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乔治·阿特伍德(George E.Atwood,1945—)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 theory)的建构者之一。他对主体间性精神分析(intersubjectivity psychoanalysis)理论建设和治疗实践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与“幼年丧母”这一创伤经历的斗争使得阿特伍德逐渐走上心理学的道路。1961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完成本科学业后,接着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1969—1972年,他在密苏里西部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临床心理学博士后项目的工作。受到当时的指导医师洛里耶(Austin Des Lauriers)的现象学思想引导,阿特伍德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的新思路。毕业后,阿特伍德就职于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心理系,直至2012年退休,41年的教书与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极具理论创新性的论著,内容主要涉及现象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治疗等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他仍将兴趣放在精神病理学和主体间性理论以及病态天才的研究上,也一直在新泽西的克林顿接诊心理治疗。阿特伍德最出名的著作是《疯狂的深渊》(The Abyss of Madness)。此外,他与斯托罗洛(Robert Stolorow)等人发表了多部合著。与此同时,阿特伍德与斯托罗洛等四人于1987年共同创立了纽约主体性精神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IPSS),为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76年,阿特伍德与好友斯托罗洛一起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开始了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研究的新道路。(1)阿特伍德具有丰富的精神病理学知识和精神分析治疗实践经验,斯托罗洛拥有深厚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基础,二人合作无间。在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的建构上,阿特伍德和斯托罗洛难以做出细致区分。就像二人的反思一样,在谈到二者关系时,阿特伍德评价两人是创造性的共生关系,斯托罗洛则直接戏称他们是一个人。(2)
阿特伍德利用自己的临床心理学知识,一生致力于探索和发展精神分析的主体间性心理治疗,并在5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案例。阿特伍德在探究精神分析主题的道路上,从现象学的角度加深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发展出了独特的精神病理观,并为心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二、现象学语境论的研究方法
在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受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科胡特(Heinz Kohut)等人的影响,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一种注重理解和解释的人文科学,并通过临床案例来实现合理的现象学化。(1)这一观点为后期阿特伍德选择现象学语境论作为研究方法埋下了思想的种子。阿特伍德进一步思考提出,尽管前人试图用现象学理论解读精神分析,但是他们犯了对现象学概念不加批判地引入,或者脱离临床案例现实的错误,从而导致失败的结果。(2)
现象学语境论是一种后笛卡尔视角的哲学方法论,它关注在关系情境中形成的主观情绪经验并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3)语境论视角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最初体现在斯托罗洛和布兰德沙夫特(Bernard Brandchaft)的1980年关于边缘现象(borderline phenomena)的研究中。阿特伍德于1987年加入该研究,三人深入探讨了这一主题。这次的合作研究让阿特伍德获益匪浅。研究早期,阿特伍德认为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是相互独立的。但是语境论这一方法使二者能够结合,由此阿特伍德认为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是交织的。阿特伍德决定将现象学语境论作为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研究方法。现象学语境论可以将具体化的、体验式的精神分析语言转为统一的现象学词汇来描述患者主观流动的生活。因此,它能有效帮助分析师和患者处理个人主观世界的所有内容和特质,并把重点放在分析师与患者关系的背景起源和在治疗中的转化。
弗洛伊德的人性本质论,这种研究取向没有任何推进精神分析思想的价值。与之相反,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研究反对哲学家用普遍的术语和诱惑来定义意识,而是在理解精神分析情境的基础上,寻求对具体发生的现象的主体间对话。(4)
阿特伍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的现象学研究思路与哲学中阐述的现象学体系作了区分。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现象学研究以观察为指导。观察发生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对话中,并作为探究某一特定个人的经验世界的方法之一。相比之下,哲学中的现象学研究传统更依赖于一种单独的反思方法,并不可避免地偏离个体化,以寻求普遍意义上的主体性知识。例如,在精神分析现象学化的道路中,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存在论(ontology of dasein)替代三、精神病理观
