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客体关系革命的折衷进路：英国独立学派评述
作 者： 王礼军/郭本禹
心理学探析
不容置疑，任一现存的学科都是在不断的批判与修正中得以发展，精神分析学亦是如此。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精神分析学说以来，其发展进路经历了自我革命、客体关系革命、自体革命、关系革命和神经科学革命，分别诞生出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关系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精神分析学等诸多理论流派。其中，客体关系革命是精神分析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和重要转折点，客体关系理论亦成为精神分析大厦中至关重要且极具生命力的理论学说。20世纪中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巴林特(Michael Balint)等英国独立学派(British School Independents)的客体关系学家发起了一场关于心灵理论的彻底变革，他们虽重视潜意识的作用并保留了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治疗的模式，但却将关注的焦点从性欲转向客体关系，主张个体的原始动机并非追求本能满足，而是寻求与他人的联系。独立学派的分析师秉持开放、折衷的态度，包容并蓄地汲取各种现存合理的理论观点和技术，形成不同于克莱因主义的客体关系思想，促使精神分析研究范式从古典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期三角动力关系模式转向母婴二元动力关系模式，推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后续精神分析理论流派及其纵横发展的基石。基于此，本文欲对独立学派的诞生与发展、内涵与特征、主要人物及其核心思想等方面作出详细阐释，并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对独立学派及其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予以辩证评价。
1 独立学派的诞生与发展
1.1 缘起与诞生
20世纪30、40年代，整个世界都卷入惨烈的战争之中。战争重创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亦渗透至精神分析领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欧陆的大量精神分析师被迫纷纷移迁英国，其中包括“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及其女儿安娜(Anna Freud)。欧陆精神分析师的到来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精神分析局面，不仅带来异于已在英国扎根的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儿童精神分析观点，还激化了以安娜和克莱因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冲突，打破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后简称“学会”)近20年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氛围，进而引发一场“极具震撼并富创意”(金，斯坦纳，2013，p.29)且影响整个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战争”，即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后简称“论战”)。
为了防止学会的分崩离析，学会于1941至1945年间召开了一系列科学会议。一方面讨论诸如学会的领导权、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规章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澄清克莱因等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观点。就后者而言，安娜和克莱因及其各自的追随者围绕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本能与力比多、投射与内投、超我发展等理论主题，以及儿童精神分析技术展开激烈争论。其间，温尼科特、佩恩(Sylvia Payne)、琼斯(Ernest Jones)、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夏普(Ella Sharp)、斯蒂芬夫妇(Adrian & Karin Stephen)等持中立立场的分析师亦发表各自的看法，并辩证、理性地对待上述两大阵营的观点。1946年11月，争论双方在佩恩(继琼斯后的第二任学会主席)的协调下签订一项“君子协议”，这场源于两位女性(安娜与克莱因)为了争夺精神分析正统地位(王礼军，吕英军，郭本禹，2017)的“论战”得以落幕。“协议”不仅确立了学会领导者的任期问题，即定期换届选取学会主席；更重要的是制定了新的培训章程，任一候选分析师必须接受两种不同传统的培训，即候选者需先接受安娜或克莱因传统的培训，然后接受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分析师的督导，亦即接受“中间小组”(Middle Group)分析师的督导。至此，“中间小组”在分析师培训和教育的意义上正式登上精神分析的历史舞台，而“论战”直接促使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形成“三组鼎立”的局势，分别是以克莱因为首的“A组”(即克莱因学派)，以安娜为首的“B组”(即维也纳学派)，以温尼科特为代表的“中间小组”(即独立学派)。
1.2 界定与发展
