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李心天老师自作的传记,作者经李老师本人同意略作校改。全文12205字,阅读约需18分钟。李老的生平,值得我们晚辈耐心去细细品读。
一、生活经历
李心天,男,汉族,湖南永州人,1924年2月生于浙江嘉兴。
祖父李辅仁,住在零陵县(现为永州市冷水滩区)蔡家埠,祖祖辈辈务农,幼年曾读过私塾,生有五子一女。为了摆脱贫困,祖父本想让儿子们都轮流读私塾,却事与愿违,只有父亲一人得以继续念书。祖父与伯伯、叔叔们租了地主20多亩田,成为地地道道的佃农。
父亲李达,排行第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由于父母的原因,幼时留给李心天的印象总是坐着轮船或火车在长沙、武昌和上海过着不安定的生活。
1928~1933年,全家避居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偏僻的弄堂里,当时他们姐弟妹三人皆改从母姓,父亲在暨南大学教书。“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父亲去学校讲课时遭特务暴徒殴打,右上臂被打断后送往红十字会医院,这件事让李心天明白,他们家是属于受当权政府压迫的一类。他只在附近小学的一年级读了半个月就辍学在家。家中书报较多,姐弟妹三人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父亲伤愈后被学校解聘,去了北平。此后母亲带着他们也去了北平。
在北平(1934~1937年)他们生活比较稳定。1936年夏,李心天毕业于鲍家街小学,同年秋考入崇德中学初中。一年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了北平,不久日伪当局开始了大搜捕。父亲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当时日本宪兵、当地巡警和便衣特务等十多个人冲进他家,但因父亲一个多月前去了南方未被他们抓到,便把母亲押走。后来母亲被释放回家。一个月后,在友人协助下带领他们逃离北平,到天津后又乘船到青岛换乘火车,为了防止日军空袭,一路走走停停,经徐州、郑州、汉口最后到了长沙,后得知祖父病逝,又回到了永州乡下。
1938年2月父亲被广西大学聘去教书,在乡下住了不到半年的他们一起到了桂林。在桂林期间,姐姐上了高中,李心天则在一补习学校补习初中的课业。是年冬,父、母亲准备带他们去昆明,因姐姐患病尚未愈,路过贵阳时稍做休息,送姐姐住进中央医院。不久姐姐病情恶化,从伤寒转为结核性脑膜炎,于当年12月31日去世。姐姐的死使全家人悲痛欲绝。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到日机第一次轰炸,引起大火。父亲改去重庆,母亲带李心天和妹妹移居郊区花溪。花溪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他家门口就有一所私立清华中学,1938年创办,贵阳轰炸后迁至花溪。学校创办人都是20多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和“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分子,他们未去延安而流亡到后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得到了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支持并亲任董事长。他们继承了清华大学的校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在建校短短3年后就成为大后方有名的中学之一。李心天于1939年9月考人清华中学高一下,1942年2月毕业,并在母校图书馆当馆员(仅他一人)半年。当时从校长到教员都是单身汉,全校高、初中共6个班,为保证教育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5人,总共150人左右,都是男生,一律住校。师生都打成一片,每个高中生必须带一个初中生当作自己的弟弟。李心天就在这样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气氛中长大,当时他还是学生自治会负责学术活动的干事。皖南事变后,学校图书阅览室的进步报刊、报纸消失。某日,训导主任王达仁老师叫李心天到其住处,掀开床单,床底下有一大堆书,都是在北平父亲书房中看到过的马列主义书籍。他虽不懂也未看过,却感到很亲切,便都搬回家中珍藏起来。
1939年9月父亲从重庆经贵阳去桂林等地教书屡遭解聘,只能回零陵乡下居住,家中生活困难。所以,李心天毕业时,父亲劝他学农。当时贵州的名牌学校是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平越的唐山交通大学,还有贵阳的湘雅医学院。虽然他因高中成绩优异被唐山交通大学矿治系录取,但因没有路费只得放弃。他于是报考湘雅医学院,所幸居然获贵阳考区第一名,不仅有奖学金,还与校方签订“毕业后不私人开业而到公家医院工作”的保证书,全部免除了学杂费。
精神病学研究的著名专家,为李心天以后从事人脑科学研究和医学心理学打下了基础。
