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很多,主要从两方面谈:一是作为治疗师的体验;二是对中国开展创伤工作的一点思考。
一.治疗师的体验
在SFVAMC接触的病人,从上了八十岁的二战老兵,到二十刚出头从伊拉克回来,还有可能被重新送去伊拉克的年轻人;他们或是有跟战斗相关的创伤
(Combat-related trauma) ;或是有军中的性创伤(Military Sexual
Trauma);男兵比女兵多;又因为我是整个临床小组里唯一的亚裔,也看了好几例华裔和菲裔的病人。只有一类病人我回避,那就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
创伤工作是个高强度的工作。刚开始的三个月里,当做完一天的评估或治疗,从医院回到家,直觉得心神很涣散,有大伤元气之感。我必须在四周安静下来之后,静坐,渐渐地觉得涣散的心神开始收敛,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心。
随着工作进展,跟病人的工作联盟建立,病人的回避症状减轻,愿意谈一点跟创伤相关的事情了,于是出现了第二个问题:病人描述的种种,开始进入我的梦境。我开始做枪林弹雨的梦,在梦中感受病人所描述的那份惊恐和无助。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一年的培训早点结束。好在,我们一共有四个学生,大家都做着相似的梦,于是我们在接受督导,个人治疗外,四个人之间讨论自己的梦,做起了同侪之间的督导或咨询。PTSD
临床小组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如何照顾好自己的”的讲座,帮助我们渡过这个时期。
后六个月的工作变得顺利了。督导老师更明确地说,学生们接手的治疗案例,都是他们认为很难的病例,因为他们相信新治疗师比较愿意尝试新的办法,尽一切的努力,很可能会有出奇不意的效果。
治疗都是综合性的,一般都是先对病人进行有关PTSD的心理教育,帮助病人掌握了一些安全和放松技巧后,做暴露治疗(必须在他们掌握应对焦虑的方法后才做暴露治疗,一上来就谈创伤,则会引起病人极度焦虑,有时会在治疗室里开始有分离症状)。而症状减轻后,根据对病人的评估(如病人应对压力的方式,病人的阻抗等),决定是继续结构式的治疗,如认知行为治疗,还是加进其他的治疗,譬如时限动力性心理治疗(Time-limited
dynamic therapy, TLDP)
。年轻的士兵们因在战场上直面生死,或者二战老兵面临生命的最后阶段,会有很多有关生命意义的探讨,所以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也用得上。面对遭受性暴力的女兵,又有男女两性方面的问题,女性主义心理治疗的一些治疗也很适用。
当然我跟病人在种族文化等方面有不同,语言上有口音,这些差异同时是挑战也是机遇。病人们很乐意为我解释我不明白的美国习惯用语或是军中常用的术语,对我的帮助常为他们提供一种新体验:他们对人是有助的。他们也很爱听我讲中国的成语故事,禅中的公案,或是《道德经》中的一些话。他们也很好奇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工作,我多大年龄等等。我总是如实作答。我很喜欢雅龙(Yalom)的话:病人和治疗师是同行者。病人有了解治疗师的权利;对于治疗师,在治疗室里谦逊,真诚地为人跟在治疗室外一样重要。
最后一天,离开办公室前,我将所有的笔记,所有的预约安排扔进上了锁的“保密纸”回收箱里,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放下”―
这些笔记已经不再重要了,一切都可以从我身心穿过,留下的已然留下,过去的则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