阿特伍德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用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说明精神症状的起因,并解释其内在机制。他利用现象学语境论的研究方法,重新看待精神疾病及其机制,并提出自己的精神病理观。
(一)“疯狂”的现象学解读
阿特伍德提出,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等不同的命名都可以用疯狂(madness)来表示。阿特伍德考察了现在医学诊断系统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和诊断,他提出现代医学诊断系统从不同角度将疯狂进行分类。然而,这些命名和诊断系统并无科学根据。
焦虑自己变成虚无的恐惧。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存在感和安全感是稳定的。思维清晰和主客观统一是我们正常生活的前提,也是我们有效地存在并和其他人产生联结的基础。疯狂是关系和联结的消失,而关系不是外部环境,因此疯狂不是环境决定的;疯狂不是自身缺陷,而是产生于一种灾难性的主观环境中。阿特伍德认为,疯狂常常是现实世界中关系维持失败的产物。
阿特伍德认为,疯狂不是疾病,不是失调,而是深渊(abyss)。疯狂是一种完全消灭的经历,是一种(二)创伤的现象学解读
关于创伤,阿特伍德形象地称为“难以忍受的和无法言喻的”,他对这一心理现象进行了探索,提出创伤患者通常用分裂自己的经验来遗忘这段经历,并指出分析师与患者共建一个容纳创伤的主体间语境是主体间性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
阿特伍德认为,创伤是无法彻底消灭的,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从创伤的困境中解脱、获得增强的人格整体感以及能容纳持久悲伤情绪的存在。针对创伤研究领域中的“创伤恢复”(trauma recovery)一词,阿特伍德认为这一概念无法成立。他提出创伤恢复这个术语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创伤不是发生在生活中的一个震惊与痛苦的事件,而是一系列大事,是难以承受、难以吸收甚至接受它发生的大事件。而恢复意味着要去克服和战胜创伤事件,因此这两个词互相矛盾。但是,创伤中的恢复可以理解为破坏作用(devastation)的消除,如果咨询师潜意识地以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为目标,那么就无法理解这些内容。
有时候消除创伤的想法能保证患者不自杀。告诉患者创伤无法消除是很残忍的,分析师要做的就是与患者一起建立一个主体间的空间来容纳这些不可诉说、无法忍受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可能会陷入绝望,生无可恋。分析师在这个时候应与患者的绝望联结,并反映(reflect)与患者之间建立的主体间语境的理解与包容。分析师以这种方式来否认患者所认为的想法:没有空间来感受苦痛。随着分析的进行,渐渐地,分析师和患者就会形成一个主体间语境,在这个主体间场域中,无法言喻和无法承受的内容就会变成可以讲述与忍受的内容,这是一个漫长的精神分析过程。
(三)具体病症的现象学解读
1.抑郁症
阿特伍德认为,抑郁体验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的悲伤反应,它在默哀的过程中完成。对这种长时间悲伤体验的观察,首先要尽量排除长期和复杂的干扰因素的影响。这一默哀过程中的自我认同确实存在,但认同过程中全是当下的心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心绪都是无端产生的,没有指向具体事物。例如,阿特伍德的一个同事失去他挚爱的妻子,随着时间流逝,同事的抑郁加重并发现自己有一种丧失感,他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并拒绝吃抗抑郁药。阿特伍德提出,这种对木僵和死亡状态的认同感,实际上是对死去妻子的认同,即把自己想象成了死去的妻子。在听到阿特伍德的叙述后,同事大声痛哭,其抑郁症状便逐渐消失。所以,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从具体的语境中理解他们的症状很重要。阿特伍德认为,这种对妻子的认同感,是一种自身时间上的凝固,该类型的抑郁症患者需要在现实中与他人发生联系,走出认同自己死亡的抑郁状态。
阿特伍德指出,自责类抑郁的产生是为了防止自体(self)丧失,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存在差异。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批评(self-recriminations)、自我攻击(self-attacks)发生于客体丧失感(loss of the object)之后,最后则转变成对自体的报复和仇恨。阿特伍德认为,严重的抑郁常常包括对自己的复仇情绪,但是它的来源并不是有关丧失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对抑郁的解释是大多数人经验的一种反向解释,丧失其实是自体的丧失,抑郁则是防护失去自体的一种努力。在阿特伍德看来,抑郁症患者存在一种自责状态,即患者因为觉得自己充满邪恶而抑郁。患者将自己的内心认同为邪恶的恶魔,这是出于对被抛弃的恐惧,即抑郁是为了保护消失的自我。例如,在阿特伍德遇到的一个女孩案例中,女孩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拒绝父亲对她的性侵;二是成为心灵死去的人,满足父亲的性欲。父亲的反应会随着女孩的回应而改变,当女孩听话时父亲是一个温和、关怀的角色;当女孩不听话时,父亲是一个愤怒绝望甚至自杀的人。这个案例中,女孩被诊断为抑郁症。她为了不被父亲抛弃而去迎合父亲的变态需求,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应该有独立人格,反抗父亲的暴行,从而深陷抑郁之中。换言之,抑郁是女孩反抗甚至保护消失的自我的一种努力。
