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研究了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概念并回顾了对此主题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弗洛伊德认同理论形成的三个主要阶段:(1)1897-1917为早期阶段,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提出了癔症性认同和梦认同,主要是把认同作为一种临床上的病理性防御机制对待;(2)1917-1921为中期阶段,弗洛伊德主要阐述了自恋性认同及其与忧郁的关系,开始注意到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重要作用;(3)1921-1932为晚期阶段,弗洛伊德全面阐述了认同与心理发育、人格形成的关系。作者尚建议应保持弗洛伊德主义理论术语的丰富性以保证理论和临床的契合。
【关键词】认同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概念研究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in Freud’s work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 demonstrates three period in Freud’s works about identification:(1)1897-1917,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 and dream identification was mentioned , and identification was taken as a pathologic mechanism ; (2)1917-1921,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lancholy was discussed, and the role of identification in development was noticed ; (3)1921-1932,the relationship among identification , development , personality formation was mentioned demonstrated in details.
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序》
引言
心理治疗师,研究认同和同一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
1 我们生存的地球在文化上处于一个认同混乱的时代;
2 我们寄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同一性(identity)丧失的社会;
3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咨询者都面临着认同的危机;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的认同危机——或者说,这是身份弥散(identity diffusion)——体现在学科发展中诸多奇异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攻击,这种崇拜和攻击恰恰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前者(崇拜)有点类似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奴性认同,后者(攻击)有点类似于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施虐性投射——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
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和幻想体现在我们很难承认一点,那就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弗洛伊德还是不太了解。
有一点可为资证的是,虽然我们言必称弗洛伊德,可是弗洛伊德全集中有关临床的文献至今没有翻译出来,更不用说全集本身了。这让我不由的想到: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尤其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界——其实是一种反向形成的掩饰,也许在潜意识中,我们咬牙切齿地(带有口欲期吞食特征地)攻击弗洛伊德。而这种攻击恰恰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完成的,这可以用一个口语公式表达为:“爱你,就等于吃了你,让你变成我,我们同归于尽。”
东方文化中这种吞并式爱情的一个生动的脚注是日本的电影《感官世界》,当然从潜意识的共同性来说,它还有一个蹩脚的双生子——《失乐园》。
在中国《封神演义》的传说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种口欲期攻击性的一个隐喻——周文王吃了自己孩子的伯邑考的肉,又吐了出来——当然,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苏妲己想和伯邑考“成就鸾凤,共效于飞之乐”。这个隐喻被目光锐利的鲁迅在鸟瞰中国文化的茂密森林时用两个字总结了——“吃人”。
在这种亲子共生、家国同构、天人相通的文化设计中,中国人完成了自我的图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切都是那么安逸——请允许我用四川的方言表达这种状态——修齐治平,功成身退,身前身后的时候都被安排好了,没有必要探险,去寻找什么传说的新大陆,更没有必要为明天、失业、婚外恋、分期付款担心。
这首田园诗,这个温暖的怀抱,这个源源不绝的亲情输液管,破灭了,在侯德建歌咏的“百年前宁静的那个夜里”。
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临了,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把中国传统文化摧毁得命若游丝后,人们再也无法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君主保持一种受虐式共生关系,再也无法通过投身革命的烘炉认同父母合体的毛泽东——这个超级自我理想——和他保持那种暧昧的情调。
那个中国人的主体,那个永恒的、心灵平静、怡然自得的奴隶和他的主人一起退出了文化设计的网络。
我们孤魂野鬼般四处漂泊的自我饥不择食地找到了任何一个可以放到超我祭坛上的人物、意象、概念、理论。这样,作为精神替代品、作为尸位素餐象征者的弗洛伊德在80年代和萨特被饥肠辘辘的中国知识分子捕个正着。
弗洛伊德,更多是被幻想成一个尼采式的、和压抑机制做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一个天生威武的话语大师,一个带领人们向理智、超我发动冲锋的革命战士。
对他的认同真的可以暂时缓解中国人沉积百年的文化被阉割的切肤之痛?和他的前任者——封建帝王、马克思、毛泽东——比较起来,他是难免受到抱怨和攻击的。
仔细研读他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既坚强又软弱、充满理想又身不由己的奥地利的犹太人,他的意志、情感、信念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必须通过误读弗洛伊德而虚构出一个自我停泊的港湾。
把对弗洛伊德的幻想进行到底——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意淫都可以。
幸好,——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是,“可以值得幸灾乐祸的是”——这种治疗师职业身份认同的困境不是仅仅在中国才存在。
