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父亲的形象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很少出现，似乎是缺失的。而杜拉斯文本中的“父亲”问题亦很少受到批评界的关注。本文试以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解读其作品，证明杜拉斯作品中父亲的缺失与死亡是象征性的。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与地位并不是“真实的父亲”所自然具有。在父亲—母亲—孩子三角关系结构中，父亲的位置往往由“父亲之名”来替代，这一能指可以通过情人、儿子、母亲的话语，甚至某些物体来体现。因此，“父亲之名”的能指并不与“父亲”这个人物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固定指向某人或某物。“父亲之名”体现的是父亲的“菲勒斯”作用，即他在法律与经济方面的象征意义。
“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① 这一能指符号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能指”(Le signifiant)(qtd.in Dor 49)原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拉康将其引入精神分析领域。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父亲是一种隐喻”② 的观点，按照他的理论，“父亲”的概念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le Père réel)(qtd.in Dor 16)，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不代表孩子幻想中的无所不能的父亲(le Père imaginaire)(qtd.in Dor 18)。“父亲”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le Père symbolique)(qtd.in Dor 16)。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是对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的紧密联系或乱伦倾向的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及母亲的约卡斯特情结不再进一步发展。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构成原始的家庭三角关系，父亲在其中应该是母亲的欲望对象，他的“菲勒斯”(Phallus)③ 作用是三角关系稳定的重要保证。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真的去世了，他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应该仍然存在，并且由能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来占据这一空位。这个能指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几句话、一件物体，总之，它们应该是能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拉康将这种体现父亲的象征力量的能指称为“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qtd.in Dor 21)。
“父亲之名”与家庭三角结构和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关。拉康说：“如果没有父亲，就没有俄狄浦斯的问题存在，反过来说，谈到俄狄浦斯，就牵涉到父亲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qtd.in Dor 42)。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真实的父亲”所自然具有的。他必须体现法律与经济的力量。反之，如果“真实的父亲”不能发挥这种作用，他不能被称之为“父亲之名”。
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与无处不在的母亲相比，父亲似乎是被遗忘的角色。她在访谈中经常说：“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P24)④。这或许是她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很少写父亲这一人物的原因。但是，即使“真实的父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或者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具有象征意义的父亲作用——即“父亲之名”——却通过其他人物，通过母亲的话语，甚至是通过一些物体得到体现。这些人或物占据着父亲留下的空位，在家庭三角结构中代表“父亲之名”发挥作用。
