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格林《论移情之爱》
《Love and its Vicissitudes》
mints 编译
在回答移情爱的问题时，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逗留太久，因为移情爱之中的特殊的内容就存在于我们的心智之中。这个话题可以涵盖整个章节，但我会让讨论局限在几点上。
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中发现了移情（Breuer & Freud 1893-95）。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沉重的负担到动力推进器的角度）对爱的移情进行了连续的解释。在人们发现了反移情后，移情变得完整了。当代的一些人认为反移情是先于移情（Neyraut,1974）。认为反移情大都是爱恨矛盾情绪的结合。有时候，移情会也发生一些令人惊讶的转变，恨在占据了移情的主导的地位（Winnicott ,1949c）。Paula Heimann于195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改变了我们的观点，她将患者的无力沟通理解为一种挑衅性的反应，从而让分析师体会到了患者无法表达的内容。实际上，这种趋势是：在一种无法分离的两人关系中，移情和反移情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分析最常被视为一种两个身体的关系。这一观点开启了更广泛的讨论。
从弗洛伊德开始，人们一直都在争论负性移情的问题。在当代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我们看到两种对立的立场，从负性移情在某些移情中的支配地位，直到（当人们认为负性的表现无法从分析关系中消失，必须被视为爱的替代物之时的）对负性移情的完全否定。负性移情只被当作是移情的一个方面，不能被独立地理解或当作一个实体本身。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爱的论文（1915a）论述了移情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阻抗（Schafer 1993；Wallerstein 1993）。多年后，梅尔泽试图通过检查他以前分析过的病人来探索精神分析的结果，他观察到了一个几乎不变的特征：有限的内摄能力以及强烈的移情倾向，这种移情需要在最低限度的环境中重新被复活，而不限于时间。一些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仅当移情被解释后，分析才能生效。而这一立场并不是到处都有。某些概念有时候会做出以下的区分，即，区分了在移情中的诠释（任何诠释），以及对此事的正确的移情诠释，即对该移情的诠释。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精神分析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在弗伦奇和兰克（1924/1956）的作品发表了很久之后，分析师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方法：更多的关心和爱（或多或少地明确地表达给病人）、更深入的诠释、象征性的诠释、修改设置、更长的会谈时间等等。对于上述新元素究竟带了怎样的变化，并没有全局的整体评估。今天，有趣的是，在我们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之后，我们注意到，无论影响爱的其他因素是什么，没有一种观点会否认爱在治疗中的中心地位，即便当代不同的精神分析子团体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大多数时候，大家会争论移情的自发性，争论移情的出现是否源于分析师的暗示。分析师提出了这样的设置，并无可奈何地将自己置于一个能引起患者爱的反应的位置。移情可能会成为最强烈的阻抗（Macalpine1950），甚至在认识到它隐藏的本质之前，可以通过长期的暴力仇恨进行表达。
毫无疑问，当代的临床经验使我们面临着固定的、有时是不可改变的“爱的关系”，这种破坏性的关系是我们无法觉察的。拜昂提到，对爱的引用是否依然准确？或者我们应该找一个更好的词来描述在这些分析关系中产生的情绪联系的性质（Bion 1962）？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的爱的体验的重要性。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种爱的中心状态——在处于中心的爱的周围延伸出了爱的关系的所有其他面向（或者它们与其他基本情感混合在一起的地方）？抑或，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任何一种（被其他的形式所围绕的 ）单一模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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