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
Lewis Aron, Ph.D.路易斯·阿伦博士
何慕奕 余菊 陈琳 孙荟 李婷 沈柯灵 译 何慕奕 校
本文重点分析了来访者在精神分析情境下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就像精神分析理论只把母亲作为婴儿需要的客体，而忽视了母亲的主体性一样，精神分析也只把分析师视为一个客体，而忽视了分析师的主体性，然而其实来访者也在体验着分析师的主体性。分析师的主体性是分析情境中的重要内容，分析师需要意识到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
来访者寻求与他们的分析师建立联系，了解分析师，探索他们专业外表背后的东西，抵达他们的内心，就如同儿童寻求与父母的内心世界建立联系并渗透其中。将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的探索视为是移情分析中未被重视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对治疗关系进行详细而彻底的解释和阐明的重要方面。本文对于分析师的自我暴露和反移情有关的争议进行了探讨。
本文的目的是，强调在精神分析情景下检验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体验是临床工作的核心。尽管许多文化、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都为精神分析过程的关系性观点做出了贡献，但我认为，向主体间观点的转变主要来自于我们在与来访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积累的临床经验。首先，我想指出与临床精神分析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领域的一些发展: 女权主义思想和婴儿期研究。我的目的不是将临床理论建立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也不是将其停留在纠正社会不平等的运动上；我想说的是，这些领域都清楚地展现了主体间性观点的影响，因此它们为我所说的主体间性观点提供了例证。
随着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批评(feminis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的最新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是如何促成并维持对母亲的歪曲描述(Dinnerstein，1973；Chodorow，1978；Balbus，1982；Benjamin，1988)。在我们所有的发展理论中，母亲都被描绘成婴儿驱力的客体和婴儿需求的满足者。我们迟迟没有意识到或承认母亲本身也是一个主体。在关于普遍存在的母亲心理描述的讨论时，Benjamin (1988) 最近写道:
母亲是婴儿第一个依恋的客体，后来是欲望的客体。她是提供者、对话者、照顾者、强化刺激的代表者、重要他人、共情理解者、镜子……她也是一个可以远离的安全存在，是规则的制定者，是恰当的挫折者，是令人震惊的真实外在他者。她是外在的现实——但她很少被视为另一个有目的的主体，似乎她只为了她的孩子而存在[第24页]。
Benjamin认为，孩子必须认识到母亲是一个独立的人，她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体验，是她自己的主动性的中心，也是自己欲望的代理人。儿童一旦有了这个认识，代表了儿童具备了一种扩展能力，拥有了一项重要的、以前未被承认的发展成就。Benjamin提出，认知能力和主体间联系(intersubjective relatedness)是一项成就，最好用一条单独的发展路线来概念化，她也已经开始阐述这一进步所涉及的复杂变迁。这一发展成就与之前文献中描述的完全不同。“客体恒常性”的传统概念仅限于将母亲视为单独的“客体”。主体间性的角度强调的是，孩子需要将母亲视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客体，这是一种发展性的进步。Dinnerstein(1976)在她文章就预见到了这一点：“每一个‘我(I)’第一次出现时都与一个‘它(It)’有关，而这个‘它(It)’显然完全不是‘我(I)’。这个独立的“我(‘I’ness)”是一种发现，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的洞察”(p.106)。
主体间性是指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将另一个人视为独立的主体体验中心的能力。Stern(1985)对自体感的发展进程的描述已经开始引起人们对主体间联系领域的关注，在这一领域中，联系的性质扩展到包括对他人和自身主观心理状态的认知。最近关于构建自体和他人的内部表征的理论 (Lichtenberg，1983；Beebe和Lachmann，1988a；Stern，1989)刚刚开始考虑到孩子会逐渐有能力将主体性或内部状态归于他人，并会对如何在人际间沟通这些内部状态进行探索。
温尼科特(Winnicott)(1954-1955)预测了主体间性视角的重要性，并就主体间性的建立提出了初步假设。他将克莱因(Klein)的抑郁位扩展到包括“怜悯(ruth)”能力的发展(第265页)，他将其与“残忍(ruthlessness)”状态进行了对比，后者存在于识别他人为独立个体的能力发展之前。温尼科特 (1969) 阐述了一种“客体使用”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婴儿摧毁客体的过程，发现客体在破坏中幸存，因此能够放弃全能感，并将另一个人识别为单独的人。其他研究主体间性的性质和发展的理论家包括Stern(1985)、Ogden(1986)、Kernberg(1987)、Stolorow、Brandchaft和Atwood(1987)以及Bollas(1989)。也许是Lacan(拉康)(Miller，1988)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讨会上首次讨论了精神分析情境中主体间性的含义。由于本文的目的是讨论与临床心理分析有关的主体间性心理，所以我不会在这里详细阐述主体间性的发展历史方面的内容。
