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
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系
本文以行動研究方法之核心概念「行動中認識」為軸線，藉由作者對自敘故事文本的反映討論，進行對「敘說探究」、「對行動反映」、「視框分析」與「行動中反映」等一組概念的說明。
關鍵詞：行動中認識、敘說探究、對行動反映、視框分析、行動中反映
政治性的心理學者
「當窮人受苦時，當他們的溫柔與生命
已耗損殆盡時，你做了什麼？
我甜蜜國家的去政治性的心理學者
你將無能回答。
沉默的禿鷹，吞食你的勇氣
你的悲慘，啄食著你的靈魂
然後，你將在羞愧中沉默？」
（摘自 Fred Newman改寫瓜力馬拉詩人 Castillo之詩作〈去政治性的知識份子〉我在 2002年讀到它）
老馬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
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裡扣，
它把頭沉重地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有淚只往心裏嚥，
眼前飄來一道鞭影，
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臧克家 1932年的詩，我在 1976年第一次讀到它）
去政治性的心理學工作者
「心理學知識與方法」和「人與社會的發展」是在怎樣的關係中，發生著怎樣的作用？心理學工作者回應這一個問題的社會位置與發展答案之方法路徑的多元面貌，絕對是豐富心理學知識範疇與激盪心理教育專業社群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進而探究心理學在任一特定國家中的發展對該社會的影響力量，就會進入視心理學知識與社群代表了怎樣的特定社會利益，而這些同或異的社會力道（ social forces）又是怎樣的社會權力（ social power）的工具或力量；這也就是拉丁美洲心理學者 Martin-Bar’o（ 1）所謂的心理學的政治面向（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psychology）（Martin-Bar’o，1994：p.47）。
50年代台灣出生的我，年輕時就有意識地對付著自己的政治恐懼症，努力地、不順理成章地在台灣歷史斷裂與政治壓制的環境中，變成一名去政治性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我對政治與歷史的覺察意識與我在心理教育領域中的實踐工作是相應聯繫的。
由 1986年迄今，我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在草根教育與運動的方案中。在社會活動的脈絡裡，創造條件與發展方法以利弱勢社群的學習與發展就是我的心理學生涯的全部。在這些年中我參與了許多社會事件，亦記錄了系列的案例。生命選擇、專業發展與社會探究這三者，對我而言是合而為一的。這「合而為一」是一個關係看見與發展的整合過程。在行動中認識（ Knowing-in-action）（Sch.n，1983）正是這三者間關係得以被發現、確認與發展的道理。
來時路的敘說與回觀
