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雪梅： 壞人
每個專業裡都有濫用職權的壞人，位高權重而不濫用職權者，謂之君子；而君子，不多。中國人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家族裡若有個人居高位或賺大錢，便很難不靠著吃一點特權，吃一點錢。此乃人之常情，若能抗拒這樣的誘惑而不走入偏途，需要很清醒的腦袋與很好的品德。而這年頭，「品德」並不是流行的商品。
精神分析專業裡，也有「壞人」坐在治療師椅上，濫用醫病關係，來滿足個人的心理需求或病態。有趣的是，精神分析專業裡的治療師或分析師若變成壞人，通常其行徑會更像狂人或精神病得很嚴重的人，也就是說，是心理問題，而比較不是品德的問題。我對品德好及專業能力一流的分析師十分敬仰，對其著作好學不倦；對於狂人分析師的瘋子行徑，則有一種「追根究底」之精神，這精神有可能只是一種「八卦精神」，源自於人之好論人長短及探看隱私；對於精神分析殿堂裡的家醜，我聽得傳聞，便非得弄清楚不可。這當中應該也還隱含著一點「科學精神」，因為不能忍受「八卦」裡的不清不楚與人為演義，「八卦」總給人「離譜的過份」的感覺。而我，非得查個水落石出，不然會覺得很對不起所聽到「很刺激的八卦」。
就在最近，我聽聞一個已經作古的「瘋子分析師」。此人名叫Masud Khan。在我知道他是個「瘋子」之前，我以為他是個「遺珠」──我的「精神分析名人錄」裡的遺珠。我的個人「精神分析師名人錄」裡有許多遺珠，主要是因為個人所學有限，所知不豐。再加上精神分析訓練課程裡偏愛某些「功成名就」的分析師，於是有名的更有名，重要卻沒有被放在書單裡的精神分析師們也就不會在學習精神分析者的心中留下任何痕跡。
我在閱讀Kohon的《No lost certainty to be recover》一書時，認識他一再引述的一位法國分析師，J.–B.Pontalis。這個名字其實並不陌生，他與Laplanche合編的「精神分析辭彙」（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是每個分析師書架上的必備工具書。中文版也早在西元二千年時由行人出版社出版。但我對精神分析師Pontalis的思想及論述則十分陌生。Kohon在其書中引述最多的是Pontalis所著 Frontiers in Psychoanalysis: Between the Dream and Psychic Pain。我在Tavistock圖書館找到英文譯本，書扉頁特別註明 M. Masude R. Khan為此書寫了序。細讀Khan的導讀，心裡想的是，能為一代大師Pontalis的書寫導讀，此人想必來頭不小，但怎麼從來沒聽人提起過他？Khan想必能說多國語言，他在導論中提到英文譯本翻得很好，把Pontalis的思想內容精準地表達了，但可惜的是，英文沒能表達Pontalis的思路──他是怎麼思考的。由此可見Khan懂得法文。我對Masud Khan好奇，這個名字看起來非常異地，我想他應該不是英國人。待我於精神分析出版文獻圖書網站一查，發現此人著述甚豐，所寫的文章發表於各主要精神分析期刊。我心想，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Masud Khan應該是個非常受人敬重的分析師，當時不知道他是已經作古了還是仍活著的。Pontalis的書英譯版出版於1981年，Khan極有可能還活著。我對於自己不知道這個這麼重要的分析師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有趣的是，幾天後，在參加一場探討治療師/分析師打破專業界線而對病人做出不當舉止的研討會時，第二次看見Masud Khan的名字。這個名字出現在講者所發的參考文獻裡一篇由Ann-Mary Sandler (2004) 所撰寫的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Boundary Violations; the case of Masud Kh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yschoanalysis, Vol, 85)。研討會裡，並沒有細談這篇文章。講者，John Woods同時是兒童與青少年心理治療師，及容格學派團體分析師，他擔任容格分析心理學會倫理委員會成員多年，處理過許多受分析者的投訴，信手拈來的案例就說不完了，不需要細看他所列的閱讀文獻。但，我的注意力被Sandler的這篇文章標題吸引，開始想像Masud Khan如何克服了其分析師對他的不當舉止，成為一個為人敬重且著作等身的偉大分析師。