Klauber (1981)提出对精神分析之父的认同对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中清楚的阐明——也就是说,分析师们对弗洛伊德存在着自恋性认同。
Klauber认为,分析师们无法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死亡。分析师们的创伤让他们一方面严格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精神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拒绝认识到弗洛伊德对科学、宗教、哲学的影响是多么短暂。
正是这种创伤的付诸行动,造就了精神分析历史中僵化主义和起义主义的平行发展。而分析师的身份(identity)也成了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历史事件是IPA把分析师的身份作为讨论的主题,也提示着分析师们不能再依赖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了。
不少研究分析师认同的人都提出,分析师这个行当比其他职业更多的和其身份认同有关(Thomä & Kaechele,1987;Cooper,1984a; Thomä,1983c)
也许这里我们可以走马观花地看看中国精神分析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德国的情况——这种密切关系可以用一个具有客体关系学派色彩的成语来描述,叫做“一奶同胞”。
近代德国和中国相似性的地方在于:
第一,都经历了多次战争。不同的是德国总是战败,中国却是一个滑稽的、沐猴而冠的战胜国;
第二,全社会都经历过极权主义政体青春期式狂热地统治。德国只经历了希特勒一个极权主义者,中国的情况大家心知肚明。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纳粹的政体是坚持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民族精神的,而中国的政体从建立那天开始就是要打倒儒家文化的传统;
第三,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德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整个欧洲的68年运动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文化上是成功地促进了政府的改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定性为“浩劫”,但是也促进了政府的改变。特别有意思的是,欧洲的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性解放,而中国的文革却是根本没有谈到性——这能算禁欲主义吗?
第四,在两国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精神分析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德国弗洛伊德居然享受到了焚书坑儒的待遇,而中国批判弗洛伊德的同时,也承认了他理论中的革命性。——当然,“这种革命性是不彻底的,这是弗洛伊德这个小资产阶级娘胎里带来的毛病”——这也算无产阶级对弗洛伊德的一点同情和理解吧。
在纳粹德国,搞精神分析师是一桩不安全的事情,颇有些提着脑袋干活、刀头舔血的味道,很多精神分析师被招安到德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研究所(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Psychotherapy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sychotherapie,简称格林学院), 这是1936,由 M.H.格林建立的,这个格林是大名鼎鼎的纳粹头目格林(Hermann Goring)的表兄。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把深层心理学的各家融为一炉,创造一种大一统的整合性心理治疗。德国的精神分析在专制政权的封闭中,和IPA代表的国际精神分析界失去了联系。
在战后,留在德国的精神分析家们遇到了一件中国人称为“很没面子”的事情,IPA拒绝收回德国精神分析社团(German Psychoanalytic Society,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Gesellschaft, DPG.,虽然它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发展的很多历史性人物都出自这个社团。而整个社团的成员——他们没有弗洛伊德那么好的条件,有波拿巴公主来解救——在战争中饱受威胁,生活在动荡、窘迫、屈辱中,现在还要面临在国际上职业身份的丧失。
这件事情最终的通过两个事件得到解决:
第一,这个社团的主席Schultz-Hencke成了替罪羊。DPG归属了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这算是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一种戏仿吗?德国人虽然死不承认,但是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个国家不过是美国的附庸国罢了
第二,Müller-Braunschweig,这个有些誓死效忠弗洛伊德味道的人,另起山头,于1950年成立了德国精神分析协会(Germ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Vereinigung, DPV),当时只有九个人,和我所供职的中德心理医院的医生数差不多。
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和我们中国现在的第一批准精神分析师(中德班的学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体现在两个地方,其一,他们面临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我们很类似,其二,他们中某些人和我们中大部分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
换句话说,他们的昨天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他们的现在可能是我们的未来——上帝保佑,但愿这后一种预测会实现。
Thomä& Kächele如此描述这些战后一代的精神分析师,“战后德国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师的大部分一开始是作为自学的从业者存在的。他们的培训分析(training analyses)相当短。他们都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怀着理性的好奇心和激情(甚至是热爱),他们热情地为其声誉而战斗。这种对精神分析的亲近性是创造性先锋时代(productive pioneering times)的特征。”(Thomä & Kächele,1997;Freud , A.,1983)
在当时德国的海外军团的大力协助下,一直到1960年代之前,德国精神分析界产生了学习精神分析古往今来各种知识的热潮。
回顾历史,Thomä & Kächele认为在这种大量学习中,产生了多种的认同,而这些认同可能是有害的——“如果这些认同保持彼此没有联系的状态,而且这些认同没有通过批评讨论的手段以科学的方式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保持完整统一。” 和其他国家的精神分析师比较起来,战后德国的精神分析师有更多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是否也存在弗洛伊德的多种认同?这些认同是否得到了整合?中国的精神分析师身份认同的问题是不是也要比其他国家多一些呢?