如上所述，“中间小组”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论战”，后在海曼(Paula Heimann)的建议下改成“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即现所共识的“独立学派”。国外学者对独立学派的概念范畴给出大同小异的界定。例如，霍恩(Ann Horne)在《一种技术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的独立路径》一书中指出，独立学派是精神分析英国学派的一部分，且是主要部分(Lanyado & Horne，2006，p.18)。克拉克(Graham Clarke)在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编辑的信中言道，英国精神分析学派(British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和英国客体关系学派(British School of Object Relation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派别，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指的是独立精神分析师(Clarke，2011，p.231)。萨兰德(John Sutherland)也曾指出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是指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巴林特、冈特里普(Harry Guntrip)等精神分析师群体(Sutherland，1980，p.830)。相应的，国内精神分析研究者在引介、阐述、翻译相关理论和著作时都明确提及“独立学派”，并将之与克莱因学派加以比较。比如，以南京师范大学郭本禹教授为首的团队直接指明独立学派是不同于克莱因学派的客体关系精神分析师团体；胡远超在其博士论文《“人之初”的精神图谱—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研究》中指出，狭义的客体关系理论即是以温尼科特和费尔贝恩为代表的英国独立学派的思想，客体关系学派特指英国的独立学派(胡远超，2008，pp.3-6)。综上，笔者认为，独立学派是指以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等为代表、与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相对立、遵奉客体关系的研究取向、以批判性地吸收和发展精神分析理论观点与临床技术为宗旨的精神分析师团体。
迄今，共存于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独立学派、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都经历了重大甚至革新式的发展。其中，独立学派通过与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对话以及开放性地接受外来的思想得以丰富、扩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规模的扩大。独立学派作为一股中间势力是学会内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规模上胜于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它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聚集各类具有不同旨趣的分析师，尊重差异、博采众长。近几十年来，独立学派的思维传统吸引了全世界众多分析师的热衷，其规模日益扩大。这既直接体现在分析师的数量逐渐增多，据维基百科中所示，独立学派的成员多达130人；同时也间接表现为其思想传统所覆盖的影响范围扩大，从最初的英国扩展至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北美洲(如，美国)、南美洲(如，智利和阿根廷)、大洋洲(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如，南非)。
第二，理论的多元化与融合。一方面，20世纪50、60年代是英国精神分析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更为独立学派进行大刀阔斧的“革命”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一“够好的”环境下，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发展一种通过关系和非言语的方法治疗更为严重的患者的临床理论，他们强调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在理解病理学和治疗上同等重要，并着眼于母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在与克莱因学派的共同努力下推动客体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尽管独立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心理，但其内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他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构建各自的思想框架。例如，温尼科特以母婴关系为核心建构婴儿发展理论，费尔贝恩以“自我-客体”的关系为轴心建构人格结构模型，巴林特以“原始客体爱”(primary object-love)为基本假设建构人际关系发展理论，等等。独立学派在理论上的多元化无疑得益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精神以及对待科学的自由态度。另一方面，“论战”之后，正值自我心理学在由哈特曼(Heinz Hartmann)、克里斯(Ernst Kris)和勒文施泰因(Rudolph Loewenstein)三人组(Schafer，1999，p.339)的带领下代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的正统并在美国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之际，英国的精神分析走向客体关系的研究道路。因此，美国的自我心理学和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成为当时世界精神分析的两大主流思维，但二者未有太多交集，美国精神分析学界甚至拒绝接受英国的客体关系思想。然而，自70年代起，随着英国的客体关系思想由南美传播至美国及世界各地，整个精神分析的发展表现出交融与整合的趋势。在这一相互启迪的大背景下，独立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主要吸取了美国精神分析的思想，同时也借鉴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精神分析观点，进而迎来新的统一和整合。尽管他们并不否认思维和理论立场的广泛性，但开始着重澄清独立学派内部主要的理论观点，探讨理论思想的共同特征，并明确独立学派的概念范畴，即通过独立学派应包含什么以及不包含什么予以界定来确立其同一性(Lanyado & Horne，2006，p.24)。
