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精神分析和政治：大流行和自恋创伤
Sergio Benvenuto 文
mints 编译
终老而死这种事，在一些所谓的“原始”的文化中是不可接受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人的自然死亡。南美洲的吉瓦罗人认为，一个人既没有疾病的老死在自己的床上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死者是黑暗魔法的受害者——必定遭受了某人陷害。因此，必须找到并惩罚对死亡负责的人。
如果我们认为这这只是原始信仰的迷信，那么，我们也太高看现代人了：在一切自然事件中寻找人类的过错的替罪羊的逻辑也适用于我们这些高度工业化的现代人。
因此，围绕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起的诸多理论将矛头指向了过度工业化——人类迫害了大自然的脉动——污染、温室效应、过度城市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简单说就是，人类是灾难的真正原因。
这种观点与卢梭在1755年里斯本发生灾难性地震后的归因没有太大区别，他认为“自然本身是良性的。正是人类自己制造的疾病才让人类精疲力竭，我们的文化是埋葬我们的坟墓。”
阴谋论认为，这毫不奇怪，人类很早就开始研制、使用生化武器，德特里克堡一些匪夷所思的操作更让人们确信自己的猜测，同样的指责也指向了武汉的实验室。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吃蝙蝠（尽管事实已经证实，在疫情爆发之前，武汉没有蝙蝠出售）才导致了病毒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这种病毒溢出论（Quammen，2012）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是，它却污名化了“那些原始物种”。
指责他人、他国和人类是人们惯用的防御。
总之，不管发生什么，怪罪别人就对了——他们是自身灾难的肇始者——这和吉瓦罗人的“迷信”观点有着相同的逻辑。只是吉瓦罗人拒绝接受的，是人类的自然死亡，阴谋论者拒绝接受自己的无能。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大流行已经不能由某个（被猜测、栽赃的）个体来承担，是整个人类的罪过。这不是一个人的撒旦，人类是撒旦，人类才是疾病的肇事者。
事实是，流行性疾病和地球一样久远，曾经、现在都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令人失望。
尽管人类拥有其他动物并不具备的生物技术，但是，我们仍然是大自然的牺牲品。
黑死病在14世纪毁灭了欧洲一半的人口，它当然不是工业化的结果，黑死病绝对是一种自然的突变，那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人，不相信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开始寻找自己的逻辑，最终以替罪羊理论解释一切。
病毒的变异比动物物种的进化快得多，这个冬天和下一个冬天病毒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遇到新的流感病毒，并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疫苗体系。
面对快速传播和变异的病毒，在没有任何特定的药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最原始的疫情控制技术：隔离。尽可能地隔离病毒携带者，直到医疗系统能够切断病毒的快速传播。
1918年西班牙流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世界仍处于战争状态，人们也远远低估了疫情的危害，最终导致了2000万到1亿的死亡（根据当时的计算方法）。
同样，人们也在讨论自己的破坏力——人类正在改变地球，污染、温室效应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正在威胁着人类——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高估人类的破坏力。这就像人类无法超越生死一样，人类的命运并不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地震、海啸、小行星撞击，人会死亡，这是永远的方式。
许多当代哲学都在谴责那些预言者——例如，印度男孩阿南德。这也是一种替罪羊理论，把一切疾病都归咎于人类：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类最终与上帝一样强大，那么人们也会认为他们可能与撒旦一样拥有邪恶的全能性。
人类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
在未开化的人群中，寻找人类替罪羊的行为可能更原始、更粗俗和野蛮，博览群书的少数人群也可能以一种更优雅、更哲学和更复杂的形式找到自己的替罪羊。但其实质都是阴谋论的变种而已。
无戏不精的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无力抵抗covid-19带给美国人的冲击，他立即找到了“CVID-19”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并且首次将冠状病毒称为“china virous”。
诺贝尔奖得主Luc Montagnier秉持着复杂的理论认为，COVID-19并不是病毒间的达尔文变异。认为该病毒来自生物实验室，但是一不小心外溢而出。许多人认为这一假设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满足了他们的自恋，即，病毒来自于人类，意味着大流行是人类技术所为。
吉奥乔·阿甘本
还有一些哲学家将矛头指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我们的意识形态体系才是大流行或其扩大影响的原因。这种观点，尤其以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为代表。
阿甘本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为了强化“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而发明的，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喜欢的话题（阿甘本，2005）。
起初，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纯粹的否认主义（denialist）论题，有人可以将其等同于（如今像病毒一样传播的）其他形式的否认主义：否认大屠杀、否认气候变化、否认针对儿童的疫苗的无害性疾病等等。
然而，冲动的阿甘本在几天之后软化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像特朗普一样找到了一种变异的替罪羊，某国利用疫情强加了限制个人自由的专政政权——这听起来，似乎政治领导人从阻止各自国家的生产活动和制造压倒性的经济危机中捞足了政治资本并获益匪浅。
尽管福柯的《纪律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让我们开始思考瘟疫如何启动权力机制和一个有纪律的社会的结构。但是这一次，阿甘本的立论站在了“认为人类是大流行的根本原因”的超然自恋的上帝视角立场之上。
有人强调，大流行之所以袭击如此多的国家，是因为资本主义促进了人类活动的欲望，这其中就包括移民。但是，反资本主义者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同情移民。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论疫情》中大张旗鼓的认为这种流行病不是什么新鲜事（或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他补充说：“我们知道，世界市场，加上世界上存在庞大的未被医疗服务覆盖的区域，以及全球缺乏接种必要疫苗的相关纪律，当然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和毁灭性的流行病。”他接着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该市场对快速、持续流动的依赖，应该承担病毒的全球扩散。”他暗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导致的流行病与前资本主义时代传播的流行病完全不同！
