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五年的认真努力的工作，今天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已经与它初创时期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起初，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所要做的工作只是在于：从病人身上去发现病人所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东西，把它们整理成完整的内容，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患者本人。那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技术。由于这种目的并不能解决治疗上的问题，所以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个目的，即迫使患者承认分析者根据患者自己记忆中的材料构造起来的事实。在这种工作中，关键的是对付患者的抗拒。因此，目前的技术就在于尽快地揭示出这种抗拒现象，向患者指明这种抗拒，并通过人的影响——这正是具有“移情”作用的暗示发挥作用的地方——来诱使患者放弃他的抗拒。
可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使用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达到精神分析为自己确立的那个目的——将无意识的东西变成能意识的东西。患者无法完全回忆起被压抑在心中的内容，而他不能回忆起来的那部分内容也许正是实质性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别人告诉他的那些正确地构造起来的东西无法产生信服感。他被迫将被压抑的东西当作当下的体验来重复，而不能象医生历期望看到的那样，把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作为过去的经历来回收。①这些再现的东西出现时，带着人们并不希望有的那种精确性，它们始终以某些幼儿期性生活的内容，也就是某些奥狄帕司情结及其衍生现象作为自己的主题，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患者与医生的接触中表现出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阶段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早先的神经症现在已经被一种新的神经症取代，这便是t6移情性神经症”。把这种移惰性神经症控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这已经成为医生的主要工作：尽可能迫使患者进行回忆，尽可能不要使其陷入重复状态。回忆内容与复现内容之间的比例是因人而异的。一般说来，医生是不能使他的病人免去这个治疗阶段的。他必须迫使病人去重新体验某段早已忘怀了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冷淡的状态，不管怎样，这将有助于他认识到，看来似乎是在现实中出现的东西事实上不过是一段早已忘怀的过去生活的反映。如果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使患者产生信服感，从而也可以获得以这种信服感为基础的治疗上的成功。
为了更加容易地理解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强迫重复”现象，我们首先必须摆脱这样的错误观点：我们在克服抗拒现象时遇到的是来自无意识方面的抗拒。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被压抑的东西，根本不会对治疗的努力产生任何抗拒。实际上，这种被压抑的东西本身的努力不外是要打破它自身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并且力图使自己要么转变成有意识的东西，要么通过某种实际的行动释放出来。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抗拒现象，是在那最初造成压抑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层次和系统上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这样一个事实：抗拒的动机，以及实际上就连抗拒本身，在治疗过程中最初也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启示我们：应该克服我们的专用术语中存在
的一个缺陷。假如我们不是在有意识的东西和无意识的东西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现实清晰的自我②和被压抑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那就会避免缺乏清晰性的缺陷。诚然，自我的绝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尤其是被描述成核心的那部分。在自我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用“前意识”一词来形容。③如果用一种系统性或动力学的术语宋代替纯描述的术语，我们就可以说患者的抗拒产生于他的自我。④ 于是我们就马上认识到，必须把强迫重复归之于被压抑的无意识部分。看来很可能是在治疗工作已经进行到半途之后，在压抑作用已经被解除之后，⑤这种强迫才能表现出来。
毫无疑问，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自我产生的抗拒是在唯乐原则的支配下发生作用的：它目的是要避免不愉快，这种不愉快是由被压抑的部分得到解放而产生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则是通过诉诸唯实原则来取得对这种不愉快的忍耐。然而，这个强迫重复的现象，即被压抑的东西的力量的表现，又如何与唯乐原则联系起来呢?显然，在强迫重复的作用下所重新经历的绝大部分体验必定会使自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它暴露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可是，那种不愉快是我们早已考虑到的，并且并不与唯乐原则相冲突：对于某个系统来说的不愉快，同时对于另一个系统来说就是一种满足。⑥但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异常显著的事实，即强迫重复也能使人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不包含任何产生愉快的可能性的体验，这些体验甚至在很久以前也从未给一直受压抑的本能的冲动带来过任何满足。
早期幼儿性生活的兴起注定要结束，因为它的愿望与现实，与儿童所达到的那种末发育成熟的阶段是不相称的。这种兴起是在最使人忧伤的情况下告终的，同时还伴随着极度痛苦的情感。爱情的丧失和遭到的失败以一种自恋的创伤形式给自尊心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马尔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 (1918年)和我都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伤害对形成神经症患者普遍具有的那种“自卑感：有更大的作用了。儿童对性的追求，由于其身体发育状况而受到限制，从而终以得不到满足而收场。于是，其后就有这样一类的抱怨：“我什么事都不能干；我什么事都干不好。”那种通常把男孩与其母亲或女孩与其父亲联结起来的受的纽带，在失望中断裂，在徒劳地期待得到满足中断裂，或者是在对另一个新生儿的嫉妒中断裂——另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正是他所爱对象不忠诚的明显证据。他以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而作的亲自产生一个婴儿的努力，往往羞傀地失败了。他得到的爱越来越少，教育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严厉的言辞和问或受到的惩罚，最终都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嘲弄。这些情况是典型的、经常发生的，说明了幼儿期所特有的爱情是如何终结的。
