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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英法精神分析词典(精)

  1996年恰逢欧洲精神分析联盟(EPF,European Psychoanalytical Federation)30周年和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EPF Bulletin)25周年的纪念日,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正是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再版《精神分析词典》。1974年,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当时的编辑 Peter Hildebrand用6种欧洲语言出版了由 Jean Laplanche 和J.-B. Pontalis编写的《精神分析词典》,并通过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第5期发送给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因为我猜想许多同事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词典,或者一直未能拿到这个词典的副本,因此我很愿意为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专用术语和为促进欧洲精神分析界的交流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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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晓驷 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公司 2006-7
ISBN:7532383644
国别:中国大陆
版次:1
开本:32
页数:229
精简:精装

编者的话

    1996年恰逢欧洲精神分析联盟(EPF,European Psychoanalytical Federation)30周年和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EPF Bulletin)25周年的纪念日,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正是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再版《精神分析词典》。1974年,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当时的编辑 Peter Hildebrand用6种欧洲语言出版了由 Jean Laplanche 和J.-B. Pontalis编写的《精神分析词典》,并通过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学报第5期发送给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因为我猜想许多同事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词典,或者一直未能拿到这个词典的副本,因此我很愿意为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专用术语和为促进欧洲精神分析界的交流做出一些贡献。

    在做再版这本词典准备工作的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主要的问题既涉及翻译的质量,也涉及对在此期间演变(衍变)出来的、渐为我们熟悉的新的技术性术语缺乏必要的整合。然而,很多询问此事的专家均指出一本令人满意的专用词典的问世需要许多年的准备工作。因此,EPF的官员决定把目前的这本《精神分析词典》作为在今后编写出更为完善版本之前的漫长过程中的过渡版本。此项工作将在和语言委员会的合作下继续下去。该语言委员会系由EPF的官员于1996年创办,由Jacqueline Amati Mehler担任主席。
在词典中给读者留出了一个空格栏,以便读者用自己的母语在其中填入适当的翻译词汇。我们希望能有一天编辑出这些不同语种的翻译,并给大家提供出一本包含尽可能多欧洲语言的《精神分析词典》。我们也非常希望各位能将你们的批评、建议和/或评论发给我们的编辑。

    此本《精神分析词典》由Jean Laplanche教授审阅。对由他建议提出的新术语以及新的翻译用词,我已用“(J.L.)”进行了标记。用“OCFP”标记的术语则是在新近翻译的《弗洛伊德全集》法语版中所修订的词汇。

    非常感谢Jean Laplanche对这本词典的审阅和斧正,同时也感谢他对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为使读者对翻译精神分析专业术语的复杂性有较好的了解,特将他对该词典的评价信函附后,以飨读者。

    我由衷感谢Jacqueline Amati Mehler和Jean Laplanche,以及Isabel Bataller,Claude Legueltel,Karsten Munch,Emma Piccioli,Barbara Sullivan,他们审阅了该词典的全部内容并为该词典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同时我也感谢Deborah Dodds和Bernd Wagner对该书的制作。

                                   
                                   Gabriele Junkers 1997年12月于布莱梅

前  言

基于“语言委员会”观点的词典

    新的欧洲精神分析联盟语言委员会于1997年3月在日内瓦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由Jacqueline Amati Mehler担任主席,参加人员有Betty Denzler(瑞士)Duveken Engels(荷兰)Avigail Golomb(以色列)Gabriele Junkers(德国)Luisa Munoz(西班牙)Emma Piccioli(意大利)Alex Pollock(英国)Eva Pragai(匈牙利)以及Sverre Varvin(瑞典)。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原则性意义的语言问题。在各位同事的通力协作过程中,通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间的交流使我们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我们自然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语言的翻译过程中是否丢失了什么。

    作为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我们经常会面对如何翻译带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管理性含义的词汇的严肃问题。在当今开放性的世界里,洲际间的联络、移民行为和国际间的交流,多种语言的使用和个体与使用不同语言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

    作为欧洲精神分析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比拉美或者北美的同事面临更多的问题,来自那里任一块土地的人群均使用少则只有一种、有时是两种的语言。而在欧洲,相距几公里就足够让你成为一名“老外”,有些人甚至不懂就在其家乡附近地区使用的语言。如果我们将方言包括在内,整个欧洲共使用60种不同的语言!

    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一方面需要面对在分析治疗中,由于使用不同的语言所带来的极具吸引力的临床及理论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一个没有边界的理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人的心理结构被认为是涉及多种规律的科学问题,它更多的是通过说、听、读、思考以及做梦反映出来的,而不仅仅只是通过某一种语言。

    我们需要从临床和理论的角度自问,当明白了居住于多种语言同时使用的环境中的个体如何表达内心认知和情感体验时,精神分析师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从内部心理水平看,复杂的多编码记忆痕迹是如何在联想网络构成的?当某种记忆以事物表象间的联系多于语言表象间的联系出现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 Levi-Strauss指出,当我们用英语说“奶酪(cheese)”和用法语说“奶酪(fromage)”时,尽管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是相同的,但在我们脑内所出现的形象可能完全不同。与此类似,有些词的含义很难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以致不熟悉此种语言的听众只能根据字面上的含义进行推测。