在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是医学基础的重要科目,分系统进行9次大考,李心天和8名同学组成互助小组、每人负责一个系统在考前主讲并集体讨论,他负责大脑神经系统,结果这一系统的大考成绩他名列榜首。他曾因为学习医学要死记硬背大量名词、术语感到厌烦,但对主宰人类行为的大脑却发生了兴趣。每逢暑假,他总在校内外打工,曾在黄友岐教授组织下翻译过学术资料。黄教授是从事神经1944年冬,日军侵入黔南,他们一家与父亲失去了联系。李心天本人则随学校迁到重庆,日本投降后,又随学校迁回原址。他一到长沙,立即写信给零陵老家,才得知,零陵沦陷后,父亲为躲避日军搜捕而逃至偏僻山区,后又遭土匪抢劫,过着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
1946年暑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招募已进入临床的医学生组成医疗队支援衡阳、零陵地区医院开展战后疫病防治工作。李心天立即报名参加,前往零陵普爱医院。当时家乡疟疾流行,家家户户皆被波及,因缺医少药,死亡率较高,弄得人心惶恐不安。父亲写信要他购买大量奎宁,为当地百姓治病。他遵父命到乡下协助父亲分发药物,短期内使疫情得到了控制。阔别6年后的父子相逢,使李心天见到了面带菜色、容貌苍老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年2月父亲已办起了以其祖父名字命名的“辅仁小学”。父亲腾出两间住房作教室,倾其所有购置木材打造课桌、课椅,亲任校长,还动员他堂兄等两人任教员。共设5个年级,免收学费,一开学就招收了周围村庄70余名学生,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免付书籍课本费。此举受到乡亲们的欢迎,被赞誉为“这才真正是我们穷苦人的学堂”。
李心天希望父亲早日来长沙检査身体,半年后父亲果真到了长沙,并决定到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当时他是六年制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在附属医院当实习医生,工作极忙,但只要周日不值班,他就过江去岳麓山看望父亲,这是他成人后第一次有较多的机会再度认识父亲。
李心天特别关心父亲的健康状况,父亲年轻时曾患有肺结核病,中年患眼疾,步入老年又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他多次陪父亲到医院检査,特别是1948年6月他毕业并留校任内科医师后,发现父亲胃内的溃疡病变直径大于2.5cm,疑为癌变,强迫父亲住院。父亲住院期间,他发现探视父亲的人都很特别,到后来他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同志,正与父亲商讨如何促使程潜起义、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事,特别是当父亲告诉他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云“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加经营”后,他才知道父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经在医院治疗调养,父亲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1949年4月16日秘密离开长沙。在“五一”节,当他收听到香港的广播,得知父亲已安抵香港的消息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湖南长沙和平解放不久,李心天立即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前医疗队赴湘潭衡阳前线。年底完成任务回校后即休假去了北京,他见到了父亲与分别4年的母亲和妹妹,一家人从四个地方重聚在新中国首都,感受到新社会中的种种新气象,像是换了人间一样!虽然他也换上了当时流行的浅灰色棉解放制服,但一家人都说他思想落后。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李心天和医院内一些进步人士多次商量(当时地下党尚未公开),首先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在校方的支持下,于1950年春成立了“生活学习小组”,将全校医、教、护、职、技、工六大阶层编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三小组为一联组,为以后工会筹委会的成立和各种政治运动打下了组织基础,他被推为总联组长。
1951年5月,经体检发现右上肺尖呈轻度肺结核,李心天于是辞去了总联组长职务,住院治疗3个月后好转,恢复工作,协助黄教授在附属医院筹建神经精神病科,扩大编制,先后接纳了校内外毕业生龚耀先、兰维廉、朱镛连、罗忠悃、吴隆询、孟家眉、秦芝久、叶传书、薛启冥、许又新、杨德森、刘钟毅、刘协和、严善明、沈其杰、陆雪芬、王荪、卢亮、罗和春、王祖新、胡超群、李雪荣、左成业、杨玲玲等。
1952年,卫生部委托李心天所在的医院培养中南地区神经精神病学师资,抽调各省市医学院主治医师进行专业培训。由凌敏猷教授(院长)、黄教授和他开设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神经病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等课程。
