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除的封印（Return of the Repressed）
马苏德·汗的诡谲案例
ROBERT S. BOYNTON 文 | 波士顿评论
mints 编译 | 心理学空间网
2001年2月，时任巴德学院李维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名誉教授、H.M.财政部独立预测专家小组（即，六人智囊团）成员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发表在《伦敦书评》的一篇名为《拯救马苏德·汗》的文章震动了精神分析界。
韦恩·戈德利 Wynne Godley
Godley讲述了自己和穆罕默德·马苏德·拉扎·汗（Mohammed Masud Raza Khan）的长程精神分析故事，文章揭露了这位极具魅力的巴基斯坦裔英国人与他的许多病人发生了性关系和虐待他的情节。Godley说，他自始至终都受到汗的折磨。这是一场“漫长而无果的战斗，最终导致了一场漩涡式的退行。”
“治疗关系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分钟内就被彻底颠覆了，”他写道。在后来的治疗中，汗打破了分析师和病人之间任何可以想到的界限。他用言语攻击Godley（“你以为你们统治了世界！”）他肆无忌惮地谈论自己的名流社交生活（鲁道夫·努列耶夫、朱莉·克里斯蒂、彼得·奥图尔、迈克·尼科尔斯）和其他病人。他甚至安排Godley（婚姻美满幸福）和一名女病人（汗说他们“彼此用手满足对方”）之间的联系。他们三个，两个病人和他们的分析师甚至一起玩扑克（汗作弊）。Godley在不太友好的情景中目睹了汗和他的妻子——皇家芭蕾舞团美丽的首席芭蕾舞演员斯维特兰娜·贝里奥索娃（Svetlana Beriosova）——之间的一场酒后争吵，最后她踢了汗的腹股沟，然后他昏倒在前厅。
汗和贝里奥索娃
这篇文章是毁灭性的，因为汗是精神分析圈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之一——高级培训分析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权的主管，安娜·弗洛伊德的门徒，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儿童分析师温尼科特的长期合作者（汗是温尼科特的编辑，一些人推测，汗可能是他导师大量书籍和论文的合著者）。他拥有无可挑剔的血统，是传奇的第一代和现今一些最重要分析家之间的纽带。事实上，安娜·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父亲的作品（当然除了她自己），每当汗激起协会的愤怒时，她都会为他辩护。汗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做这些违规行为时，心知肚明，但又视而不见。
对于Godley的爆料，专业人士快速做出了防御性的反应。虽然现在这种严重违反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专业界限的灾难已不是秘密，但是在他的案例中仍然存在一个可恶的事实，即，汗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在做这些违规行为时就心知肚明，但又视而不见，这其中就包括尊敬的温尼科特。“这就像回到弗洛伊德和最早的精神分析先驱的时代。一切都在这里被批评和重新评估，一切都是掠夺。”Gregorio Kohon说。Kohon是一位活跃的阿根廷移民， 他也是伦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高级成员，在1970年代早期与汗一起学习。他说：“每个家庭都有秘密。我们在精神分析‘家庭’中看到的，无异于‘解除的封印’（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Kohon认为，目前而言，清除传统信仰可能是回归精神分析最初的承诺的第一步。
弗洛伊德在1895年至1905年期间对麻痹性“神经紊乱”的治疗方法进行了探索，并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心智科学（science of the mind）”。根据他的早期理论，痛苦的记忆和感觉被无意识压抑，并且通过患者的身体症状得以表现。在尝试催眠和其他形式的暗示之后，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可以通过自由联想（ free association ）缓解自己的问题，从而让这些记忆获得重视。但弗洛伊德注意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病人会将弗洛伊德和病人过去生活的人联系在一起，病人的这种强烈情感（或“移情”）和精神分析师发生了联系。
弗洛伊德发现的移情（以及“反移情”——精神分析师强加给病人的从过去转移过来的情感）是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谨慎处理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潜力的关键所在，除非病人和分析师之间保持严格的专业界限。弗洛伊德在《对从事精神分析操作的医生的几条建议》（1912a）中描述了这其中必要的界限性，以规范处理不当的移情给分析关系带来的混乱。分析师必须在注意力均匀悬浮的状态下倾听患者的自由联想；他必须保持混沌（opaque），同时抵制自己情不自禁的想要影响或改变病人的诱惑。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让精神分析师“自己的潜意识就像接受器官一样朝向病人传递的潜意识。”如果处理不当，分析师和患者可能会重演（reenact）而不是分析各自和过去的人物之间伤脑筋的关系。精神分析关系中固有的危险从未被否认过。