患者在移情过程中重复所有这些讨厌的情境以及痛苦的感受，并且运用最大的机智力来使这些东西重现。他们力图在治疗进行到一半时就打断治疗；他们再次设法使自己感到被嘲弄，迫使医生严厉地对他们讲话和冷淡他们；他们为自己的嫉妒心寻找合适的对象；为了替代自己幼年时所热切盼望的婴儿，他们会作出赠人以某样贵重礼物的计划或诺言，但结果这种礼物通常仍是毫不现实的。在过去，所有这些事情都未能产生过愉快，也许可以设想，假如这些事情是作为回忆或梦境的内容，而不是以当下的感受形式出现，可能就不会使人感到多么不愉快。无疑，这些事情是企图得到满足的本能的活动。但是患者并没有从以前的这些非但未产生愉快反而引起不愉快的活动体验中汲取任何教训，⑦而是在某种强迫原则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再三重复信些活动。
在某些正常人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精神分析工作在神经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那些现象。这些正常人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被某种厄运追随着，或者被某种“魔”力控制着。但是精神分析理论始终认为，这些人的绝大部分命运是由他们自己安排的，并且是由早年幼儿期的影响决定的。即使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人从未表现出这类症状，即通过形成某种症状来对付某种神经症的冲突，但是他们身上存在的明显的强迫现象却与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强迫重复现象丝毫没有两样。例如，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落得同一结果：如一个施惠者，在其每一次思举之后不久总要被他的受患者愤怒地抛弃，不管这些受惠者在其他方面彼此可能存在多大差别。因此，他仿佛注定要尝遍所有忘思负义的痛苦。又如，有一个人，他的所有的友谊都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再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毕生致力于把另一个人抬举到显赫的私人的或官方的权威地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由他自己颠覆了这个权威的地位，并且抬举出另一个人来取代以前的那个人。还有这样一个恋人，他同一个女人的每一件恋爱事件都经历相同的阶段，达到相同的结果。这种“同一事情不断重复”的现象并不引起我们的惊奇，因为它与行为者的主动行为相关，并且我们能够在该行为者身上找到总是保持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质，而且这种性格特征被迫在同一种经验的重复中表现出来。可是下述事例给予我们的印象则强烈得多：在这些事例中行为主体好象只有一种被动的经历，他对这种经历未曾施加任何影响，但在这种经历中却遭遇到了同一命运的重复。例如，有一位妇人，连续嫁过三个男人，每一个丈夫都在婚后不久身染重病，而且临终前都得由她来照料。⑧塔索(Tasso)在他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对这一类命运作了最动人的、诗歌式的描述。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一次战斗中无意中杀死了他钟爱的人克洛林达，因为后者当时身着盔甲，伪装成敌方的骑士。坦克雷德在埋葬了克洛林达之后，来到了一座陌生而神奇的森林，这片森林曾使克鲁萨德尔的部下魂飞魄散。当他用剑猛砍一梯高大的树干时，发现鲜红的血顺着树干上的刀口流淌下来，而且还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中的克洛林达的声音，她抱怨他再一次伤害了他心爱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类根据移情行为和男人女人们的生活史而得来的观察材料，就会有勇气来断定，人心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它的作用超过了唯乐原则。而且我们现在也很愿意把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以及引起儿童游戏的冲动与这种强迫重复联系起来。
不过，人们注意到，只是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观察到强迫重复原则不在其他动机的支持下单独地发生作用。在解释儿童的游戏方面，我们就曾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些可以解释强迫重复现象的方法上面。在这里，强迫重复与可直接获得愉快的本能的满足似乎结成了一种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移情现象明显地被自我在顽固地坚持压抑时所作的抗拒利用了，而强迫重复——这个治疗工作试图发挥其作用的原则却似乎被自我拉向它的一边(如自我那样依附于唯乐原则)。⑨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似乎可以理解大量的被人们形容成命运的强迫现象。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什么新的、神秘的动力去解释它们。
[有关这样一类动力的]最明显的例子恐怕就数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了。但是更慎重的思考将迫使我们承认，即使其他的一些事例，也并非全能用我们所熟知的动力作用来解释。为了证明强迫重复假说的合理性，还遗下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说明。强迫重复仿佛是一种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唯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富于本能的东西。如果人心中的确有一种强迫重复的原则在起作用，我们将很想知道一些有关它的情况：它相应于哪一种功能，它在什么条件下表现出来，它与唯乐原则关系怎样，迄今为止，我们毕竟是一直认为，唯乐原则在人的心理活动的兴奋过程中据支配地位。
①参阅我的论文《论回忆、重复和贯彻到底》(1914年g)。[在这篇论文中，可以发现弗治伊德早先提到的“强迫重复”， 这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之一。以下几行文字中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移情性神经症”一词，在这篇论文中也曾出现过。]
②这种把自我看作是一种具有一定功能的、现实清晰的结构的观点，似乎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规划》一书中去。例如，可以参见该书(弗洛伊德1950年a)的第1部分，第14节。在《自我与本我》(1923年b)一书中，弗洛伊德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可参阅该书第1章和第2章结尾部分。]
③[这句话是从1921年开始采取现在这种形式的，在第一版(1920年)中，它是这样的，“自我的大部分可能是无意识的，或许只有一部分可用“前意识’一词来形容。”]
④[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S年d)一书的第6章中，我们将看到弗洛伊德对抗拒的根源所作的更充分、然而却与现在有所差异的说明.
⑤ [1923年增加的脚注:我在别处曾经论证道，有助于这种强迫重复的因素是治疗过程中的“暗示”——也就是患者对医生的顾从， 这种顺从的根源深植于他的无意识的亲本情结之中。
⑥[参阅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年)的开始部分比喻地使用“三个愿望”神话的内容。]
⑦[这句话是19 21年增加的。]
⑧参阅荣格(C，G，Jung)对这个问题的十分贴切的评论(1909)年。
⑨[在1923年以前，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强迫重复好象是被自我唤来协助自我的，象自我一样依附于唯乐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