罗兰·巴特在《文本的趣味》一书中指出：“‘父亲’的死亡将使文学失去许多趣味。如果没有了‘父亲’，叙述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故事不都回归到俄狄浦斯吗？”(Barthes 75)可见“父亲”在文学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图以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为指导，探索父亲的“缺失”和“死亡”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以及“父亲之名”在其作品中的意义。我们将证明“父亲”能指的象征作用在杜拉斯文本中的重要性。
父亲的“缺失”与“死亡”
在杜拉斯的笔下，父亲极少作为主要人物出现。相反，他的形象经常被弱化，作用被降低，使人联系到“缺失”与“死亡”。父亲的缺失和死亡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杜拉斯的作品中并非没有父亲，比如她的最初两部作品《厚颜无耻的人》和《平静的生活》中就有两位真实的父亲，他们在故事的叙述中也并未亡故，但实际上在家中已没有了地位，甚至令人无法感知他们的存在。
《厚颜无耻的人》中女主人公莫德的继父塔讷朗先生是一位老实人，胆怯怕事，在家中唯唯诺诺。他爱妻儿老小，真诚地关心他们，但他性格软弱。妻子与前夫四十岁的大儿子雅克常年住在家里，他也只是暗地里嘀咕，敢怒而不敢言。塔讷朗太太是家中的女王，她料理一切，决定一切，主宰一切。她执意将大儿子雅克留在身边，甚至决定在她身后将女儿与小儿子的婚姻大事都交给他做主操办。家中的父亲塔讷朗先生还活着，并一如既往地爱着妻子，希望得到她的关心，希望她能像从前那样给予他体贴与温情。但在塔讷朗太太眼中，作为丈夫与父亲的塔讷朗先生已不复存在。故事的叙述者女主人公莫德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塔讷朗先生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一声不吭，他神色沮丧，耷拉着脑袋，面容憔悴，活像被人安坐在椅子上的死人”(IMP 24)。“安乐椅”可以被象征性地看作为父亲的位子，但塔讷朗先生只是“坐在椅子上的死人”。他作为真实的父亲坐在父亲的椅子——安乐椅上，却成为了“无生命的东西”(IMP 25)，因为他不再能发挥父亲的作用。
在《平静的生活》中，故事的叙述者与女主人公弗朗西娜的父亲原是比利时某小市的市长，由于受妻兄的债务牵连而被革职，被迫举家回到法国的乡村。在父亲离开市政府前一天而举行的告别晚会上，六岁的弗朗西娜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变化：他从一位受人尊重的市长变成了遭人嘲弄和遗弃的人。晚会冷冷清清，没有人邀请妈妈跳舞，甚至没有人跳舞。她注意到：舞会由爸爸和市政府首席顾问的夫人开场，但是没有人和他们一起跳。在一刻钟的时间内，只有爸爸和这位夫人两人在跳。但那夫人的面部带着明显的厌恶。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们在第一支舞曲结束后即簇拥着那位带着英雄面具的女人匆匆离去。父亲从此一蹶不振，整个家庭开始走向衰落。多年之后弗朗西娜回忆起这一幕，她明白父亲实际上从告别晚会那一刻起即已遭遇“死亡”。作为一个男人在舞会上被女舞伴鄙夷乃至遗弃，是对他的一种象征性“阉割”。这个遭“阉割”的男人不再具有“菲勒斯”，也就不再具有父亲的作用。虽然他还一直活着，却如同死了一般，因为从他不能履行市长职责的那一天起，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承担父亲的责任。告别晚会是父亲对他的工作岗位和城市的告别，也象征着父亲对人生的告别，对父亲作用的告别。
杜拉斯1990年发表的小说《夏雨》中也有一位真实的父亲。他爱妻子，爱他的七个孩子，妻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可是，在这套巴黎郊区的低租金住房里，父亲似乎沦为孩子们逗乐的对象。他和妻子都是外国移民，没有文化。孩子们纷纷出生，夫妻却双双失业，全家人仅靠领取政府的家庭补贴金为生。他们无法想到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与成长：“孩子们的上学读书问题从来没有引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重视，孩子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也都不管不问”(PE 11)。父亲的责任就是每月去政府的家庭保障局领取几笔补贴。他在家中所能做的，也就是每餐开饭时，等妻子准备好饭桌，他吆喝孩子们来吃饭，并与他们逗乐，仿佛是母亲的大孩子一般。对这位真实父亲形象的描写实际上标志着父亲角色的缺失。
精神分析的理论告诉我们，母亲在家庭中是孩子们的第一爱恋对象。一两岁的孩子总是无意识地怀恋在母亲腹中的幸福时光。到三四岁时，男孩继续着对母亲的俄狄浦斯式爱恋，女孩则逐步脱离母亲的怀抱而转向父亲。父亲既是女儿从其与母亲的天然联系中摆脱出来后的第一位的爱恋对象，也代表着制约女儿俄狄浦斯情结的法律力量。但是杜拉斯以上作品中的几位真实的父亲却不具备这样的作用，他们都存在与他们应有的身份分离的情况。尤其是《平静的生活》中的告别晚会似乎给杜拉斯作品中的“真实父亲”的形象定下了基调：真实的父亲都与身份缺失和死亡相联系，在家庭关系和人生舞台上，他们是缺席的，是不在场的。但他们的位置与作用将由另外的能指来填补。这个能指就是“父亲之名”。杜拉斯很少写真实的父亲，但“父亲之名”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亲之名”与“情人”
