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丹尼尔·夏克特 在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中，一场奇怪的瘟疫席卷了整个马孔多（Macondo）小镇，镇上的居民逐渐丧失了他们的各种记忆。瘟疫导致的病症是逐步发作的。每个人先是遗忘了自己的童年，然后忘记了各种物品的名字和功用，接着认不出来周围人是谁，最后“竟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一个银匠在发现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手边常用的工具铁砧叫什么名字时，他感到非常恐慌，忙不迭地给家里的每一样器具都贴上标签。看着自己的方法挺管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José Arcadio Buendía）试图给镇上的每一样东西贴上标签。
他……给动植物做上记号：母牛、山羊、猪、母鸡、木薯、五彩芋、香蕉。当他渐渐意识到，这种记忆的消退没有尽头之后，他知道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即使人们能通过标记认出什么东西是什么，但也没人知道它们的功用。因此，他把标记扩充得更易于理解了……这是母牛。每天早上都必须给它挤奶，这样它才会产奶；牛奶必须煮一煮再和咖啡倒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做出了牛奶咖啡。[1]
布恩迪亚一想到这贴标签的活儿是怎么也干不完的，就感到头疼，他打算再试最后一种了不起的办法来保存大家的记忆：他打算发明一种记忆机器，每个人一生积聚的所有知识和经验在写成条目之后，都可以储存在这个机器里。在为这个机器誊写了14000条记忆条目之后，布恩迪亚幸而在一个陌生人的帮助之下，终于摆脱了这个噩梦般的疫病。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这个陌生人原来是他的亲密老友。
这部小说构想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密友和家人感觉上与陌生人无异；符号层面的交流失效，社会赖以存在的绝大部分事务运转不灵；最惊心的莫过于，连自我的身份感和自我意识都被剥夺掉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中那个开办训练机构让人提升记忆力的叙述者在顾客面前下过结语：“记忆就是生命。”[2]
然而，除却这些记忆失灵或者看到我们身边熟悉之人饱受失忆之苦的时刻，大部分人几乎不会意识到，其实自己说话做事样样都离不开记忆系统高效流畅的运转。我们可以停下来设想一下，如果你要安排与一位朋友在餐馆的会面，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哪些过程需要参与其中：首先，你必须能够想起你的朋友叫什么，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以及知道怎么给他打电话；然后，你需要借助对于声音的记忆，识别出接电话的人是不是你的朋友；在整个通话过程中，为了时刻记着你此次交谈的目的，理解对方向你说的话，你得持续地调取脑子里那本关于语言、发音、语义、句法的词典；在某个时刻，你得在脑子里搜索一遍去过的餐馆，想想最近有没有新店推荐，哪一家店会是不错的选择；你还得尽可能回忆你朋友的性格特点、特别的喜好，以及其他任何能帮助你们和谐交流、避免矛盾冲突的地方；之后，你还需要依靠已有的经验技能把自己送达目的地；最后，你必须十分清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免和朋友约定一个本有其他安排的时间见面。
尽管这样的任务需要记忆提取系统近乎完美地运作，而且这些系统的运作如此复杂，但我们却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它们，哪怕是目前最高级的计算机，也做不到像我们这样轻松和高效。更不必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这个系统都要进行无数次类似的操作。
正如其他基于生物学机制的能力，记忆系统整体而言能够很好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求，因为它在应对自然选择的压力下，经过了无数代的进化。一种在觅食时能够回忆起自己曾在哪些地方找到过食物的动物，相比于记忆没那么准确的动物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对于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那些能快速识别捕食者脚印的个体比识别速度更慢或识别准确度更差的同类更可能及时逃命。我们的确可以说，记忆的许多特点之所以能在严苛的进化过程中留存下来，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动物的生存和繁衍；任何会导致严重记忆扭曲的系统都不可能历经数代保持下来。[3]尽管我们的记忆系统远远没有达到完美满足所有人类需求的地步，但它们确实相当不错地应对了我们的各种需要。
然而，记忆的这种光环最近黯淡了下来。我们听到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虚假得令人揪心的创伤记忆。我们读到人们被外星人绑架的真切生动的回忆。我们也发现，科学家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让一些人回忆出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是不是意味着，尽管记忆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准确的，但它确实不像我们原本相信的那样一贯可靠？或者是否可以说，记忆的可靠性需要视情况而定，在一些情况下——也许是那些与个人福祉甚至生命安危密切相关的情况，它会非常准确，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没那么准确？又或者说，在我们大体回顾过往经历时，它是准确的；而在回忆具体入微的细节时，它没那么准确？
