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闪现之前，我就认为精神分析和文学是同根同源的。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则必须要学习文学，而想要学习文学创作的人也得学习精神分析。
我没有在哪里读到这样的观点，但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当时在接受分析，我能看到分析师对我所做的事情非常像我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他要听我的故事、我的叙述，当事情变得特别清晰或者特别让人困惑的时候（就好像我呈现一个梦），他就会做出一个解释。
我知道，弗洛伊德非常倾心于文学作品。他不正追随索福克勒斯而将其临床中最重要的概念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不也写过关于歌德、神话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圣经和莎士比亚吗？
当然，美国精神分析协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唯一合适的人选是精神科医师（‘每个睿智的人都知道’，译者注：美国谚语，来自于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
事实上，我不想成为精神分析师，绝不意味着我对人们的动机不感兴趣。我对人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因此我计划在密歇根大学主修心理学。我选修了那里开设的《弗洛伊德》和《精神病理学》的课程，但我也了解到要想选心理学，就必须把虫子切片来了解神经构造，还必须通过统计学的课程。前者我不想做，但我还可以尝试，但是对于后者，我知道我毫无胜算。
因此，我换到了一个思考人动机的专业，那就是英语文学。在英语文学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历史、家庭、宗教和法律的构成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看到这些特征在界定和变革行动中的作用。随着这些行为的完成，我们会讨论一个人物的性格是否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命运，或者是像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是生物学，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阶级，或者是性别、种族或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文学中让我最喜欢的是它能让你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想想看，不管我们跟他人关系如何紧密，我们唯一可以直接抵达的心理世界只有我们自己的。但是文学改变了这一点。我可以深入地了解哈克贝利·费恩、莫莉·布鲁姆、小熊维尼或者哈姆雷特。这样的通道能更好的共情他人。共情（根据科胡特所教导我们的）是一种替代性的内省：意味着我在听你说的时候，然后去看看我自己的内心，以便我可以清楚你是怎么说的，以及你说的方式会让我内心有什么感觉。这让我能够猜测你内心中的感觉。但是，在一个角色的内心当中，我体会到的是这些人物直接感受到的：没有中介。我的主观性和他人的主观性相融合。所以当莫莉·布鲁姆在《尤利西斯》结尾时欣喜若狂地说：“是的，我说是的，我会说是的！”时，我在她的话语中感受到了她的兴奋。当哈姆雷特说：“最近——我也不知是为何——我失去了欢乐，对一切事务也毫无兴致。”在他说他失去了兴趣的那一刻，我的欢乐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当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哈姆雷特的体会。
我们说起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惊人的魔力：就像叶芝在拜占庭的金鸟一样，让我们的灵魂从我们的身体束缚中当中解脱出来，并让我们和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朝圣者一起出行，或者在凶手到来前和理查德二世在庞弗雷特城堡监狱里思考他的人生，或者跟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一起在爱尔兰的道路旁找根绳子上吊自杀，以打发等待戈多的时间。
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更多的提升？正如济慈所说的“消极能力”更有力量——是指将自己的主观性融合到他人中的能力。
济慈认为莎士比亚是消极能力的典范。正是莎士比亚把我引向了精神分析。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我对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问题找不到答案。我不关心哈姆雷特是不是救世主形象，我关心的是他为什么迟迟不为父亲的死报仇：弗洛伊德对此问题有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也成了欧内斯特·琼斯专著《哈姆雷特》或《俄狄浦斯》的核心内容。我好奇的是《李尔王》中以李尔王奇怪要求开始，他的女儿们公开地、竞争性地表达对他的爱，以此来换取她们的嫁妆。在同一部剧中，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格罗斯特的儿子埃德加带着他失明、残疾的父亲爬上一座想象中的小山，在山上用一个想象的跳跃，就好像他在想象中自杀了一般。我想知道为什么麦克白夫人在提及给孩子喂奶时，她的丈夫却对此知之甚少，对于在戏剧中从未听到提及只言片语的人过分的关心无儿无女。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些念着“双双辛苦和麻烦”的女巫们会把“蝾螈的眼睛和青蛙的脚趾，蝙蝠的毛和狗的舌头”扔进她们迷人的锅里，我想对那些评论家大喊：“嘿，在煮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莱昂纳特在冬天的故事中对他的贞洁妻子赫敏产生了幻觉般的嫉妒，而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第二部分被他深爱的哈尔王子抛弃。
