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破沉默:青春期最初的、冲动的自我割伤
作者:Mary T. Brady
翻译:义 煊
校对:杜净译
来源:心译心理 公众号
Brady, & Mary, T. . (2014). Cutting the silence: initial, impulsive self-cutting in adolescence.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40(3), 287-301. DOI: 10.1080/0075417X.2014.965430
本文探讨了青少年最初的、冲动的自我割伤,并认为早期自我割伤最有可能是在起到交流功能,因为对自我伤害感到最震惊的可能是青少年自己和周围的人。笔者还认为早期的、最初的割伤症状是努力”划开”一直保持沉默的情感和家庭环境,表明割伤一般意味着涵容和象征化的失败。作者证明了割伤有可能会引起分析师强烈的感受,而分析师可以有与病人的“同调”体验。分析师感受到的部分可能还给病人。两种沟通(即病人的割伤体验和分析师被唤起的感受)的相遇可以创造一个潜在的空间。本文利用临床案例和一个16岁女孩的长期临床材料,阐明割伤通过和精神分析师的同调体验,是一种情感上无法表达状态的沟通、涵容和象征的关系。
介绍
在本文中,我重点讨论了青少年最初的、冲动性的自我割伤。我将这种割伤与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仪式化的割伤进行对比,如果最初通过割伤的沟通信息没有被接收,而且促进环境没有以某种方式调整使沟通被接纳,则自我割伤就会成为一种纯粹的排他的和潜在的持久行为。我认为自我割伤意味着涵容(Bion,1962)和象征的失败。
Straker(2006)在她的论文"Signing with a scar"中讨论了更广泛的自我割伤,包括最令人不安的割伤,比如精神病性割伤,在这种割伤中,人"没有直观体验到内心的感觉"(2006: 102),割伤是对自己存在的某种具体的确定。”Favazza(1987)整合了割伤的文化含义,特别是关于成年仪式。Anderson等人将故意自我伤害(DSH)描述为:“……企图使局势保持不变。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无法设想任何有益的变化,人们却试图坚持下去。年轻人经历了一种无力感和对自主的需求,而DSH则表达了这种复杂的现实。虽然这可能会阻止自杀企图,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应对"策略,而是年轻人被痛苦困住的一种表现。(Anderson等人,2012年:151)”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尚未达到静止的、根深蒂固的且保留着潜在希望的早期割伤。Gardner评论说:“青春期以肉体形式……变化和相关的幻想会导致身体的疏离感--即身体是不同的,是一个客体,是与自我分离的。因此,这是通过割伤进行伤害的做法所涉及的一个关键特征----即身体成为了可以被"处理"或被"惩罚"的东西,因此通过具体的身体攻击而进行间接地控制和处理。”(Gardner,2001年:61)
自伤(即不想死亡而自我割伤或自我烧伤)。马萨诸塞州13%的中学生在前一年报告了一次非自杀性自伤(马萨诸塞州教育部,2012)。自我割伤行为在女孩中比在男孩中更为普遍;例如,在一项针对加拿大高中生的大型研究中,13.9%的报告自我伤害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女孩(Ross和Heath,2002)。自我伤害在青少年中似乎比成人更普遍。Briere和Gil(1998)利用了全国性的抽样,对美国成年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其中,4%的人报告说至少偶尔有自我伤害行为(与上面提到的18%的马萨诸塞州高中生或13.9%的加拿大高中生相比较)。Walsh报告说,自我伤害者的民族、种族和经济背景范围很广泛,并指出自我伤害的平均发病年龄为12-14岁,女性可能更容易割伤或掐伤,而男性可能喜欢更有攻击性的方法,如自我击打或打墙"(Laye-Gindhu和Schonert-Reichl,2005,2012:40)。
我同意Gardner的观点,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会导致身体成为"无法控制的感情和无法控制的本能冲动的目标和接收器"(同上:61)Walsh(2012)在对研究和文献的回顾中评论说,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关于割伤的流行病学研究。一项针对高中生的全州性实证研究。马萨诸塞州教育部(2004年,2012年)发现,18%的高中生在2003年和2011年都报告了非自杀性皮肤容器的破坏
与其他强调了消化的生理过程的自我毁灭行为相比,比如暴饮暴食、催吐、饥饿等,割伤更强调了皮肤的意义。皮肤是早期爱或痛苦的身体/情感接触的场所。皮肤将身体容纳在一起,特别是表现了我们如何被容纳在一起(Anzieu, 1989; Bick, 1968)。容纳的中断很容易通过皮肤的破裂来表达。
临床案例
抑郁症。他的母亲在他8岁时曾自杀未遂,把Marcus吓得不轻。父母都忙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出差。Marcus经常被留在管家或其他家政人员身边。在我们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正在处理对父母失望的痛苦感受,并尝试和我在一起有种家的感觉。母亲刚出国一周,之前的治疗计划取消了。我觉得Marcus很讨人喜欢,情感也很生动。我一直期待着能见到他。随着治疗时间进行,我和Marcus设置了我们可以一起玩的游戏。
'Marcus'是一个13岁的男孩,诊断为M: 我觉得,Kate [他的管家]没有买到我的酸味糖,真是太逊了。她只看了几家店。
T: 你觉得她并没有真的很努力,否则她可以找到你最喜欢的糖果?
M: 是的。
T: 最重要的是,你妈妈不在,我周五也不在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关心你,我就会在这里。(停顿)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依靠谁。
M: (点点头,从膝盖上拉下一块伤疤—他穿着短裤。鲜血顺着他的腿往下涌)。
T: (我感到震惊和惊恐。Marcus要求去卫生间把血迹清理掉,然后回来)。
M: 不结痂的话会不会留疤?