我们都亲身体会过记忆的瑕疵。我曾问我的一位同事他多久没刮过胡子了。他却非常困惑地对我说，他一直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我们都对自己的记忆很有信心，但放在一起对照着看却相互矛盾。同样，我们也都有过这种不舒服的经历：某个词或者某个人的名字你明明知道，但就是说不出来；或是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但就是想不起来与之相关的信息；或是在朋友提到某件可能大家一起做过的事情时，你的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时候想要回忆什么东西和抓住转瞬即逝的幻影一样困难？这是进化留下的瑕疵吗？或者说，这是记忆的好处必然带来的负面效应吗？想象一下，假如你脑中所有的经历和知识都即刻可得会怎么样。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混乱，我们需要付出有时候无法提取出信息的代价。
研究记忆的学者正在热切地探求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问题的答案，尝试解答“我们究竟是如何记住过去的”这一核心问题。比如，在研究情绪时，研究者经常会请参与者回忆他们人生中最悲伤或最开心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回忆悲伤的事情能在顷刻间让人掉泪，而回忆快乐的经历能让人的精神立马为之一振。为何记忆对我们的生活具有这样的影响力？[4]
为了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记忆到底为何物。在我20年前初涉记忆研究领域时，认知心理学家很喜欢将记忆比作存放在计算机里的信息，我们需要时就把这样的信息提取出来。当时，没人认为记忆的研究需要囊括回忆感——一种感觉到自己在回忆的主观感受。而现在，我们多少能够确信，记忆并不像计算机那样不带情绪和感受地存储和提取信息。当然，艺术家和作家一直以来都深知回忆感对于记忆的重要性。有时，对于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其充满创意的作品中体现的先见之明，实在让我深感震撼。
比如，在马修·斯塔德勒（Matthew Stadler）的小说《风景：记忆》（Landscape: Memory）中，主人公马克斯韦尔·科斯佳腾（Maxwell Kosegarten）开始描绘几年前见过的一段风景。随着马克斯韦尔一次又一次地提取和探索自己的记忆，画面慢慢展开。在绘画的过程中，他自己的体会告诉他，记忆并非静态的复制品。他这样写道：
如果我的记忆本应是原有经验的精确复本，那么我的画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偏离了这种精确。它会是一幅描摹失真记忆的糟糕作品。但是我更乐意这样想：记忆并不是凝固的，也不应当是凝固的。我的绘画成功地传达了记忆这种以原初经验为起点的动态流变。我可以说，正因为我的绘画是那么精确地描绘了记忆，若与原初的经验形态相比，它看上去一定不是那么回事。[5]
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和作家一直在尝试揭开记忆的神秘面纱；近100多年以来，科学家也在极尽所能地探索记忆和遗忘的现象。在大部分时间里，进展是缓慢的，直到近几十年来，这一领域才有了极大的转变，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说引发了记忆研究的变革。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逐渐意识到，记忆其实不像我们一直以来设想的那样，它并非一种独立的、单一的功能。与之相反，记忆含有多个不同的、彼此分离的过程和系统。每个系统依赖于一系列特定的神经网络集合，需要不同的大脑结构的参与，这些大脑结构在系统中起着非常特定的作用。借助新型的脑成像技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观察，这些特定的大脑结构如何在不同的记忆过程中起作用。
在本书中，我将辨别和讨论各种类型的记忆。其中，有些类型的记忆能够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保持信息，有些帮助我们习得习惯，有些负责识别日常对象，有些负责获取新的概念，有些负责回忆特定经历。这些记忆系统同时运行，从而帮助我们应对各种日常事务，也为我们的思考和体验提供各种过去的想法和感受，帮助我们有目的地行动、有体会地生活。但记忆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记忆内容，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记忆并非某种单一的实体，我们将进入内隐记忆这一无意识记忆的新世界。正是由于这种记忆的存在，我们能够不费什么心思地骑自行车或者弹钢琴，而无须在每每执行这些动作时做出有意识的努力。许多人以为这类记忆藏在我们的手指里头，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存在特定的脑系统，专门负责这种过去对于现在的无意识影响。
