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的理论，特别是经过比昂修正的那些方面，为分析情境创造出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的视角。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病人和分析师的角色界定明确，二者有着清晰独立的体验。病人需要进行回忆，通过自由联想揭示与关键记忆有联系的内容。分析师从恰当的距离听到这些联想，并给予病人解译，将病人的联想连接到那些将被揭示和重建的记忆上。解译是信息性的，被设计用来揭示病人对自己记忆的阻抗，来改变病人头脑中的体验构成。移情作为对回忆工作的最后防线式的阻抗而阶段性地出现。
克莱因派分析师用来描述分析情境的术语与弗洛伊德完全相同，但对分析过程的基本认识却非常不同。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比，病人和分析师更根本地纠缠在一起。病人似乎并不止是向一个通常中立（除非被反移情干扰）的观察者揭示她自己的心理内容；病人会依据自己的基本客体关系来体验分析情境。分析师有时是好乳房，有魔法般的改变能力；解译是好乳汁，具有保护性，是有营养且有助于康复的。有时，分析师是坏乳房，是有破坏性且致命的；解译是有毒的，如果摄入就会从内部产生破坏。以这种观点看，移情并不是一种阻抗，或是将分析师的观察位置从基线引开的干扰；病人对分析师和解译的体验，必然无可避免地透过其体验的无意识结构，带着强烈的希望和同等强烈的恐惧。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分析师在分析情境中的体验是相对漠然的一方。分析师使用他自己意识或无意识的联想来理解病人的联想，而其对病人的情感体验是相对平静的，除非他因自己过去的未完成事件（反移情）而曲解病人。
克莱因使用与弗洛伊德类似的术语来描述分析师的体验。但比昂通过把投射认同的概念人际化（interpersonalizing），认为治疗师的情感体验将更多地受到病人内心挣扎的影响。分析师发现自己共鸣并且承受着来自病人的强烈焦虑和混乱状态。分析师自己的抑郁性焦虑和修复需要，无疑是起初引领他进入“帮助的”职业的动力，然而这种焦虑和需要始终是存在着的。对于治疗师的解译，病人出于羡嫉故意进行破坏（怀有希望地修缮）会不可避免地极大扰乱分析师。在弗洛伊德看来，在精神分析这个舞台上，一个人从恰当的距离之外观察并解译另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在当代克莱因派的观点看来，在精神分析舞台上，两个人一同努力组织病人的情感生活并使之变得有意义，其间分析师不可避免要被卷入，而且这种卷入是有用处的。
海因里希·拉克尔和托马斯·奥格登都将比昂的人际化投射认同应用到精神分析对象与分析师之间的复杂互动中。阿根廷精神分析师拉客尔（1910—1961）就精神分析过程写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集中从对移情和反移情的研究中拓展克莱因的概念，引人注目地预言了近来精神分析思想改革中的很多方面，经过这些改革，分析关系被更多地从两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见第九章）。拉克尔强调分析师与病人的投射进行认同的重要性和效用，要使病人感到在分析师身上存在着自己的自体和客体的各种版本。拉克尔（1968）把分析师描述为（像其他人一样）与病人相似的动力作斗争：被害和抑郁性焦虑，还有进行修复的需要。他反对他称之为“分析情境的神话”的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分析是一个病人与一个健康的人之间的互动”。拉克尔强调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的深入和参与：
事实上，这是两个人格之间的互动，双方自我都处于本我、超我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之下；每个人格都有其内部与外部的附属，存在焦虑和病理性的防御；每个人格也都是一个儿童，与其内部的父母在一起；而且每个完整的人格——包括分析对象和分析师——都对分析情境中发生的每个事件做出响应。（第132页）
这种说法是精确的，因为分析师有与病人类似的焦虑和冲突，所以才能够认同病人对他的投射，并使用这种认同来理解病人。
