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安孟竹(人类学者)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0期)
婚姻关系中的困扰与挣扎。如今看来,这档节目的形式有些陈旧,但其在当年迅速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节目播出时,“心理咨询师”刚刚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为一种新的职业类别,这个在当年听来还有些陌生的头衔如今已为普通人耳熟能详,不仅私人执业的咨询/治疗机构随处可见(咨询和治疗在实践中常被等同混用),就连面向从业者与爱好者的各种心理培训也已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产业。这场自21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城市迅速蔓延开来的“心理热”(psycho boom/ psy fever)已成为英语人类学界持续关注的现象。
200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名为《心理访谈》的电视节目,心理学家李子勋和杨凤池是节目的常客,负责运用专业知识来倾听、分析嘉宾们在职场、校园、亲子与心理治疗产业在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以及心理知识与实践向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20世纪80年代到访湘雅医院的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发现,中国人的苦痛表达被高压环境挤压到了躯体中,但伴随这股新世纪的心理热,人们对苦痛的言说、体验和回应又转向了心灵层面。
所谓心理热,并不是指心理学在知识界的强势地位,而是指近20年来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一致,兴起于后改革时代的这场心理热也被人类学家定位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一反传统的人际关系与价值标准,城市中产阶级的内心世界开始被迷茫与不安包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种管理个人情绪、自我实现与自我控制的治疗语言被引入中国社会。可以说,心理热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其疗方。自“心理危机干预”成为 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计划的一部分以来,海外心理治疗从业者纷纷来到中国大陆开拓市场。除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咨询/治疗机构和培训活动,心理知识也逐渐渗透进种种以“自我提升”为目标的读书会、演讲俱乐部、沟通训练营中,并借由流行读物、大众传媒浸染着普通人的日常思考与言谈。耕耘这一议题的人类学家不仅将心理热视为当代中国的一种城市景观,也把它当作一种切近中产阶级生命体验的方法,他们试图追问:迫切投身这场热潮的人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这场热潮中浮现出了转型社会怎样的心灵图景?
治疗的“本土化”与翻译
文化相遇历程中进入中国的舶来品。民国时期,精神分析之风已然刮向中国现代文学界,归国留学生开始在高等学府创立心理学系,但在1949年以前,心理学的影响一度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直至改革开放国际交流恢复后才开始迈出学院,从文本、实验室走向临床咨询和大众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德班”开启了海外治疗师对中国学员进行培训的先声,也为这一跨越地理边界的知识实践带来了文化上的张力。
心理学是在中西方漫长的人类学者张鹂认为,中国的治疗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用一种国际化的治疗模式来回应中国人的规范、价值和期望。她将治疗师因地制宜地“培植”治疗方法的做法称为“本土化”:本土化不只包括让治疗“适应”地方文化土壤,还涉及拼贴、改造以及知识实践中的对话。在她的田野地点昆明,与“思想工作”的革命遗产有着高度契合性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被广泛采纳,治疗师也会借助禅宗、道教等文化语料库来重新阐释治疗过程,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来访者的期待和治疗操作。
意识地选择与重塑,也关系到治疗实践与文化环境的相互阐释。尽管心理治疗并不建立在精神医学的病理化标签基础上,但治疗行为在帮助人们寻求缓解苦痛之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对个体“缺陷”的暴露——进入治疗室的来访者也象征着一个失去了自我掌控力的失败的现代人。高乐(Gil Hizi)指出,这种污名化的想象构成了心理治疗在中国进行“文化培植”的障碍。实际上,相比一对一的深度治疗探索,在这场心理热中,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参与以沙龙、工作坊、成长营等方式进行的自助式心理培训。在这类活动中,治疗师往往化身为“导师”,以“教学”的方式来推广特定的治疗方法。彭晓月(Songya Prizker)研究的就是这样一系列在“导师”引领下深度探索童年经历和亲密关系,从而帮人们驾驭情绪、获得成长的团体沙龙。彭晓月发现,对情绪的辨识是这种治疗活动的核心,而治疗师的“文化翻译”工作不只涉及与情绪有关的术语和概念,还包含一种让情绪得到显现、感知、言说和释放的身体工作:他们会创造出各种让情绪获得具象表达的互动情景,引领学员通过具身的感知承认内在的体验,并学习用特定的语言去捕捉和反思性地表达它。这样的“翻译”不只打开了一个让“情绪”获得心理治疗式理解的符号学时刻,也翻译出了一个特定版本的“自我”。
本土化不仅指向治疗师对疗法有自我的重塑
心理热绝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产物。人类学家注意到,大众对心理知识与实践的渴求与时代变迁之下人们对身份、关系、位置的重新摸索息息相关。当个体与家庭、社会的联系日渐脆弱,人们对“自我”的探究也变得愈发迫切。在心理咨询与培训活动中,生命故事的分享与自我感受的表达占据重要地位,心理干预往往会带来叙事中的“启蒙时刻”,这也使得心理咨询与培训活动成了参与者的一场“自我塑造”实验。然而张鹂指出,尽管心理治疗的知识启发人们将自我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解绑” (disentangle),进行反身性思考,但其最终目的在于塑造一个更擅长管理情感、处理关系的新“自我”,使之重新“回嵌” (re-embed)到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以关系为导向的心理实践在“家庭治疗”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后者通常将个人的心理问题视为家庭结构与日常互动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家庭治疗的目光重新发现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扩张式人格(expansive personhood),即一个人的自我总是笼罩、容纳着其他人,习惯于通过对家人负责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但这也给个体带来了情感上的负担。比如,焦虑的父母出于为孩子生命负责的考量而强加的控制,恰恰成了孩子心理问题的根源之一。为了让父母不再过深地卷入孩子的生活、让承载过多期望的孩子做出自己的选择,治疗师的任务是将彼此包裹的家庭成员重新阐释为相互独立的个体,在中国家庭中引入“人际边界”的概念。
道德转型的背景下,个人欲求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也给自助心理学开辟了一片新空间。韩泊明(Amir Hampel)研究了北京的公共演讲俱乐部,关注自助心理学在那里如何引导年轻人摆脱“差序格局”式的关系模式,学会与他人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自助心理学的倡导者看来,学会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不仅是获得(市场、亲密关系等方面)成功的前提,也是“成为现代人”的必要步骤。韩泊明观察到,在演讲俱乐部里,这种反身性自我(reflexive self)的觉醒是通过分享关于“羞耻”的生命故事和学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实现的。激活、引导羞耻感的技术让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学着在一个陌生人构成的都市中定位自己。然而在他们关于“自我”的演讲中,社会价值导致的焦虑常常与对内在世界的探索混为一谈,所谓“成长”更像是让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摆脱“落后”的阶级传统,以符合想象中的现代化要求。因此,与其说这类心理实践推广了一种个人主义版本的自我,倒不如说它成了当代年轻人寻求新的社会归属的方式。
这种企图在家庭内部设置人际界线,从而挑战长久存在的自我与人格模式的心理学实践也出现在建基于“自助心理学”(self-help psychology)的培训活动中。自助心理学曾在20世纪初的美国掀起一阵热潮,以回应当时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造成的身份焦虑,而在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