主体间性理论对精神分析实践和技术以及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中，我受到了Benjamin [1988]的影响，而我的精神分析技术的方法与 Stolorow，Brandchaft 和 Atwood [1987]提出的方法相当不同。)正如精神分析理论只把母亲作为婴儿需要的客体，而忽视了母亲的主体性一样，精神分析学也只把分析师视为客体，而忽视了来访者对分析师的主体性的体验。
传统的分析情境模型维持的观念是，神经症来访者将其非理性的童年愿望、防御和冲突带入分析，由比较成熟、健康和受过充分分析的分析师进行分析。分析师以科学的客观性和技术的中立性来研究来访者。分析师的健康、理性、成熟、中立和客观性都被理想化了，因此反移情被视为一种不幸，也被认为是一种鲜有发生的失误。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这种偏见认为来访者有病，而分析师拥有治愈方法(Racker，1968)，从而导致了只有来访者有移情的假设。此外，似乎只有来访者拥有“精神现实”(见McLaughlin，1981)，而分析师则代表着客观现实。总之，如果分析师是一个理性的、节制的、中立的、匿名的科学家观察者，一个“分析工具”(Isakower，1963)，那么模型中几乎没有空间容纳分析师的心理现实或主体性，除了病态的、侵入性的反移情。
众所周知，直到最近几十年，反移情才被视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并在临床上具有潜在的价值。在弗洛伊德(1910)看来，反移情反映了分析师对来访者移情的反应所引发的一种特定的干扰，需要分析师接受进一步的分析。当代理论家更倾向于采用反移情的“整体观(‘totalistic’ approach)”(Kernberg，1965)，认为反移情反映了分析师对来访者的所有情绪反应，因此可作为临床工具使用。之前的观点将反移情视为对分析工作的一种阻碍，这种阻碍应该被控制或克服，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但如今，大多数分析师都认识到分析师对来访者的感受和幻想无处不在，并希望利用自己的反应来更好地了解来访者。因此，精神分析学扩大了它的关注内容，将分析师的主体性包括在内。然而，它还是没有充分考虑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
在我看来，用 "反移情 "这个术语来指代分析师的全部反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仍在用来访者的主体性来定义分析师的体验。把分析师的体验看作是对来访者移情的 "反向"或回应，会鼓励人们相信分析师的体验是被动的而非主观的、从分析师的精神自我中心发出的(McLaughlin，1981；Wolstein，1983)。这并不是说分析师从来不会对来访者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做出反应；当然，分析师确实对来访者的行为影响做出了反应。不过，反移情这个术语掩盖了一个认识，即分析师往往是互动序列的发起者，然而这个术语将分析师的行为对移情的影响最小化了。
我所提倡的关系性方法认为，来访者与分析师的关系是通过持续的相互影响而不断建立和再建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和分析师都系统性地相互影响对方，也被对方所影响。来访者和分析师之间建立了一个沟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是双向流动的。这种方法意味着一种“二人心理学(two-person psychology)”或分析过程的调节性系统概念化(regulatory-systems conceptualization)(Aron， 1990)。移情和反移情这两个术语容易暗示一种单向影响的模式，即分析师对来访者作出反应。来访者和分析师之间的影响是不均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相互的。相互影响并不意味着均等的影响，分析关系可能是非对称性相互的。这种治疗关系的模式受到Beebe和Lachmann(1988b)最近提出的母婴相互影响的概念化的强烈影响。
其他人也建议我们放弃反移情这个术语。Olinick(1969)建议在 "分析师的心理学 "中替代性使用“古怪的反应”，但我认为古怪这个贬义词没有任何好处。Bird(1972)扩大了移情的含义，认为它是所有人类关系的基础。然后他建议简单地使用"分析师的移情"。然而，这样会导致术语上的混乱，例如Loewald(1986，第280页)讨论了分析来访者对分析师的移情的反移情的重要性。McLaughlin(1981)令人信服地主张放弃反移情这个术语。他写道："反移情这个词尤其未能容纳分析师面对来访者时内心体验的广度和丰富性。"(第656页)。
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Hoffman(1983)把来自各种精神分析流派理论家的工作集中起来。这些理论家分享了一个激进的、社会的、透视的精神分析观念，承认来访者能对他们的分析师的体验做出可信的推断。Hoffman提出了一个精神分析技术上的观点，即把对来访者是如何诠释分析师的体验的分析作为工作核心。在许多方面，本文可以被看作是我对霍夫曼的贡献所作的进一步反思和阐述。虽然Hoffman将他的论文命名为 "作为分析师经验解释者的来访者(The Patient as Interpreter of the Analyst's Experience)"，但他仍然提到了来访者对分析师反移情的解释。由于我反对反移情这一术语的含义，我更愿意将本文的重点表述为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