当时的文学评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么让我感到不满意，要么认为这根本不是该问的问题，要么对此不屑一顾：就像洛杉矶骑士队那篇著名的嘲讽文章《麦克白夫人有多少孩子》。我认为这些戏剧的发条装置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通过精神分析，你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
所以我开始尽可能多的学习精神分析，这让我想起我在中国教的学生们，他们参加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精神分析的课程，参加每一个会议和所谓的“培训”，欧洲和美国分析师拿起和阅读任何他们可以拿到手的资料。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我参加了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的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由城里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文学评论家和对文学感兴趣的分析师组成。那时候，有几个研究生被允许参加，我们很快就把这个小组命名为“心理医生和酒水”，因为它由一位分析师主办，当我们开会时为我们提供了啤酒、葡萄酒和鸡尾酒。酒水精神病学家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邀请我来到学会，让我写一篇关于《暴风雨》的文章，这也是我论文的一部分。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被邀请成为一名学会的研究候选人，这意味着我将参加成人和儿童精神分析的所有课程，但不会接诊病人——所谓的对照病例——在督导下。
我感到兴奋不已。我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精神分析，这样的老师不把弗洛伊德、梅兰妮·克莱因等人的作品当成“文本”，而是作为治疗神经症的实用指南，这是令人神往的。我的班级由11名医学博士、一名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和我组成。我喜欢所有的课程，好吧，也许不是所有的，但我最喜欢的是案例会议：就是候选人呈报他们对照个案在治疗特定阶段的过程记录，其余的人会谈谈我们对治疗真正发生了什么的看法。案例会议是这个项目跳动的心脏，其中讨论的内容非常重要。
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我真的很擅长。当你想一想后，就并不会感到惊讶了。我之前接受的培训就是跟着故事的迂回曲折，对我来说，在故事中寻找故事并不难，而这正好也掌握了移情、病人的防御和早年痛苦的关键。我非常非常擅长解梦。我认为我是班上最好的。我不是从高中就开始尝试理解晦涩难懂的诗歌吗？诗歌不就是由梦境构成的吗？图像、符号、隐喻和转喻？是的，如果你明白隐喻和转喻只是凝结和置换的关键词：玫瑰换了名字还是玫瑰。
案例讨论的结果是我发展出一种稀有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弊病——一种嫉妒——别担心，这不是指你们所想的那样，我发现这几乎只出现在研究候选人身上：这令人可怕的条件被称为嫉妒病人，而我们所知的唯一对策就是临床训练。我当然在寻找。这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官僚主义、令人沮丧、节奏缓慢，墙上贴满了官样文章。我最终赢了，但我认为更多的是靠运气。
我希望我说清楚了，我的文学背景对我做一名研究候选人非常有用。但在我开始在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接诊病人后更是如此。现在没有时间细数了——也许以后可以继续谈。
我的班级怎样了呢？两位研究候选人都毕业了。我是自1932年弗朗茨·亚历山大创办芝加哥学会以来的第五位。但在11名临床候选人中，只有3人完成了该项目。这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一个突出的原因是，他们真的没有准备好和病人坐在一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当然，这几乎就是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你不需要是个行家就能找出原因：在大学里他们研究了有机化学，进入医学院主修生物学，然后进入医学院，在医学院学习髋骨与股骨相连、股骨和膝盖骨相连——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什么能让人的身体动起来，但对他们的心理、文化和语言结构欲望一无所知。