这些没有得到整合的认同造成的是德国精神分析师的身份危机,用埃里克森的术语来说,是“自主性对羞耻、怀疑” (autonomy versus shame and doubt)的危机(Erikson,1959).
有学者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独有不安全。对IPA的代表显示出保守和顺从的态度,却不顾后者对德国精神分析培训标准的个人感受(无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 (Richter,1985; Rosenkötter,1983)
有的人把弗洛伊德的思想理想化,却没有作认真地工作,有的人拼命要确定他们自己的身份,而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要质疑弗洛伊德。
Thomä & Kächele对这些认同问题的分析是,他们不能通过通常的方式——对弗洛伊德这个始祖理论批评——而划分出自己的职业身份,因为这种批评的象征意义是,和那些迫害、敌视弗洛伊德及犹太人人的人象征性认同。
从而形成了精神分析师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屈从性的保守主义,一方面是对抗前者保守主义的神经症性的反向形成。虽然有从充足的科学理由来寻找一个整合深沉心理学的统一性理论的必要。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们也还是会会裹足不前,这会给他们带来兜售一种纳粹式的“雅利安心理治疗”(Aryan psychotherapy)的感觉。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有些人生怕超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半步,生怕和任何中国传统扯上关系;有些人生怕和弗洛伊德扯上关系,一听弗洛伊德的名字的反应就是贬低、贬低再贬低?
我认为,德国分析师曾经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分析师现在要面对的。中国的分析师面临的状况是文化传统的断裂,而这体现在我们的个性中就是超我认同的困难。
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谈到的,——
“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一一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可能就错在低估这个因素。他们根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能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Freud,1932)
大家看不懂文言文了,不用学四书五经了,并不等于我们孔孟之道就影响不了我们了;不学习雷锋、焦裕禄了,不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做为理想了,也不等于我们没有了盼望“大救星”的理想主义渴望,没有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动的两分思维。
在父母传递给我们的超我、自我理想——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共产主义战士”——不能再适应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如何继续完成自己的多种认同的整合,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同一性——我们如何帮助我们自己完成这些人格发展的任务?我们又如何帮助我们的咨询者来完成这些任务呢?
在超我的追悼会中,我们如何是带着哀悼离开、还是和忧郁手挽手地原地不动?
我们为什么对弗洛伊德崇拜的五体投地或者恨不得生吞活剥?
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共情、爱、温暖、理解、接纳这些东西,而对乱伦、口交、吃人、阉割噤若寒蝉?
我们为什么那么痛恨或热爱理智,为什么那么向往或恐惧情感?
我们为什么要作精神分析师?
为什么要赚超过生存所需的钱?
为什么要性交?
为什么要组成家庭?
为什么喜欢或害怕嫖娼、婚外恋?