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情人”在杜拉斯的笔下与父亲的形象与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她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出现有“情人”这一人物，而我们在“情人”身上总能发现“父亲”的影子。从她1943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到1991年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国北方的情人》，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情人的形象都介于情人与父亲之间。我们在这里将重点分析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平静的生活》和两部有关中国情人的作品。
《平静的生活》发表于1944年，杜拉斯给书中女主人公弗朗西娜的情人取名Tiène(VT 24)。我们知道杜拉斯很重视给书中的人物取名，在很多情况下，她的人物姓名都具有象征意义。Tiène显然不是法国人的名字，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名“田”。“田”的汉语拼音是tian，但它的威妥玛拼法和法语拼音均为t’ien。为了符合法语拼写与读音规则，作者将T’ien改写成Tiène，使之基本保持汉字读音，但拼写方法与法语一致。她给弗朗西娜的情人取名“田”，既符合这个人的身份，也寄托了她本人对中国情人的思念。我们还可以将“田”这个名字与作家1950年发表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故事联系起来看。在这部小说中，由于母亲倾其所有却买下了一块不能耕种的租地，每年海水上涨，冲垮堤坝，摧毁庄稼，也摧毁了母亲为儿女创造幸福生活的梦。可见土地对生活在乡村的人是多么的重要，能耕种的土地是家庭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厚颜无耻的人》中的塔讷朗太太说：“真幸运，我们拥有于德朗的田产！有土地的人是幸福的！”(IMP 15)因此“田”这个名字直接象征着经济力量，与家庭赡养者——父亲的角色相联系。
《平静的生活》中的故事也发生在乡村。弗朗西娜的父亲被革职而返乡后基本处于与父亲角色分离的状态，整个家庭事务管理权就落到了那个使他受牵累的妻兄手中。弗朗西娜和弟弟尼古拉长大后，承担了很多家里的农活。田是尼古拉在外面认识的朋友，熟悉耕种技术，家中也很有钱。他主动来到他们家帮助干活，并提出借钱给他们购置设备，以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效益。弗朗西娜渐渐爱上田，两人成为情人。田先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到他们家，后来他完全承担起家长的责任。田在这个家庭中就起到了父亲的作用，或者说，“父亲之名”的象征意义在情人“田”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
在《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女主人公没有姓名，只称作“孩子”(l’enfant)，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的中国情人也没有姓名，被叙述者用第三人称代词“他”代替，或直接称为“情人”。作家这样做的意图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样一来，“孩子”与“情人”都成了身份不明确的人，他们的关系就具有了含糊与暧昧的色彩。“情人”既可以是“孩子”的情人，也可以是她的父亲。情人已经二十七岁，孩子才十五岁半，情人的年龄更接近一位父亲的年龄。而且在叙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时，叙述者与女主人公“我”有时暂时分离，她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说每天晚上“他”与他的“孩子”做爱。情人在这里起桥梁作用，“孩子”将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转移到了情人身上。她对情人的爱中便包含有女儿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爱恋。
在这两部有关中国情人的作品中，作家还写了女主人公“孩子”对他小哥哥的爱。这种兄妹关系实际上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转移形式。哥哥—妹妹—情人构成三角爱情关系，妹妹通过对情人的爱来转移她对父亲与兄长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个三角结构中，情人起到了“父亲之名”的象征作用，因为“孩子”对他的爱阻止了她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进一步发展。