近年来，精神分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病学的光环正在褪去，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光环正在升起。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理解了弗洛伊德发表《为非专业分析辩护》 60年后才发现他是对的，认定精神分析并非医学领域的独门职业，非医学博士像梅兰妮·克莱因、安娜·弗洛伊德、奥托·兰克、维克托·托斯克、西奥多·兰克、汉斯·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波拉斯、罗伯特·斯托洛和许多其他人都对精神分析做出了贡献。
这更像是1985年4名心理学家以垄断行为为由对美国提起的集体诉讼的结果。这个和解为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打开了一扇门，而当时越来越少的精神病学家愿意加入进来，因为学术精神病学越来越多的在药理学和神经科学中看到自己的未来。然而，非心理健康博士的命运似乎也没有改变很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让骆驼穿针都比文学评论家在美国的精神分析学院获得训练要难。这没有到远离事实的程度，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式的弥天大谎。
这是不幸的，因为任何有幸在大学校园教本科生、研究生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正如我——这个国家对精神分析的热情在社工学院或心理学科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却并没有在医学院点燃。它在人文学科中燃烧，哲学、社会思想、文化史、英语、法语、比较文学、古典文学和宗教专业的学生都选修相关的课程。常常是在学期结束时，三、四个学生还会来询问如何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师。令人沮丧和气馁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没有直接的途径。他们首先要成为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工作者，然后才能考虑寻求精神分析的培训。
当然，有些人会这么做，但很多人不会，因为他们对精神分析的理论、使命和方法论感到兴奋。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在不同的理论、方法和任务领域里埋头苦干不确定多少年，导致许多人把自己的才华——如勒布朗·詹姆斯的名言——带到南海滩，在那里他们永远被我们遗忘。作为一个领域，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不把大学毕业生培养成精神分析师，这是非常奇怪的。我们需要人先成为了其他成熟的专家，将此作为可以接受培训的条件。
没有人会建议，因为医生有时会看到骨头，所以在被允许进入医学院之前，他们应该接受木工方面的培训和学徒。或者一个想成为律师的人应该首先要求他成为警长。
别搞错了：我说的这是我们的损失。如果我们想想，精神分析的将来存在于论述潜意识光亮之中，这也是它过去所仰仗的。这种观点未必被新增同行们所共享。我们自己却让那些处在最佳位置和秉性的人进入培训如此之困难，就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不仅需要让那些非心理健康专业的博士有参与培训的可能，还要让年轻的毕业生们在大学之后直接能来到我们的学会、拿到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学位，让他们得到许可执业，这样他们就能在受训为精神分析师的同时也能谋求生计。这样他们就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留在精神分析领域。他们不应该把漫长而危险的捕鲸之旅带到其他学科中去，因为许多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国家精神分析专业候选人的平均年龄是54岁，有什么专业是这样的？如果在接近退休年龄之前都不让他们成长，他们怎么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世界去找到自己的发声，并最终为我们的领域做出贡献？更糟的是，如果精神分析本质上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CBT或DBT或家庭系统治疗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怎么能觉得自己是精神分析师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学会像一名精神分析师去思考，就像学习一门语言，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讲了几十年别的语言之后，还能流利地说这门语言呢？我们大多数人在学习了数年的精神分析性普通话之后，才能掌握我们的区域性的分析性方言。我在自体心理学中陈述和思考，能够让自己理解主体间性和关系理论。我记得自体心理学，因为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但我几乎看不懂克莱因派的菜单。如果我的职业生涯是讲CBT、DBT或家庭系统，我无法想象在讲精神分析时没有那种可笑的奥地利口音，而这种口音在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让精神分析师成为荒谬的小丑。
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一位主修人文学科的年轻人在学期末走向我，问我是否可以帮她获得精神分析的培训，我将不再对她说不，而是能够转换到我内心的莫莉·布鲁姆说，”是的，我可以“！
谢谢！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