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你也要把一些准则牢记于心，比如拉波波特法则、史特金定律，它们会像《木偶奇遇记》中的小蟋蟀一样对着你耳语，当你要挥舞着武器冒失地冲进丛林时提醒你控制自己。是的，思考工具同时也是武器，用战斗来比喻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我们当然需要智性上的雄心与勇气来解决最艰难的问题，而争强好胜就是它们自然的附属品。在激烈的“战场”上，当有人急着要让别人像他一样思考时，即便是伟大的思考者也会采用卑鄙的手段。当人们能够抛出有力的反击时，建设性的批判也会被嘲讽所取代。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见过太多。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一些热点问题：意义、进化、意识，还有自由意志。当你处理某些境况时可能会感到恐惧或厌恶，不过请你放心，那时你并不孤单。即使是最有名望的专家也可能会被一厢情愿的想法牵着走，因而对真理视而不见，为情感而非理性的原因所蛊惑。人们关心自己是否真的具有自由意志，关心我们的心灵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身体当中，也关心在这个只由原子、分子、光子、希格斯玻色子构成的世界中意义何以存在，甚至是否存在。人们应该关心这些。说到底，有什么问题会比这些问题更重要呢：我们身处于怎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要格外小心。前路凶险，亦无地图可依。
第三部分小结
几百年来，“大脑是灵魂的所在”这种观点一直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而到了20世纪中期，它却突然变得荒诞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大脑由很多形状怪异的器官结构组成，分配在左右两边，早期的解剖学家们给它们起了一些很生动的名字，例如海马体（形状像海马）、杏仁核（形状像杏仁）、褶皱皮层（看起来像树皮），那它们究竟都有些什么功能呢？它们不能消化食物或者净化血液吧？大脑就是一个可以冷却血液的器官吗？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相当于一个散热器？这些器官通过神经纤维连接，因此可以彼此沟通。笛卡尔认为，神经纤维很像那种一头挂着铃铛的金属线，你拨动一头，另一头的铃铛就会有所反应，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一声铃响就能让我们对大脑产生心智的过程理解得更深刻？但还有谁有更好的设想吗？
后来就出现了图灵机，它是在巴贝奇、帕斯卡和莱布尼兹等人创立的理论传统上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大脑可以由一些简单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从根本上说都是机械性的，就像一个老鼠夹、一枚响铃、一套钥匙和锁、一个突触，它们可以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组织起来彼此发生作用，自主地完成一些智能工作，没有人类的干涉，也不需要有幽灵来统领它们。它们可以计算。
在图灵机发明之前，“计算者（computer）”其实是一种职业，比如说，那时候工厂和政府部门会雇佣成千上万的人做计算者，为商业、航海业、枪炮制造业以及银行业做计算。也许阿兰·图灵是这样猜测的，大脑也可能是一名计算者，它通过奴隶般地履行大量的指令去完成信息处理，这些指令非常简单，就像增量和减量那样。当这些早期的认知科学理论家们，像阿兰·图灵、冯·诺依曼、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人明确地将这个观点表达出来时，所有人都恍然大悟、深表赞许，并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大脑首先从感觉器官吸收信息，然后通过某种计算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经过多重细致的计算处理之后，大脑能从这些信息中提炼出一些有关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矿石，大脑把它们分类储存，用于指导人体的行动，而人体的行动反过来又可以为大脑提供必要的能量和保护。
图灵的设想最具创新力的地方在于，他淘汰了一些笨拙的环节，这类东西在早期设想的信息操作过程中异常明显：节骨点上永远得有一个员工，或是一个译者、一个图书管理员。总之，必须得有一个理解器，用于领会所有输入的信号。图灵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在完成了对不同信号的辨识之后，还是需要智能操作为下一步的走向做出决定。图灵尝试要将这一过程中的理解成分降到最低：他发明了条件分支跳转，这个设置能够通过识别（近似识别）1或者0，A或者B，x或者y来确定（近似确定）自己应该选择左边还是右边的路径。分支跳转和算法，这就是这个系统所需要的全部了，只要在虚拟机上叠加虚拟机，在其上再叠加虚拟机，一个个叠加下去，就能组装出具有各种识别水平的装置。
5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一愿景努力，但一路走来却发现了很多问题，它们很细小，解决起来也非常不容易。如果大脑可以比作计算机，那它肯定不是我们平时所用的那种计算机。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计算机的基本特性，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符合生物原理的角度提出大脑的可能架构，而不是那些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存有的商业架构。
这段插曲的观点已经大体澄清，其中还加入了大量的细节分析。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思考工具，帮助你更好地解决接下来的问题：首先，进一步探索意义在大脑中或者在其他机器里是怎样生成的；还有，在没有优秀的程序员和杰出设计者的情况下，演化的力量如何设计出了这整套精妙的构架。在后面，我们还要去面对意识和自由意志这两个概念，它们最为狡猾，但之前所掌握的这些思考工具能助我们一臂之力。第四部分小结
为了处理意义的基础概念，21种思考工具，包括十几个直觉泵和一些有用的概念悉数登场并投入使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做出了什么呢？它们是否全部奏效了？注意，证明一个直觉泵是否有价值有两种方法：首先，如果制作精良，它泵出的直觉就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能够有力地遏制一些使人浮想联翩的错误路径；其次，泵出的直觉依旧可疑，但直觉泵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前提上，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直觉泵都是一种杠杆，就像跷跷板，一边升，另一边就必须降，且唯有当它不会弯折或从中间断裂时方能奏效。直觉泵比跷跷板更复杂，因此，正如我在两个黑盒子的例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拧一拧上面的旋钮，但毫无疑问，在接受它的结论前，我们还须检查其他旋钮。