这当然很荒谬。
令人费解的是COVID-19的起源和传播和医疗服务之间的联系。
武汉绝不是一个医疗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事实上，中国对疫情的反应非常有效），病毒的快速蔓延，首先出现世界最富裕的地区，那里的卫生系统服务相当高效。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必然会条件反射的跳出来，就像复述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样指责这些所有这些问题，即使这些问题与大流行没有丝毫的关系。
的确，许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伦巴第、纽约等）都是流动性最大的地区。但这些思想家心中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装得下其他的社会模式么？一个贸易、交流和运输有限，像朝鲜那样封闭的国家？
显然，巴迪欧和其他人一样——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我所说的现代化的过程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吻合，但不一定与后者一致。这么多人的反资本主义是否实际上只是掩盖了对现代科技社会的排斥，这多少是一种有些倒退的愿望。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受疫情的冲击似乎少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况，我几乎可以听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齐声欢呼：他们会立即大声疾呼，说这种感染差异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在病毒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等等。
每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也是我在这里所提及的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都是试图将任何发生的事情强加给预定的框架。当然，理论对于简化世界的混乱复杂性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总是有成为现实被迫依赖的繁文缛节的风险。
有些人拒绝承认，现实可以反驳他们的理论或将其相对化，并且总是会想出办法让他们的想法得到证实。许多学术“批判理论”缺乏批判精神。
流行性疾病——无论是瘟疫、霍乱等等，过去都被解释为对人类罪行的神圣惩罚。如今，一位知识精英将流行病解释为人类对自己的惩罚。
许多人认为“大自然反抗人类”。大自然取代了上帝成为惩罚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智人因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毁掉了自己。
事实上，上个世纪的一个对人类进行占卜的过程已经取代了上帝。
那些被当今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世俗化观点，其实是对人类的一种占卜。
Gott bleibt tot! Und wir haben ihn getötet! Wie trösten wir uns, die Mörder aller Mörder? ——Friedrich Nietzsche
上帝死了！上帝彻底死了！我们杀了他，我们该如何安慰作为凶手的我们？——弗里德里希·尼采
“上帝死了”，尼采断言，我们人类已经杀了他。但是，神的死，空置了神性的位置，于是神性越来越多地被人占据。人类想要成为这个神圣的存在：无所不能。今天，作为人类的活动的科学技术，似乎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能承诺人类的神圣提升。
但是，每一次占卜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邪恶的反面说法力量。每一位神都会导致相应的恶魔出现。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那么一定有一个反上帝存在。它可能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能，但它确实非常强大。
事实上，正是反对神的神谕让亚当和夏娃具备了人性，让他们脱离了被压抑的幸福。如果人类取代了上帝，那么，他们也可以取代撒旦。被神化的人类会自己制造出恶魔。
但是，我们如何协调这种（似乎标志着世俗化[即无神]现代性的人的）占卜过程与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而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却大大降低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谈到了人类在近几个世纪遭受的三个基本自恋创伤：哥白尼主义、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哥白尼打破了人们认为自己才是宇宙中心的自恋——将人类抛向了无垠的宇宙。达尔文打破了人类是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的物种的信念——人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弗洛伊德说，自己第三次打击了人类的自恋，他说，“自我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人类是潜意识的奴隶。
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宇宙中无足轻重的事实。然而，那些新的、神性的科学，却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符号，以此表明，我们是压倒一切其他动物的物种。那么请问，从哥白尼开始的现代性是针对人类的自恋贬低，还是对上帝的升华？
事实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类的这些恋的创伤，反过来又加剧了人类的自恋：人类越是认识到自己是边缘的、随机的，他们的绝望的力量就越是以补偿的形式出现。
当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中等发达星球上，并承认自己无关紧要之后，我们不仅获得了骄傲的自恋资本，同时也接受了自身傲慢的堆d肥：我们有着不以人类为中心的视野和能力！甚至认为“我们是唯一能从我们的角度看世界的动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科学，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就是现代思想的戏剧性成分。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许多原始文化自诩自己就是“人类”，这听起来就好像其他的文化都不是人类一样。这些学者以此赞傲自己，称自己是非种族中心主义者，并且与他们研究的原始民族形成对比，从而间接地肯定了对这些民族的非凡优越性。
列维·施特劳斯（Lévi Strauss）说：“野蛮人是首先相信野蛮的人，这就是他们遭遇到的双重困境！”但是，正如许多人相信野蛮人当然存在一样，那么，野蛮真的存在！
事实上，科学并没有意识到，科学对宇宙的了解和发现永远是人类的观点（尽管这不是科学的职责）。客观性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始终是一种相对性：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最终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世界。
哲学实用主义正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只有有用的东西对人类才是真实的。但这种观点并不会因为限制了人类的极限、成为了人类的牢笼，变成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柏拉图式洞穴而遭受谴责，而是被颂扬为惊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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