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
我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的生命需要一个意义吗?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
……
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了研究认同问题本身的意义何在。
也许,一个口号式的结尾可以让很多人满足,“研究认同问题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要,是利国利民的、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事件!”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纯粹利己主义的研究,我面临认同的问题,所以我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而我投射性地认为,我的同行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需要。
1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概念
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很多问题之所以称为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问题在首先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认同的概念问题也是如此。
涉及到认同的理论如此复杂,以至于早在1985年,IPA就在汉堡举行过名为“认同及其变迁”的主题会议,本文中不少重要的参考文献,便是来自于那次会议的论文。
但是在阅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献后,我得出了两个鲜明印象是,一、就认同的概念似乎仍然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二、这种概念的多重性和不一致性的情况需要追溯到弗洛伊德那里。
对认同概念研究一般采用的方法是这样的,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采取的是“编年体”研究,而对其后的学者提出的概念采取的是“纪传体”研究的方法。
我这里准备遵循这种惯例,其好处在于更便于我们的思考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1.1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思想
1.1.1早期思想(1897-1917)
弗洛伊德本人一开始似乎是随意的使用“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词的,在弗洛伊德德文章中,他使用了四个词来表述认同的内涵:identification, incorporation, introjection,internalization。而这几个词的内涵往往有重叠的地方。
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文献考据表明,在他1897年2月8日的和弗里斯(Fliess)的第58封信就提到了认同,1897年5月2日的手稿1表明,他开始思索认同的问题。
在和弗里斯的信中,他讨论的是癔症的肌肉强直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症状的发生是和某个死去的人发生认同的结果 (Freud, 1897a, p. 192)。在同年5月2日的手稿中,他继续思考癔症的问题,并认为一个癔症患者的内疚感来自认同,“和这些道德低下的人的认同让大量超载的内疚感成为可能。”(Freud,1897b, p. 248)。文中“这些道德低下的人”指的是女仆。
这和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家庭结构有关系,一家之主(父亲)有时候会和女仆发生性关系,而父亲的女儿通过和女仆(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人)认同,满足了对父亲的性欲,同时带来了恐惧,对性的恐惧和对道德堕落的恐惧。对此弗洛伊德说:“有一个悲剧性的合理事实是,一家之主对女仆的屈就通过其女儿自我贬低得到了弥补。”
随后不久的另一份手稿中,弗洛伊德提到在有些人压抑了希望父母死亡的愿望,在父母死亡或生病的时候,会自我惩罚,他认为这时候的认同是一种思维模式,没有必要寻找背后的动机。 (Freud,1897c, p. 255)
在1899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在一次提到了认同和神经症的关系,他说:“癔症是异体爱欲(allo-erotic)的,它的主要通路是和所爱的人的认同。而偏执狂(Paranoia)再一次消融了认同,它重新建立起童年已经被抛弃的所有的爱的意象,它消融了自我本身,而变成外来的意象” (Freud,1899, p. 280)。
后面这个观点在1911年对施列伯(Schreber)的案例的分析中再次提出(Freud,1911)。也许Schreber自己的话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它消融了自我本身,而变成外来的意象”, 施列伯1893年发病时认为自己变成了女人,他说:“……谋害我的阴谋已被送到了首领那里……。其目的是当我的神经症状被认为是不可治或假定不可治时,便将我以特殊方式移交给某人。我的灵魂被给与他,而我的躯体……被转变为一个女性的躯体,并屈从于上述想强奸的人,然后被‘留在原地’——无疑就是任其腐烂。”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讨论的认同都是病理性的认同,主要是癔症性认同。这种认同的特点是在欲望被压抑的基础上,主体无意识地认同另一个人。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开始考虑癔症性认同是在1895年《癔症研究》发表之后的事情了。
在1900年的《释梦》,弗洛伊德多次论述到认同作用。
首先在《释梦》第四章中,他提到:“认同作用是癔症症状机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能使病人在症状中不仅表示自己的体验,而且也能表现其他许多人的体验。他们仿佛能感受一大群人的痛苦,独自一人扮演很多角色。……认同作用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它表现出一种类似性,源于保存在潜意识中的某些共同因素。认同作用在癔症中应用的最多的是表示一种性的共同因素。一个癔症女患者最容易(虽然不是唯一的)出现的症状是认同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者是与自己一样与同一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语言中常用的‘宛若一体’描写一对情侣,就含有这种意思。” (Freud ,1900, pp.149 -151)
(作者注:此处及以下《释梦》中译文皆出自孙名之译,《释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第一版。孙先生在原书中把identification 译作“摹拟”,此译名确实比“认同”更加传神雅致,但考虑到学界“认同”流传已广,故此处皆改译为“认同”。)
在《释梦》的第六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认同和梦的工作的关系,他在谈到凝缩机制时说“相似、一致、具有共同属性——这一切在梦中都表现为统一,或表现于既有的梦念材料中,或表现为新的构造。第一种可能性可称作‘认同作用’,第二种可称之为‘复合’。认同作用用之于人,复合则用之于事物的统一材料。……认同作用就是与共同元素有联系的一个人在显梦中不断出现,第二个或其余的人在梦中似乎受到了压制。……每一个梦都涉及梦者自己,梦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只要梦中出现的不是我自己的自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我敢断定,我的自我必定以认同作用隐藏在这个人的背后;从而使我的自我能插入梦的前后关系中。在另一些梦中,如果我的自我确实出现于梦中,必有另一个人利用了认同作用隐藏在我的自我背后。”(Freud ,1900, pp.320 -323)
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二个认同的概念,即梦认同,梦认同的作用有:它可以表现两个人共有的因素,表现移置了的共同因素,或者表现共同的欲望。比如说一个希望成为男孩子的小女孩就会梦到成为了她哥哥。
1901年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中,弗洛伊德用认同来解释一种常见的口误——说错名字。
如有一个年轻医生见到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自我介绍说:“我是Virchow医生。”,让Virchow教授很吃惊,说:“哈!你的名字也是Virchow。”——国内一个译本中,把Virchow翻译成了“法球”,听起来像用什么方言在骂人,或者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的幻想。
弗洛伊德对此种口误的解释是:“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了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
在上面的例子中其实,这种情感准确地说是一种愿望,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这使他发现在这个伟人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像法球一样成为—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作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这是弗洛伊德文笔的惯有的暗示特点——三种假设中,如果年轻人承认了第二种假设,那么他就同时得到了这个弗洛伊德文本的赞扬,“哦,他的确有’勇气’承认这一点,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但实际上,语境中没有任何线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这种暗示的魔力就在于,通过在一个对真实事件的刻板描述中添加形容词、副词进行修饰(润饰?),从而草灰伏线地添加了作者的欲望、判断和动机,当然很多时候这是无意识的——但愿如此!
