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智生活正是发端于这种对立的事物。”
——弗洛伊德1899年2月19日致W.Fliess的信见弗洛伊德标准版.1886-1899，p.278
1 引言和定义
弗洛伊德创立的(inaugurated)精神分析理论建立在精神(psychic)冲突的基础之上，即，人类的心智的运作反映了诸多对立力量和倾向（tendencies）之间的相互作用。精神分析特别强调无意识冲突的影响，这种冲突被定义为个人意识不到的各种力量在心智(mind)中的相互影响。在冲突中，对立的愿望、感受、需求、利益、观念和价值观都会在冲突中相互对抗（confronted）。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冲突是人类心智动力的核心，在古典观点中，精神冲突由本能（驱力）能量驱动，并由情感贯注的幻想调节。所有的心智过程都建立在相互冲突的精神力量的相互影响之上，继而（in turn）和外部刺激相互影响。
精神分析的首要议题是各种潜伏在无意识中的精神冲突，最终可以在婴儿化（infantile）的愿望中发现这些压抑的冲突。这些无意识内容以扭曲的形式重新浮现，例如出现在梦、倒错、症状之中，以及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精神分析的核心冲突是俄狄浦斯冲突。这种——位于婴儿化之欲望与禁止——的冲突，构成了精神生活及其表现形式的动力。除了其动力学特性之外，冲突还有一些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ical）的成分：地形学（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经济原则（感官过度刺激、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遗传（取决于各种自我功能的发展）和结构学（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此外，俄狄浦斯情结的冲突在本能/驱力二元论（性本能/自我保存本能、自我力比多/客体力比多、生/死本能）之间发生。
客体关系理论家提出的概念通过关注（内化的）自体关系和客体关系的特性，扩展了这些冲突的领域。无论冲突是否可以被意识思维触及，进而有可能被现实地处理，还是冲突是否必须被压制，这些都取决于所涉及的本能（驱力）力量的强度，取决于个人的心理应对能力和环境条件。
对当代北美、欧洲和拉丁美洲词典和著作进行外推和扩展（Akhtar's 2009，Auchincloss and Samberg 2012；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Skelton 2006；Borensztejn 2014），（无意识）冲突可根据以下二元法进行概念化：
1、外在与内在/内在心理之间的冲突：前者是指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个人心理内部的冲突；
2、外化的与内化的之间的冲突：前者与已经转移到外在现实之上的内在冲突有关，与后者有关的心理问题，与并入个人动机与欲望的相反的环境约束有关；
3、发展性冲突与不合时宜的冲突：前者是指由父母对儿童意愿的挑战，或儿童自身相互矛盾的愿望所引起的发展规范性、阶段特征、发展性转化性的冲突（Nagera，1966），后者是指那些非年龄别（译注，即，不符合年龄特征）的冲突，而且 ，这种冲突可能是成年期精神病理学的基础；类似地，Laplanche和Pontalis（1973）将这种二元冲突视为俄狄浦斯冲突与防御冲突之间冲突；
4、系统间的冲突与系统内的冲突：前者指本我与自我，或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张力（Freud，1923，1926）；后者（Hartman, 1939; Freud,A. 1965; Laplanche 1973）指的是不同的本能特征或功能（爱的侵略性），或不同的自我特征或功能（主动-被动性），或不同的超我支配（谦逊-成功）之间的冲突；
5、结构冲突与客体关系的冲突：前者指的是三种主要的精神结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Freud，1926）之间的一种充满压力的议程分歧，也就是完全隶属自己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这种精神结构在分化之前的精神空间的冲突（Dorpat，1976；Kernberg，1983，2003），这种二元冲突的另一种表述是俄狄浦斯情结和前俄狄浦斯情结之间的冲突；
6、对立型冲突与选择困境型冲突（Rangell，1963）；或者，类似于趋同冲突与分歧冲突（Kris，A.1984，1985）：前者是指（可以通过妥协而聚集在一起的）精神内部力量之间的冲突；后者有时被称为“非此即彼”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太可能进行谈判，必须选择一方的力量，随后哀悼或放弃另一条道路是更加紧迫的选择。
世界范围的精神分析取向有着复杂的差异和重叠，对冲突的强调程度也各不相同。冲突光谱的一端是当代弗洛伊德和克莱因取向，他们继续将冲突视为精神发展和功能的形成过程之中的核心。光谱的另一端或许是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精神结构之缺陷与获得的发展性理论之上，并且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除了简单提到父母和孩子在不同的自体客体需求上的冲突之外，还提到了冲突在背景中褪去的概念。
人们对冲突的不同看法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以及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