Racker(1968)是最早提出技术性建议的人之一："分析来访者对反移情的幻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移情的原因和结果，是移情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p. 131)。Gill (1983)说得简单而直接，在我看来，这一点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分析师把自己看作是关系中的参与者，其结果是他不仅会关注来访者对分析师的态度，而且还会关注来访者如何看待分析师对来访者的态度"(p.112)。
由于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分析师被认为只是以最小的方式参与到来访者身上(Gill，1983)，所以很少有人关注分析师个人的个性的影响。分析师们没有考虑到来访者会不可避免地、坚持不懈地通过自己对分析师的行为和内心体验的观察和推断来寻求与分析师的连接。
Wolstein(1983)指出，阻抗是来访者为了应付特定分析师而做出的防御性努力，因此，这些阻抗必然是来访者为了适应分析师潜意识心理的某些方面而形成的。关键是，只有当特定的防御或阻抗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配合特定的分析师的人格的时候，这种特定的防御或阻抗才会是有效的。因此，成功分析阻抗的最终结果是，来访者不仅会了解自己的心理，还会了解他们生活中其他人的心理，特别是他们的分析师的心理。Wolstein(1988)写道:
最自然的事情莫过于来访者将这种新的觉察和重建的力量转向他们周围的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精神分析师——并描述他们感知到的分析师的反移情，他们认为这种反移情即是他们之前所阻抗的一部分[第9页]。
这一点的含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随着阻抗的分析，来访者不仅暴露了更多他们自己的潜意识，而且还获得了对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不相关的或被压抑的分析师心理方面的觉察。尽管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分析，分析师仍可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来访者注意到的一些情况。来访者对他们的分析师的一些观察很可能是令分析师不愉快的和焦虑的。因此，分析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焦虑和抵触情绪而退缩，不去探索来访者的阻抗(Racker，1968；Gill，1982；Hoffman，1983)。
当然，经常有人认为，来访者可以并且确实对分析师的心理产生幻想，因此，对这些幻想进行分析的成功结果是，来访者对自身心理的了解要多于对分析师心理的了解。我在这里的观点是，这些幻想不是内生决定的，不是由驱力决定的，不是来访者自闭性的产物，也不是纯粹来自过去人际关系经验的期望的结果。相反，这些幻想还可以被视为来访者试图以他们自己独特和特异的方式来努力应对和理解他们的个人分析师的复杂和模糊的现实(见Levenson，1989)。最终，对这些幻想的分析必须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来访者和分析师的心理。
我相信，即使是非常不安、孤僻或自恋的来访者，他们也总是能够适应分析师性格和分析关系的人际现实。来访者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关注分析师对他们的态度和感受，但由于他们认为这些观察所得涉及分析师性格的敏感方面，来访者可能只是间接地通过影射来向他人传达这些观察结果，比如置换(displacement)，或者通过将这些特征描述为他们自身的一些方面，比如认同(identification)(Lipton，1977；Gill，1982；Hoffman，1983)。使潜意识意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来访者否认的观察结果、被压抑的幻想以及对分析师的未成形的体验带入意识并清楚地表达出来(Racker，1968；Levenson，1972，1983；Hoffman，1983)。
所有的孩子都观察和研究父母的性格。他们试图通过深入父母的内心世界来与父母取得联系。克莱因学派通过具体的隐喻生动地强调了这一点，即婴儿试图真正地爬进母亲的身体，探索母亲的身体，并发现母亲身体里包含的所有客体。孩子们想象他们的母亲全神贯注于什么，以及全神贯注于谁。他们对自己的母亲如何与她们自己的母亲相联系有一些了解，尽管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点。现在有实证研究表明，母亲与她自己母亲的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会影响她的孩子对她的依恋(Main，Kaplan和 Cassidy，1985)。孩子对居住在母亲和父亲的内心世界中的人物以及这些内在客体之间关系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合理地解释父母对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孩子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深入父母自体的中心。Pick(1985)用克莱因的语言阐述了这一观点：“如果把嘴寻找乳房作为一种先天的潜能，我相信，有一种心理上的等价形式，即一种心理状态会寻求另一种心理状态” (p.157)。
