智慧”（汪新建、张曜，2016，第139 页）。关于“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如何建构，吕小康教授指出，中国本土心理学“应当立足于本土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可考虑借鉴中国学术传统中重功用、轻实体的方法论策略，以‘心理之用’为线索，串联相关的主题……或可为本土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开辟一条新的思路”（吕小康，2016，第154 页）。
综上所述，无论就心理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实践还是理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或“中国本土心理学”都强烈地强调本土地域特色，强调人的心理的中西方差异。但就实质而言，只要是人，无论其地域或国家，就存在共同的人性。这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及的人性的普遍性原则。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差异，这是全球人类的正常生态特征，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在更深层次的人性方面恰好是统一的，它是普遍的人性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包括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差异。如果我们承认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机制和普遍性规律的科学，是对普遍性的人性的寻求，那么，研究基于本土文化的心理与行为的特殊性，其目的应该是增进对普遍性的人性的理解，并寻求这种特殊性背后所产生的地域差异原因，最终为增进本土当地民众的福祉而尽其所能。在这一点上，本土心理学由于过于强调心理的地域性差异而忽视了对普遍性的人性的寻求，从而使其最终难以达到他们所说的建立全人类心理学的目标。显然，“本土心理学”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或“中国本土心理学”，不是一类好概念，或者至少是一类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它隐含着一种弱者心态和民族主义倾向。强调本土化，仅仅意味着退守于一隅。
“中国心理学”当然不是这种狭隘的“中国本土心理学”或者“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如果把文化看作是生活背景而不是研究对象，那么，中国心理学当然就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正如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西方心理学看作是广义的西方文化心理学。但是，说中国心理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心理学，并不意味着中国心理学仅仅只是人文主义取向的。中国心理学是基于全局视野的多取向的综合学科，既包含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内容，也包含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内容。“中国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潘菽先生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潘菽，2007，第213 —216 页）的扬弃和修正。中国心理学将是在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而产生的现代心理学，它将以自信的姿态面向西方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平等地沟通和对话。
四、 如何建立中国心理学？
前文已经论述，中国心理学将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内在的发展逻辑必然出现的结果，而拥有深厚积淀的中国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心理学”——使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最大的可能。如何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中国心理学。
学术产生并存在于对话交流中，中国学术产生并存在于中西方的对话交流中。理所当然，中国心理学产生并存在于中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中。对话与交流建立在共同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既然如此，任何自认为要拥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的心理学终究是不成立的。在发生中西方学术交流之前，中国以自己的话语在中国本土地域言说自己的心理学探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话语系统与西方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兼容的。这意味着，既然中国心理学要以中国传统心理学为基础，又要与西方心理学进行对话，那么中国心理学必须藉由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心理学建立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建立中国心理学？一种重要的方式应该是“诠释”。“诠释”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在中国古已有之，可大致理解为“解释”、“阐释”或“解说”，如唐颜师古在《策贤良问五道》中说：“先圣设法，将不徒然，厥意如何，佇问诠释”（转引自《佩文韵府》卷一百下十一陌中的“诠释”词条，张玉书等，2015，第3992 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诠，具也”，“释，解也”，显然诠释作为解释更具有完整、全面、专门之义。因此，“诠释”虽说与“解释”、“阐释”大致同义，但其内涵比“解释”、“阐释”要精微。当然，如果没有西方诠释学的引入，中国语境下的“诠释”一词也仅止于此。随着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发展演化，并在20 世纪80 年代进入中国以后，诠释学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日益增强的影响，“诠释”一词的内涵在中国也具备了更丰富的哲学意义（景海峰，2018，第1 —86 页）。以诠释学的观念重新审视了中国哲学后，人们发现中国同样有深厚的哲学诠释传统，如魏晋时期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北宋时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现代学者牟宗三通过对儒道佛的诠释而建立的哲学体系等等，都是中国哲学诠释成果的优秀代表。“诠释”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本注释，而是一种心灵的创造性活动。这种通过诠释达到建构，以达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这对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中国传统心理学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样离不开“诠释”。将诠释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之中，不妨称之为“心理学诠释”。在这里，“诠释”乃指中西文化互释，既包括“以西释中”，也包括“以中释西”，其具体的诠释路径应该是，以西方心理学解析和批判中国传统心理学，从而逐步达成现代中国心理学，再以中国心理学解析和批判西方心理学，这样由“以西释中”到“以中释西”，通过中西文化互释最终建立和完善中国心理学。
