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8日下午三点，我正在德国埃森大学作学术交流访问，正与埃森杜伊斯堡大学精神心身附属医院院长森福教授(W.
Senf)一起拜访罗根多尔夫(Roggendorf)―德中医学协会新任德方主席，交谈中我们提到武忠弼教授，罗根多尔夫教授马上说，武教授已经不在了，今天中国时间的早晨，我们接到通知，说武教授已经走啦。我头脑中顿时闪过一句话：驾鹤西去。
武教授平时为人亲切，平和，满头银发，经常在交谈中发出爽朗的大笑，“驾鹤西去”有某种道家的意味，而这也许是武教授所希望的归途吧。
2008年6月15日，同济再次传来噩耗，裘法祖教授也驾鹤西去。裘武二人被称为是同济双壁，“壁”为和氏璧，即宝藏的意思。不过，“壁”若通“臂”的话，则称“同济双臂”也不无不可―同济失去了她最得力的左右臂啊！现任上海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主任童晓文教授当在被问及是否去参加追悼会时答曰：送人，特别是告别的事我就别去啦，找时间我去看看裘夫人吧。童教授留学德国时与裘教授儿子住在隔壁，在裘教授生前经常到裘老家中拜访。
我与童教授同属德语班同学（上下铺关系），有着类似的想法，那就是用特殊的方式来悼念我们的老师。我想写出一些与两位老师交往的记忆。最近，因经常来四川赈灾，我专程抽空到李庄―同济抗战时的一个落脚点去凭吊，并据此写成此文。我查了一下，武忠弼教授为1945年毕业，同济医学院于1940-1945年在李庄，这样算来，武教授算是在李庄度过了他主要的学医生涯。
1994年夏，正在德国ULM留学的我获知，同济医学院代表团一行来ULM访问，武忠弼教授随后应邀对ULM大学生讲了一堂课，当时我在场。武教授的德语是在上海同济教会学校所学，因此在课堂上与德国学生谈笑风生，交流起来毫无生分，他所讲的《长沙马王堆女尸解剖所见》是武教授亲身经历之事，因此讲来栩栩如生，毫不枯燥。他特别讲到女尸不腐烂的特点和死亡原因--嗜好吃甜瓜籽，这引起学生们浓厚的兴趣，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制作了《长沙马王堆女尸―辛追的传奇》的节目，那已经是在10多年之后的事了。
武教授扎实的专业基础竟然来自条件简陋的李庄的同济医学院。1940年，为了逃避日本的飞机轰炸带来的对学习研究的干扰，整个西南联大搬到离位于长江第一城宜宾仅17公里、有着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的李庄。李庄的祖王殿为当年同济医学院基础授课教室所在地，同时搬来的还有位于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位于板栗坳的中国史语所（傅斯年，董作宾），济大学工学院、医学院、理学院搬来时间较早，因此暂居的地方位于镇内，慧光寺成为医学院部所在地（现为同济大学爱国教育基地-见右图及下图）。为了不因当地居民好奇而干扰学习，医学院教室甚至有士兵把守。一日一修缮房屋的泥瓦匠在屋顶看到解剖教学的情景，吓得魂飞胆丧，大呼“下江人”剖死人，吃人肉，民间顿时人心惶惶，大人吓小孩只消说声：下江人来了。小孩便吓得不出声了。后来医学院（包括其他学院）主动办展览，对一些现象加以科学解释，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应，许多人从成都、重庆赶来，一时使冷清的李庄成为文化和科学重镇。
2002年，我在武汉同济医院工作时邀请德国汉堡的哈克女士来汉讲学，她是当时德中医学会德方主席的堂妹，我请武教授一起叙谈，他欣然答应。席间，武教授把同济在抗战中的迁徙史--从上海到浙江金华，从金华到江西赣州，从赣州经八步到越南谅山，再到昆明，再从昆明到李庄，哈克女士那年也六十多岁了，是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心身科副主任，她十分惊讶于武教授的惊人记忆，问他今年高寿。武教授豪爽地喝掉一杯白酒，说，我呀，今年82岁，他们说学病理的属于什么都知道，但是太迟了的职业，还说吸烟喝酒不利于健康，我看心理健康最重要，说着，武教授点着一根烟，继续说：您知道到现在为止，我去过多少次德国吗？55
次！第一次是1978年和裘教授一起去的。武教授脸上漾起儿童式调皮的笑容说，您堂兄（德国汉堡巴姆贝克医院病理研究所主任、原德中医学协会主席霍卜克教授）知道我最喜欢吃德国冰淇凌，每次餐后他们必为我点上一大份。
武教授热衷于中德交流，1981年我们刚进校时，被分配到德语班，这是文革后第二届，解放后第五届德语医学班，开班时裘教授和武教授均到场。武教授讲了他在高中学习德语的体会，裘教授则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他并没有拘泥在德语上，而是说，学德语不应该丢掉英语，学好德语后学英语也就容易了。多年后，德语班的培养结果正是如此，从德语班毕业的学生英语也同样很棒。武教授对德语班的态度是希望能够年年招，一些同学学了德语，毕业后到德国学习、工作，这样线就牵起来、与德国的关系就可以保持下去了。德语班后来办到十几届，逐渐由每年招生到隔年招生，由40多人到20多人，武教授对此只能报以苦笑。
与裘教授的交往与《德国医学》杂志有关（现已改为《中华肿瘤医学杂志》），《德国医学》也由裘教授和武教授所创办，德方资助，多年来成为中德医学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在1996年第一次从德国回国，时任杂志主编的董卫国向我约稿，在1997-1998年间我在《德国医学》上翻译发表了心理治疗方面的文章不下十篇，有人戏称《德国医学》变成了《德国心理》。裘教授仔细审过这些文章，因为有天晚上，裘教授直接打电话到我家，问我是施医生吗？他说我是裘医生。我听出来是裘教授，他再问，您听懂我讲的话吗？我讲德语好啦。浓重的江浙口音我能够听出七八分，德语则是仍带着江浙口音的南德巴伐利亚德语，听懂程度也在八九分。裘教授说，有关我写的一篇秦始皇的心理分析文章看出来是下了功夫的，是看了很多文献才写出来的，他鼓励我今后多写文章。另外一次裘教授打电话来是关于我审稿的一篇文章，他觉得我审的太松，文章还不符合发表在《同济医科大学学报》的标准。那时裘教授也有86岁左右的年纪，他说，除外骨头不灵活外，脑子还蛮清楚，要多学多看多练，脑子才不生锈。
2006年10月19日，武汉市心理医院成立，我们请裘老为医院的成立题词，他欣然答应，我到他家去取题词时、裘教授将准备好的题词拿了出来，他给我们题词颇有隶书转楷书的北魏风格，上书：健康的心理，幸福的人生。我到裘教授家时，没见到裘夫人，问起时，他第一次谈到死亡的事情。裘教授说，我们做人要做到
1，2，3，4，即一身正气，二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他说，我倒是不担心我，我担心老太太，我不能先走，我先走老太太可麻烦了。谁知,一语成畿。
在李庄同济医学院总部的慧光寺内，香火很旺，只是已经看不到任何医学院的记忆痕迹了。我点燃三柱香，向西拜三拜，算是对二位尊师告别。
施琪嘉,2008, 7, 23李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