* * *
虽然精神分析有时候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危机状态之中，但是，哪怕对此最腻味的观察家也认为，汗-戈德利的事件发生在精神分析史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刻。现在，人们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所有概念（包括移情，反移情，压抑，俄狄浦斯情结）进行验证。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阿道夫·格伦鲍姆（Adolph Grunbaum）、弗兰克·苏洛威（Frank Sulloway）和彼得·斯瓦尔斯（Peter Swales）等作家的持续不断批评迫使捍卫精神分析的人士重新考虑精神分析的科学基础，以及其创立和发展的标准故事。精神分析最世故的诠释者已经承认了这些失败，开始借鉴评论家的见解，并试图继续前行。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弗洛伊德的许多与无意识有关的观点提供了证据。文化批评家们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寻中汲取了洞察力。无论这些“新”的精神分析学家是把自己看作哲学家、科学家还是文化批评家，他们都同意，现在是重新设想弗洛伊德更远大计划的富饶时刻。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问题是：精神分析承诺，它会带来火种，让我们明白（ throw light on）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时遇到困难，以及为什么我们饱受强迫之苦。
这场理论上的辩论已经对精神分析的实践产生了影响，而汗的丑闻又重新引发了几场酝酿已久的争论。精神分析的目的是“治愈”，还只是安慰？分析师是否应该和来访保持临床、专业的距离，并尊重自己与患者之间的“界限”（正如经典分析所坚持的那样）？抑或他们应该为所谓的“真正的关系”而奋斗，为了治愈病人而冲破界限？具体而言，许多人质疑，到底是汗的行为如此破格，还是英国传统本身的某些观念在无意中鼓励了这种公然侵犯边界的行为。把汗训练成精神分析师的传统是否让作为病人的他感到失望？是尊敬的温尼科特惹的祸吗？折磨了那么多人的汗，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吗？
当我读到戈德利的文章时，我惊呆了。尽管我对精神分析的科学基础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一直认为温尼科特的传统塑造了汗，汗儒雅的同理心很像温尼科特本人。汗在文学界和创作界特别受欢迎；他分析了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和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这两位分析家和多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探索了菲利普斯所称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弗洛伊德”，或者说是“野生的弗洛伊德”（wild Freud），他们崇尚创造力和完整的生活，而不是严格的“正统弗洛伊德”（Enlightenment Freud），后者规定了严格的解释和自我认识。
亚当·菲利普斯
我以前介绍过菲利普斯，作为一个被汗分析过的人，菲利普斯写了一本关于温尼科特的优秀专著（译注，中文版名为《威利克特》），菲利普斯显然认为自己继承了他们的传统。“从温尼科特到汗，再到博拉斯和菲利普斯，这一脉络的发展都是为了寻找和扩大自我。”琳达·霍普金斯（Linda Hopkins）写道。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正在写《祝福与羞辱 Blessings and Humiliations》，这是汗的第一部长篇传记。霍普金斯说：“新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感到有活力，打开自己以实现改变，而不只是治愈疾病。分析师寻求更深的探索、拓展经验的范围。更好、更真实、更疯狂的活着总比活在虚假的自我中要好。”
但是戈德利描述的可怕的汗与菲利普斯如此深情地回忆起的那个热情、异想天开的人毫无关系。汗的人格是分裂的吗？或者，汗相互矛盾的行为只是证明了他为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名患者需要的分析师所必需的共情能力么（尽管也许并不想要）？汗代表了温尼科特思想中的悖谬、荒谬，抑或是他们最完美、最合乎逻辑的表达？
* * *
初秋的一天，我约了戈德利（Godley）好好谈谈，我从纽约驱车90英里到了巴德学院，坐落在世纪之交豪宅中的利维经济研究所可以俯瞰一个华丽的意大利花园和广阔的哈德逊河。时年77岁的戈德利有着贵族的气质：他身材高挑，瘦削英俊，整个人散发着真正的“庄园出生之人”的冷漠：旧的拖鞋、旧的卡其裤、旧的蓝色衬衫和宽松的栗色羊毛衫——这些都和闷热的初秋无关。
