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提高心理咨询员与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是保障其专业水平和服务效果的关键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业人员认识到,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决不简单的是个技术问题,而咨询员和治疗师的态度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罗杰斯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所倡导,其他学派的学者也不排除对这一点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对治疗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或者也可以表达为其他学派对技术的强调,也认为态度的同样重要,即肯定良好的治疗关系是治疗技术应用的前提保障。
从专业身份角度讲,心理咨询员和治疗师应该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权威,但是按专业要求,这一权威身份主要表现在其专业性,即因为具有的心理咨询训练和专业知识能更好地理解求助者,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就是说其权威性不等于具有比求助者多的特权,具有无所不能的能力。
从罗杰斯的观点来看,平等感是治疗关系的特征。来访者的改变主要是建立在这种平等的关系上(COREY,1991)。在治疗关系中,咨询员或治疗师需要具备三种个人特质或态度来形成治疗关系的中心:一致性或真诚、无条件的正面关怀、正确的共情式了解。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专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极大挑战就是在专
真诚的特质之一是不过分强调角色、权威或地位的咨询者。EGAN观察到,真诚的咨询 业培训和实际工作中,如何做到真诚、无条件的正面关怀或接纳、共情,以形成良好的、有效的咨询或治疗关系,而技术、技巧的学习是第二位的。而中国传统的权威心理是咨询员、治疗师难以具备这三点特质或态度的重大障碍之一。
者 “不以咨询者的角色来逃避,理论上讲,与他人进行各个层次的交流或帮助他人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随意穿戴、脱掉的角色”。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意味着把来访者看做是一个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人,而给予赞扬和尊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非评判的态度,即欢迎求助者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并对之不进行负面的评论或批评。咨询员经常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克服自己个人及文化的偏见,从而有效地接待各种各样的求助者,这些求助者甚至包括那些不受欢迎的、对社会无用的或令人不愉快的人,诸如强奸犯、虐待儿童者等(S. Comier,1998))。共情就是从来访者的角度,而不是以咨询者自己的参照坐标去理解求助者,以共情的方式对来访者做出反应,是“尝试与来访者一起思考,而不是代替其思考”。
不强调咨询员的角色,采取非评判的态度、站在来访者的角度去体会其感受,这些咨询员和治疗师所应采取的态度是体现平等感,建立良好咨询、治疗关系的重要点。然而中国传统的权威心理却与此恰恰相反。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关系中,咨询员和治疗师基于其专业的身份和助人的工作性质,具有其特定的权威位置。而权威取向是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特点,在咨询与治疗工作中咨询员与治疗师会呈现具有文化内涵的权威心理。咨询员和治疗师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在心理咨询和治疗实践中表现出一些特有的权威心理。这不管在形成良好的咨询与治疗关系,进一步取得好的咨询与治疗效果,都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影响。
二、中国人权威取向的心理特点
1.理论上的探讨
关于中国人的权威心理,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中国大陆学者朱永新教授在“论中国人的恋权情结”一文中,首先对权威问题进行了总结与探讨,介绍了一些学者的观点,比如Adams和Rommey(1959)认为,权威是一种存在于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威或命令另一个人,而后者按照前者的命令行事。并提出了恋权情结的概念,指出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恋权情结,其本质是对权力的崇拜和趋从,指出中国人的恋权情结有五个特征:畏权、慕权、清官梦、升迁梦、滥用权。
杨国枢教授在其“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一文中,指出权威取向是中国人社会取向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主要表现为:
A.权威敏感。传统中国人对权威的存在非常敏感与警觉。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场合,总会细心观察或留意,看看有无现成的权威在场,并要弄清楚谁是超过自己的权威。中国人自小学会两种对待别人的主要方式,一种是如何对上(对待权威),其二是如何对下。他们最擅长对上与对下,也最习惯以上下关系与人相处。与别人平起平坐(没大没小),反而觉得不自在。
B.权威崇拜。首先是权威的崇拜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加批评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误的,或犯错误也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应该的(有人习惯为犯错误的权威辩护)。他们对权威怀有一种浑然的信任,遇到权威便习惯性地不加怀疑与批评。其次,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范围上常是漫无限制的,仿佛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如辈份和地位)是权威,便在其他方面(如道德和学问)也变成权威。这种权威范围的概化现象,甚至形成“全能权威”的观念。中国人心中的权威既无所不能,权威从别人处得到这种讯息,久而久之便也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再者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时间上也有绝对化的现象,家长永远是家长,老师永远是老师,司令永远是司令,仿佛“一日权威,一世权威”。
C.权威依赖。中国人既然人为权威是可信的、全能的、永远的,当然在心理与行为上会对权威彻底依赖。这种依赖所常呈现的第一种现象:面对权威,人们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无能(psuchological disability)的症侯,经验到不同程度之突发性的心理迟滞与行为笨拙。在家里即使最能干的儿子在权威的父亲面前也会自觉无能。第二种现象是:面对权威,人们会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既然是全能的,自己又是无法与之匹敌的,无我的(甚至是投降式的)顺从自然的结果。而且用恭顺的服从作为一种自我呈现的方式,未尝不是使权威对自己增加好感与赞赏的好办法。
北京科技报发表了“权威人格奴役中国人的精神”一文(2005年3月2日)。文中指出:“权威人格”本是个舶来品,最初由德国学者阿多诺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是指一种以权威取向为依归的人格特质。具体来说,权威人格表现为一方面极力服从、推崇、依附更高的权威化身,另一方面又靠欺凌弱小来尽力维护、张扬、炫耀自己的权威力量。
可以说,中国文化中滋生权威人格的文化土壤其实就是尊卑差序的价值观念及其社会格局。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由内圣与外王相互妥协下的儒家礼教即以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预设了皇权、父权、夫权三纲及其他各种名分排位的权威,这些权威不仅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化而深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当中,而且以制度的形式(即家长制、宗法制、皇权制度、封建制度、官场等级制等)取得了合法性、惯例性。
2.来自问卷调查的结果
笔者曾在北京一所大学随机对大学生进行了有关大学生如何看待心理咨询的调查,其中一项调查题目为:“如果你寻求帮助,但是咨询员、治疗师觉得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可能向你提出转介或停止咨询,你会觉得”
此问题为开放性问题,笔者根据学生的答案归为正面反应、负面反应、中性反应三类。正面反应是指对问题中咨询员的做法基本持肯定态度;负面反应是指对问题中咨询员的做法有负面情绪反应以及持否定态度;中性反应为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正面和负面情绪。
调查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