如果正如McDougall(1980)所断言的那样，“婴儿最早的现实是他母亲的潜意识”(第251页)，那么来访者的心理现实可能被认为是他们分析师的潜意识。来访者对分析师的内心世界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信念。来访者利用他们对分析师的观察来构建分析师性格结构的图景，不管分析师可能试图变得多么匿名，来访者的观察结果都是丰富的。来访者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微妙的探索，试图洞穿分析师的专业冷静和谨慎。他们进行这种探索，不仅是因为他们想以防御或愤怒的方式击败他们的分析师，而且因为他们像所有人一样想要并且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与富有情感地生活着的、真实的、完全在场的他人建立连接，所以他们寻找关于对方内心世界的信息。关注来访者对分析师的主体性体验的分析，为进一步探索来访者童年对父母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结构的体验打开了大门。同样，来访者开始致力于观察他们生活中其他人的性格，这对于来访者在分析中开始进行更多心理思考是一个不可避免也必不可少的部分。前述的分析立场认为幻想和记忆不仅是婴儿愿望和对这些愿望的防御的载体，而且是来访者与重要他人的体验的合理的解释和表现 (Hoffman，1983)。Loewald(1970)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在这方面，被分析者可以比作孩子——如果他能允许自己有那种自由——用他潜意识的触角仔细观察父母的动机和情绪，这种方式——如果父母或分析师允许那种自由——可能有助于父母和分析师的自我觉察(p. 280)。
在临床情况下，我经常要求来访者描述他们观察到或注意到的任何关于我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阐明我们关系的某些方面。例如，当来访者说他们认为我对他们生气，或嫉妒他们，或对他们表现出诱惑时，我会要求他们描述他们所注意到的导致他们产生这种信念的任何事情。我发现，对我来说，带着一种真诚的信念去问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即相信我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否则，来访者的观察很容易被当作歪曲事实而不被理会。来访者通常都非常愿意和渴望相信他们是把这些感觉投射或转移到他们的分析师身上的，继而他们可以重新将分析师视为客观的、中立的或善意共情的。我鼓励来访者告诉我他们观察到的任何事情，并坚持认为他们的结论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我的行为。我经常让来访者猜测或幻想我的内心正在发生什么，并特别关注来访者注意到了我的什么内在冲突。
例如，一个来访者说，当他听到我的椅子轻微移动的时候，他有一瞬间以为我要打他了。我请来访者详细说说，他认为我的感受是怎样的，他认为我愤怒的特征和性质是怎样的，他是因为注意到了我的什么方面才让他相信我是以那种特定方式生气的，以及他想象中我一般是如何处理我的愤怒和沮丧的。我问这个来访者，根据他对精神分析的“规则”和专业礼仪的理解，我对他如此愤怒却不能直接表达这种愤怒，他认为我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我也问他，对于他发现了并面质了我伪装的愤怒，他觉得我会感觉如何。
我选择首先探索来访者对我的最微妙的观察，这些观察反映了我对来访者的态度，以及我的性格和个人冲突。我不会先检查来访者自己投射的愤怒，或者来访者当前或过去生活中从其他人身上置换的愤怒。所有这些愤怒最终都需要被探究，但按照Gill(1983)的建议，我从分析此时此地的移情开始，专注于来访者反应的合理基础。重要的是要注意，无论我当时是否觉察到愤怒情绪，我都以这种方式推进。我想，在我自己意识到之前，来访者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的愤怒、嫉妒、兴奋或其他的什么。
探究来访者对分析师的主体性体验代表着用一种未被重视的、复杂的精神分析方法来进行移情分析。在分析时，需要在关注人际和内在、内部客体关系和外部客体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虽然有时探索来访者对分析师的看法有助于深化分析工作，但有时这种关注被来访者和分析师作为防御，以回避来访者痛苦的内心体验(见Jacobs，1986，304页，对这一问题的临床说明)。有时我询问来访者关于他们对我的感受，还有一些时候，我把他们对与我互动的关注解释为回避他们的内心感受或回避审视他们自己。
虽然直接询问来访者对分析师的观察结果的问题通常是必要且有效的，但要引出来访者对分析师态度的想法和感受，最有用的方法是分析使这些想法和感受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防御和阻抗。直接问来访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多只是表面和意识层面的话语。分析师需要倾听来访者所有的联想，作为了解来访者的体验的线索。通常来访者害怕冒犯分析师，或者是害怕通过面质分析师性格中那些被回避的部分而激怒分析师。来访者害怕那些部分太过私人化而越过了分析师愿意让他们探索的边界。来访者尤其可能担心如果他们暴露了分析师的弱点和性格缺陷，分析师会报复、沮丧、回避或崩溃(Gill，1982)。隐含在这种恐惧中的不仅仅是来访者的敌意、投射的恐惧，或者是简单的将分析师理想化的需要，还有来访者对分析师的夸大的认识，他们感到一旦分析师暴露出缺陷，这种夸大将会被粉碎。 来访者对分析师的期望与来访者的父母实际是如何回应孩子对他们的观察和理解的有关。孩子逐渐真正地了解父母是谁、了解他们真实的情感所在，这会让父母有何感受？父母能够让孩子深入其内心到什么程度？父母是否因为自己的夸大，而不愿让孩子发现他们的弱点和脆弱？回到克莱因关于婴儿潜意识幻想着尝试进入母亲身体的丰富意象，我们可能会思考那些暴力的、毁灭性的幻想是否仅仅是由于天生的贪婪和嫉羡？还是婴儿尝试进入父母内心但被拒绝而受挫所导致的？这些幻想是否可能准确反映了孩子感知到的父母对于内心被渗透和被了解的害怕？