第三，技术的演变。首先，从以治疗技术为核心到重视治疗关系。独立学派的分析师以客体关系取向为指导原则，不再过于强调治疗技术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绝对价值，而逐渐重视治疗的环境和氛围，强调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对治疗结果的重要性。患者也成为治疗的主体，具有主观性和能动性的特征；且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不再处于完全中立的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并表露其自身的情感，同时应注重倾听并等待患者的自我发现。此外，他们还重视分析师与患者治疗之外的关系，如温尼科特在正常的分析治疗之外为患者提供额外的会谈。其次，退行、移情和解释获得重视，反移情的作用发生根本性转变。独立学派的分析师重视退行的治疗效应，强调对移情的解释，从最初主张对移情进行“此时此地”的解释，逐渐关注对移情关系之外的解释的价值。而对反移情的探讨是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在精神分析技术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他们将反移情从一个病态的现象转变为治疗的工具和治疗成功的有效因素，同时注重对反移情的灵活使用，促使反移情的形式从原先的言语扩展至躯体动作，重视治疗师与患者的身体接触。最后，儿童治疗技术得以发展并扩展至对青少年和成人的分析治疗，如可汗(Masud Khan)将温尼科特原先针对儿童的游戏治疗技术运用于成人患者。
2 独立学派的内涵与特征
2.1 内涵
独立学派的核心本质在于强调，鉴于对精神分析的基本信奉，每一分析师应该自由发展并决定其自身进一步的认同与忠诚，其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上，且具有如下两层涵义：其一，独立学派分析师的个性和思维的独立，即所谓的“寻找自己的声音和风格”(Lanyado & Horne，2006，p.xii)。正如鲍尔比(John Bowlby)在给萨蒂(Ian Suttie)的《爱与恨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被赋予独立的思维，其中，罗纳德·费尔贝恩和唐纳德·温尼科特就是最著名的代表。”(Suttie，1988，p.xvi)独立学派的分析师不完全依赖和盲目服从外在传统和权威，不依附于任一现实的政治团体；他们不愿遵从任何教条，既不局限于某一种分析方法，更不滥用分析方法，而推崇创造一种“属于他/她自己独特的思维和工作方式”(Laabs-Siemon，2010，p.1246)。如同当代遵循独立传统的分析师帕森斯(Michael Parsons)所言：“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倾向于围绕潜在的理智和人性的价值而非分析教条来组织他们的分析同一性。换句话说，对自由的渴望使得独立学派的分析师不愿意围绕一种教条来组织其同一性”(Parson，2009，p.222)。其二，独立学派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独立，一方面在于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学家在各自的兴趣领域提出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如温尼科特专注于儿童发展、费尔贝恩聚焦于心理结构、巴林特强调医患关系等；另一方面在于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利用一系列概念和技术形式，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同一类问题展开不同的解析。例如，他们在试图理解早期婴儿发展时提出诸多独创性的概念——费尔贝恩的“内部破坏者”(internal saboteur)，巴林特的“基本缺陷”(basic fault)，温尼科特的“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过渡空间”(transitional space)等。可见，独立学派最为根本的内涵就是思想的独立性，与之密切关联的是独立学派分析师的人格的独立性和追求心灵的自由。
尽管独立学派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领导者，也没有任何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纲领，而是因坚定地信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以及强调对倾听患者的基本需要结合在一起(Kohon，1986，p.74)；但事实上，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具有某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共性，形成一种所谓的“独立传统”(independent tradition)的精神分析取向。例如，他们拥有相同的态度，即尊重且恰当地评价他们所使用的精神分析观点，而不管这些观点出自何处(Rayner，1991，p.9)；同时，他们还对普遍真理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盲目相信和推崇任何既定的理论思想，重视理论和技术的多元化。再如，他们一致认可早期婴儿发展和母婴关系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关注客体关系，强调个体发展的首要动力是寻求客体而非满足驱力，重视外部真实的现实(如，真实的母亲)而非本能或内部现实或(潜意识)幻想对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
2.2 特征
独立学派不同于具有较强凝聚力但却显保守的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表现出开放性的特征；同时，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理论强调外部、真实的关系，因而具有关系性和真实性。
第一，开放性是独立学派的核心特征，被视为是“首要的、最显著的特征”(Lanyado & Horne，2006，p.xii)。正如雷纳指出：“理解独立学派精神分析师的关键是认识到他们公开、坦率地承认向任何精神分析理论学习”(Rayner，1991，p.4)。作为客体关系传统的新转向，独立学派的分析师遵奉中间或折衷的理论取向，他们不仅沿袭许多业已存在于精神分析领域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还秉持一种思想开明的创造性态度，致力于将克莱因学派的心理结构观与客体关系思想整合进传统的精神分析中，并在理论与治疗技术上批判性地吸收和融合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观点。此外，他们在接受培训和从事临床实践时没有特定理论取向的严格要求，可以阅读、借鉴任何理论取向的观点，自行判断并予以消化和吸收。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确定性的理论思想。