在“以西释中”的具体实践中，至少存在两类心理学诠释，即“义理诠释”和“实证诠释”。我国心理学家杨鑫辉先生在探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时曾提及这两类诠释（杨鑫辉，2002，第95 —101 页），笔者愿意在此进一步展开作一点更深入透彻的讨论。所谓义理诠释，是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发掘和解释中国传统文献中所蕴涵的心理学思想，由此获得有价值的心理学概念、命题或主题。
这一点说来很容易，但要做好并不容易，甚至很难。这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诠释是否到位？如何把握诠释的界限？等等。显然，一方面，诠释是立足于文本的诠释，不是随意的想象；但另一方面，诠释也不是立足于文本的机械解说，它需要诠释者具有深度敏锐的觉察力和创造力。要把握好这种诠释的度，必须要求诠释者同时具备一定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基础、中西方哲学基础以及中国古文献研究基础。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基础，才不至于生搬硬套西方心理学体系，才能合理把握所发掘的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否则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让人严重怀疑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所谓实证诠释，就是以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检验基于上述义理诠释所获得的心理学命题，并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诠释，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心理学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实证是广义的，“实证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也可以是现象学的”。同时，实证本身也意味着诠释，恰如童辉杰所说，“从广义诠释的观点看， 任何实证究其实仍是一种诠释”（童辉杰，2000，第40 页），但实证诠释仍应以义理诠释为基础。并非所有的中国传统心理学命题都需要实证诠释，其中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传统心理学命题无法也不需要进行实证诠释，只有科学主义特色的中国传统心理学命题才有实证诠释的必要性和价值。
“义理诠释”和“实证诠释”既可以用来探讨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也同样可以探讨日常生活中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与日常生活中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研究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在“义理诠释”方面，老一辈心理学家如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等先生就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这其中虽然存在着部分问题，即由于强行比附西方心理学体系和概念而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在“实证诠释”方面，港台部分心理学家如杨国枢、杨中芳等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由于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即义理诠释）重视不够，导致其实证诠释的研究成效大打折扣。更进一步，由于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所谓“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且其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研究视野。
总体上，心理学的“以西释中”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众多需要完善之处。当然，心理学的“以中释西”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近两年我们开展了有关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现代诠释研究，已对有关“人贵论”（刘昌，2016，第94 —100 页）、“仁且智”（刘昌，2017，第88 —94 页）、“禅宗顿悟”（罗劲、应小萍，2018，第106 —113 页）、“信则灵”（张文彩，2018，第114 —123 页）、“情志相胜”（Zhan,Tang, He, Fan, Xiao, Liu & Luo, 2017 ；Zhan，Wu，Fan，Guo，Zhou，Ren，Liu & Luo，2017）等概念和命题作了初步的诠释，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后续工作也正在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心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拥有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心理学的中西文化互释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1875 —1961）。例如，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 —1930）将中国道教内丹典籍《太乙金华宗旨》翻译成德文后，荣格为其德文译本撰写了长篇评述（荣格、卫礼贤，2016，第1 —63 页），这个长篇评述可看作是荣格的一种“中西互释”的心理学诠释研究。荣格的心理学诠释研究对于构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提示我们，心理学的“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研究都需要大力加强，心理学的中西文化互释虽然任重道远，但中国心理学家更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而努力。
西方的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和深化，已经在中国扎根。但中国近百年的心理学研究与此前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心理学几乎是完全脱节的。就其本质，百年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依然处在“心理学在中国”（Psychology in China）的阶段。我们在受惠于西方文化的同时，还没有对西方文化给予应有的回馈。只有当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牢牢扎根在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基础上，并让西方心理学界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惠泽时，我们才可以自信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Psychology ofChina）已经诞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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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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