“父亲之名”与母亲的话语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的原始三角结构是组成稳定家庭的关键因素。父亲的缺失会使这一稳定结构遭到破坏。但是由于父亲缺失遗留下的位置会由他人或他物来填补，父亲的缺失也是象征性的。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父亲的作用有时通过母亲的话语得到体现。如果母亲认可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他真的去世了，他对家庭及孩子们的影响仍然存在，他在三角结构中的位置也仍然存在。这一结构就转换成这样的形式：父亲之名(母亲的话语)—母亲—孩子。
比如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没有父亲的形象出现，但我们可以从母亲对父亲的回忆中感觉到父亲的存在和他在家庭中的作用。小说叙述者站在母亲的角度这样描述：“她的丈夫被任命为一所当地学校的校长，尽管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仍然很宽裕，那些年无疑是她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岁月，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她回忆起那些岁月就如同在回忆一个岛屿，回忆一片遥远的，梦幻般的世界”(BCP 10-11)。母亲用“她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岁月”来形容与丈夫共同度过的日子。她的回忆、她的这些话语是对孩子们的父亲在家中地位的确认。真实的父亲虽然去世了，但父亲的作用通过母亲的话语得到体现与证实。母亲的话语就成为父亲名字的能指。
又如，“随着年事增高，对那段生活她谈得越来越少，但每每谈起，总是热情高涨。每一次同儿女们谈起那段时光，她都会发现新的完美之处，发现她丈夫新的优点，发现他们曾有过的舒适生活的新的一面，这舒适的生活在她嘴里简直快接近富足了……”(BCP 11)在母亲的回忆中，父亲是与“舒适生活”、“宽裕”，甚至“富足”联系在一起的。从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父亲在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就是说，“父亲之名”与他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紧密相关。他不仅是法律的象征，也是经济的象征。如果他的作用得到母亲的认可，那么他仍然具有“父亲之名”的象征性。反之，如果他的作用不被母亲确认，即使他仍然生存在世，但作为父亲这一角色，他是缺失的，他并不具有“父亲之名”的象征性。
我们通过《厚颜无耻的人》中塔讷朗太太对她丈夫塔讷朗先生的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她凡事不与他商量，也不照顾他，把他当成家中可有可无的人。当她和大儿子雅克谈到去乡下田产所在地于德朗暂住一段时间时，她关切地对雅克说乡村生活对他的身体康复有利，向他细数种种好处。至于她丈夫是否愿意去，她根本不去考虑。尽管产业是他们夫妻二人结婚时购置的，是他们的共同财产，但随着塔讷朗先生日渐衰老，塔讷朗太太似乎觉得于德朗的产业现在与丈夫没有了关系。她对雅克说：“至于塔讷朗，没有我们，他也会生活得很好，因为很明显，他像过去一样，不愿来这里(当她在大儿子面前谈到她丈夫时，她叫他‘塔讷朗’——笔者注)”(IMP 15)。
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相反，塔讷朗太太在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不承认他在家庭中的作用，她甚至三番五次地对大儿子雅克强调说：“你是长子，倘若我死了，你要把你的妹妹嫁出去，要照料亨利。我不指望塔讷朗”(IMP 21)。母亲的这番话实际上宣布了真实父亲象征意义上的“死亡”。真实父亲虽然活着，但他并没有占据父亲的位置。很清楚，在母亲塔讷朗太太的心目中，长子雅克替代了父亲的位置和作用。“父亲之名”通过母亲的话语在此与儿子联系到了一起。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在孩子们年幼时经常提到父亲在世时的作用。母亲的话语替代父亲的名字，使父亲—母亲—孩子三角结构关系得到平衡。母亲对父亲的回忆使孩子们感觉到父亲的存在。但在约瑟夫和苏珊长大后，父亲的作用通过母亲的话语渐渐在儿子身上得到了体现。一段时间以来，家里只有约瑟夫从河里打来的涉禽可端上饭桌，母亲对约瑟夫说：“我在想，如果不是你去杀这些涉禽我们能吃什么呢？”(BCP 54)母亲的话实际上承认了儿子约瑟夫作为家庭赡养者的作用与地位。
当约瑟夫终于离开母亲，随情妇丽娜到城里后，母亲的精神支柱垮了，彻底病倒。因为随着儿子的出走，“父亲之名”出现空缺，家庭三角结构遭到破坏，母亲意识到她无法找到替代者。但她仍然抱着儿子会回来的幻想，她认为儿子应该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对苏珊说：“他肯定会离开她，他在任何地方都呆不长久，就像以前他在所有我送他去的学校里都待不住一样……只有跟我在一起他能呆得长久些”(BCP 224)。母亲的这番话实际上表达了她的两种无意识的幻想：其一是母亲对儿子的约卡斯特情结，母亲总幻想永远拥有儿子的爱；其二是母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儿子提升到了父亲的地位。当母亲对苏珊说这番话时，是她的无意识幻想在起作用，但母亲的话语使我们体会到：“父亲之名”在母亲那里是经常与儿子联系在一起的。约瑟夫和苏珊的母亲是这样，塔讷朗太太则更是如此。她们都如俄狄浦斯的母亲约卡斯特一样，在有意或无意识中让儿子占据了父亲的位置。