使来访者能够描述他们对分析师的幻想和看法的，是分析师的开放性和对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的强烈好奇心。只有当分析师真正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时，来访者才会从这个过程中受益，即来访者会与分析师交流一些新的有关分析师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来访者已经了解到的，而分析师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师带着听到移情扭曲的期待去倾听来访者，或者对获取“新的”关于自己的信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保持开放，那么这样的分析更有可能偏离轨道，或者继续在遵从和屈服于权威的基础上进行。
在分析情境中对分析师主体性的认识带来了分析师自我暴露的问题。分析师的自我暴露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在这里只能简单涉及。然而有几点意见需要提出，因为这些意见是由本文所倡导的探究方向直接引出的。
当来访者被鼓励说出他们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时，他们很可能会给分析师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核实或反驳他们的看法。如果来访者被鼓励去检查他们对分析师主体性的看法，然后分析师却保持相对的“匿名”，这对来访者来说会是极其困难的令人沮丧的。一旦分析师对来访者对自己的看法表现出兴趣，他们就会引起来访者的注意(Little,1951)，并且肯定会感觉到压力而去揭露更多他们内心的想法。此外，要探究来访者对分析师的感知，分析师所采用的方式也是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暴露的性质的。我认为，分析师在传统上避免直接探究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体验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追寻这条探究路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暴露。
自我暴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不可避免的。来访者准确而直觉性地解读分析师的诠释以及分析师隐藏的沟通内容(Jacobs,1986)。在揭开分析的匿名性的面纱时，Singer(1977)指出，分析师的诠释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暴露的言论，不可能是别的，因为我们真正了解他人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我们的自我认识，我们的来访者知道这一事实。
Hoffman(1983)强调来访者知道分析师的心理正如他们自己的一样复杂。他对被他称为“天真来访者谬论(the naive patient fallacy)”的观念提出挑战，那种观念认为来访者从表面意思上接受分析师的言语和行为。对分析师来说，简单并直接地表达他们正在经历和感受什么可能会助长一种假设，即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动机和意图。分析师的暴露和坦白可能会阻碍进一步探索来访者观察和感知。此外，我们永远不可能提前意识到我们正在揭示自己的什么。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透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时，我们很可能是在传达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来访者对我们分析师的感知是否可能是对分析师的一种合理理解，即分析师狂妄地期待来访者接受分析师自我暴露的表面意思。Pontalis(Limentani引用，1989)说到：“还有什么比以下假设更荒谬的呢？我看到了我看不见的，听到了我听不到的……(此外)我完全意识到我的潜意识“(第258页)。
我们希望，我们作为分析师能够从对自己的深入分析中获益，但这并不能确保我们能够轻松地进入自己的潜意识，也不能确保我们能够不受与来访者之间微妙的各种病理性互动所影响。这种认识已经引向当代观点对反移情的必然性的接受。然而在过去，理想化的、充分分析过的分析师被认为没有反移情的问题，今天的理想化的分析师被认为已经经过如此充分的分析以至于他们可以直接进入他们的潜意识。最好记住一点，自我分析的麻烦就在反移情中！当分析被视为由彼此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两人共同参与，那么分析师可以把来访者的联想作为参考，以了解来访者如何感知分析师对来访者的态度。这种方式为分析师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来补充他们自己的自我分析。以这种方式，分析师和来访者共同参与阐明他们关系的性质，而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两人是相互协调整合产生的。
