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及其变迁
Delaram Habibi-Kohlen/文
mints 翻译
亲密的拉丁语词根是“intimus”:意思是“远之于野,内察其心”。要讲述亲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悖论:亲密关系的发展需要在接近他人的同时开始感知并认识到彼此的边界。因此,若要“内察其心”成为可能,就需要在边界止步。人们可以这么设想,当一个边界(例如皮肤)与另一个边界(另一个皮肤)相遇之时,触碰得以发生,边界使得碰触成为可能。
不断变化的亲密观念
爱情意义上的“浪漫”在18世纪下半叶和漫主义时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时认为,婚姻和激情之爱,如同爱情中的自我实现一样,是可以同时发生的。兴奋、性唤起和安全都会一起实现,永恒。虽然以前的亲密关系更多受到了社会藩篱和习俗的制约,但如今,爱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性化的主体。如此压倒性的、独立的主体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在此之中的自身安全不属于既定的阶层,也没有经济上或空间上的界限。如今,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违背。即使是在后现代时期,的确也存在理想化的浪漫爱情。只不过,自我嘲讽破坏了这个时代的浪漫爱情。希望获得“伟大之爱”的愿望紧跟着这样的认识:即,一生中的“至爱”不止一个,而且知道“致爱”是一个负担过重的概念,其破坏性是相当严重的。个人在身体(性特征,身材)和经济上的压力,以及职业成长的压力让人们犹豫不觉,不能确定是否应该追寻长期的关系,也不敢投身于长期的关系之中。快节奏的社会也是永恒关系的敌人(Rosa,2005;Baumann2003)。 现代社会越是瞬息万变,对长久关系的需求就越少。有趣的是,那些着墨于亲密关系及其困难的作者,他们的笔墨也涉及了诸如性瘾之类的当代主题(Giddens,1992;ILouz,1997/2012)。
正如Giddens所言,亲密关系需要彼此意识到对方发展的自由(Giddens),同时又需要认识到——这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和持久的,因为亲密关系可能只有在双方都逾越了彼此的边界,并彼此敬重之时才是最令人满意的。这需要很高的内在成熟度,包括容忍并忍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相对依赖的)分离和痛苦的能力。然而,在我们这个不断扩大的全球化社会之中,我们面对的无助体验,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全球化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Defence of intimacy in postmodern times
后现代时期的亲密防御
无意识之中时,我们会歌颂没有承诺的私通。立刻觉知到这种意识,并持续的与之接触,可以帮助并克服可替换性的痛苦。社交网络建立并维持了新交往的便利性,一方面它满足了我们对安全的需要(意识到一直处于联系和交往之中)。但另一方面,网络的不可置疑性会导致人们必须在身体-情感的亲密和恐惧之间寻求妥协。
那么,我们该如何是好?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诉诸于有悖常情的妥协方案。就好像通过互联网约会、建立虚拟的关系、性爱分离、消费浪漫,然后失败。就好像明天总会有一个更有趣/更美貌的伴侣,这个人更能弥补我的不足,更适合我。如果性解放中的自由主义伴随着“色情”的文化,就会导致内心的贫瘠(Illouz,2015 - German edition,p.117)。 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在不断超越了观众羞耻边界的谈话节目的探索中获得理解,嘉宾在节目中的自我披露,不但满足了观众的窥淫癖,同时也满足了主体被看见的需要和自我呈现的需要。我们发现,网络上的图像和文本在揭示自己和亲密关系时毫无忧虑。通常认为,导致结构变化的新维度是有问题的,例如,当我们处在业已变化了的道德观念、安全需求、羞耻的、有问题的集体孤独,并且任由强势代理所摆布,这对人的内在平衡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不切实际的妥协解决方案是:为了让自己不脆弱、不无助或不尴尬。就必须拒绝自己的依赖,拒绝不确定感以及和他人的联系。如今,主体在看似舒适的世界里更不安全、更自恋,在“狗屎风暴”的传播中都回避了内容/讨论的丰富性,如此的讨论似乎更加危险,更加的简单贫乏,因为丰富的内容需要更多的容忍。我们目前讨论的民主能力也和我们有问题的亲密关系能力有关。
Sennett(1977)描述一种被称之为“专横亲密”的扭曲关系,当一个人的私生活被拖入公众(如在脱口秀节目中)视野后,就不会再会有真实公开的公共利益讨论了,因为每个人都只谈论自己的感受,或者讲述他自己的意见,好像这些自己的东西可以取代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无论是表现主义还是无所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