    这些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上的问题不仅对临床及学术交流有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反映在对产生于本世纪初与上世纪末交替时期的维也纳的精神分析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来自欧洲中心、大部分都通晓用多种语言,而且也正处于不同文化交融时代的精神分析的先驱者们,对分析治疗中不管是治疗师还是病人,是使用一种语言还是使用多种语言的问题居然没有给予多少留意。我们可能会惊叹,除了只有几个作者如Ferenczi之外,为什么语言环境这么容易被忽略。 Ferenczi研究了使用淫猥词语时的情感反应。他指出,是用母语还是非母语说出代表身体某个部位或带有性涵义的淫猥性的词语时,人的情感投入是不同的。

    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多种语言的使用问题和移民问题,因受纳粹迫害众多精神分析师于1930年代的早期及后期被迫移民却成为对此问题进行关注的第一动因。 Stengel可能是对那时期的移民现象最感兴趣的作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二战时期多种语言同时使用的重要问题。Stengel将他的观察与弗洛伊德有关失语的研究联系起来,系统地陈述了成人与儿童在掌握语言方面,其象征性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儿童更接近于语言的原始过程和具体的事物。这自然也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关多种语言的精神分析性的问题,那就是事物表象与言语表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一个人在生命的后期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事物表象与言语表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弗洛伊德在1938年6月11日寄给de Saussure的信中就语言和移民问题做了尖锐地评价:“…也许你遗漏了一点,移民的体验是十分痛苦的。人们不得不说,你所失去的,是人们赖以生存和思考时所使用的语言!而这种失去的东西,是人们无法通过努力或用其它语言来替代填补的。在这另人极为痛苦的理解之上,我观察到了为什么我不能用英语表达那些我本可以用其它语言熟练表达的术语,我甚至拒绝放弃我所熟悉的歌德式的字体。”

    虽然人们曾认为,将儿童置于多种语言的环境是导致特殊认知缺陷和某些能力不足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述观点没有考虑与环境有关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需要学习第二种语言或者更多的语言,如移民、失去亲人、出现家庭内部或文化冲突时。此外,与既往多种语言的环境会导致分裂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意识到,压力或分裂过程本身正好提供了一个将不同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组织和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如果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能被恰当地整合,而不是被内心世界的屏障所阻碍,那么环境就会加强不同世界观和意志倾向的整合,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可使用多种语言思考的内心世界。

    但是,上述所有因素在学术交流性的情景中,如专题研讨会、会议或是大会上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在这些场合中我们聆听同事报告临床病案或是做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演讲。当听众处于多种语言混用和/或多种文化交融的状态时,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和理解的都是同一事物吗?我们会对那些不了解的内容以及我们不熟悉的人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对于那些尽力想和我们交流,但却因只略微掌握一点某种语言而造成有极大语言交流困难的人,我们对他的感情会是什么?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与当时因战争而从欧洲移民到其他国家的移民情况有所不同。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多种语言的使用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不再仅仅是当初多种语言的使用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日益增多的跨文化的交流迫使我们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欧洲精神分析联盟语言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讨论语言:
   
    1、文化与交流,包括行政的、科学的以及情感因素。
    2、在不同的会议应用不同的语言。
    3、修订《精神分析词典》。
    4、协调因翻译者的个人语言风格、临床用语以及科学用语不同等而造成的语言问题。

    EPF“语言委员会”创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感觉到,与分析师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社团交流时所遇到的多语种的使用和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的问题,应以多元论的方法来解决。毫无疑问,在训练中,如在我们精神分析的训练中,少许和细微的差异和含有暗示性的言语一样,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导致不是以我们的语言作为母语的同事在理解这些差异时感到特别困难。我们社团的不断扩大意味着我们同时需要更加频繁的会议,在使用不同语言以及代表不同模式的精神分析团体之间加强临床与理论经验的交流。

    精神分析的传播涉及要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翻译是否有错误,对我们在训练中正确理解以及误解均有很大影响,这点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在我们试图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却常常发现我们不得不在糟糕与更糟糕的解决方法中做出选择,因此也再一次证实了我们的工作只能在愿望、挫折和现实中进行协调。

    现实总是与行政的和经济预算上的问题密切挂钩的,很难想象明天或者后天我们在会上也许就要使用日语、汉语、意大利语、俄语、波兰语或罗马尼亚语进行翻译。我们在哪儿划定范围,又基于什么来划定范围?英语不可否认地已成为广泛应用于国际间、学术上交流的语言。在IPA的内部有四种官方语言可以用于大型会议,而在EPF有三种语言被作为官方语言。

    欧洲联盟在1974年时出版了《精神分析词典》。当时负责整理弗洛伊德著作标准版本的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订了许多精神分析专业术语。但要得到一本完全修订好的版本显然还需时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同时我们认为散发这本《精神分析词典》以及每一个团体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定出一本《精神分析词典》还是非常有意义的。EPF对支持各社团从事这项工作中抱有很大兴趣。许多年前,我本人有机会亲自参加由Sandler教授主持的《精神分析词典》编制工作。我发现这项工作有着极为迷人的吸引力。目前新的EPF“语言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调查欧洲成员多种语言使用的能力,并探索它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此外,“语言委员会”将尝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把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区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