Bollas(1989)主张分析师需将自己确立为二人分析场(bipersonal analytic field)中的主体。Bollas鼓励分析师向来访者揭示更多他们内部的分析过程，例如，向来访者描述分析师如何得出一个特定的诠释，或与来访者分享分析师对来访者的梦的联想。他认为，如果分析师的自我暴露与分析师作为一个人的真实表现是相一致的，那么这种暴露就不太可能被视为一种诱惑。在将自己确立为分析情境中的主体时，分析师向来访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联想和内在过程，供来访者使用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Bollas所说的自我暴露有一种游戏性和试探性的品质，因为他不把他的联想或“冥思(musings)”作为某种包含绝对真理的东西，而是把它们放入分析场，并准备好了让来访者使用或摧毁它们。此外，Bollas的方法是谨慎小心的，因为他意识到分析师的联想的不断流动可能对来访者是侵入性的，导致“分析师的精神生活微妙地掌控了被分析师者的精神生活”(第69页)。Bollas对临床对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尽管我同意分析师应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呈现给来访者，但任何专注于分析师主体性的方法都伴随着危险，即分析师可能会执着于主张和维护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在需要将自己确立为独立主体时，分析师可能将这一点强加给来访者，从而迫使来访者承担客体的角色。分析师把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强加给他们的来访者并不是“主体间性”，而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只是把原来的主体和客体的两极颠倒了而已。
在我看来，自我暴露通常是有用的，尤其是那些与分析过程紧密联系的自我暴露，而不是那些分析之外的分析师私人生活细节有关的自我暴露。分析师的个人暴露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极其复杂，需要对来访者是如何体验这些暴露的进行分析。作为分析师，我们能从来访者的努力分析中获益良多，但只有当我们足够自律，能够至少暂时地将来访者的分析兴趣优先于我们自己的分析兴趣时，我们才能够作为一名分析师帮助到来访者。
分析师将自己确立为分析情境中的主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分析师自己的内在冲突，分析师放弃传统的匿名性后，取而代之的只是将自己的主体性强加给来访者，从而剥夺了来访者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去寻找、发现分析师是一个独立主体的机会。虽然在分析的特定阶段，关注来访者对分析师的体验需作为治疗的中心，但在其他时间，且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关注来访者对分析师的感知则是有侵入性和扰乱性的。仅仅关注分析师的在场，导致来访者不能暂时把分析师置于背景中，不能沉浸到分析师在场时的独处体验中。分析师对来访者和分析师关系方面所有资料的持续性诠释，以及分析师有意将自己确立为独立主体的努力，可能会被正当地体验为一种侵犯，这种侵犯来自于分析师自身的自恋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它发生时，对来访者而言，将它表达出来会是有益的。
温尼科特(1971)认为精神分析发生在一个中间状态，一个过渡空间。这个过渡是介于来访者自恋性退缩和与现实充分互动之间的过渡，是专注于自我和利用客体之间的过渡，是内省和与他人同调之间的过渡，是与主观的客体的关系和与客观感知的客体的关系之间的过渡，是幻想和现实之间的过渡。在我自己的临床工作中，我试图保持一个最佳的平衡，既对来访者体验做出必要的识别和确认，也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保持一个分析性空间，这个空间能让来访者去应对人际的模糊性，并努力应对一个持续存在的、没有封闭性结论和解决办法的状态。分析师需要让治疗过程保持一种动态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一方面是回应和参与，另一方面是不侵入和保留空间，也就是介于分析师的在场和不在场之间。对每个不同的来访者，我达到这种张力的方法在每个不同的来访者那里都不一样，甚至随着一个被分析者的分析进程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每一对“分析师-来访者”都需要努力找出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达到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建立和修正的方法，需要分析本身能对此进行自我反思性的检查。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是相互的但不对称的，来访者和分析师都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共同参与者，在亲密的边缘上工作。分析师有意的自我暴露的程度和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有待于在每个独特的精神分析情境的语境下去解答。
当我最初试图向不同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介绍这些想法时，我被我的听众们的一个普遍的倾向所震惊，他们倾向于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分析师自我暴露的问题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当自我暴露并不是本文的要点时，分析师们仍如此热衷于讨论它。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分析师有意的自我暴露，而是要分析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来访者表达他们对分析师的感知，才使分析师在来访者心中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主体。那么，为什么我的分析师听众们关注自我暴露呢？
我相信那些被精神分析这一职业所吸引的人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与他们想要被他人了解的欲望有关，也就是与亲密有关的冲突。在更传统的术语中，这些是窥视和暴露的自恋冲突。否则，怎么会有人会选择一种一辈子都在倾听和观察别人的生活，而自己却保持相对沉默和隐藏的职业呢？认识到分析师(即使是那些试图保持匿名性的分析师)从不是隐身的，而且来访者会试图“了解”自己的分析师，会让分析师们产生深刻的焦虑，他们本身就挣扎于想要被了解的渴望与防御性地隐藏自己的诱惑之间。