2 理论的发展阶段：弗洛伊德
我们追踪了弗洛伊德对冲突差异进行概念化的过程，定义了其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三种不同的心理病理学尝试着组织心理冲突的独特方法都是症状性的。癔症患者将性与社会之间的斗争转化为身心冲突的生理症状。强迫的个体把某个想法及其影响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一种看似无害的执念。偏执患者将自己不相容的经历投射到外部世界，从而在内部和外部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冲突。这些不足以解决心理冲突的独特方式在理论发展阶段变得逐步结构化。
2A 创伤与前分析宣泄期（1893-1899）
弗洛伊德在这段时间谈到了与创伤事件相关的情感和社会道德禁忌之间的冲突，指出了内在-外在，人际的冲突，这其中隐含的内在对立力量的概念（Freud，1893-1895）。弗洛伊德在1899年的文献中比较了梦境和歇斯底里的症状，他在回忆1894年他对冲突的陈述时说：“梦不仅是愿望的达成，也是歇斯底里式的攻击……我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现实—愿望—实现。我们精神生活的涌现正是从这些对立的事物中产生。”（Freud，1899，p278）。弗洛伊德早期和癔症患者工作时发现她们的性欲与社会规范相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病理性解决就是症状。冲突解决方法不充分导致了症状：“……患者……在他们的观念生活中出现不和谐情况之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直到他们的自我面对一种经历、一种想法或一种感觉之后，而这种经历、想法或感觉引起了当事人决定忘记这些痛苦造成的影响，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有力量通过思维活动来解决这个不相容的想法和他的自我之间的矛盾……”（1894a, p. 47，原文强调）。
受到约瑟夫·布洛伊尔与安娜·O和Charcot创伤后癔病性瘫痪表演以及歇斯底里麻痹实验性产物，以及通过催眠暗示逆转了这些症状的启发，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假设（Freud and Breuer 1895），在特定精神环境中的无法发泄的暴力、创伤性情感，在歇斯底里的转化过程中转变成了生理症状。这些症状表现为身体症状，但它们并非起源于身体，它们只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了引起歇斯底里症发展的事件。始发事件的回忆路径被切断、回忆与清醒意识相分离。弗洛伊德写道：“在创伤性神经症中，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不是轻微的身体伤害，而是恐惧（即，精神创伤）的影响。类似地，我们只能将调查揭示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诱发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描述为精神创伤。任何引起痛苦后果的经历，如恐惧、焦虑、羞耻或身体疼痛，都可能成为这种创伤”（Freud and Breuer 1895, pp.5-6）。
与其他价值观相冲突的想法和渴望冲动如果被抑制，就会导致症状。1894年，弗洛伊德为癔症、强迫性神经症和恐惧症转化为症状的方式制定了一个最初的冲突模型，他将其总结为防御型精神神经症（Freud1894a,b）。在《防御型精神神经症》中，弗洛伊德认为实际的神经症症状，包括焦虑性神经症和神经衰弱症（Freud 1894c; Freud 1898）与冲突的形成过程相反，不是正常精神过程运作的表现，而是由于性能量不足导致的毒性性欲转化的直接结果。此外，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女性病人的互斥观念“主要来自于性经验和性感觉的土壤”（Freud 1894a, p. 47）。他还发现，这些想法与童年早期的经历有关，而且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他的病人一定遭受过成人的性诱惑（Freud 1896, p.203）。因此，癔症是这些经历无意识地操纵了记忆之后的直接派生物，当这种记忆被当前事件触发时，它可以追溯并恢复其全部效价。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童年事件的致病性只有在它们停留在无意识中才存在（同上，211）。
但是后来，他在1897年9月21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著名信件中写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质[神经官能症理论]”（Freud, 1897, p. 259）。他的“某种洞见在无意识中没有现实的迹象，因此人们无法区分真实与情感感染的虚构”观点让弗洛伊德怀疑他的诱惑理论（Freud, 1897, p. 260）。在分析自己的梦之后，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重新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单一思想已向我揭示。我在自己的案例中也发现了[我爱上自己母亲并且嫉妒我的父亲的现象]，我现在认为这是幼儿时期普遍存在的事件，即使没有像小孩那样歇斯底里[…]观众席上的每个人在幻想中曾经都是崭露头角的俄狄浦斯，每个人都从梦想现实移置到了现实中而惊恐地退缩，整体的压抑配给物将他的婴儿状态与现在的状态分开了。（Freud, 1897, p. 265）。