2002年 11月，輔大心理系 30週年系慶「心理學的開展：創新領域、社會議題、方法論」研討會中，我以自我敘說的方式寫下了一個回顧自己的故事。在這裏，我使用這份故事文本做為自己和自己發展歷程回觀談話（ back-talk）的材料，來和「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對行動反映」（reflection-on-action）、「視框分析」 frame-analysis）、「探究路徑」（the path of inquiry）、「行動中反映」（reflection-in-action）與「移動探測實驗」（move-testing experiments）參照聯繫，做一些討論。全文主要結構成二大個段落，藉「來時路的敘說與回觀」說明「對行動反映」與「視框分析」和「敘說探究」的關係；「探究的路徑」則以「行動中反映」與「移動探測實驗」二概念為討論焦點。
一盞夠用的燈：一個敘事反映（ narrative reflection）的故事
年輕時，鑽入體制隙縫，
一路找伴尋路。
三年前的一個夜晚，
突然見到自己佇立於廣袤黑暗中；
獨自穿越蒼茫大地的恐懼，
剎那間溶解回到無邊的暗夜天地之間。
生命在世，即無退路，
釋放還原了的恐懼，
在佇立獨行之際，迎風
撲面而過！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
心燈如豆，夠用即可。
為什麼只需夠用的一豆燈？
因為這幾年的我，早已嵌卡在
綿密編織的結構層中。
在社會結構層的隙縫中，
撐出個夾層，
讓殘軀散魄有個喘息遊走的空間，
是我日以繼夜的工作。
夾層隙縫僅足容身，
結構牆垣密實堅硬；
「光」僅需照亮得到手足可觸之處，
如豆心燈映照著的是
往縫裏插針埋樁的功夫。
1.小歷史
（1） 1953年陽明山山腳出生
外省眷村邊緣長大
爸爸離開情報局的決定，使我們三個小孩有軍情系統的兒時玩伴，卻無需喝其奶水，仰其鼻息。
由一個系統中做決定離開是要付出代價的，我爸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我們在這個代價中學得自在與尊嚴。
我家也座落在眷村之外，上學；我走過本省曹家聚落屋宅的廊簷窗下，走進外省眷村的子弟小學。
曹家聚落的豬、狗、雞味和眷村燒餅饅頭的味道是兩種熟悉卻彼此區隔的氣息。我在區隔之間走進走出！
眷村的男孩是試煉族群政治區隔的兵種，打架不算什麼。
眷村的女孩則在四通八達門戶洞開的家戶之間，玩得瘋瘋野野。
玩得瘋野是一種極致的樂趣，回到眷村外山邊的家，則進入一種抽離的寧靜。
（2）1964-1967士林初中畢業， 1967-1970衛理女中畢業
考試與教養的馴服壓制
我在考試制度與對教養關切的夾層中，脾氣爆躁，令人難忍；玩得瘋野的餘燼延伸成逃離壓制、共生做夥的情義。 S是牧師的女兒，是我焦孟不離的玩伴。當我被老師指定練習平均台，一不小心摔下來時，她正用她修長棕色的身體翻起越過 120公分。牧師家庭西式的生活教化沐養了她在信仰中的琴藝，卻壓不住指尖重音，崩裂出的憤怒。 S是禮拜儀式的伴奏，也是空曠教堂中發洩壓抑的琴手。我媽也試過用鋼琴與芭蕾燻習我，只是小學三年級，這一切奢侈的習藝就隨著滑落的成績嘎然而止。有伴的逃逸，充滿歡愉， 35歲時才知道 13歲的雀躍興奮的親密是「 lust」，也是「 desire」高中住進教會女校，是大哥、小哥當時額首稱慶，至今仍津津樂道的我媽的善舉。家中少了一個脾氣爆裂的物件，當然是一陣解脫！這個脾氣爆躁的惡人，所記得的卻是刺骨懸樑的自律之苦。初中每早的脾氣是對自己無法早起讀書的生氣，初三被送進好班，和 S的分離失落在強鄰環繞的好班中，徹底的被抑制到考試焦慮之下，初三畢業，我被我媽送進衛理，她被她媽送回宜蘭蘭陽女中。一切自理的集體生活場是我急促發育、騷亂失衡身心的馴養場。入初一時， 129公分，初三畢業， 132公分，高三畢業時 156公分，初次月經降臨於高中聯考的第一天！自然捲的短髮在賀爾蒙與情緒起落的刺激下如鋼絲般豎起，功課壓力、量多的經痛，量身定作的胸罩、賽跑回宿舍排隊洗澡、洗衣曬衣、滿臉痘子，又做了二年負責洗廁所的清潔股長；自律，是自己馴服了自己！暴躁的脾氣就這樣清除了，反骨往裏藏吸進了腹腔內。