现在，对于记忆是如何存储和提取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足以推翻另一长久以来的迷思：记忆被动地、原版原样地记录现实。还有不少人仍将记忆看作心灵相册一类的东西，里头存放着一系列的家庭合照。我们并不会不加主观判断地保存过往经验的快照，相反，我们紧紧地把握着这些经验中蕴藏的意义、感受和情绪——现在看来这一点非常明显。尽管严重的记忆扭曲并不常见，但对这类现象的研究能极大地促进我们对于记忆的理解。因为它们的存在是由于记忆系统的特性使然，因此为我们理解这些特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记忆尤为重要的一个特性在于，在当下的经验正在涌入记忆时，我们无法剥离过往经验的影响。想象一下，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把两个人绑在一起，他们经历了完全相同的体验，包括看到的、读到的、新发现的、体验到的情绪等内容。除非这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过去、具有完全一样的人格，否则他们对于这一时间段的记忆也会大为不同。过去发生的事情决定了我们现在从生活中摘取怎样的片段加入记忆；记忆记录的是我们如何体验事件，而非事件本身。当下的经验被编入大脑的网络系统时，这些系统的连接方式已经被过往经验塑造。这些已存在的知识经验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如何编码和存储新的记忆，因而影响着我们对于当下经验的记忆的性质、质地和质量。
毫不意外，这些发现以及其他一些观察和洞见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记忆的脆弱，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有时我们的回忆会易于受到暗示的影响和摧残，以及我们的记忆在没有即时和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如何受到扭曲。我们开始理解，为何一些记忆能让我们发笑、流泪或颤抖。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足以说，人类记忆如何运作的真理已尽在掌握之中，但经过数个世纪的沉寂，我们终于开始发现理解记忆这一谜题的许多线索。
促使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形成的一个原因在于，原本在各个领域探索大脑与心灵的学者，在历经了数十年来不相往来的状态之后，逐渐走到了一起，致力发展整合性的研究方法——认知神经科学。这一方法也让记忆领域的研究得以转向。就在20年前，记忆的研究成果还是来自认知心理学家、临床专家和神经科学家这三大彼此独立的研究阵营。认知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研究记忆，但对于记忆在实验室外的大千世界、在人的大脑之中如何运作，他们提不起太多兴趣或完全没有兴趣；临床专家——心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描述了各种有趣的记忆障碍，但他们对认知心理学家剖析记忆的巧妙技术却一无所知；神经科学家通过切除动物的特定脑组织，并观察相应的效应来研究记忆，他们大多并不留意认知心理学家和临床专家的发现和观点。
20世纪80年代，认知心理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这一研究环境的局限。一些人开始研究日常的记忆现象，这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新的丰富性。另一些人开始测试记忆有问题的病人，运用各种得力的实验手段，深入探究遗忘症中各种令人困惑的现象。对失忆感兴趣的临床专家，开始广泛运用认知心理学家发展的各种技术和理论，以及包括磁共振成像在内的各种新的脑成像方法，来精确地描述病人的脑损伤特点。与此同时，各种致力探索大脑精微结构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基于神经网络的理论得到新的有力的推演；在这两者的助力之下，神经科学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开始将研究大鼠和灵长类得到的发现引入人类记忆的研究。而就在过去的几年中，新的功能性神经影像技术，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的出现，让我们得以观察大脑在人们记忆的过程中如何活动。如今，这些开创性的神经影像技术为研究记忆与大脑打开了一扇新异的窗户，认知心理学家、临床专家和神经科学家正致力探索这一新领域。过去20年以来，这种研究的整合令人兴奋，整合的范围也非常广阔。
我决定写作本书，正是因为我相信，是时候从亲历这一过程的参与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这其中的故事了。我研究生涯的大部分精力，就用于密切结合认知心理学、临床观察和神经科学这三股力量，发展合一的方法来理解记忆。我在此展示的，正是我所看到的关于记忆的图景。
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介绍记忆领域的新成果，提供我自己的相关研究发现和观点。许多研究在阐明一些发现的同时，也向我们强调了记忆的一个谜题——我也会在本书中对此进行探讨。这一谜题在于：记忆作为一种如此复杂且可靠的能力，为何会在有些时候狠狠地欺骗我们？不过，尽管记忆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非常难以把握，甚至出现致命的错误，但它仍是支撑我们自我感的最有力基石。我曾访谈过一位脑损伤病人，这位病人在丧失了许多宝贵记忆的同时，也丧失掉了他的自我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丢掉了人生的某些篇章，因而根本无法思考或谈论任何其他事情。