但是，不久之后，他再次报告了性暴力案例，并在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引用歌德的《迷娘曲》的话）宣布“一个新的座右铭：你这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了？“（Freud 1897, p. 289; Goethe 1795/96）。他从来没有彻底放弃创伤病原学观点，尽管他反复对创伤诱惑及其心理后果心存疑虑，但是他从1897年开始确实一直坚持一种想法，即，他的病人的“神经症症状与实际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一厢情愿的幻想有关，而且，就神经症而言，精神现实比生理现实更重要”（Freud 1925, p. 34）。对他来说，创伤的概念现在对立于植根于“内心”世界的幼稚的、驱力驱动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矛盾地安札在欲望和禁止之间。在这里，启蒙的理性主体在无意识愿望的驱使下遇到一个自我，以回应他/她生命之初极为依赖的环境。这种至关重要动力的表象就是俄狄浦斯冲突，我们对主要客体的爱和恨的冲动导致了这种冲动。弗洛伊德于1925年回忆道，“事实上，我误打误撞的撞上了俄狄浦斯情结，到后来才认为它具有如此压倒性的重要性，但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伪装成了幻想。”（Freud 1925, p. 34，原文强调）。冲突性的俄狄浦斯危机的结果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动力及其表现形式。
在创伤与冲突的问题上，弗洛伊德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例如，他在之前的演讲中指出“婴儿的紧张和病原性自大及其后果存在互惠关系的体验，类似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系列冲突。在有些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儿童时期的性经历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印象产生了明显的创伤效应，除了一般性体质及其发育不完全的事实所能提供的支持外，没有其他的支持。除了这些案例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案例，其全部重点在于后来的冲突，而我们强调要在分析中发现童年残留的印象完全是追溯的结果。因此在极端的“发展性抑制”和“退行”这两个因素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合作。”（Freud, 1916-1917, p. 364）。在1925年的回顾中，弗洛伊德只提到了他对婴儿幻想的一厢情愿的发现：“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诱惑的场景从来没有发生过，它们只是我的病人虚构的幻想，或者我自己强迫他们的结果”（Freud 1925, p. 33）。总的来说，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和病理机制理论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逐渐变得更加复杂，与创伤相关的冲突概念、其多重原因和后果或许获得了额外“过度确定”和“补充”的特征：创伤性强刺激和来自于外部的刺激突破了保护性屏障或外部刺激屏障的概念（Freud，1920）逐渐淡出，进而主张将创伤定义为面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内部或外部危险时的自我无助（Freud，1926），这在生命的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自我的不成熟让个体容易受到无助的影响。
神经症的产物与现实绑在一起了么？甚至和创伤性的经历或一厢情愿的幻想联系在一起么？至于哪个是“真”的问题，诱惑场景的真实性或其虚构性贯穿整个精神分析理论（Rand & Torok，1996，305），并且，它们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在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Freud 1905b; 1909a,b; 1910a; 1911b; 1918）。Ilse Grubrich-Simitis（1987，2000）指出，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坚持他最初的诱惑理论会更容易一些。众所周知家庭环境中的那些与正常情况背道而驰的性虐待。创伤模型会强调正常和病理之间的区别。相比之下，驱力模型谈论的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人自己古老的婴儿征服和死亡有关的愿望，以及一个人本能（驱力）之本质的不可避免性。尽管弗洛伊德在他的所有工作中强调——创伤是至关重要的病因，但是强调这种内在因素可能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精神分析概念的理论讨论“消除了与驱力相关的冲突引起的创伤性原因，并且把那些和性有关的精神装置推到了墙角”（Bohleber 2000, p.802）。当代创伤精神分析理论考虑了创伤的类型和强度、创伤起效前的人的心理状况，以及密切照顾者和环境对创伤受害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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