第二，关系性是独立学派的显明特征，既体现在其客体关系理论中，也反映在其精神分析治疗观中。独立学派在人格与心理发展、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学方面分别具有如下特征：关注婴儿早期的发展，构建以客体为中心的理论；主张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早期关系的扭曲；重视分析师的情感，强调反移情在分析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这三个特征都集中映射出独立学派客体关系理论最为核心的特征——关系性。具体而言，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学家致力于探讨外部世界与心灵的相互作用，聚焦于婴儿与母亲的早期客体关系，主张与客体建立联系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心理发展的动力，并认为婴儿早期与环境尤其是母亲之间的关系决定其后来的发展。因此，精神分析治疗需要从客体关系入手，纠正并修复早期扭曲的客体关系，帮助患者重新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他们强调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治疗关系，主张治疗双方根据各自的主观经验共同建构一个私密、亲密、秘密的关系空间和精神分析情境是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与否的前提和保证。或许，诚如当代英国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师基恩(John Keene)所认为的那样，温尼科特的箴言“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是独立学派的关系性最为典型的反映和最为恰当的写照(Zeavin，2015，p.791)。
第三，真实性是独立学派客体关系理论的另一重要特征，即真实的客体、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关系、真实的体验等。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学家重视婴儿与外部真实的客体(母亲)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真实的外部环境对婴儿心理发展的影响。早期环境的失败尤其母婴关系的扭曲及其所带来的创伤是导致各种精神疾病的根源，因此，分析师或治疗师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应聚焦于患者的真实关系和真实体验，患者不仅需要体验到自己的真实自我，还应将分析师视为一个复杂的、具有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完整的人。同时，这种真实性也体现在分析师作为一个真实的、具有复杂情感的人，进而允许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产生反移情。而从更广义上来看，这种真实的体验还包括外部客体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因为患者的真实体验有助于促使其真实自我的形成，进而消除其精神病症状。
3 独立学派的主要代表及其核心思想
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是独立学派最具代表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因其著作和教学培训对精神分析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这里，通过简要介绍这三位分析师的核心观点与贡献，以管窥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思想及其影响。
3.1 温尼科特
温尼科特(1896-1971)是英国著名的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和培训分析师，被誉为“英国精神分析天才”(Roazen，2002，p.23)。他因其以母婴关系为核心的独创性理论以及对精神分析运动的重大贡献，无愧为独立学派最杰出的代表(Spelman，2013，p.xv)。尽管他始终否认自己是独立学派的领导者，但他无疑就是一位领军人物，引领着客体关系革命以及客体关系研究传统的转向，与克莱因一起成为客体关系理论的共同创建者(Padel，1991，p.326)，甚至被视为是“客体关系理论的代言人”(雅各布斯，2003)。
温尼科特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结构、动力、过程、空间和环境等方面详细描述其客体关系取向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早期的母婴关系尤其是母亲提供的安全的抱持性环境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在他看来，儿童与母亲的早期关系的性质决定其人格和精神世界，是后来人际关系的基础，同时也是各种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根源。尽管温尼科特的思想是由互不相连却又互相依赖的单一概念构成(Spelman & Thomson-Salo，2015，p.24)，但其理论和临床观点是独立学派中最全面的思想体系(Summers，2014，p.16)。其中，“过渡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和“过渡现象”(transitional phenomena)可以说是温尼科特最负盛名和创造力的术语，过渡客体被看作是接近精神分析认识论最具前景的一种方法(郗浩丽，2008，p.282)。他认为，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是儿童从依赖(与母婴的统一)到独立(与母亲的分离)、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介质和必经之路，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见，他在内部现实与外部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中间区域”与合理的“连续带”。温尼科特的思想和精神已然形成一种传统或取向，即所谓的“温尼科特传统”(Winnicottian tradition)或“温尼科特取向”(Winnicottian approach)，其思想传统可概括为：(1)主张人类的心理起源于生命早期；(2)重视母亲的角色/环境在情绪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3)强调经验事实(experiential truth)和病史采集(history-taking)的重要性；(4)倾向折衷的概念，没有绝对的事实；(5)推崇富于想象力且科学的理解，认为全面分析(full analysis)是不可能且不切实际的(Spelman & Thomson-Salo，2015，pp.23-24)。