（3）1970-1974，大一保釣、大二尼克森訪中國、蔣介石逝世那年畢業
禁制與發展
大一新生訓練，系教官在另一頭傳下單子說：「來，填一下入黨的單子！」前排有人說：「我要回去問爸媽。」教官說：「有什麼好問的，就這麼一個黨」。在這樣的年代中，同一年保釣學運卻在校園燒起！當學生集結遊行，校內與訓導長對談、校外與台大學生會合時，我站在校園路邊震驚興奮地觀看。我的政治與社會意識在那一年啟蒙。保釣學運驟起迅落，但已啟動了的提問卻如朝向冬陽取暖的花莖，知道了它該朝向的方向。大二，後來成為國民黨要將的年輕代課教授（2），在教育心理學的課堂上激昂地敘說自己飛往香港看尼克森訪問大陸的電視轉播，我則在他的激越不平中接下他丟給班上無他人接住的英文書－Carl Rogers的《On Becoming A Person》。這一個時期的我，一方面寫下自己大學最得意的教心報告～「台灣大學生的奴役性～由學習心理學來看」，另方面因課堂學習的不滿足自顧自地結伴到校外搞起服務性的小方案（3）。保釣的震懾源自對體內政治恐懼的感應覺察，禁制的區域卻也正是探頭鬆動手腳的發展地帶！
（4）1974畢業工作， YWCA3個月旅館櫃台，救國團 1年半解離與創造： 1976年出國，同年毛澤東、周恩來相繼去世
制式的體制內也有解離玩耍休憩的空間，
被規訓馴服是被既定的邏輯擺玩，
學會遊戲規則，熟練駕御它是邏輯內的贏家。
主動部份解離的人，為了自覓生機，輸贏不拘，痛快與意義的追尋使他或往內或朝外長得古怪些。旅館是家外的投宿，蘭陽育樂營是（4）校外的學習。二者皆預設了「回家」（青少年營隊是糾正式學習）的正軌，但也都提供了解離釋放，逃逸反叛的空間。 YWCA的投宿客中，有家 /枷所難容的伴侶；育樂營聚集了對社會規訓系統進行游擊戰役的青少年。我的腹內反骨感應著他們的召喚。 YWCA與救國團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都是青年工作的當紅炸子雞，更是正當運用國家資源的「正確」機構。在這樣的機構中，我像是初生之犢，興高采烈地做自己認為對的事，卻正好搭上諮商專業在台灣新興的勢頭。生命與時勢的機緣讓我成為台灣輔導界本土實務出身的先行者。這二年，我剛走上專業的第一個起點，我家卻經歷了經濟與關係結構的解構。爸事業拖磨數年終結於欠債轉手，媽替大舅背了一身親朋好友的債務，大哥闖了情禍，一溜煙跑出國去了；小哥當完兵也出國了。婆 1975年 10月肝癌去世。後一年，爸媽在重挫巨變後重新相伴生活，我陪了一年，是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
2.社會脈絡中的專業行動
年輕時的熱情促使我在機構（當時是救國團）內膽大無謀地把手上的工作創新地搞（5），1976年秋第一次出國，在 Penn. State只待了 11個月，其中只要有假就跑費城、紐約參加海外保釣學運尾聲零星的演講活動。以學運的角度來看，我並沒有躬逢其盛地投身，倒像是河邊的草木，在激越的水流漩渦中往下生長著地下莖。 1977夏天回到台北，保釣激流中鼓漲的社會意識，在二個月短暫地紡織女工經驗與半年精密電子女工宿舍輔導方案的社會脈絡中，轉化成日後專業實踐行動某種特定形式的粗胚（6）。25年後重看當年的行動，由蘭陽育樂營（救國團張老師）青少年到工廠女工，我的專業行動形式的三個構成要件，在當時即已發生：下田野式的投入、經驗對照與認識轉化的社會活動設計及群體對群體的互動影響歷程。
下田野式的投入：
在蘭陽育樂營時，我得負責找足 70-80青少年來參加，當時少年隊移轉來的約 30名，還差一大堆，怎麼辦？我到火車站前的綠灣咖啡廳，在昏暗的燈光中，喝咖啡聊天混熟後，拉客！在五分埔平價住宅區街巷中找閒晃的少年聊天，拉客！那一年，在可免費參加三週育樂營的宣傳下，湧來了具有不同幫派背景的大小兄弟。