1953年,学校命李心天组团带领临床各科医师去北京医学院学习速成俄文,一个月后回校就成立了全院各科医师俄文速成学习班,分期分批前后举办了四期。学校事先派内科朱无难医师去哈尔滨专修俄文半年,回校后当教师。去北京学习一个月的他们则当各班辅导员。速成俄文只要学会简单的,即能把俄文专业文章翻译成中文,就算合格。参加学习的都有外文(英文)底子,所以学习一个月毕业后,他立即组织大家翻译各科出版期刊的俄文专业资料,并持续了数年,使全校专业人员掌握了阅读俄文的能力。
精神科主任等职。湘雅医院原先只有20张收治神经病科患者的病床,后来为了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在湘雅医院地下室开辟了有三十余张床位的精神科病房,培训了一批男护土,开展了电休克和胰岛素昏迷治疗。在综合医院内设立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的病房,当时在国内还是少见的。医学院最后一年是临床实习,一般只分内、外两主科,主科实习半年,其余各科学习1至2个月,全国唯有湘雅医学院将临床实习分为:内、外、妇、儿、五官和神经精神科,凡毕业后将从事脑科专业的,以神经精神科作为主科实习半年,从而培养了一批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精神病科专业人才。教研室当时还派龚耀先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并回来建立实验室,朱镛连、孟家眉去新成立的北京中苏友好医院进修,兰维廉去北京参加苏联精神病专家的讲习班。
1954年,李心天任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李心天因工作过累患支气管黏膜结核,回北京休养半年,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修。
1958年4月后,李心天调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丁瓒领导下从事医学心理学研究,任个性组(第三研究组,医学心理组)秘书、组长(1963)、室主任(1965~1969),曾下放中科院五七干校(1969~1972)任医生,后任第三研究室领导小组组长(1973~1978)、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1978~1985),兼任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85~1999),以及协和医科大学(1987~1990)、中国医科大学(1986~1991)医学心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心理咨询和治疗培训中心主任(1985~2000),亦曾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和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心理教育分会会长等职。为我国医学心理学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二、主要成果
从1958年李心天调至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丁瓒教授领导下从事医学心理学研究至今,重点在心身关系方面,从临床实践到理论均获得一些成果。
(一)创立了“悟践疗法”——一种整体的( holistic)心理治疗方法
1958~1959年李心天所在的医学心理组与李崇培、陈仲庚等人合作,先后对患神经衰弱的大学生、钢铁工人、军事机关的干部进行了综合快速治疗,全部好转,其中痊愈和显著好转为81.2%~93.2%的疗效。为此李心天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之一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
自1960~1966年又在医院门诊对神经衰弱进行了这一疗法,每期治疗30人左右,在以后的随访中,多数患者疗效巩固,复发率低。
此后,又将这一疗法应用于高血压病、溃疡病和慢性精神分裂症,同样获得了比这些病原来的治疗方法更好的疗效。特别是在对慢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由于采取与传统治疗不同的方案,增加了心理社会治疗的内容,疗效显著。
这种将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的思路,贯彻在整个治疗康复的过程中,在当时国际上尚未见到与此相关的学术报道。