“父亲之名”在他物的象征性体现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父亲之名”可以通过其他人物或母亲的话语得到体现。更深层次的分析将使我们发现孩子会在无意识中将父亲与某些物体相联系，也就是说“父亲之名”这一能指在能指链中移向其他物体，可以在他物得到象征性体现。尽管杜拉斯很少写父亲，在她的访谈录中似乎有意识地强调父亲的缺失，强调她的遗忘，好像她真的完全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忘了他的存在。但是在这种遗忘背后隐藏着因年幼而失去父爱给她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她对父亲的需要与渴望。而这种欲望往往被压抑在潜意识中，作者本人都无法意识到。不过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女儿身上存在着的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玛格利特·杜拉斯的地方》这本书中刊有一张照片(LMD 52)。这是一幅全家照，从照片上看，父母和孩子们衣着得体，家庭气氛和谐融洽。父母双双坐在中间，两个儿子分站在两侧。父亲安详和善，母亲面带笑容。玛格利特三四岁左右，正处于俄狄浦斯恋父阶段，穿着漂亮的裙子，站在父亲双膝之间，面部带着梦幻般的幸福的表情，好像非常高兴能依偎在父亲身边。对这帧照片杜拉斯没作任何评论，但这种沉默本身提供给读者阅读想像的空间，作者似乎在无意识中让读者体会沉默的意义。这张照片拍过不久父亲就去世了，紧接着另外一张照片上没有了父亲，只有母亲和几个孩子。看得出他们处境困难，生活拮据。因为这一次他们穿着随便，母亲显得憔悴而心事重重。杜拉斯在《情人》一书中提到这帧照片，她说母亲处于绝望中，没有钱给孩子们添置衣物。两帧照片成对比似的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尽管作者未作任何评论，读者也完全可以从她的“不评论”中得出自己的看法。有父亲在场的“全家福”替代了“父亲之名”，因为它反映出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是父亲给予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和和谐的家庭气氛。这帧照片的作用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对父亲的回忆是一致的。母亲回忆父亲的话语既证实了父亲的地位，也表达了母亲对父亲的爱与需要，表达了她的欲望。对女儿来说也是如此，虽然父亲去世了，她保留着的“全家福”却填补了父亲留下的空位，也在无意识中满足了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爱恋。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有另外一件物体与照片一样象征着“父亲之名”，这就是父亲在世时买的一台留声机。在约瑟夫和苏珊年幼时，他们满足于和母亲的自然紧密联系，母亲对父亲的回忆以及他们根据母亲话语而进行的想像足以替代父亲的名字。然而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他们终于逐步意识到父亲的缺失。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父爱，需要有人或物来替代父亲的空缺，父亲留下的留声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台留声机既表示父亲位子的空缺，又代表他的在场，是父亲之名的能指象征。通过这台机器，他们无意识中重新建立起与父亲的联系：“约瑟夫和苏珊是不会忘记这台留声机的，这是他们的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买的，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它……”(BCP 65)叙述者的这番话使我们体会到留声机在这个家庭中的意义：对孩子、对母亲都具有“父亲之名”的作用。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它”，说明它也是母亲心目中父亲的象征。如果说约瑟夫和苏珊不太熟悉自己真实的父亲，他们却非常熟悉这台父亲留下的留声机。对音乐的共同爱好无形中将父亲和孩子们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约瑟夫，他小心翼翼地把唱片放在自己房里，“独自享用这台留声机，除他之外任何人不许动它，也不许动唱片”(BCP 45)。约瑟夫的做法似乎表明他与父亲的认同，从而具有象征性的父亲的身份，因为只有他有优先权将留声机放在他房间里独自享用，只有他能开机子，动唱片。至于苏珊，她完全赞同约瑟夫的特权，承认他家长的地位。以至于当诺先生指着机子问苏珊那是什么，她回答：“这是台留声机，是约瑟夫的”(BCP 45)。父亲的留声机现在成了儿子约瑟夫的，物体主人的更换也同时将父亲的家长地位传给了儿子。通过这些情节，父亲的留声机与父亲的名字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在这部作品中，留声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象征性地发挥父亲的作用。我们已经谈到过，父亲在家庭中的一个关键作用就体现在对母亲与孩子之间自然的乱伦欲望加以制约，不使其无止境地发展。但这个作用并不是每个真实的父亲都能胜任的，反之，它可以在真实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其他人或物来承担。小说中的留声机就象征性地发挥了这个作用。它播出的歌曲使约瑟夫和苏珊产生强烈的要离开母亲怀抱的愿望，使他们产生对外面大千世界的向往。如果说母亲在伊甸园电影院弹奏的钢琴曲让孩子怀恋幼儿期的母子之爱，父亲的留声机播出的歌曲则代表着一种激励孩子脱离母亲王国走向外面世界的强大力量。“音乐总是使约瑟夫产生抛弃一切的欲望”(BCP 45)。小说中对留声机作用的描述可以让读者认为它在发挥着父亲的作用，因此它也是“父亲之名”的能指。