在此之后一直到1917年的10多年的时间里,弗洛伊德都很少谈到认同作用。
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次。一次是1905年,弗洛伊德对杜拉的分析中,谈到杜拉的部分症状来源于对K女士的认同,其欲望是像K女士一样和他父亲有性关系。(Freud,1905a, p. 83)不过,杜拉这个案例更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在治疗的时候,又是和谁在认同呢?
另一次是在1913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他谈到原始人杀死父亲并吃掉父亲的尸体是对父亲的认同(Freud , 1913,p. 142)。
Allan Compton统计过,1917年以前,弗洛伊德用认同这个词有18次,其中7次是在未发表的文献中。(Compton, 1985)
可见,弗洛伊德在这个时期对认同并不是太关注。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认同这个词的意义好像主要是指在某些方面从心理上成为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如很多癔症患者的身体僵硬就是让自己成为某个死去的人。
弗洛伊德这个时期的认同理论Compton总结为:认同是一种心理上把自己放到其他人位置上的思维,是潜意识中对其他人的模仿,认同是由潜意识中的欲望或者内疚激发的;在癔症的心理病理学和梦的工作中都很重要。但是,认同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其基础是发展中口欲—食人期(oral-cannibalistic phase)的本能。这种本能的目标是和客体合并。在其后的发展中,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总的来看在1917年前,弗洛伊德的所谈到的认同的概念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一种临床现象或防御机制。可以称为“癔症性认同”或梦认同。虽然梦认同和癔症性认同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很多理论家还是认为,其在《释梦》中谈到的认同从概念上和癔症性认同还没有本质性的区别。(Compton, 1985)
1.1.2中期思想(1917-1921)
1917年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提出另一种认同的概念,这种认同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把认同当做一种病理性的防御机制,而是更加重视了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作用,认为认同对人格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有国外学者提出,这个理论逐渐成型的过程开始于1915年给《性学三论》做的一个脚注中,他谈到了人类存在一种合并客体的本能(incorporation of the object),这是认同的原型,并认为这在心理发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作者本人察看了英文标准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却没有发现在《性学三论》1915年的脚注中有“incorporation of the object”这种提法,这究竟是疏忽还是版本的不同还有待考证(Freud, 1905)。
1915年,在《本能及其变迁》中,弗洛伊德在阐述本能向对立面转换的时候,举了施虐—受虐狂的例子,提出:“在别人遭受疼痛的同时,主体通过与受虐者的认同而享受这种受虐状况。”这显然还是把认同当做一种病理的防御机制。
但是,就在同一篇文章后面的几页,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了费伦奇的术语内投射(introject)来阐述自我与客体的关系,他说:“既然呈现于自我的客体已成为快乐之源,于是客体便进入了自我,对客体进行内投射,另一方面自我又使内在的任何客体变成不快之源。”(Freud,1915)
这样有结构和发展内涵的认同的概念在1917年弗洛伊德发表的《哀悼和忧郁》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并且提出了另外一种认同的模式——自恋性认同。
哀悼和忧郁都是抑郁的表现,它们的区别在于,哀悼是源于客体的丧失,而忧郁源于自我的丧失。
他认为,在忧郁中,人们的自我在认同一个“被抛弃的客体”。在忧郁的时候,客体关系遭到破坏,而本来对客体灌注的力比多释放出来,又不能够移置到另外的客体那里,所以退回到自我中,在那里帮助自我认同一个被抛弃的客体。(Freud,1917, , p. 249)
以此为题,弗洛伊德发挥开,提到了自恋性认同。客体选择是受到建立在自恋基础上的,“以便于客体灌注能够退行到自恋。和客体的自恋性认同接着变成色情灌注的替代品。这种对客体爱的认同的替代是自恋情感的重要的机制。当然它呈现出从一种客体选择到原发自恋的退行。……认同是客体选择的初步阶段。这是自我选择客体的第一种方式,并以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自我需要把这个客体合并到自身中,通过吞食让它和口欲期或食人期的力比多发展相适应。”(Freud,1917, p. 249-250)
这种起源于口欲期、形成第一个客体选择的认同方式就是后人所说的自恋性认同。
自恋性认同是忧郁发生的前提条件。在忧郁中,自恋性认同提供了一种条件,让主体的施虐冲动指向内部,而避免了指向外在的客体。对自身的攻击实际上代表着对客体的攻击,此时客体丧失转化成为了自我的丧失。