T: 不结痂是不会痊愈的。你不知道该靠谁,而且还伤害了自己。
M: 我并不是想伤害自己,我只是在结痂的时候会这样做。
T: 但我认为,当一个人感到无人照顾,就像他们很难为自己着想一样,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M: (点头。他回头看了看这个互动发生时我们正在进行的游戏) 你有三次赢的机会,我没有任何机会。
T: 我觉得你肯定很关心你能依靠谁。
M: (点头)
T: 但我并不是说你没有任何机会。其中一个机会就是了解这些事情,和我一起思考。
M: 你有iPod吗?我有一些新的音乐,我可以给你播放。我下次会带我的iPod。
临床案例的讨论
此时,我觉得他已经原谅了我说了一些太让他伤心的话,这好像也使他再次对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有了感受。我得去提供糖果,给他包扎腿。但我也觉得,他已经理解了我说的他的感觉中被忽视然后注定失败。我想,他能够感受到,即使我对他的陪伴有差距,但他也能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Marcus拔掉痂皮的动作非常突然,让人感觉不到他到底是在夸张还是挑衅,也不觉得他是在有意识地对我表达愤怒。马库斯自发地在身体上发起了一个动作,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似乎完全展现了一种没有被父母性皮肤保护且任其流血的感觉。他的动作也传达了一种感觉,即我的评论让他面临无法控制的痛苦。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与他的情绪状态不同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流血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体验中未被调解的部分。我对突然涌出的鲜血感到惊恐,同时也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的。他的行为表达了他痛苦的原始性,也唤起了我的体验,那是一种我作为父母而无意中造成他痛苦的体验。Marcus的身体行为传达了—比任何语言都要直接—他强烈未被保护的感觉。
Marcus通过身体展示了内心发生的事情。这一连串的动作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青春期时对肉体进行的行为,什么是象征性的,什么不是象征性的。显然,Marcus的行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象征,即把感情转化为一种可以思考或梦到的形式。然而,他的行为似乎完美地表现了他的情感状态:原始象征地—同时向象征趋近。这是Marcus表达“还未被思考的东西”的尝试。回想起来,我相信Marcus撕掉膝盖上的痂皮,突破了一种痛苦、抑郁的情绪。虽然这件事让人难过,但却打破了他抑郁状态的隔离。这样的行为表明了身体和精神痛苦的紧密交织。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了Green(1975)对”象征”一词的原始定义,即“一个被切成两半的物体,当携带它的人能够将两块组合起来时,就承认了它的存在”(Dictionnaires Le Robert)。Green还提到:难道这不是在精神分析设置中发生的吗?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一个象征的两个部分是平等的。因此,即使精神分析工作中分析师作出巨大的努力,在他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病人心理功能的意象,他也会通过观察自己身上的同源过程,提供病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通过理解沟通的来源和构成之间的关系。但最终真正的分析对象既不在患者一方,也不在分析师这一方,而是在两种沟通的相遇中,在他们之间构成的潜在空间中……一个基本条件是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建立同调互补的关系(Green,1975:12)。
创伤和忽视,以及替代照顾者的笨拙努力。他的行动使我更多地停留在负性移情中。我给他带来了痛苦,且未能充分保护他免受痛苦。可能他撕掉痂皮,既是和自己的沟通,也是和我的沟通。然而,要想真正的感受到情感的意义,这样的行动需要在他人的心目中被看到和了解。Green强调分析师的同调过程,与Bion对投射性认同、遐想和涵容的交流功能的理解一致。
和Marcus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转化为象征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努力。他做出了让我震惊的行为,让我接触到他的情感状态。这时,我可以做一件更符合他内心世界的心理工作。我的惊恐与我的病人的惊恐体验是同频的,当他感到过度暴露时,这种过度暴露是由父母带来的在理解青少年用身体表达的交流功能,有时"象征的"或"原象征的"这样的词会让人觉得与自我割伤这种出自本能的行为相距甚远。Green的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青少年的自我破坏行为需要得到另一个”部分”的满足,才不至于成为空洞的挣扎或潜在的既定防御。当青少年伤害自己的身体时,通过这种有力的刺激,这个行为作为病人“缺少的部分”需要通过分析师的心理工作才能满足理解交流的功能。青少年需要通过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来理解情感的意义。如果伤口和切口没有情感意义,青少年就会形成一种越来越机械化的与自己连接的方式:"这是我做的事情"。事实上,当一种身体症状长期存在时,它的情感意义可能越来越少。
无意识的为了沟通做出次的努力,而更像是一种容纳自己不要破碎的方式。割伤有可能引发象征意义,但其前提是Green(1975)对两个部分共同发展的阐释。
虽然不是割伤本身,但上述事件似乎接近于某种自我割伤,可能都是一种最初的冲动与矛盾的交流形式。割伤,就像身体上的任何动作一样,可以变得仪式化,在某一时刻,不像是一种Lemma(2010)评论说,不应假定改变身体是病态的。她指出,关于身体的行为可以成为学习的来源—例如"什么才像我?"--而不是强迫性动作,即不允许思考和感受。尤其是青少年,他们通过行为来学习。我同意Lemma的观点,不能从外部判断症状,必须考虑内部含义--如创造性或破坏性的因素。我想补充的是,对身体发起的行为被他人情感接纳的方式,与身体行为的意义有很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