为什么精神分析如此关注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儿童对他人的体验的发展过程，却如此长久地忽视了对主体间性的探索？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们必须发展这样一种对他人的观念：他人不仅是一个客体，而且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一个独立的精神自我，一个独立的经验中心？
精神分析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受到驱力理论(drive theory)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支配。弗洛伊德认为心灵是一个封闭的能量系统，由渴求释放的生物驱力所驱动。这种心灵的模型是基于以下观念：存在着寻求满足的驱力，而自我(ego)调节、引导并抵御这些驱力，同时试图寻找合适的客体以满足驱力。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他人被“客体化”——被视为驱力的“客体”。因为理论的重点是驱力的变迁，他人的角色就被简化为驱力的客体，与之唯一有关的变量只是这个人使驱力得到满足还是受挫。驱力满足-驱力受挫这一维度，即使没有被视为客体的唯一特性，至少也被视为核心，因为当他人只是一个客体的时候，这个客体的个体主体性是与之无关的东西。只有随着精神分析从驱力理论转向关注自体(self)的发展和“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也就是人际关系，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真实的和幻想的、外部的和内部的[Greenberg和Mitchell,1983])的关系性理论(relational theory)，精神分析才得以开始将他人作为一个独立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来研究(Chodorow,1989)。采用“二人心理学”或关系的视角，不仅能研究主体-客体的关系，也为研究主体-主体的关系开辟了可能性。正如Mitchell(1988a)最近所陈述的，“如果分析情境不再被视为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或一个主体和一个辅助的环境，而是被视为两个主体——那么参与和探究这种人际辩证性将成为工作的中心焦点”(第38页)。
应该澄清的是，不仅是经典的驱力/结构元心理学窄化了我们对人的看法，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并将他们简化为客体。这种局限性适用于任何非社会性的“一人”心理学("one-person" psychology)。(有关非社会性范式[asocial paradigms]的讨论，见Hoffman,1983；关于一人心理学的讨论，见Aron，出版中)。例如，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为临床精神分析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强调分析师需要有回应和共情，并认识到情感协调(emotional attunement)是分析过程中的重要体验。然而，自体心理学坚持传统的观点，即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分析师是与分析过程无关的。科胡特(1977)写道，来访者的移情是由“分析前就已建立于被分析者的人格结构中的内部因素”决定的(第217页)。分析师的贡献仅限于在与来访者共情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诠释。同样，Goldberg(1980)指出:
自体心理学在努力不成为一种人际关系心理学……因为它希望将分析师的影响最小化……它基于一种发展程序(一种先天的或者说预先构成的程序)的想法，这种程序会在特定条件下自我重建。
在自体心理学的模型中，分析师被限定为一个自体客体，该模型只关注来访者(作为主体)从分析师(作为客体)那里需要什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这方面，自体心理学与经典模型并无不同(见Hoffman,1983)。对于经典精神分析师来说，精神分析情境的功能，尤其是自由联想的功能，“是确保出现在来访者意识中的东西尽可能地是内生决定的”(Arlow,1980，第193页)。如果分析师正确地进行分析，他们就认为来访者的联想主要或多半不是由当前与分析师之间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精神分析情境被认为代表了“一套标准的实验条件”(Arlow,1986，第76页)，其目的是最小化外部刺激，从而允许驱力和防御的派生物从内部自发地展现。关注于驱力和防御的经典模型和依赖于“发展性程序”观念的自体心理学模型要求精神分析情境不受到分析师主体性的污染，这样来访者的移情可以以一种纯净的方式从内部“展开”。一人心理学的前提假设要求咨询室里唯一重要的心理是来访者的心理。
来访者的主观性、来访者的移情、来访者的心理现实需要被检查。在“分析工具”的概念下，分析师这个人被忽略了。为了产生一个客观的实验情境，分析师的主观性被排除在外。(我承认这种对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批判可能不适用于自体心理学学派中的某些后科胡特的发展。对作为一人心理学的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更多相似但更彻底的批评请见Bromberg,1989和Ghent,1989。)