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中,客体灌注被抛弃了,而在癔症性认同中,客体灌注持续存在并表现出它的影响。
dentifications with the object are by no means rare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either; indeed, they are a well-known mechanism of symptom-formation, especially in hysteria.
Freud - Complete Works. Ivan Smith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其后不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再一次简短地提出了这两种认同,以及认同和理想自我的关系,——“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Freud ,1916-1917, p. 428)
1918年,弗洛伊德提出了狼人的案例。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主要用认同理论来分析案例。他提出,狼人对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耶稣基督的认同,和他的重生幻想有关,狼人也“和他自己的阴茎认同并用阴茎来代表他自己。” (Freud,1918)
作者认为,狼人案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弗洛伊德全集》编纂者认为的,为弗洛伊德这个时期的重大理论——“合并、认同、自我理想的形式、内疚感和抑郁的病理状态的相互联系”——的提出作了铺垫工作,而更有意义的是,从个案出发,弗洛伊德探索到了肛欲期对父亲的认同形式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联系。
弗洛伊德对狼人的分析有一点给本文作者印象颇深,这就是他认为来自狼人保姆的拒绝和阉割威胁让他的性本能朝向肛欲期退行,从而具有了施虐-受虐的特征。其中的施虐性保持了和父亲的旧有的认同,而其受虐性把父亲当作了性本能的客体。
这种受虐性又通过和基督的认同得到了升华。作为基督,狼人可以表达对他父亲的过分的爱而不必有内疚从而满足了他潜意识中性欲。同时,和基督耶稣的认同也满足了他的受虐欲望,因为他可以顺理成章地为了父亲的要求而折磨、牺牲自己,并且生活在父亲的荣耀中。
从这个案例,首先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个人欲望和文化模型之间的那种巧妙的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模式。其次,有一个更加理论性的问题提出,那就是文化和人格塑造的相互关系是否是建立在施虐-受虐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上?特别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轴的中国文化中,这一点是否更加具有意义?
我国学者苏晓波已经开始作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论开创的工作。如果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哪怕只是看看吴思的《潜规则》那样的普及性作品——我们就不免要得出这样的假设:施虐-受虐的文化架构循环反复地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的机制嵌入到中国人的个性中,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施虐-受虐的痕迹。刘罗锅的那个永恒的驼背似乎是这一点的一个形象说明。而鲁迅对中国人“奴性”喋喋不休的外行分析也给这个假设增添了几分来自“伟大无产阶级战士”(毛泽东语)的声援。
(作者注:鲁迅对这种文化架构发出的无数只冷箭的一只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其实施虐-受虐的认知模式便在于“只取他末一点”。
和鲁迅潜意识惺惺相惜的一个人是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有个典型中国传统色彩名字的杀人魔王(类似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名字还有“马加爵”,“焦裕禄”等),他写的一首诗更加直白的解释了这种肛欲期攻击性付诸行动时的宇宙观:“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替天行道的张献忠眼中的天道。
在1921年以前,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有关认同的概念是比较混乱的。他既用认同来指称一种心理发育过程,又用认同来指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既用认同来描述临床现象,又用认同来作为纯理论术语。这样混乱的概念和自我的概念不明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早期所说的“自我”(ego)显然比结构理论形成后的自我的外延要宽泛许多。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认同的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一种被激发的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