經驗對照與認識轉化的社會活動設計：
我們（7）曾經為當年精密電子廠線上女工設計了一次「國賓大飯店早茶」的活動，設計的源由是和女孩們在宿舍看小說聊天時知道許多人假日上台北，只在車站或西門町，而她們看到大飯店裏的人來人往，有些想像卻從未進去過。我們計算了一下，當時一碟點心是 15元，如果我們一群 10多個人去，分攤一下，還好！所以某個星期日早上，我們就帶著她們吃早茶去了！她們在國賓飯店內的感受與觀察就成了下二週小組聊天非常主要的材料。一個女孩對鄰桌媽媽允許小孩叫了又不吃的奢侈行徑，十分不滿；另一個女孩仔細觀察到了女侍應生對客人卑躬曲膝，迎合容忍的服務身段，對照自己在生產線的工作，她清晰地肯定生產線女工辛苦但無需看人臉色的尊嚴。這種沒有現在工具性專業包裹的活動設計，自自然然的帶領著我在青少年，在女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作用著。
群體對群體的互動影響歷程：
一個人是不能獨力弄一個方案或活動的，我老是和一小群朋友一起和另一群生活在不同社會處境中，承受著某種痛苦辛酸的人們互動影響著，專業上可將它歸納為「團體方法」。但說它是團體方法時，自己和對方是怎樣不同的社會群體就去脈絡化的不見了，自己被對方生命經驗衝撞的影響也抽離忽略了。
（1）專業方法跟著生命選擇走
1981年在應心系與輔大輔導中心工作三年後，我做出了揚棄「治療諮商者」選擇「老師」（教育工作者）做為專業認同工作角色的決定。這個選擇在當時是逆勢而行的，因為各種外來治療風尚正在興起（ Virginia Satir 1982年來台），做「治療」的專業評比身價又高於教師。然而，「教育者」比治療者、諮商師四通八達，它可上山下海地在人們熟悉的文化角色中推進關係，開展生命變化與學習的歷程；它在你我記憶與生活中，可以以舊瓶新酒之姿，通腸暖腹，「治療者」卻極可能上演穿新鞋走老路、畫地自限的戲碼。在做出這個選擇前，我剛走完了二年廣慈博愛院雛妓輔導方案，「唱歌」是最有效的輔導活動，「秋夜怨」是我向她們學的第一首台語歌。在這個階段，我側身於大學教書裏，依賴一份穩定的收入安家，同時夥同助教學生，往外走是我生命選擇跨越界線後的專業路徑。
（2）「組織」的故事～生命方案（ Life Project）與社會介入方案（ Social Intervention Project）：
「組織」有三層意涵：（a）一個人如何「組織」（organizing）他的生活、生命經驗？（b）一組人或一群人如何能組織在一起分工協作？（c）當一個組織（organization）為了更能更有作用地推動社會變革而成立後，它如何掌握發展方向，踐行理想，修正錯誤，又倘若它無能修正錯誤時，它如何得以轉變或結束？參與在社會運動中 20年，繽紛的故事散落在這三層「組織」的土壤中。任何一個社會介入方案，一定也同時是涉身或投身其中者的生命機遇與有意識選擇的生命方案。公娼抗爭及組織工作者王芳萍與周佳君的故事即為一例（王芳萍， 2003）。
「生命方案」與「社會介入方案」是一對概念，我確實在過去 20年中，看見了個人的生命選擇與他的智慧能力促使一群人得以在集體行動的社會活動脈絡中，發展出群策群力的社會介入方案，而許多個人的生命故事亦因而轉折前行。「群策群力」這個概念彰顯了人的主體意識及參與實踐行動中的協作智能。
（3）脈絡知識與實踐行動
