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了解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 SI）如何、以及如何转化为自杀行为。由于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显著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极为紧迫。
Allison等人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全球开放科学》的一项研究青少年自杀研究带来了积极的意义。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神经生理波形形态 （neurophysiological waveform）在积极和消极形容词的自我参照（self-referent）中进行初步处理的过程（即刺激开始后约200 ms）区分了有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s, SAs）（n=26）的SI患者与没有自杀未遂（n=30）的SI患者。
正如Allison等人认为我们需要将自我参照过程中的P2波形与自杀未遂联系起来。他们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P2波形的增强会导致“情绪扳机行动（feelings triggering action）”现象。
在这个模型中，对情绪反应和自我参照特征做出反应的早期注意朝向和唤起会产生负面的情感。随后，个体试图通过行为（即情感扳机行动）来释放情感的积累。
评估P2振幅的增强是否先于与情绪（emotion）有关的冲动（消极的紧迫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研究发现P2振幅的增强已经在错误的和消极之间建立了联系。即，事件相关电位波形（event-related potential waveform）在消极的紧迫感发生错误后的100毫秒内得到了增强（3）。
如果P2波形的改变也先于负紧迫感，那么Allison等人（2）研究中的情感似乎可能会更强烈，如果样本中包括具有特征性冲动的共病诊断（例如，躁狂史、药物使用史或头部损伤史）的人。不仅如此，先前被控制的注意力可能会导致消极的紧迫感，进而引发自杀行为。需要更多的研究（也许是跨诊断样本）来检验这一点和其他令人兴奋的假定病因机制。
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确定P2波形、SI、消极紧迫感和自杀行为转变之间的最优滞后期（ optimal lag）（4）。自我参照刺激产生的P2波形可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特征，但模型其他方面之间的精确时间间隔仍有待确定。正确的详细说明时间窗口（分钟、小时、天、周）对于捕获从SI到行动（aciton）的动态过程至关重要。
研究评估日程的选择往往基于传统/迷信，而不是强大的（认知过程如何导致自杀行为风险）的理论或经验理解。未来在高风险青少年中使用强化评估计划（例如，一天内多次评估）的工作可能有助于确定那些导致自杀行为关键结构之间的最佳评估滞后期（5）。
此外，Allison等人（2）招募一个当前的杀意念（SI）的样本，并且做出了周密的设计决策，其中包括那些过去也曾试图自杀的人和那些没有自杀的人。正如Schwartz和Susser（6）所描述的，为了区分精神病理学的主要特征，对照组应该也需要有相同的入组和剔除标准。
首先，虽然自杀意念（SI）组和自杀未遂（SA）组在抑郁严重程度或SI总严重程度上没有差异，但SA组在两个分量表上的意念水平确实较高：即，过去一周计划和过去一个月计划分量表。因此，那些在过去一年中有SA的人，他们在近期的SI活跃水平（（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强。
同样，尽管SA组的所有成员在过去一年中都有过SA，但他们也可以在有生之年进行其他尝试。SI组没有近期或终生自杀未遂病史。
因此，可能很难精确地指出群体差异是由早期自杀行为还是目前自杀行为所驱动。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尝试在不同维度上招募具有相似自杀意念（SI）水平的样本，并可能确保招募仅限于只有自杀未遂（SA）的人（或者，允许跨组终生尝试，并让过去一年的尝试成为两者之间唯一不同的特征）。诚然，鉴于过去的自杀未遂（SA）和当前的自杀意念（SI）通常是相关的，这个问题依然很难。
如果这种区分是可能的，它将大大有助于病因学模型的发展。
例如，如果响应于自参照处理的P2波形和类似特征（traitlike）更相似，那么我们可能期望不同组之间存在有或没有终身自杀未遂（SA）差异（确保当前SI在组之间是相同的）。相反，如果P2波形反应被概念化为类似特征，研究可能招募最近有或没有SAs（例如，在过去一年内）的青少年，再次等同于当前的自杀意念（SI），并要求所有参与者在过去一年之后没有终身自杀未遂（SAs）。
此类招募战略将具有挑战性，需要纳入相对较多的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实时监控招募，并进行动态调整，以便各小组不会因关键特征（如当前SI和寿命）而发生变化。
我们的研究小组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招募一个抑郁严重程度正态分布的成年人样本，这要求我们仔细地实时监测招募情况，并对抑郁症状加重的个体进行过度抽样（7）。
最后，我们还希望谨慎关注那些来自自我参照过程任务行为数据的建模。
作者使用漂流扩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8）来估计积极和消极形容词的自我参照加工。这种计算模型允许将决策与其他认知过程（反应偏差、起点等）隔离开来。我们认为，这种模拟反应时间数据，在精神病理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又被忽视的方法。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使用更传统的评分方法（如差异评分）的行为任务可能缺乏一些足够能让这些评分方法高度可靠（9）的心理测量特征。在当前的研究中，将计算模型应用于两个选择反应时间数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以让我们在精神病理学中具有重要病因学作用的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便进行更强有力的行为评估。
总之，Allison等人（2）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具有许多优势，包括自杀风险的行为和神经心理学相关性，以及一个精心设计的对照组，以帮助确定这些相关性中哪些可能是SAs青少年特有的。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将建立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并纳入我们上述的额外考虑因素。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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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lison GO, Benau EM, Asbaghi S, Pagliacco D, Stewart JG, Auerbach RP (2021): Neurophysiological markers related to negative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differentiate adolescent suicide ideators and attempters. Biol Psychiatry Global Open Sci 1:16–27.
3. Hill KE, Samuel DB, Foti D (2016): Contextualiz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rror monitoring: Links with impulsivity, negative affect, and conscientiousness. Psychophysiology 53:1143–1153.
4. Dormann C, Griffin MA (2015): Optimal time lags in panel studies. Psychol Methods 20:489–505.
5. Kleiman EM, Turner BJ, Fedor S, Beale EE, Huffman JC, Nock MK (2017): Examination of real-time fluctuations in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risk factors: Results from two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studies. J Abnorm Psychol 126:726–738.
6. Schwartz S, Susser E (2011): The use of well controls: An unhealthy practice in psychiatric research. Psychol Med 41:1127–1131.
7. Beevers CG, Mullarkey MC, Dainer-Best J, Stewart RA, Labrada J, Allen JJB, et al. (2019): Association between negative cognitive bias and depression: A symptom-level approach. J Abnorm Psychol 128:212– 227.
8. Ratcliff R, Rouder JN (1998): Modeling response times for two-choice decisions. Psychol Sci 9:347–356.
9. Parsons S, Kruijt A-W, Fox E (2019):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eds a standard practice of reporting the reliability of cognitive-behavioral measurements. Adv Methods Practices Psychol Sci 2:37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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