温尼科特是对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极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贡献者(Mishne，1993，p.241)，他虽未构建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却留下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概念，且其观念已广泛渗透进其他独立学派分析师的思想之中，被誉为是独立学派分析师的“指明灯”(Cassullo，2014，p.343)。他不仅是第二、三代精神分析学家中的佼佼者，还是“对当代精神分析影响最大的作者之一”(Nicolò，2015，p.21)，其思想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例如，过渡客体和过渡空间已是当下精神分析世界中的重要概念(White，2006，p.5)，且当今几乎所有的美国分析师、自体心理学家、独立的折衷主义者、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学家以及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都将“抱持性环境”描述为是解释工作的基本背景条件(Hamilton，2013，p.129)。
3.2 费尔贝恩
费尔贝恩(1889-1964)是苏格兰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纯粹的”客体关系学者。如果说温尼科特是客体关系革命的领导者，那么费尔贝恩则是这场革命的推动者与完成者。正如萨瑟兰(John Sutherland)指出，“[费尔贝恩]首次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关系中的经验而不仅仅以释放内部本能的张力为基础建立精神分析人格理论，从而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Sutherland，1989，p.162)费尔贝恩提出一种“最为清晰、最为彻底的客体关系理论”(Clarke，2006，p.9)，其本人被誉为“客体关系理论之父”(Xing，2015，p.180)。
费尔贝恩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临床与运用方面都作出诸多创新性的贡献。在理论上，他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发展和动力理论作出了彻底的修正与重塑，提出一种以客体关系为核心的人格理论。他认为，人格的核心是自我(ego)，即一种与生俱来的、积极且充满活力的、具有适应、整合和分辨功能以及关系性质的结构，包括力比多自我(libidinal ego)、反力比多自我(antilibidinal ego)和中心自我(central ego)。人格发展的本质是自我客体关系的成熟，母婴关系作为第一个客体关系是影响人格发展的首要因素，塑造儿童的情感生活并决定其后来的情感经验，确定儿童存在(being)与关联(relating)的方式并决定其成为什么样的人。个体发展的动力在于客体寻求(object seeking)与客体关联(object relating)，而非寻求快乐或力比多的满足。在临床实践上，费尔贝恩基于其关于人格障碍的精神病理学思想对精神分析治疗展开独具特色的阐述，主张精神分裂是一切精神病理状态的基础，而各种病理学症状是环境失败(即客体关系异常)以及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防御分裂的结果。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通过修复患者的客体关系以帮助他们实现人格的整合，而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是患者成长与改变的关键因素。此外，费尔贝恩将其客体关系思想广泛运用于医学、教育和社会工作等领域，如研究创伤和多重人格、幼儿发展、婚姻和家庭、宗教以及对群体、机构和社会的理解，并发展了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艺术心理学(psychology of art)。格洛特斯坦(James Grotstein)曾评论道：“迄今为止，费尔贝恩的理论是对儿童虐待、儿童性侵害、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多重人格障碍最为合适的理论框架。”(Grotstein，1994，p.123)
费尔贝恩以客体关系为核心的理论模型是最具独创性且最为激进的，他对心理结构作出的不同理解在精神分析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促使客体关系理论的开创性发展，温尼科特曾给出简短但颇具分量的评价：“他正在推翻弗洛伊德”(Hughes，1989，p.15)；还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产生深远影响，“费尔贝恩的工作成为鲍尔比对依恋的研究、冈特里普和萨瑟兰关于自体的描述、迪克斯对理解婚姻的贡献、克恩伯格对严重人格障碍的治疗以及米切尔的关系理论的出发点”(Fairbairn，1952，p.i)。费尔贝恩的内部客体关系理论“在过去的25年间引导着精神分析的革命”(Scharff & Birles，2014，p.39)，且在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中，是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Ogden，2010，p.102)。甚至有学者认为，“几乎所有于1945年后以英语发表的重要精神分析研究都受到费尔贝恩思想的影响，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说出其观点的来源”(Padel，2014，p.343)。
3.3 巴林特
巴林特(1896-1970)是英国籍匈牙利裔著名的精神分析师和临床医生，布达佩斯学派最杰出的成员之一，精神分析客体关系传统的拥护者。他与温尼科特、费尔贝恩一起被视为是英国独立学派的三位领袖(Oppenheim-Gluckman，2015，p.i)。
巴林特是最早重视早期母婴关系的分析师之一，他基于“原始客体爱”这一核心概念建立其独特的客体关系理论。他认为，个体生来就与原始客体(包括母亲及其象征)建立联系，这种最初的母婴关系就是所谓的原始客体爱，同时也是后来所有客体关系的原型，“在后来的所有阶段中，都会表现出该阶段的痕迹和残余”(Balint，1965，p.84)。他进一步提出两种次级的原始客体关系——亲客体倾向(ocnophilia)和疏客体倾向(philobatism)，并指出二者的目的是建立与客体或未分化环境的和谐关系(徐萍萍，王艳萍，郭本禹，2010)。另外，他还创建一种关于心理机能的新地形学模型，将人的心理分为三种区域，即创造区域(the area of creation)、基本缺陷区域(the area of basic fault)和俄狄浦斯冲突区域(the area of the Oedipus conflict)，分别指代单人、双人和三人关系。他尤其重视双人关系的基本缺陷区域，认为这种双人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客体关系，且关系双方是不平等的。这种原始关系的不平等性是个体产生病态人格特征的主要根源，基本缺陷是原始客体关系破裂的结果。因此，在他看来，精神分析治疗在本质上是一种客体关系的治疗，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建立成熟的客体关系和爱，即巴林特所谓的“生殖欲期爱”(genital love)。只有让患者退行到一种对分析师的口欲依赖状态(state of oral dependence)且体验一个“新的开始”(new beginning)，才能克服基本缺陷(Rycroft，1995，p.13)；而治疗的失败源于分析师不能“捕捉”到处于基本缺陷水平的患者的潜在需要(Malcolm，1981，p.135)。他将患者视为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仅重视分析师的解释和反移情，还强调倾听的重要性，“如果医生以采集病史的方式询问，他将得到答案，但不会有其他任何信息。在医生能达到我们所谓的‘更深层’的诊断之前，他必须学会倾听……倾听的能力是一种新技能，迫使医生的人格有限但却重大的改变。”(Balint，1972，p.121)