愈來愈覺得，我其實參與在一個以實踐行動生產知識的社會歷程中。當你投身在一個實踐歷程中一段時日之後，你會發現當你需要對別人說明你做了什麼，又發生了什麼時，你必得敘說一個複雜的故事時，你實已立基於在地脈絡化的知識之中了。由實踐知識的觀點來說，任何一個實做的案例均是獨特的，即便當許多實作者的陳述，聽起來像是陳腔式的知識複製，看起來實作者也未能有意識地介入到問題情境中，推進一個細微的變化歷程（他可能較粗糙簡化地對待了生命現象的細緻辯証之處），但任何一個實際案例的現象場中，都發生與蘊含著在地脈絡的與生命現象變化相關的知識；對認同於專業發展實踐的工作者而言，能磨鍊出對複雜人類現象中細微動態之生命經驗的詮釋理解能力，而這些理解同時又是可以轉化成適切到點的協助行動（有許多讀來擲地有聲的論述分析，是無法轉化成行動被實行出來的），正是知行合一的實踐知能。在我所參與的許多場抗爭案例中，社會實踐行動所辨識指陳與對話的影響歷程，像是一個社會彈道（ social trajectory path），在日常生活中被政經、國家、制度等體制所壓制、馴化與束縛的尊嚴、慾望與能力，開始得到一個復甦（relive）的機會；這種復甦的學習發生在 Alex Honneth「社會學習」與 Voghosky「發展紐帶」（developmental zone）概念（夏林清， 2002）所指認之經驗範疇內。我稱之為「社會彈道」，則是想捕捉集體行動中所共享之集體經驗的意像。
3.人在歷史中
人的一生通過特定時空。在許多特定社會力量交織的某個歷史時空中，一個人有其身處的位置與流變於其中的社會力場，你若能覺察辨識承載你浮沈起落的社會力量，並能藉力使力，某個轉承運作的節點（ nodal point）就在你的意識與行動過程中相應而生了。過去 25年，有二個時空節點我清楚地經歷過，寫這一段時，武俠小說中凌空虛渡的意像出現，若真有凌空虛渡的輕功，應該是對氣流，風及可著力之一丁點實物萬分敏銳與精準吧！
（1）邏輯層次的混淆
1973年的「張老師」開創了台灣青少年諮商的工作，它是宋時選先生參訪美國「熱線」（hot line）後的作為， 70年代的台灣，「張老師」設立在救國團之內，發揮了良好的政治櫥窗的效果；而這個小單位也藉由救國團遍及全省的勢力，傳播了心理輔導的理念。 70年代台灣都市化與工業化，聚集在都會區周邊的青少年與年輕男女工人，在被問題化的同時亦成就了心理教育相關科系學生練身手的機會。做為政治櫥窗的張老師，被期望與要求要回應社會問題，虞犯青少年育樂營與工廠青少年的輔導工作，也只有擁有政黨與國家支持的救國團才可能有辦法調動資源（如軍方的協助）完成的工作。 70年代的「張老師」，在台灣諮商輔導界，幾乎是各相關大學科系培訓實務新兵的練習場，它所援用的套裝同理心訓練及輔導員培訓模式，甚至延伸到各個教育與社工機構。 Sch.n以「科技理性」與「反映理性」（8）（Sch.n，1983； Altrichteretal，1993；夏林清譯， 1997）的概念來分析套裝或由上而下的訓練模式；「張老師」套裝模式成功的輸送傳播固然亦反映了台灣教育輔導界科技理性思維邏輯與官僚體制行政威權或領導（如任何什麼生涯輔導、兩性教育 …都是但由政令宣導方式往下輸送一個套裝的課程設計）的結合，但推波助瀾增長其聲勢的政治作用力與 70、80年代心理教育相關科系年輕學生不滿學校內的學習、自尋出路的強大動力有關。對我而言，後二個社會力量導引我發現了實踐認識論的入口。
「張老師」這樣一個以專業來號召義工，但其運作的邏輯卻不得不受限於組織所肩負之政治作用的機構，多年來一直賴以維生的二個操作邏輯，其實是錯置不當的。以義工為主要人力卻猛往「專業化」面貌發展，於是少數專張為了支撐龐大家業與社會責任只能不斷以模式化方案培訓一批又一批義工，身心俱疲而無法深化，同時年輕義工若自己無能察覺「小專家」套裝制服的誇張不實，就會一方面扭曲了「義工」素樸助人的原初精神，另方面僵硬鈍化了自己的耳目；這是第一個維生的邏輯。第二個邏輯則是它企圖（或不得不）以個人與團體人際層面的影響歷程來回應（解決）社會問題。青少年犯罪與工廠青年問題都是 70年代台灣特定發展狀況中顯現的特定現象（ 80年代來到 90年代，外遇離婚以致於現在的網路援交亦為被問題化的二例），這些現象被社會問題化地予以標籤定性正是國家機器管控調整社會秩序時的不義之舉，專業的實踐與反省力當然得破解這一不義。在前一個階段的政治環境中「張老師」當然沒有這個可能性！然而，這二個錯置的維生邏輯，是我年輕時挫折困頓的來源，卻也是認識得以深化的力場節點。