美国精神分析师托马斯·奥格登在关于心灵本性和分析过程方面撰著了一系列极其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努力将克莱因派思想与其他人的贡献相整合，特别是温尼科特。奥格登以类似于拉克尔的方式，阐明了病人向分析师投射自体片段的幻想将如何导致他真的以一种与幻想相一致的挑逗方式对待分析师。向分析师投射凶恶的愤怒幻想的病人，很可能把治疗师当作是危险和邪恶的，而这可能激起后者的愤怒和虐待。病人心灵内部的幻想变成人际间互动的形式，刺激分析师的强烈体验，其反移情提供了理解病人无意识幻想的线索。
比昂劝告分析师在每次治疗中都要努力保持一种戒律，尽量“既非记忆也非愿望”，努力将分析师净化成病人投射的容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对治疗师理想举止的观念是经典的中立和匿名原则的延伸。拉克尔和奥格登与比昂相反，认为病人的投射更适宜经由分析师自己的焦虑、冲突和渴望被接收，而不是分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于分析师注定要参与治疗过程的观念，与人际精神分析的交互式观点相一致。
比昂有关批评意义、连接以及投射认同的阐述为分析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特别有助于治疗那些精神极度混乱的病人。奥格登提出，这些治疗中最困难的部分是理解和处理反移情，那些强烈的绝望、恐怖、愤怒和渴望等等由高度混乱的病人刺激出的感觉。比昂的阐释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容忍——事实上是，通过建立如下假设使分析师着迷于——这些病人的反应：交流的明显无意义性是由对意义的主动破坏导致的；明显的无望性和隔断是由主动破坏希望和联系的意图造成的；与这些人保持联系所产生的折磨感觉，是他们那方面要交流和分享他们被折磨的精神状态的原初努力的产物。那些显得没有组织和意义的内容，首先要在分析师的体验中被组织并赋予意义，然后通过反复解译，发生在病人的体验中。
贝蒂·约瑟夫在比昂之后，对技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反对早期克莱因派使用躯体象征性语言对“原始体验”进行持续解译的倾向。克莱因假设这种解译能够与病人的无意识幻想流建立直接和即时的联系。约瑟夫主张，病人也许只能以在心智上服从的形式与这种解译发生关联，所以她建议分析师要少一些主动，与混乱奋斗更长时期，只逐渐地整理出病人的投射认同，这样才可能一直使用接近病人体验的语言进行精确的解译。她进一步反对聚焦于过去，反对对病人早期经历进行肤浅的推测性重构。她认为最核心的内容在于，病人与分析师在此时此地的分析性关系中联结与阻断的形式。
这些当代的克莱因派观点，证实了乔治的分析师努力去理解自己在对乔治的治疗中感到的困难体验是有用的。乔治是一个极度疏离和隔绝的中年男子，在一段他感到完全没有帮助的短暂分析之后，又进行了几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乔治完全没有亲密关系；他去上班，然后回家，看书或看电视。他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与另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他有时手淫，手淫时幻想着观看其他人做爱。所以，甚至在他的幻想中，他也远离与他人的真实接触。
在治疗中，他会对他的日常生活进行平铺直叙的描述，偶尔表达一下想得到更多或不同的东西的不温不火的渴望。当女人们对他的被动性和表现出来的性冷淡明显不耐烦时，他与女性发展关系的一点微弱努力也无果而终。v分析师发现对乔治的治疗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他不得不把治疗时间花在与无法抗拒的衰竭感作斗争上。他得做不同的事情来尽力保持警醒和接触：提问题，做解译，有时发现自己在巧妙地敦促他采取更积极的生活方式。乔治会附和这些善意的帮助，但是治疗好像从未取得过进展。乔治对分析师解译的反应常常是用手指敲着额头说：“你说的这些在我脑子里是有意义的。”分析师感到自己好像是湮没在“胶水的海洋里”，挣扎着寻找空气。当乔治在场时，他一再地发现自己会想到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的诗，《理查德·科里》（Richard Cory），那个“孤独加冕的绅士”，在“宁静的夏夜，回家用子弹穿透头部”。