    1、阅读一门外语的水平;
    2、理解口语的水平;
    3、通过谈话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水平;
    4、书面表达能力和发表文章的能力。

    以上只是对多种语言给精神分析所带来的新奇的宽阔领域的短暂一瞥。虽然多种语言使用的内部有着特殊的复杂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是使用多种语言的独特遗产。仅使用一种语言的人也生活在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意识的、潜意识的,个人独有的、大众使用的,幼儿性的、专业性的,以及有关爱的语言(所提到的仅是一小部分),均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不间断地相互作用着。然而,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破译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包括仅使用一种语言的人)身上的最为重要的外语,那就是潜意识,一种在内容上不断地被翻译着的语言。


                                    Jacqueline Amati Mehler1997年7月于罗马


人首先屈服于语言,然后渐渐屈服于事实

    我们这里说的语言主要是指弗洛伊德所使用的语言。在这个陈述里没有隐瞒任何盲目崇拜或者独断专行的意图。只因为弗洛伊德是潜意识以及探索潜意识的方法的唯一发现者,如果没有这种方法,潜意识仍将是“几乎不可及的”。

    事实上所有的精神分析都基于这种发现,基于用来解释这一发现的“词汇”或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不可能存在自相矛盾(即便是需要作出微弱的妥协性矛盾),我们也希望不要再出现说“像精神分析那样正确”的事情发生。但在我们的思想里不允许“为图省事”而无视弗洛伊德的著作,那种“检验一下弗洛伊德的概念是否正确”、“考验考验这些概念”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最初将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最重要的外语时充满了风险,存在着因相关知识不足,而致一些概念被模糊的危险。由于教条主义的缘故,这些概念陷入了被简化或僵化了的危险。Strachey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地方,但他也数次将这些危险变成了现实。他为那些有着丰富含义的德语术语选择了抽象的词汇,(例如将 Besetzung翻译成cathexis,将Anlehnung翻译成anaclisis,将Es翻译成id等)。另外的例子是,他没有把握住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出现的一些有潜在含义的概念,如Trieb和Instinkt之间的重要差别,以及对术语“Nachtr?glichkeit(记仇,怀恨)” 的理解等。没有理由将德语,也包括弗洛伊德的思想,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通过英语来传播精神分析并不总能加深我们对其的理解或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概念工具。在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中,英文版“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已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正宗”的弗洛伊德著作,通过这样的标准化,那些最初概念的结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便不复存在了。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愚蠢现象:那就是与弗洛伊德有关的词汇索引英文版的出版,这意味着,在理解概念含义的起点上就与弗洛伊德不同。

    然而,翻译的效果并不总是或全是负面性的。它促使人们认真反思这些精神分析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而这一点只有与其的初始语言保持一定距离的“陌生人”才有可能做到。弗洛伊德学说词典的编纂工作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变得容易些了,这也促进了人们对精神分析做一次概览并对其做出新的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德国的教科书中引用法国精神分析的内容要比引用德国本身的精神分析内容多得多。
有关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概念的几个例子:

    Trieb(驱力):几乎根本不可与Instinkt(本能)一词相互替换。后者指某种先天性的行为,而前者则是可变的,后天形成的,与目标和客体有关的行为。
Zwang(强迫):很容易将此词翻译成obsessional(强迫性思维)或compulsiv(强迫性行为),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它包含一个精神被压制占主导地位的无限领域,从“性反常”到“强迫性命运”到“对神渝的强迫”。

    Anlehnung(依赖、依附):这个术语是由弗洛伊德新造的,用于解释自我保存和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朝向客体指明方向。译成 “Anaclisis”一词使得人们无法理解其中的关系。至于翻译成“anaclitic depression(依恋性抑郁)”则更是与弗洛伊德的初衷毫无关联。

    Nachtr?glich-Nachtr?glichkeit(记仇、怀恨):这两个弗洛伊德从1897年起直到其生命的结束都一直使用的术语,值得为它们找到一个精选出的翻译词汇,因为在其的最初的意义中含有时间的概念:不但包含了从过去到目前的一个顺行的行为,而且包含了相反时间方向的行为。这两个 “时间箭头”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应被忽略。法国精神分析师选择“après-coup”这一术语,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英语中可以采纳 “afterwards(后来的、事后的)”一词(为什么不使用该词的名词形式“afterwardness”呢?)。(中文译者注:根据德-汉词典, nachtr?glich、Nachtr?glichkeit一词除有“后来的、事后的”的含义外,还有“记仇、怀恨”的含义。)

    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这本《精神分析词典》仍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由自然选择的妥协往往才是最好的可能。它不应该成为机械性的翻译工具,但它的确可为改善世界上不同语言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但愿我们提供的,是有助于不同文化地区之间进行充分交流的工具,而不是失去其初衷的某种单一的、标准化的模式。

    让我们不要屈服于语言,这样我们就不会屈服于事实。


                                    Jean Laplanche 1997年6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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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 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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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很实用,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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