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2007年第二届精神分析年会发言稿
领袖与学派发展
一个学派在地区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理论与当地的融入程度,而这与该理论的介绍者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像当初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一样,其标志是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翻译,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组织了大量的活动,他们是中西合璧的代表,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既有青年人的热情,又有西方理性的学识、还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既享受了本国文化的甘饴,又深受其观点的束缚。在新旧文化交叠之际,他们能够挺身而出,既暗合当时的时代需要,也符合多数人内心的需求,即知性、平等、自由。
中国心理治疗本来不亚于西方、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与世界水平同步。早期有戴秉衡在北京协和医院开设精神分析门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的介译是由著名的南京东南大学心理系教授高觉敷先生所写,这本书对中国理解精神分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潘光旦先生所介译的《性心理学》也成为人们乐于翻阅的书籍,其中,潘先生既用了非常典雅的中文准确地翻译了霭里斯的研究,还在注解中加入了大量的中文案例,这些案例并非他做心理咨询的案例,而是大量来自中国古代各种典籍纪录中的文本。在大学期间,很多人笑言,他们是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和霭里斯的《性心理学》当做黄色小说来阅读的,但如果要是仔细去阅读潘先生的注解,大家会发现,去除了新奇感后,能够对精神心理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潘光旦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很长时间,可惜没有他进一步的资料。
中国在上世纪的30-40年代至少在精神分析领域不输于东方的其他国家,中国最早和弗洛伊德有信件来往的人为章士钊,现在可以找到弗洛伊德的回信,但已经无法找到章士钊的信件原文了。日本在上世纪的30年代、韩国在70年代加入了国际精神分析联盟。由于政治原因,直到现在,我国仍没有IPA的正式成员-台湾有大量精神科医生接受了美国的训练,也有一些人获得了IPA认可。
即便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除外政治因素,我在此想说的是,对该理论的社会意义有高屋建瓴理解的领袖式的人物对该理论的发展该有多么重要。在80
年代中后期,在中德心理研究院现任主席马佳丽女士遍寻中国,寻找心理治疗的合作伙伴未果,直到她在昆明找到了万文鹏先生。万先生系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因性格耿直,在政治年代被贬至昆明,他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探究兴趣远超过对病人用药物简单控制的兴趣,由此他开创了我国最著名的心理治疗的一个连续培训项目,那就是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该项目直接导致了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和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对于心理治疗在临床应用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直接导致2001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在昆明的召开,不仅如此,以赵旭东为代表的人物,作为中德项目的受益者,从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心理治疗的旗手。
我在此只想强调对精神有重要影响的昆明人物。李小龙于1个月前被我“挖”到了武汉,但他的灵魂是昆明的,他可以长时间不说话,套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他黑色的脸庞,他却有着黑龙潭般清澈的心灵。小龙告诉我,医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大理,工作了数年,常一个人到山上,躺在松柏之间,看着洱海,静静地思索。大凡深邃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师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能够长时间地与自己的内心和广袤的宇宙对话。就在昨天夜晚,我还和李小龙到团结乡的长虫山游玩,寒气逼人,满山静谧,天空繁星点点,远闻水流犬吠,天地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几间木屋耸立在那儿,已经有一对老年夫妇住了进去,他们对我们说,住在这儿,就是养老,图个空气新鲜,图个清静。后来,李小龙对我说,能够住到这儿来,一定需要有很大的定力。我不禁身十分诧异,因为,在我看来,李小龙是属于那种天生可以耐受寂寞的人的,我甚至以为,他已经可以和李叔同一样出家了。不过,每当我和他聊天谈到他儿子时他呈现给我的是慈父的和祥和幸福的一面。所以,我的结论不是小龙有着高深的理论背景或文化修养,这些大家看他的文章、听他的督导就可以发现,他已经具备,一个高深的治疗师其实既不是长得高深、也不是故作神秘,他其实非常平易近人,非常生活化。我窃以为,李小龙是中国最优秀的、最低调的精神分析师,一个很少吱声,但从不会从我们内心被忽略的治疗师,他坐在那里,以这样的存在方式化在治疗的背景中,使来访者感到莫大的信任和安全感。有关他的分离-以及赵旭东和李孟潮的分离带来的创伤,我在后面将要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