对于意义，这一部分给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喜忧参半。意义不会是某种易于映射到大脑中的简单性质，我们也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可以解答某个句子、某个思想或某个信念的真正意义的“深层”事实。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找到并锚定全部物理立场和设计立场以及现有资料的最佳解释。如果我们能找到解决蒯因式意义困境的一个方法，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说，我们可以确信，不存在某个尚未发现的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正如前往巴拿马的双币机表明的那样，意义总是相对于某个功能背景，它并不需要什么原初意向性，除了我们（近似）自私的基因的意向性。自私的基因从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功能背景中获得其近似意向性，而不是从一个智能设计者那里获得这种东西，就像那个订购巨型机器人的有钱客户一样。两个黑盒子的直觉泵表明，要理解并解释世界上的因果规律，意向立场，连同它接纳的所有近似信念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可选项。
在21世纪，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增强了，第一次可以严格地、积极地对那些有着数以万亿计的活动部件的机制进行思考，它们的运作方式并不神秘。多亏了图灵，起码我们现在可以隐约看到一条路径，让我们从无理解能力的物质（物理立场）开始，经由一系列重新安排（设计立场，以及近似意义）达到这样一种自我理解：我们是信者、知者、理解者的典范，经由意向立场简化为意向系统。
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存有争议，或曾经存有争议，而且现在仍有许多专家不同意所有的这些命题。也许，将这些命题有序地组织起来会增强其说服力，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临界质量”现象：它会吸引那些还不曾看到诸多部件是如何巧妙地啮合的人。另一方面，把这些命题像这样组织起来能让批评者更容易地找出一条贯穿其中的错误主线。不论怎样，我们都能由此获得进步。或许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花招，它们遮蔽了真理，而不是照亮了真理。要找到其中的破绽，我们得回过头去转动更多的旋钮，看看会发生什么。最起码，发现这些破绽是一种辛酸的进步：它暴露出那些诱人的错误思想，而且几千年以来一直有哲学家身陷其中。
我并不是说该部分给出了一种意义理论。它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逻辑空间，如果我是对的话，一个恰当的有关意义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容纳于其中。(61)既然我们对心灵的内容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确定的了解，我们可否转向意识这一谜中之谜呢？还不行。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基础。理解意识的过程中浮现出很多问题，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都有着与进化相关的预设或影响。许多我们还在探索的主题已经涉及了进化，所以，在继续探索之前，让我们揭示这些主题，并对其加以澄清。这可是一个无限迷人的话题。
第五部分小结
在这一部分，我试图表明，将达尔文的思想比作万能酸名符其实：它颠覆了整个传统世界，反对设计来自智能设计者的神来之笔这种自上而下的图景，代之以一个自下而上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下，笨拙、漫无目的的循环过程产生出大量的组合，该过程周而复始，直至这些组合具有了自我复制的能力，通过对其中最为优异者的反复利用使整个设计过程加速进化。
这些最早的生物体形成合力（一部主要的起重机：共生），从而导致多细胞生物（另一部主要的起重机）的出现，进而通过有性繁殖（又一部主要的起重机）使更为高效的探索成为可能，最终，它在一个物种当中产生了语言和文化进化（又是一部起重机），而这又为文学、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媒介，这些新的起重机崭露头角，反过来使我们以其他生命形式所不能实现的方式“追根寻源”，在方方面面反思我们是谁、来自何处，并借助戏剧、小说、理论模拟和计算机模拟以及我们引人瞩目的工具箱里越来越多的思考工具建模重演这些过程。
这一观点视野广阔、浑然一体，同时它又不吝提供各种精致、深刻的见解，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那些还在莫名其妙地排斥达尔文思想的人得好好想想，如果他们只用老式的手动工具，便会发现自己的辛勤劳作远离了研究前沿，无法跟进对流行病、认识论、生物燃料、大脑结构、分子遗传学、音乐和道德这些纷繁复杂的重要现象的研究。
第六部分小结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行家！这种现象严重困扰着有关意识的系统研究。当然，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只对某个问题思量过几分钟就认为自己想出的观点比所有根据高科技实验结果以及大量数据得出的结论还要有道理，这实在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在很多科学研讨会的问答环节，每每听到他们又引用一些近期自认为有力的体验去更正自己在演讲者的工作中发现的错误时，我就觉得有点儿可笑。如果如这些人所想，只有人类自己才能对自身经历的所有特性给出最可靠的评判，那他们倒真是没错！
但是，受一些不可靠却极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我们也会记错，或是错误地描述，甚至误解我们最亲近的那些体验。有这么一个例子，你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它很简单，却可能让你很震惊。为了按照下列指示观察自己，请先在镜子前面坐下。现在，开始专心凝视镜中自己的眼睛，不要受外界干扰，就像面对着靶子一样注视它们。视线保持不动，一只手摸索着从一打洗好的纸牌里抽出一张，把它举在离你一臂左右但脱离你视线范围的地方，牌面朝你，晃动纸牌。显然，你肯定知道你在晃动它，但是你却看不到它。现在慢慢将纸牌移入你的视线，同时保持它在摇动，这时，你会看到它在摇动，但你却看不清上面的图案！你说不出纸牌上是红色、是黑色、还是一张人面牌，更不用说上面的数字了。纸牌渐渐向你的注视点靠拢，此时，你更要集中精力，不能作弊，不能偷偷看纸牌。直到你真正可以看清楚纸牌的时候，纸牌几乎就在你的正前方了。