午餐时，戈德利向我讲述了卡汗的故事，语气中夹杂着厌倦和绝望；他的语调如此遥远，听起来像是在复述别人的分析。戈德利说，在他们为期七年的日常分析会谈中，卡汗劝他不要讲述自己的童年或过去：卡汗向他保证，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正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戈德利写道：“当然，这给了卡汗一个许可证，凭借这个许可证，他可以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评判性的以及异常残忍的干预。”卡汗有时候会在不通知戈德利的情况下醉醺醺地突然出现在戈德利家里，折磨戈德利的继女（她正在接受卡汗的老师温尼科特的分析），骚扰他的妻子。
戈德利不允许我记录我们的对话，除了他已经透露的细节之外，他似乎不想提及更多的细节。所以，当我提及——「他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卡汗」——这个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问题时，他似乎丢弃了我的剧本。
他的眼睛紧张地在餐厅里转来转去，然后低眉慢慢诉说，我后来了解到的剧本，来自于他与几位分析师一起进行的电子邮件讨论。“我被打得落花流水，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严肃地说，“他奴役了，作为回报，我被赋予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欺骗性的生活和世俗成功的表象，这似乎让每个人都感到自豪。当然，这是命中注定的。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羞耻，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他声音渐渐变弱，“但你不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为什么留在了咨询中」，而是「为什么伦敦精神分析学院一开始就获准卡汗进入该协会」吗？”
首先，伦敦精神分析协会为何未能保护卡汗的病人和精神分析。其次，我关注制度问题，以及业已发生的无意识共谋，以便更好地保障未来的精神分析实践。——唐纳德·坎贝尔
戈德利告诉了我他不幸的童年。他在荣华富贵中长大，父亲冷淡、酗酒，母亲反复无常（她偶尔会裸体在儿子面前展现自己，同时声称“她从性交中获得的强烈快乐”），他从一开始就感到不安。牛津大学毕业后，戈德利受到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这位哲学家成为了他的终身好友）的指导，并在巴黎短暂地担任了职业双簧管演奏家，之后他开始了财政部的职业生涯。他娶了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之前嫁给了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孙子）。尽管戈德利的事业和婚姻都很成功，但他仍饱受抑郁症和幻觉的折磨，并向他认识的唯一分析师、时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温尼科特寻求帮助。温尼科特把他介绍给了卡汗，戈德利并不知道卡汗既是温尼科特的门徒，也是温尼科特的病人。
无论戈德利的叙述多么糟糕，人们也不应该有卡汗恨他的印象。恰恰相反，一位分析师告诉我：“奇怪的是，马苏德·卡汗真的很爱戈德利。他是他最喜欢的病人之一。”事实上，卡汗既能慷慨解囊，又能施虐。即使在折磨戈德利的同时，他也向他赠送了大量礼物：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一幅由这位艺术家签名的莱格石版画、昂贵的初版书。有一次，戈德利得了流感，卡汗把他的另一个病人（一名医生）送到他家照顾他。戈德利回忆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男人，我知道他是卡汗的病人，拿着听诊器靠在我身上。我尽量不笑，但我觉得整个情况很荒谬。”戈德利说，卡汗的破坏性影响最终“被一位技术娴熟、耐心无私的美国分析师摧毁了”。
戈德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时任协会主席的唐纳德·坎贝尔展开了全面调查，其中包括审阅之前理事会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采访了认识卡汗的资深成员。召开了一次非公开的会议讨论此事。坎贝尔告诉我，它有两个目标。他说：“首先，思考伦敦精神分析协会为何未能保护卡汗的病人和精神分析，其次，关注制度问题以及业已发生的无意识共谋，以便更好地保障未来的精神分析实践。”当这份机密报告在学会成员（尽管不是公众）之间传阅时，人们很清楚，该协会的共谋始于卡汗于1946年开始的训练。尽管卡汗未能成功完成他的第一个精神分析案例——此外，这个案例由安娜·弗洛伊德本人督导——但他仍然获得了分析师的正式资格，这公然违反了协会的规则。机密报告指出：“阅读（卡汗的评估会议）记录，人们会觉得他有一定的动力完成训练。”卡汗就这样幸运的上路了，在他26岁时他成为了一名分析师，那一年是1950年。报告继续写道，在“因不明原因”三次被拒绝后，Khan于1959年被任命为训练分析师。很明显，协会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对卡汗心存疑虑。