受好友布兰德沙夫特的影响,阿特伍德重视早期抚养方式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阿特伍德认为,当孩子按照父母的期望成长,而不是建立在孩子自主和能动的独立性发展上,这样的儿童没有自我意识,长大后会带有一种自我拒绝和自我抛弃的特质。正如温尼科特所言:孩子的真实自我迷失,被遗忘,甚至被夺走。亲情成为这种专制教育的保护伞,这种成长经验背后存在两种威胁:忍受父母的安排从而保持联系;摧毁这种联系陷入孤立和混乱中。
睡眠障碍、食欲不振、自尊心下降,甚至选择自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抑郁症患者没有以上这些症状,被称为内源性抑郁(endogenous depression)。阿特伍德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所有的抑郁症都是由抑郁的事件导致的,没有例外。之所以觉得抑郁来得毫无根据,可能是发生背景(致郁事件)被剥夺的结果。有时候在心理治疗中,出现语境化———即将抑郁归因于自我的内部缺陷。帮助内源性抑郁患者的第一步便是消除他们的责备自我模式,把阴影从原生语境中抹去。患者内心可能有一个悲伤的致郁事件,也许并未被发现,这将是分析师工作的重点。
阿特伍德否认关于内源性抑郁的说法。他认为,严重抑郁的人有一些常见表现———他们无精打采、2.自杀
阿特伍德提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行为。选择自杀是对世界忽视自己自由意志的一种屈从。他分享了一个逃避自杀的案例,来访者大卫在妻子的要求下前来咨询,他是一位高瘦的计算机博士,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目前与妻子和两个继子女住在一起。大卫描述一旦身边的人或者动物突然接近自己,他就会生气地大喊大叫,并解释说自己需要学会情绪管理。
大卫是犹太家庭的独生子,学业优异,在数学和科学领域表现突出。他23岁获得博士学位,并遇见了大自己几岁的妻子。大卫不在乎自己的生死,有时会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自己是否自杀,因为他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治疗中,他与阿特伍德讨论为什么觉得生活没有价值,结果如下:大卫觉得生活不是自己做主,从小到大他的人生都有妈妈干预的痕迹;结婚后,他一直做到妻子和孩子要求的样子,但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阿特伍德请求他不要寻死,并继续咨询,一起探寻生命的意义和如何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在这次咨询后,大卫的暴躁易怒慢慢消失了。此后的十九年时间,大卫和阿特伍德一直在讨论如何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离婚辞职,在信息技术领域成为一个自主创业的成功人士。大约十年后,大卫说到自己经常在半夜醒来,担心心脏有问题,害怕死亡。阿特伍德认为这恰恰说明他的生活开始有了好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明显的,大卫开始增加体重,吃东西也开始有了胃口。阿特伍德提出,与大卫类似的人都觉得人生没有价值,唯一有价值的是结束这种生活,因为他们的这种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其实,这些年轻人因生存空间被否定而选择自杀是对世界忽视自己自由意志的一种屈从。
3.精神分裂症
阿特伍德指出,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一术语的使用已经固化,大家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有缺陷的,或者患有严重疾病。在阿特伍德的临床实践中,从来没用过“精神分裂症”这一诊断。精神分裂症这一词由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首创,其字面意思是“分裂思维”(split-mind),是为了脱离原先的早发性痴呆归类,重新解释这一领域。阿特伍德认为,这个新的诊断标签是对旧语言的一个进步:它突出一个经历了分裂的个人认同感,这是一种主观的灾难。因此,诊断系统已经朝着患者现象学的方向发展,这可以算作进步。但现如今,它被具体化地用作患有内部精神疾病的诊断术语。精神病医生的治疗思路也被这一标签禁锢了。
阿特伍德博士后实习期间遇到的拥有圣子妄想的格蕾丝案例帮助他重新思考精神分裂现象。格蕾丝是一位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女性(28岁),她的症状表现为明显的思维障碍、不适当情感、救世主幻觉和圣子妄想。格蕾丝的父亲在她10岁时自杀。这一行为让她悲痛欲绝,却无人关注。最后她发展出一系列幻觉和妄想。在遇到阿特伍德之前,格蕾丝已经接受十几年的心理治疗,并无好转。阿特伍德询问她是否通过与上帝的交易来走出失去父亲的创伤,格蕾丝承认了这一做法,并在两次心理咨询后恢复正常,生活基本回归正轨。阿特伍德意识到,格蕾丝的精神分裂现象不是产生于内心的病理,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情境语境。格蕾丝这些异于常人的表现实际上是她绝望的呼救,并非我们眼中的发病症状。阿特伍德甚至想到,也许我们看到的所谓严重精神疾病是相似的,所有的症状都是发生在患者觉得受到别人的忽视、误解,和永无止境的再创伤化(retraumatization)的环境中。分析师就是要走进他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发生互动、联系,重视他们的主观想法,避免二次创伤,并帮助他们进行转化。
四、主体间性精神分析治疗
(一)心理治疗是一门人文科学
阿特伍德认为,心理治疗是一门人文科学,并与哲学有关。他用临床案例展开了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知识论、美学这四个方面的讨论。
关于形而上学,阿特伍德认为咨询案例能够帮助他厘清什么是真实。他提出,找不到存在感的人,这个世界对他而言也没有真实感,心理治疗要做的就是坚定患者的存在感,这就是真实。分析师应该理解和承认患者的内心世界,让分析师的主观世界与患者的主观世界相遇。总而言之,阿特伍德认为,心理治疗的哲学存在三个基本假设:(1)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世界;(2)人们正在体验着生命;(3)不是所有人都从相同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假设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极端心理问题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