事實與我的想像相距比十萬八千里還遠。研討會結束當天，便在圖書館找到Sandler的文章。一口氣讀完後，心涼了一大半，還有一種類似看完恐怖片後會有的驚嚇。原來Masud Khan是個「加害者」，他並非如我幻想的，是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更令人震驚的是，這段公案還牽涉到Winnicott，以及當代非常有成就的經濟學家，Wynne Godley（1926 -）。我尋線追根究底，發掘了一本以Masud Khan為研究對象的書，就叫《False Self: The Life of Masud Khan》(Linda Hopkins著，2006年出版)。
這精神分析近代史最令人瞠目結舌的醜聞是從一篇發表於2001年「倫敦書評 (Lond Review of Books)」的自傳文章開始熱騰騰地漫延開來。這一年，Masud Kahn都死了十二年了。這一篇文章發表於英國重要的文學週刊，London Literature Review，作者是當代英美重要的經濟學家Godley。他在文章裡細談了他接受Masud Khan分析的個人經驗。在這篇描述個人童年及日後接受Khan分析的文章裡，讀者看見一個喪失功能的分析師及一個不知道該怎麼離開瘋子分析師的病人。事情開始於1959年，Godley三十三歲，雖然已結婚且有很好的職業，Godley個人的精神狀態非常不穩定。這種不穩定，當然有其歷史源頭，Godley在其文章裡詳細地描述了他父母的離異，及童年裡父親缺席，母親把當他情人對待所造成的影響。1959年，他向一個朋友談到他的精神狀況時，他這個朋友介紹他去見Winnicott。當時，Godley完全不知道Winnicott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會長，是精神分析界的大師。在提供一次諮詢後，Winnicott 把他轉介給Masud Khan，當時Godley不知道，已經是分析師的Masud Khan還是Winnicott的病人。Winnicott此舉預告了即將發生的悲劇，而這悲劇說的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故事。
在Godley的文章中，我們知道Masud Khan（1924-1989，巴基斯坦人，家境富裕，1946年10月抵英國，二十六歲完成分析師訓練）這位當時在國際間享盛名的分析師在第一次見Godley 時就破壞了倫理界線，Khan告訴Godley許多私事，包括他即將娶當時非常有名，來自蘇聯的芭蕾名伶Svetlana Beriosova (1932-1998，Khan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芭蕾名伶)，即將會遠行度蜜月，但這沒關係，他們還是可以即刻展開分析，即使分析立刻會有中斷；Khan也問及Godley是否與名雕塑家Epstein有關係（此人正好是Godley的岳父大人），這個雕塑家是他的朋友。結束面談後，Khan主動要送Godley回家，並在他那百萬名車上拿出一本他寫的詩集送給這個即將接受他分析的病人。接下來的分析簡直像一場災難，而且這場災難持續了七年之久。這段時間，Khan送禮物，邀請Godley吃飯，安排兩家人一起出遊，一起打球，Khan把他的病人當朋友一樣交往。這情況愈演愈烈到瘋狂的地步，Khan甚至介紹他的一個女病人給Godley，想當他們的媒人，認為他們兩個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在他做這事時，他的這兩個病人各自有各自的婚姻，而Khan還與這個女病人發生性關係。Khan也經常在分析中接電話，甚至當場和來電者討論起其他的病人。1966年，Godley在親眼目睹 Khan與其妻子激烈的爭吵後決定結束他與Khan的分析，從此與他的分析師一刀兩斷。有意思的是，Khan也是在這一年結束與Winnicott的分析，而他個人的聲譽也約莫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向下墜落。