“我不能回顾自己的过去。”他反复对我说。
记忆的这种两重性（它的许多局限和它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是我在本书将要探讨的核心，因为这是理解过去如何塑造现在的关键所在。我将这种两重性理解为记忆的脆弱之力。近年来，这种独特的力量影响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激烈的争论在心理治疗、法庭和大众媒体中爆发，人们带着强烈的信念，坚信自己恢复了长久以来被遗忘掉的、童年时期被性虐待的经历。在这些回忆中，是否有一部分并非真正得到恢复的记忆，而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形成的幻觉记忆？我们也意识到了被指控虐待儿童的幼教工作者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那些孩子真的经受了他们所说的那些折磨吗？还是反复的不当提问让他们形成了子虚乌有的记忆？
记忆的这种脆弱之力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也很常见。随着老年人的寿命逐渐增长，越来越多的家庭受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侵扰。通过这种记忆障碍极具破坏力的病程，我们见识了人类对于记忆的极度依赖，以及记忆对于脑功能变化的极度易感性。而也许最令人感到沉重的是，在大屠杀过去50年之后，那些所谓的纳粹复兴团体试图否认幸存者的回忆，质疑那堆积如山的指证纳粹罪行（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最可恶的罪行）的证据。
这些情况的存在提醒我们，要理解记忆的脆弱之力，我们不能只是出于好奇而做一些智识上的思辨，我们也非常需要关注当今社会最值得关切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会引入现代记忆研究的观察和洞见，借此阐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记忆现象。第1章的核心主题在于探讨主观的回忆体验。我们曾相信，回忆就是将对于经历的记录提取到意识当中，但近期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误解。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哪怕是简单地回想起一段特定的经历，比如上周六的晚上做了什么、第一次约会去了什么地方，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当下的状态和以往信息的存储状态。
在第2章，我将解释几个形成记忆的关键过程。我将向大家阐明，编码的性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一位长跑运动员能够回忆超长数字串，为何一位自闭症天才（autistic savant）拥有非凡的视觉模式记忆，却很难记住其他信息。在分析一位脑损伤男孩可以通过书写而非言语进行回忆的案例时，我也会借此向大家阐释记忆提取的复杂性。我们也将会看到，对于大脑如何完成记忆的编码和提取这一问题，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的研究正在转变我们的观念。我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研究，也将给大家介绍这一前沿领域最令人兴奋的发现。
第3章将着重讲述我们如何将随时间不断流变的经验碎片构建成完整的个人记忆/自传体记忆。我们会发现，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记忆既不放置于大脑的某个特定位置，也不分散于整个大脑的所有地方。不同的脑区负责存放经验的不同方面，它们彼此连接在一起，构成独特的记忆系统，深藏于我们的大脑内部。这些关于个人记忆的新知识将帮助我们理解：一位大脑受损的男性为何活在一种幻觉记忆当中，觉得自己正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一位小说家向她即将死去的女儿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有多少内容是值得相信的呢？在第4章，我将探索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并考察两者间的关系受阻时，会出现怎样的状况。不断有证据表明，我们对于过去的大体印象往往是准确的，然而在回忆特定的细节时，却容易有所偏差和歪曲。我们尤其容易忘记记忆的来源，正如我在文中所举的一位女性的例子那样：她将电视里看到的一位男性与强奸她的罪犯混淆在了一起。对于神经系统遭受损伤的病人的研究正在逐步揭示，究竟是大脑的哪些区域，帮助我们将对真实经历的记忆与幻觉和想象区分开。
脑损伤的成年人会失去大部分对于过去的记忆，这是因为他们要么无法形成新的记忆，要么回想不出自己的过往经历。通过观察这些病人的失忆情形，我们也将学到重要的内容。在系统了解第5章所涉及的研究发现之后，我们将面对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记忆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实体，它依赖于多个不同的大脑系统。