综合快速治疗后更名为“悟践疗法”,其理论基础是人性主义理论和整体健康模式理论。人性是人的共性,研究应从每一个人的个性着手。心理学重点研究人的个体差异(即探讨个性)的心理问题,必须了解其父母和祖先所赋予的禀质:一个孩子带着父母赋予他的身体禀质、心理禀质和社会禀质,这三种禀质构成了个性的整体禀质,每一个人都由这三种禀质所组成,一降生到世上就已具备了做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在先天的禀质基础上,不断地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教养和熏陶,所形成的后天素养就构成了一个人的素质。个性也是由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所组成。观察一个人是否健康就要从人性的三种属性、个性的三种素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答案。个性中的心理素质接受外部(社会和生态环境)、内部(身体内器官、组织)世界的全部信息,研究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心理素质如何就能判断其健康的水平,因此心理素质在个性中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具有个性的人只有领悟到他必须通过不断地实践以提高其认知水平,方能处理好生活事件中各种人际关系和心身关系所涌现的问题,或避免因矛盾冲突而导致的障碍和疾病。为解决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和疾病问题的心理治疗理论,著名的有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它们基本上都先从生物或心理一个方面开始,根据这些理论所设计的独特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曾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后来又都不得不考虑或重视社会方面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些学派所推出的名目繁多的心理治疗都是针对人性的某一两种属性、个性的某一两种素质的缺陷而设计的,所以治疗效果不能持久和稳定。即使采用了综合治疗,也不能像人性主义理论那样,把个性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作为彼此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来对待。悟践疗法解决的不仅是健康和疾病的问题,凡是涉及人际交往的学习、工作、交友、婚恋、饮食、睡眠、旅游、体育、娱乐等活动,都可能存在发生矛盾冲突的生活事件,如何正确对待面临的各种生活事件,并以满意、和谐的方式解决人际关系存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悟践疗法解决。因此,悟践疗法不仅是治疗各种疾病的一种必须进行的心理治疗,而且是提高个人心理素质的一种自我教育方法。
(二)发现皮肤痛阈年周期节律的存在
在针刺麻醉的心理学问题的研究课题中,为了探索针刺为什么能镇痛,选择20名正常人四肢十二经络的五俞穴共132个测痛点,进行皮肤痛阈测定。通过一年四季4次测定取得60923个实验数据,结果表明:人体皮肤痛阈在一年中经历2次周期性的变化,周期长度为6个月。本研究说明生物节律现象也存在于皮肤痛阈的变化中,国外对痛觉的研究尚未见到年周期的结果报道。皮肤痛阈作为人体痛觉敏感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存在春、秋两季比夏、冬两季要迟钝的现象,且与皮温的变化无关,痛觉敏感性的时间因素问题对医学临床和外科手术有参考意义。此研究为《针刺麻醉心理学问题的研究》的子课题,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三)从临床神经心理学角度研究大脑两半球机能一侧化及其心理与行为的协同作用
1.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和形成机制
根据西方的研究资料,人群中右利手占90%左右,左利手占2%~10%,有一些人为混合利,左右手皆用。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基本的科学数据说明中国人的语言优势半球和利手关系的情况。为此,利手研究全国协作组于1981年根据18591名正常男女的材料统计,右利手占到91.51%,而左利手占0.23%,后者不及西方的1/10。如果把潜在左利手也计算在内,也只占1.84%,远远低于西方学者的调查数字。婴幼儿的抓物实验结果表明:2岁左右是左右手机能迅速分化形成利手的关键年龄,到3岁时多数儿童的利手就已基本巩固。4~7岁时已形成左利手的儿童,约48%可被家长纠正为完全右利,极少数纠正无效。这一事实说明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在利手形成上都起作用。1~2岁时是左右手机能迅速分化的一年,但这时孩子的语言正处于单词阶段,很难设想他们是通过这些简单而有限的词语来调节利手形成的,所以他们认为儿童的利手形成和语言发展基本是在不同的生理基础上并行发展的两个过程,并不存在语言制约利手形成的观点。他们还分析了脑损害与利手的关系。调查的1748名精神神经病患者中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左利率为0.72%,如将潜在左利计入则为2.16%;癫痫的左利率为2.72%,加潜在左利为4.02%;脑血管病左利率为0.58%,加潜在左利为3.47%,皆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数值。
2.半脑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