巴林特与克莱因被共称为客体关系的两位“摆渡者”(passeur)(Ricaud，2007，p.324)，在推动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icaud，2002，p.21)。他关于原始客体爱的理论以及对退行等的新阐述，尤其是重视分析关系中的非言语因素等都为后来的精神分析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其退行和“新的开始”的理论观点不断给分析师和患者带来希望，即精神分析具有治愈功能，“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当代精神分析的拓荒者和先驱者”(Ricaud，2002，p.22)。巴林特对精神分析实践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与其妻子伊妮德(Enid Balint)共同创建的“巴林特小组”，将其客体关系理念运用于医学领域，置医患关系于核心位置，主张医生应对患者的世界及其情境予以共情式的体验和理解，进而开创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
4 结语与评价
似乎，独立学派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是一个个独立分析师的联合。正如格林伯格(Jay Greenberg)和米切尔(Stephen Mitchel)诙谐地指出：“[他们]并没有因为遵守一些共同的信念而构成一个‘学派’，但却由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和敏感性而类似于一个画家学派。”(Greenberg & Mitchell，1983，p.221)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因拒绝拥护任何教条的、僵化的理论体系，以及拒绝接受政治上的统一组织，或被讽刺为是“胆怯的”、“不稳定的”、“混乱的”群体，或被批判为一群陷入“自称折中主义者的特殊教条主义”的“不结盟的分析师”(non-aligned analysts)，抑或被称为是“一群和平爱好者和不受约束的分析师”(Kohon，1986，p.49)；同时，他们又因在理论上未能提供一般性的解释框架，被指责为“思绪不清的”(Casement，1990，p.14)，甚至是“无可救药的思想开放”(terminally open-minded)(Hamilton，2013，p.25)。然而，作为客体关系传统的新转向以及客体关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拥护者，他们遵奉折衷的取向并秉承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态度，以选择更为合理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来建构理论，不仅提出许多关于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新观点，还确立了一种培训心理治疗师的传统。这种“海纳百川”的思维传统和“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精神正是独立学派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独立学派虽未像克莱因学派那样作为一个紧密的团体存在并发挥功能，但它对精神分析发展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克莱因学派，这从知名畅销书《心理咨询导论》的作者麦克里奥德(John Mcleod)的“独立学派业已创造了遍及整个精神动力性理论领域的新观点”(Mcleod，2003，p.96)这一论断中便可得到强有力的证明。独立学派在世界精神分析领域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为精神分析运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料。萨瑟兰曾指出，独立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指出了一条富有成果的发展方向，并影响了当代精神分析思想的诸多领域”(Sutherland，1980，p.858)。尽管当今世界的精神分析面貌已发生巨大转变，形成欧洲(包括英国和法国)、北美洲和南美洲三大精神分析中心，且关系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在后现代思潮下整合的新取向快速发展；但独立学派依旧活跃在英国精神分析领域，尤其是温尼科特取向与克莱因取向和“新拜昂取向”(neo-Bionian approach)(Kernberg，2011)共同构成英国精神分析的新动态。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学派已步入一条“后温尼科特”(post-Winnicottian)时代的发展道路，这也意味着温尼科特的“希望我死后依旧活着”(Giovacchini，1990，p.3)的愿望得以实现。
当代英国著名心理治疗师洛马斯(Peter Lomas)指出，“如果弗洛伊德的工作不允许停滞不前，那么一种心灵的独立完全有必要。”(Lomas，2004，p.92)诚然，独立学派业已存在70余年，作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铁三角之一，它既维持了学会的平衡，为学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又极大地推动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促使精神分析从一元驱力模式转向二元客体关系模式，更对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完全可以说，独立学派是英国乃至世界精神分析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要求和必然产物，反之又在英国以及整个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代精神分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