对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和美国人际关系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所采取的临床立场，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分析师被比作“足够好的母亲”和“抱持者”(Winnicott,1986)或比作“容器”(Bion,1970)和来访者病理内容的“代谢者”，这些比喻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它们将人们的注意指向了非语言和微妙的交流，以及分析师需要对这些“原始交流”作出反应的方式。然而，这些比喻的危险在于，不只是来访者可能被婴儿化，并被剥夺一种更丰富、更复杂的成人式亲密，正如Mitchell (1988b)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而且，分析师同样被工具化了，并被否定了其主体的存在。母亲和分析师没有被视为主体，相反，他们被当作婴儿和来访者的“思维器官”(Bion，1970)。白板的说法只不过被空容器取代了，其中都没有包括分析师的内在心理(Hoffman,1983；Levenson,1983；Hirsch,1987)。与这一观点相似的是，Chodorow(1989，第253页)最近指出，大多数客体关系理论家仍然采取孩子的视角，把母亲当作客体，并没有认真对待母亲的主体性问题。
虽然当代人际关系分析师(Levenson,1972,1983；Wolstein,1983)强调了分析师个人对来访者移情的作用，但是沙利文(Sullivan)的临床立场却不是这样。沙利文将治疗师视为人际关系的“专家”，以“参与者-观察者”的角色进行分析探索，而且，他以专家的身份假设治疗师可以避免卷入来访者的人际关系纠葛中(见Hirsch,1987)。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尽管在审视来访者生活时是人际关系性的，但仍是非社会性的，因为它忽视了治疗师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分析互动中的这种主体性。沙利文对参与式观察原则的描述很快引起了人们对分析师主体体验和来访者对分析师体验的感知的关注，这成为后来的人际关系分析师们关注的焦点。从历史角度看，Hirsch认为当代对分析师的参与的关注要归功于弗洛姆的影响。我认为这个强调分析师主体性作用的临床变化，更多地来自美国的汤普森(Thompson)和英国的巴林特(Balint)的影响。这两人都深受费伦齐(Ferenczi)的影响，并试图拓展他的贡献。费伦齐是第一个认真考虑分析师主体性在分析情境中的影响的分析师(见Dupont,1988)，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费伦齐之间的冲突。
最后，我强调一下本文提及的八个临床要点:
1. 来访者与分析师之间相互调节的交流构成了分析情境，来访者与分析师之间相互影响。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但不对称的。
2. 分析师的主体性是分析情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需要被意识化。
3. 来访者寻求与他们的分析师建立联系，了解分析师，探索他们专业外表背后的东西，抵达他们的内心，就如同儿童寻求与父母的内心世界建立联系并渗透其中。这种具有侵略性的探索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带有敌意的破坏。
4. 自我暴露不是精神分析师的一个选择，而是分析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持续存在的方面。当来访者克服他们的阻抗，承认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感知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把目光转向他们的分析师，而分析师需帮助他们承认自己的人际体验。
5. 在分析情境中确立主体性是必要的，但也容易产生问题。有意的或过度的自我暴露总是高度模糊且极其复杂。我们自己的心理和来访者的心理一样复杂，我们的潜意识也同样藏得很深。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自我觉察是有限的，我们没有资格评判来访者对我们的感知的准确性。因此，认为我们可能“证实”或“确认”来访者对我们的感知的这种想法是狂妄的。此外，直接的自我暴露并不能提供捷径，甚至可能干扰来访者认识分析师主体性的能力的发展。
6. 直接询问来访者他们注意到了分析师的什么、他们认为分析师有何感觉或在做什么、他们认为分析师内心正在发生什么，或者他们觉得分析师正在与什么冲突斗争，这样做通常是有用的。但是，获取这些资料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防御和阻抗的分析，这些防御和阻抗抑制了来访者表达他们对分析师的体验。
7. 如果只关注分析师的存在和确立分析师的主体性，意味着不允许来访者暂时把分析师置于背景中，沉浸到分析师在场时的独处体验中。这种关注可能会被来访者体验为一种侵犯，干扰了他们与自己主体性体验的相遇。分析师坚持主张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并不会带来主体间性的交流，反而导致了一种工具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只是把原先主体和客体的两极颠倒了而已。
8. 探索来访者对分析师主体性的体验仅是移情分析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探索对于形成一个详细、彻底、全方面的对治疗关系的阐释和说明来说，是一个之前未被重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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