（2）實踐場域的開拓
1977年初次出國回來，碰上鄉土文學論戰，讓我有機會見識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間的張力； 1986年第二次出國回來，台灣處在解嚴前夕，積蘊於工、農、原住民與女人身上的動能，像溫度漸昇慢火燉煮著的一鍋稀飯。政治解嚴使得不同階級與權力處境中的人群各憑本事力謀生路，當然多年黨外政治力量所凝聚的社會力，也在這個階段朝向政黨化的政治運動走去。政黨政治運動處理了政治錯誤與壓迫的積怨，卻回應不了政經拑制的生活權益與生命尊嚴的問題，這便是 80年代後期社會運動的土壤。那個時期我 36、37歲修完博士課程，帶著一年的實習課與論文回來，其實心中正在猶豫要不要寫論文，拿博士。當然，一如以往，我的這個決定也不是在學院環境與學術生涯的生存考量下當機立斷地做出是否的抉擇，這個決定拖了五年，直到 1990年才決定回哈佛寫完論文。這四年的歷程正是另一個實踐場域的開拓。
1986年鄭村棋晚我一年回來，不久便進入了台灣省總工會做組訓組長，一年後被中國時報找去做專跑勞工新聞的記者，同年，中時組工會，鄭與二名同事因協助工人被免職。那二、三年不明不白，廠就關了，失了工作的工人只有自力救濟（夏林清， 2003），各個工會重組的抗爭事件一件跟著一件冒出來（如中時工會成立抗爭、新光關廠抗爭、遠東化織工會抗爭 …）；面對這種情勢，我們只能找幾個夥伴，帶著學生下田野了解實況，分辨個人、團體、組織與集體行動的不同層次，摸索工作方法，要能幫工人建立自己的組織，又要一起在勞、資與官方的仗戰中不被打敗，這種辛苦無比的工作真是一場接一場的社會鬥爭（ social struggle）。其實，當人文社會科學專業介入社會既存現況中發揮作用時，它的作用歷程在社會影響的本質上就是進入了不同社會力量交互作用較勁的爭鬥場域。認清這一層，專業工作者就不會天真無邪地自以為是，他對專業知識與方法發展的看法就不會受限於某個特定社會的知識生產的體制與主流的論述說法。在這個階段中，田野調查的方法，組織與抗爭方法的發展及為了自主工會組織發展和工人學習而設計進行的教育與訓練方案均以十分草根的方式，一步一腳印地發展著（9）。在台灣這樣一個與自身社會運動歷史斷裂，又與世界進步思潮運動隔離的地方，這一種社會實驗過程，得在被懷疑誤解為「有不明政治企圖的野心者」或「盲修瞎幹頭腦簡單的實務者」的壓力下，在工作中（都是涉及弱勢工人基本權益的複雜難題）靠參與投身者行動實踐的具體成果（如工會組成了勞資衝突沒有無聲無息地就被解決掉了），才得以爭取到具有存在價值的基本認同。「懷疑誤解」只會把人曲解定位，從而隔離孤立而已，日常生活人來人往之間，同事、同行與朋友或習而不察或有意打壓的貶抑評斷則更為傷人；不過當專業工作確實在實做中領悟到知行合一的實踐知識與社會問題環境變革之間的關係，唯有夠通過自己做為一個介入作用者（亦即研究者）才能一窺堂奧時，這些社會壓力就是可承受的了！
總的來說，我對成人教育、社會教育、草根教育、基進學習、女性主義等等論述的搜尋閱讀及理解能力主要來自於由 1986年開始投入的自主工會運動。它也使得移植應用歐、美知識成果的窘境沒有發生在我身上，因為台灣任何一群為自己具體生活難題掙扎出聲的人們都彰顯了這一個特定社會歷史時空的脈絡特徵，而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是能移植適用的。因之，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只要落實地面對特定群體，在地辛勤工作，掌握住認識的方法，經年累月地磨鍊描述詮釋與有效協助的能耐，在地知識的豐富與獨創性是必然會發生的。
（3）社會力場中的節點與對抗點