就在Khan分析Godley的這段期間，他還分析許多其他病人。在Linda Hopkins的書中，她訪談了許多當時接受Khan分析的病人，情況多半相似。Khan把他的病人當一般朋友一樣地社交著，甚至還穿著睡衣接待他早上七點半的病人，泡咖啡給來分析的病人喝，聊聊天後才開始分析。他的這些怪異舉止早就被當作八卦及餐桌上的話題談著，但從來沒有一個被分析者正式向精神分析學會提出申訴。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的不對勁，包括精神分析學會裡的分析師。他的畢業論文提了兩次才通過，他後來想當訓練督導級的分析師，申請了三次都沒通過，最後是Winnicott動用了他的影響力，才使得學會接受他的申請。
在接受Winnicott分析的十五年，Khan與Winnicott一起發表文章，協助Winnicott整理其著作，幫助他出版全集，這些超越分析關係的行為使後人很難將Khan怪異的舉止全歸疚於他一人，當然，他前兩任分析師，Ella Sharpe與John Rickmond於分析尚未結束就死於心臟病發，恐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Khan的第一任分析師於分析開始後九個月突然心臟病發過世，他的第二任分析師則於1951年因同樣的原因往生。雖然這樣的經歷一定會對受分析者造成極大的痛苦，但讀者應該會同我一樣，相信Winnicott有足夠的功力可以協助 Khan從這樣的創傷中復元。事實顯然不是如此，十五年的分析，Khan日後在其書信及日記裡皆提到接受Winnicott的分析最大的缺憾是，Winnicott有逃避談論受分析者的攻擊及毀滅慾力的傾向。
Kahn受到Winnicott的青睞其來有自，所有人也都注意到Khan過人好幾等的聰明才智，即使是後來恨他內骨的Godley也承認，Khan有種銳利的洞察力，能夠一眼看穿受分析者的內在癥結。Eric Erickson甚至曾說過，Masud Khan是精神分析的未來（“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 belongs to Khan” 1976；引自False Self: The Life of Masude Khan, by Linda Hopkins）。分析師一針見血的洞見使得受分析者更加困惑，更無法說服自己的感覺是對的──即分析師的舉止已逾距，因為分析師對其受分析者的洞見會使得受分析者無法判斷他對分析師逾越界線的行為究竟是自己病態，抑或是分析師的病態。事實上，六零年代已有許多精神分析師們很嚴謹地遵守專業倫理及界線，小心地避開與受分析者有任何形式的社交關係，精神分析的歷史雖然不長，但教訓已經足夠多。當時，Khan的行為其實已受到許多精神分析師的質疑，但整個狀況一直要到七零年代底，Khan的行為已接近瘋狂，學會才考慮要開除他的會藉。也就在同時，Khan發現他得了癌症（這潛意識的可能意含就深了）。倫理委員會有了婦人之仁，不願意雪上加霜，於是沒有將決定付諸執行。他們想，Khan可能也活不久了，沒想到他又活了十二年，而且在這十二年間還繼續做工，學會最後終於1988年開除其會藉，隔年Khan死於癌症。從這件事我們學到，精神分析界和其他專業一樣，會有「瘋子」及搞不清楚狀濫用職權的人（包括偉大的 Winnicott），精神分析學會也和其他機構一樣，會陷入集體迷思及集體規避責任的陷阱。
就在2009年開春，我才又聽到一條新的醜聞，有個分析師與他的女病人有了不倫的關係，女病人自殺了。倫敦精神分析界又熱騰騰地滾了起來。每一個職業都有職業傷害，也都需要處理對「服務對象造成的傷害」，精神分析專業在這兩個部份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Meltzer在其《精神分析歷程》一書中很清楚地指出，精神分析界過去的經驗已清楚地顯示維持分析架構的重要，它不只是在保護病人，也在保護分析師，同時保護精神分析這個專業。
Khan已做古，但他對接受他分析的人的傷害和他寫的書及文章一樣「影響深遠」。得知其結局後，很難不「因人癈言」，我無法想像有人能閱讀他的著作而受益。Meltzer說的好，沒有什麼比分析師「說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更傷害這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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