惊讶吧？我想，在第一次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肯定每个人都很惊讶。我们一直认为，视线“从中心集中点到外周”，对细节和色彩的关注度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尽管这种想法看起来“合乎情理”，也能经得住一般推敲，但它终究是错误的。“（视觉）意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连续、细腻的世界”，这只是我们的幻觉。所以，在科学界还没有给出最新发现之前，先不要急于对所见意识现象妄下结论。对此深表不屑的一些哲学家在摇椅上想出的那些理论才根本微不足道，那些理论更多带来的是困扰和迷惑。我们“通过反省”而“了解”的意识只是意识中次要的一些性质，但它们却在我们利用他者现象学框架思考意识并对意识展开系统性研究时，极严重地误导了其中的很多思考。
仍然会有很多难题有待分晓，但此难题非彼困难问题。如果在解决完所有简单问题之后还是剩下一些不可知的神秘残余，那我们就该重新考虑下自己的出发点了，有时候，得用一些激烈的方式才能让我们从当代生物、物理，甚至逻辑学的假设中脱离开来。借此机会还能看看，利用常规科学我们到底能走多远，尽管人类目前对所有事物的现行理解都是常规科学带来的，不管是行星、板块构造论，还是生物的繁殖、生长、修复和代谢。
第七部分小结
人们非常在意自己拥有的自由意志，不过对于什么是自由意志或它本该是什么，人们似乎也常会被一些观念所误导，就像他们在颜色和意识的问题上被误导一样。我们的决定并不是发生在大脑中的小小奇迹，它也并不违反那些可以解释我们身体其余部分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即使大多数民众都以为“如果我们的决定真的是自由的，它就必须是个奇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推断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为在这个疯狂的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是自由意志的唯一概念。在法律中，人们会区别“出于”自愿签订的合同与在强制、幻觉或精神错乱之下签订的合同。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它蕴含在构成了我们常识映像的实践与态度之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各个特点是依附于那个疯狂的意义上的概念。
几百年来，一直有哲学家坚持法律意义上的这种自由意志才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而它相容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相容于物理学和化学无可争议的统治。这一部分所介绍的直觉泵以及其他思考工具旨在支持和推进对相容论的理解。多年以来，人们提出过各种版本的相容论，相容论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法官、律师和其他一些人之间的共识，他们认为在“谁应当负责”和“谁应当受到宽恕”之间的区分，取决于人们在行动时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现如今，一些科学家正在挑战这一共识，他们当然也有权利这么做，就让我们严格地审视一下这些论证吧。
或许，科学正在让我们意识到一些关键的，甚至是具有革命性的东西：人们永远不该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负责，对值得赞许的行为与值得谴责的行为之间的区分没有稳固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个革命性的结论更需要人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可迄今为止科学家给我们看到的那些论证还远远不够。恶毒的神经外科医生把她的病人变成了残废，凭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虚假的观念；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颁布的错误观点可能会剥夺自由意志的多样性，它们原本合情合理并且对我们的生活有益。
我呼吁，每一方都应当小心谨慎。
相容论虽然在哲学家当中非常流行，但也常常会引起质疑。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把相容论称为一个“可怜的托词”，而今天的作者们也常常对我们这些持有相容论的人是否真诚表示怀疑。
事实上，他们也理当如此。科学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设定的许多规则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被自己的希望所骗时还以为是被证据所说服。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有些天文学家宣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将在10年后撞击地球，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而后又有一些天文学家宣布他们再次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那颗小行星会跟地球擦肩而过。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第二批天文学家是不是在自我欺骗，又或者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善意的谎言？要对他们的计算进行一遍一遍的验算或自己重新再做一番独立的计算，不要因为他们的结论没有明显的错误又能令你满意就美滋滋地接受它。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不要矫枉过正，不要“在原则上”怀疑所有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相容论真是好得让人不能信吗？那倒不是。我认为它是真的，而且我们既可以完全彻底地摒弃那些杞人忧天的想法，同时又改变和修正我们的理解，理解是什么支撑着我们的道德责任观。但这也是一项我们在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它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对我而言，它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赌注很高，问题很棘手，我们的判断也容易被情绪所扰。我们需要调动所有的思考工具，可这还不够，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必须制造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