「社會」不是一塊水泥構造物似的實體，它是一個動態的力量場域，動態是指變動不息，但卻不見得是發生新事物的演變，很多時候變幻現象場中「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e）的機制不斷維繫著既存現況（ the status quo）的不變。社工、教育與治療專業工作者終其一生的志業即在探究個人、群體、組織與體制的變革之道，而個人、群體、組織與體制之間亦是互通聲息，交織作用著的。覺察力夠的工作者，工作的場所僅管不同，但他不會切割地對待這四個不同邏輯層次的運作系統；他對他自己選擇成為一個發揮特定社會作用力之變革觸媒的反省也是會樂意跨越專業化條框之限制的。能踐行覺察與反省自己的工作者較有可能發現與遇見正在掙扎著尋找對抗點的生命力量。 bell hooks「對抗點」的概念曾協助我理解公娼抗爭的社會意義（夏林清， 2002），一個成功的治療案例與一場成功的社會抗爭，主要依賴的是當事者與其生命困局纏鬥的力量，「對抗」是必然的，只是其對抗之表現形式風貌不一；工作者與當事者生命的結盟就是一個「對抗點」的展現。我將治療者、教育者與社會運動之運動者並列，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對近乎無解之生命痛苦，與令人喪志無力之社會拑制深有所感，且總存留著壓箱底的熱情，等候復甦時機的一種人。然而，體制化的區隔時常中傷了他們之間的了解，也阻絕了生命掙扎與社會鬥爭經驗交融交織地生產智能的機會。
照見與看見
「一盞夠用的燈」的完成是意料之外的收穫。它是 2002年 10月為了輔大教心/應心/心理這一個 30年二度更名的心理系 30週年系慶研討會而寫出的文章，寫它是責任也是對這個容我棲身之所的感念。翁開誠以「小歷史與大脈絡」為題收住了我們這一代前後幾個人回顧敘說自己專業生命的邊界，開始下筆寫時，腦中並無譜。往回看時，「題目」出現，「一盞夠用的燈」就由心頭流到筆尖。這一敘說本文的流動與完成是「照見」亦是「看見」。「照見」指文本中承載的「視框」對生命經驗的取捨與組織決定了敘說文本的主題與結構。在寫者敘說行動中「照見」本領的「映照」下，寫者與觀者得以相互地同時地看見與被看見。
自我敘說探究（ self-narrative inquiry）與框架分析（ frame-analysis）
一個人「說自己」的行動本身也可以成為反觀自己的素材，因為敘說文本與言說行動本身即承載了說者的視框（ frames of seeing）、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與自己和自己、他者與世界之關係方式（ ways of relating）的訊息，當言說行動未展演表達之前，這些訊息未必是全然地被言說者所覺識的。綜理 Voyghosky 與 Wittgenstein論述創立展演心理學（ Performing Psyagology）的 Fred Newman，就直言言說行動之本身對個體而言是發展的一個完成歷程（ a completing process）（Holzman，1999）。 C.Mattingly亦對故事敘說做為一種反映方法的理解簡要明晰：
故事敘說與故事分析能夠催化一種反映的進行，因為它涉及了一種引導實踐的隱藏性建構。故事指出了深層的信念與假設，而這是人們常無法以命題或概述形式來訴說但卻是導引他們行動的實踐理論及深刻持有的意象。（Sch.n，1991： p.236）
借用「照見」、「映照」與「看見」的光的隱喻來說，人的自我敘說文本與言說行動本身即因其承載之隱含知識（ tacit knowledge）而具照見之特定作用。言說者針對自己的敘說文本與行動回觀審視時，自我敘說的探究歷程就在 Sch.n稱之為「對行動反映」（reflection-on-action）的回視行動中啟動了。