从克莱因派的观点思考这位分析师的体验，我们可以推测，乔治对分析师努力帮助他的反应是强烈的羡嫉性扰乱。他敲自己的脑袋并且说，“你说的这些在我脑子里是有意义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是：我不能容忍这种可能性，即你能够给我任何在深层次上对我真正重要的东西；我把你的话当成是空洞的想法，我贬低它，这样就掏空并且破坏了你的想法，也掏空并破坏了包容这些想法的我自己的脑袋；我敲打我的脑袋，并不是以一种突然爆炸的方式，而是通过巧妙而持久的对意义和希望可能性的破坏，而在同样的过程中，我也破坏了你，破坏了你对你的爱与修复能力的全部信心。
我们还可以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治正在激起分析师的希望，激发后者保持努力，以此让分析师容纳他自己的体验中最令人恐惧的片段：他仍然活着的那部分，然后他系统地破坏他在分析师那里所激起的希望。通过投射认同的这一交流维度，分析师开始掌握到病人体验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死气沉沉，还有那飘忽不定、不断被粉碎的希望。
当分析师开始使用他的反移情体验来形成对乔治体验结构的假设时，乔治带来了下面的梦：
我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居住空间里。（诊所是在纽约市，那里寸土寸金。）然而我只用了其中一小部分。寓所的前边部分像是一个家具陈列馆，有三四个大房间，装饰精美，但是没有使用。我住在后面的一个锁着门的小房间里。
这次治疗是一段时间以来最生动的一次，他们从病人的空虚体验，以及他隐秘的生命火花等方面讨论了病人报告的这个梦。但是之后的治疗又回到了熟悉而乏味的老路上。分析师询问了乔治在两次治疗之间的感受。“噢，我从来不记我们谈到的内容，”乔治说，“当我离开这里，我就不想我们的谈话了。甚至有时在这里我也不想。”
从当代克莱因派的观点来看，这个案例的治疗工作没有集中于使用病人的联想来产生解译，目的并不在于通过重建和洞察来提升压抑的内容。治疗集中在分析师自身的反移情体验上，以此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病人自体的多个片段，以及病人如何利用他人来保持一种停滞的平衡。
直到最近，克莱因派精神分析都是自成一体的。进行频繁“深度解译”的倾向，技术性言语的密度，关于幼儿心理富于想象的假设，对幼儿式攻击的不断强调——这些特征将克莱因学派与其他学派，特别是与自我心理学和人际精神分析区分开来。部分出于约瑟夫的影响，近期克莱因派文献有一个显著的转变，从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对幼儿期进行想象性重建，并对攻击性作过度解译，转向使用能够接近病人的语言，更多强调与治疗师的移情关系。这使得当代克莱因派对分析情境的观点更接近于人际学派，后者强调分析性关系中的此时此地，同时也更接近于弗洛伊德派的自我心理学，慎重强调对防御进行渐进的逐步分析（参加沙弗，1994，关于他视为当代克莱因派与自我心理学传统之间达成和解的讨论）。
克莱因从她的临床战壕中慢慢建立起她的理论，却从未对周围的智慧思潮真正发生过兴趣。然而她创造了一种思考心灵与自身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与很多表现现代文化特性的主题相一致，常常与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相联系：单一自我的解体，主体性的分散，还有强调将体验放入背景中来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是静态、分层和结构性的，而克莱因对心理的观点是流动、反复断裂且瞬息万变的。进而，克莱因一点一滴地更新了精神分析象征的蓄水池。弗洛伊德理解象征主义的方法，为文学、历史和人类学的解译者提供了工具，使其获得通路通往潜在的性欲与攻击的达尔文式主题。克莱因拓展了象征的调色板，为其增添了内在与外在、生命与死亡、繁荣与枯竭这些主题，所以也令解译的画布可以描绘出更具有现代性的主题，无论是对于分析中的个体，还是对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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