对于遗忘症病人的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原本深藏不露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的新世界。内隐记忆指的是，过往经验能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感知、思考和行动。在我刚进入记忆这一研究领域时，心理学家经常请实验参与者尽可能回想几分钟前见过的单词或其他材料，以此来探究对近期经历的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但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带来惊人的发现：即使我们无法有意识地回想或识别近期的经验，它们仍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我们。我们将在第6章看到，尽管脑损伤病人丧失了对近期经验的外显记忆，但他们仍然存有对这些经验的内隐记忆。我们大部分人对内隐记忆一无所知，毕竟它的运作通常不易被我们察觉。但这种记忆的影响却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将观察内隐记忆在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以及观点剽窃纠纷中的作用，从而理解它如何影响各种日常情境。[6]
情绪性创伤的经验往往最能体现记忆的力量，我将在第7章探讨这一主题。在这一章中，我会列举一些经受过巨大创伤的男性和女性的案例，这些受害者毕生都无法忘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灾难：从一场大火中死里逃生，在纳粹集中营经受数年的虐待，令人心惊胆寒的战斗经历。我会和大家分享神经科学研究的近期发现，以理解这些记忆的力量基于何种要素。尽管这些创伤记忆会比普通的记忆更令人难忘，但它们无疑也是复杂构建的结果，而非对现实情况的原版复制。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情绪创伤都能产生鲜明的记忆；相反，在一些情况下，激烈的情绪体验会带来遗忘症，殃及除情绪创伤之外的更广泛的记忆。第8章将讨论令人感到困惑的心因性遗忘症的案例，比如，一位年轻的男性在经受了心理上的创伤之后，丧失了他生命中的几乎所有记忆。我将在此探究，在人们经受震惊后失去记忆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为何一个谋杀案的主犯会忘记自己所犯的罪行。我也会考察充满争议的多重人格障碍，这一人格障碍现已更名为解离性身份障碍。它能否为我们提供理解记忆与自我身份感的新知？是否如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言，现在对多重人格的诊断过于频繁，我们应当质疑它们存在的真实性？在研究过一些解离性身份障碍病例后，一方面我认同批评者的意见，对于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确实多有缺陷；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这类障碍的案例都能通过诊断和治疗存在缺陷得以解释。我将引用近期研究发现的、与应对压力有关的激素对大脑的影响，来分析这些令人费解的案例。
在第9章，我将考察创伤与遗忘症的相关问题。关于是否存在被压抑的性虐待童年记忆，大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被认为是赢家决定一切：支持恢复的记忆真实存在，还是支持这些被恢复的记忆是一种错觉——哪一方获胜，则哪一方的观点正确。在我看来，更明智的选择是退出这场争论，并意识到非黑即白的倾向过分简化了问题，毕竟它们涉及许多彼此关联的部分，需要我们逐一厘清。尽管一些心理治疗师确有可能促使病人形成了虚假的幻觉记忆，使得他们相信自己曾被虐待过，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得到恢复的记忆确实是真实准确的。
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我将重点探究随着我们逐渐衰老，记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在衰老过程中，有些对记忆起关键作用的脑区很少发生神经元消亡，而不同类型的记忆将受到衰老过程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将看到富有启发的线索，提示哪一个脑区最易受到衰老过程的负面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记忆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在我写下这些内容时，我自己实验室的团队以及其他一些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研究，带来关于记忆与大脑老化的新发现。通过观察老年人的记忆状态，我希望让大家看到记忆脆弱之力的性质。
相较于理解个人意义，科学往往更倾向于探明整体机制。但是为了深入理解记忆的脆弱之力，我们必须两者兼顾。这正是我在书中引入一些故事的初衷。我讲述了一些由于神经损伤或心理创伤而患上遗忘症的病人的故事，也分享了一些艺术家和作家的经历，由于创伤记忆或者重新理解过去的热望，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我也在书中引用了一些聚焦于阐明记忆性质或功能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所有的艺术都密切地依赖记忆，每一件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艺术家个人经验的影响，其中更有一些艺术家，会直接通过艺术创作，集中探索记忆这一主题。我十分钦佩艺术家在有力传达记忆的个人体验方面的才能，有时，文字无法传达类似的效果。[7]科学研究能够最有力地阐明记忆如何运作，而艺术家能够以最好的方式表达记忆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将引入和介绍一些艺术作品，它们极为有效地，有时甚至是极为深刻地表现了相关的记忆主题。