杜拉斯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很少写父亲，而其作品中的“父亲”问题也没有引起批评界的足够重视。在大量的杜拉斯作品研究中，“父亲”或是被忽视，或是一带而过。但是拉康的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文本中的父亲是不可忽视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杜拉斯文本中父亲的“缺失”与“死亡”是父亲作用的削弱与丧失。如果真实的父亲与自己的身份分离，不能发挥父亲的作用，这一作用将由“父亲之名”这一能指来替代。在她的作品中，“父亲之名”常常与情人、儿子相联系，也可以通过母亲的话语来体现，还可以用某些物体来替代。因此，“父亲之名”的能指并不与“父亲”这个人物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固定指向某人或某物。它只是一种中介，将父亲的“菲勒斯”作用与象征这一作用的人或物相联系。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父亲虽然不是主要人物，在父亲—母亲—孩子这一三角结构中似乎处于缺失的状态，但这种缺失是表面上的，它总会被“父亲之名”替代，而且“父亲之名”这一能指在她的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如果换一种视角，比如说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杜拉斯作品中的“父亲”问题，不妨可以认为她的作品表达对父权社会的颠覆和对男权话语的抵制。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注解【Notes】
①拉康在1957-1958年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专门有章节重点阐述了父亲和父亲的作用问题。这一期的讲稿总题目为：Les Formations de l' inconscient(《无意识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Unconscious)。目前尚未正式出版。本文有关父亲的观点与术语主要参考法国著名拉康研究学者若埃尔·多尔(Joёl Dor)教授的著作《精神分析中的父亲及其作用》(Le Père et sa fonction en psychanalyse)一书。该书多处引用了拉康该期讲课原稿。
②“父亲是一种隐喻”的文字出现在拉康1958年1月15日的讲稿中。原文是:" Le père est une métaphore.[...]C' est un signifiant qui vient à la place d' un autre signifiant.( The Father is a metaphor.[...]It is a signifier that takes the place of another signifier.) " qtd.in Dor 43.
③Le Phallus(拉丁文)，男性生殖器像，古代作为生殖力的象征。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作为男性力量的象征。
④本文引用六部杜拉斯的作品，其中《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厚颜无耻的人》采用中文译者的译文，其余为笔者自译。正文中括号内标注的是法文书名的缩写，具体对应请参见引用作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thes,Roland.Le plaisir du text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3.
[Barthes,Roland.The Pleasure of the Text.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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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Joёl.The Father and His Function in Psychoanalysis.Editions érès,Ramonville Saint-Agn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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