“不止我一个人，卡汗是个连环杀手。”——韦恩·戈德利
根据调查，甚至在可汗与一名接受分析师培训的患者发生了极其公开的婚外情之后，协会成员们仍继续与他共谋勾结。当这位女性分析师的丈夫向研究所主席投诉时，“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相信他，并采取了行动。”报告还发现了各种不太严重的超越边界的行为。Khan经常与他的一位“高调”女性患者的父亲共进晚餐。他经常在半夜给病人打电话，喝醉酒，心烦意乱地闯入他们的家。“不止我一个人，”戈德利说，“卡汗是个连环杀手。”
卡汗身材高大，身高1米88，长相黝黑英俊，脸型无可挑剔，他并不是那种刻板的、谦逊的心理医生。他自称是巴基斯坦王子，门上贴着一块金色铭牌，上面写着“马苏德·卡汗殿下”。他避开了伦敦分析人士青睐的绿树成荫的汉普斯德郊区，住在繁忙城市的中心，靠近哈罗德，一栋优雅的汉斯新月公寓楼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爵士是他的邻居。卡汗的公寓里摆满了珍贵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以及初版精装当代法国和英国小说。
1959年，他与芭蕾舞演员斯维特拉娜·贝里奥索娃结婚，并通过她结识了一批名人朋友。Rudolph Nureyev、Julie Christie、Peter O'Toole、Mike Nichols、Francois Truffaut、Princess Margaret、Julie Andrews都是卡汗家庭派对的成员。卡汗会在宾客中表演“即时分析”，以此作为一种派对把戏，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Frank Kermode称他为“马戏团分析员”。（更进一步的是，当他们还是剑桥大学的学者时，Kermode成了戈德利的朋友，正是他向《伦敦书评》推荐了戈德利回忆录。）
尽管卡汗很有魅力，但他的行为不检点，专横。科莫德告诉我：“卡汗做了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很像一个冲动的本科生，更糟糕的是，他是庄园的主人。”他回忆起一个晚上，卡汗欺负科莫德的妻子，当三人共进一顿安静的晚餐时，她哭了。科莫德警告卡汗停下，否则他们就会离开。卡汗没有停下时，科莫德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却发现卡汗挡住了他的去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说，‘除非我允许，否则你不能出去！’我说，‘哦，事实上，我可以出去。我会站在桌子上，让你最喜欢的水晶和瓷器铺路！’”当卡汗最终允许他们离开时，科莫德一脚踩在了桌子上。还有一次，科莫德是汗的一次正式晚宴上的十几位客人之一。当第一道菜上桌时，汗穿着黑色斗篷，拄着拐杖走进餐厅，宣布他与巴基斯坦大使馆有约。叫客人们离开。
卡汗赴约时的行为也不好。导演迈克·尼科尔斯是卡汗的密友，他记得在一次晚宴上，卡汗发现一名男子在桌子尽头与一名女子调情。卡汗用巴基斯坦口音对着尼科尔斯咆哮道：“你在浪费时间，先生！你找错对象了！。你难道看不出她是个女同性恋吗？”还有一次，卡汗在餐厅的另一张桌子上给一个肥胖的男人送了一块巧克力蛋糕，当蛋糕送到时，他对他喊道：“这样你就可以早点死了！”有人怀疑卡汗的恶作剧是为了炫耀他极具表演式（Svengali-like powers）的说服力。有一次，在和法国分析师安德烈·格林喝香槟时，卡汗故意把瓶子从桌子上推下来，摔在了地板上。然后，他转向邻桌的男子，要求道歉，伪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无辜的食客最终给他们买了一瓶新的。
也许卡汗行为最显眼的地方就是，往往不会受到质疑。克尔莫德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卡汗的智慧。他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康在伦敦法兰西学院进行的站立式演讲，当时这位法国分析师正处于名气的巅峰。“这很无聊，讲三个多小时了。最后，马苏德大步走上台，打断了拉康的演说，「不，你的诠释是错的。」”汗接着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拉康理论，而拉康则露出钦佩的笑容。“他显然非常喜欢马苏德，”科莫德告诉我。
除了才华不足够，卡汗还善于操纵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在一个由白人、沉默寡言的小分析人士组成的世界里，他是一位高大、黑暗、对抗性强的穆斯林。“他不断使用微妙的手段，让所有优秀的西方人感到非常自卑，”卡汗的病人、其传记作家朱迪·库珀写道。戈德利认为，卡汗的双重性格——恃强凌弱和富有魅力——特别适合利用英国人的沉默和矜持。当对手（或分析师）不敢虚张声势时，他引诱他们。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经常讲述卡汗在咨询中对他说的话，他承诺从他在巴基斯坦的“皇家马厩”里送四匹阿拉伯种马给门宁格，门宁格是一位狂热的骑手。不用说，马的影子都没见过。几年后，当面对Menninger同事的质疑时，Khan没有提出异议。“你不知道吗？”他解释道，“我总是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