凯瑟琳·麦卡锡（Catherine McCarthy）和克里斯特尔·蒂尔博纳（Christel Dillbohner）这两位艺术家在她们缅怀故去兄弟的、非常私人的作品中，极其纯粹地表现了记忆的脆弱之力。麦卡锡的《丛林中的孩子们》（Children in the Wood，见图0-1）和蒂尔博纳的《远行 Ⅵ》（Excursions Ⅵ，见图0-2）分别包含了逐渐黯淡的记忆画面，但它们仍然散发着强烈的情绪气息。这两位艺术家似乎都在说，记忆既转瞬即逝，又充满力量。我们将尝试解答，为何我们需要面对和探索记忆的脆弱之力。
图0-1 凯瑟琳·麦卡锡，《丛林中的孩子们》，1992。40×60''。材质：油彩和清漆，油画布，双联画。波士顿尼尔森美术馆（Nielsen Gallery）藏。
画上的年轻女孩（艺术家本人）手里紧紧攥着一条在黑暗的空间中飘荡的丝带，丝带的另一头在油画右上方，连着一个小男孩的一条腿——我们几乎很难看清那一部分身影，那是她早年意外去世的兄弟。这条丝带似乎象征着挥之不去的情绪记忆的力量，它将艺术家和她的兄弟连在一起。她还将自己裹在一个白色的椭圆当中，里面有各种模糊的物品，它们可能源自麦卡锡的童年。其中有几个可以辨认的物品：一个单独的电话柄、一个机车发动机。其他的则是一些难以辨认的模糊形状，它们传达了童年记忆那种难以被有意识回想并清晰呈现的特质。椭圆旁边基本看不清的文字内容源于一本小孩非常喜欢的童话书——《丛林中的孩子们》。就像其他久远之物那样，书中的字迹早已蒙尘，模糊难辨。
图0-2 克里斯特尔·蒂尔博纳，《远行 Ⅵ》，1993。8½×5×2½''。材质：种子、蜡、装在盒子里的焦油。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蒂尔博纳广泛运用老旧的废弃物品作为记忆的视觉象征，比如这只竖立的破行李箱。箱子的一侧收纳了各种破烂的物品的碎片——比如一架梯子、一个滤斗和两粒种子，而另一侧则铺着一层薄纸和一层薄蜡。如同记忆在意识中浮现那样，透过这层薄雾状的纸和蜡，一张老照片如同幽灵般地显形，照片上是蒂尔博纳兄弟触动人心的身影。她这位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通过装入满含记忆的照片以及各种物品，艺术家传达了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的破碎而强烈的记忆。
[1]引文来自Márquez（1970），pp.50，53。
[2]Bellow（1989），p.2。
[3]有关记忆的进化论观点，参见Donald（1991），Rozin（1976）以及Sherry &Schacter（1987）。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记忆必然是最优的或完美的。持进化论观点的学者对于相关认知能力的分析（如对视觉（Tooby & Cosmides，1995）、对语言（Pinker & Bloom，1992）的分析）也承认了这些功能中缺陷的存在，但同时也强调了它们给人类带来的非凡的观察和交流的本领。
[4]心理学家杰弗森·辛格尔（Jefferson Singer）和皮特·萨洛维（Peter Salovey）在意识到往事在记忆中体现的强大情绪力量时，为此感到非常吃惊。“为何回忆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甚至让实验参与者哭、笑、颤抖？”他们不禁问道，“我们并不感到理所当然，反而非常地惊讶。”参见Singer & Salovey（1993）。
[5]Stadler（1990），p.144。
[6]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划分最早是由格拉夫和夏克特（Graf & Schacter，1985）提出。在研究文献中，另一些研究者也做出过类似的分类，比如陈述性与非陈述性记忆的区分（Squire，1992，1994）、直接记忆测试与间接记忆测试（Richardson-Klavehn & Bjork，1988）。当代对于多元记忆系统的研究取向，大多源于图尔文（Tulving，1972）对于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的区分，也源自20世纪70年代一些影响深远的划分原则（Hirsh，1974；O’Keefe &Nadel，1978）。有关记忆系统的研究回顾，参见由夏克特和图尔文编辑的一系列文章（Schacter & Tulving，1994）。在我们讨论记忆的各种形式时，我们容易因为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不同术语而感到困惑。在本书中，我使用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这两个术语以描述过去经验得以提取和表达的方式；相比之下，我用情景记忆、语义记忆、程序记忆、知觉表征系统、工作记忆等术语来表述实现内隐提取和外显提取的大脑机制。
[7]我和妻子苏珊·麦克林恩共同收藏的与记忆主题相关的艺术作品，构成了1993年10月牛顿艺术中心题为“记忆的脆弱之力：探索记忆”展览的大部分展品。除了马格里特的《被威胁的刺客》（见图2-2），本书中的其他艺术作品均来自我们的收藏。有关这些作品的收集过程，怀特（White，1993）从社会学角度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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