這幾年，輔大應心 /心理系諮商諮詢組多篇碩士論文都是在自我敘說之探究方法中完成的，對一個以培育教育者與諮商者為職志之系所而言，這一方法被學生探索與追尋相信是不難理解的。以我自己前面的敘說為例，「一盞夠用的燈」這六個字的題目以隱喻式意象的手法總結勾勒了我前半生（ 50歲可以這麼說了吧！）生命與專業的實踐。這一小段文字中存在的元素 ~體制結構的變與不變和行動者（個人與群體）的關係與對生命獨自來去及有限作用之本然事實的指認是兩個被編織構連的元素。循此回觀反映，我亦可接著指出其他段落文本中的視框特色。不過，我並不如此往前，因為本文的目的是借自己的敘說文本與回觀反映來勾勒說明行動研究的幾個核心概念。「視框分析」（frame-analysis）就是與「對行動反映」（reflection-on-action）、「敘說探究」（含自我敘說探究）相連繫的重要概念。
在行動研究中「視框分析」，是指行動者（即研究者與實踐者）是如何框定當事人和當事人與其系統環境之間的角色、作用和問題的方式。（Sch.n，1991）不論反觀自己或協助他人增加覺識提高其介入能力，能辨識屬於個人言行中的視框，並將之揭露反映出來是進行「反映對話」（reflective conversation）的基本要件：
介入視框（intervening frames）指當一個行動者要能在一特定場域中採取系列行動時，不論他是否清楚地覺識到，他一定已具有對這個情境的特色及其和自己行動之間「關係」的「設定」，這一組設定建構了這一位行動者的行動目標與策略；這一組設定為『介入視框」的特色（夏林清， 1999 ： P.48）
Argyris與 Sch.n的行動理論對「信奉理論」與「使用理論」的區辨，以及他們所建立之反映對話與協同探究（ collaborative inquiry）的方法就將對實踐行動的科學考察精神落實下來。依「信奉理論」與「使用理論」來看，辨識出一行動者的介入視框是不足夠的，因為行動者在行動現場中真實進行的行動策略，有可能和其介入視框不符合（ mismatch），而行動者有可能或覺察或未覺察或為了掩飾其不一致、不相符而生產另一層防衛策略。看見人際行為互動之自我與相互建構之複雜性，並正視任何解構與變革之道是無法迴避此一複雜的人際行為共構之世界，是 Argyris的行動科學對變革理論最重要的貢獻。然而，不論這之間的複雜性是那種風貌，行動者投身於變革實踐中的第一件差事仍是：
儘可能如實地以假設或前提的形式組織起自己對特定脈絡之現實（reality）的描述；而這些假設或前提對其他類似的脈絡是具參考適用性的（ Argyris & Sch.n，1996：P.75）
Argyris十分行動邏輯式的陳述（儘可能如實地以假設或前提的形式 …）是其行動科學操作方法所必須的要求， Sch.n 則以反映對話的方法鼓勵了不同敘說形式對特定脈絡之現實描述（ Sch.n，1991）。在台灣的體制化教育現況中，學生敘說表達的機會與對話發展的教導關係是容易被犧牲掉的，被壓制緊箍著的生命對自由與想像的渴望，十分迫切地尋找允許經驗流動感發生的方式與路徑；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碩士班研究生在台灣近幾年多元方法論典範爭論的空間中，對敘說方法與行動研究方法報以熱烈回應的道理。當這種生命發展被體制化束縛的事實又是座落在對社會壓迫之覺醒意識低落、歷史遭斷裂曲解命運之政治環境中時，「無能言說」和「無以言說」幾乎是不少學生的樣態。於是，「自我敘說」幾乎是一個自我治療的悲愴樂章。陳孟瑩的碩士論文「被封住的嘴 -由探究他人到自我探究」的完成即為一個實例（陳盈瑩，1999）。孟瑩原先是要去了解國、中、小教師日常學校生活之社會建構歷程中的「教師的無力感」，她也下了田野做了詳實的田野筆記，然而行至中途自己一直是一個乖小孩與沉默學生的內在痛苦開始浮出水面成為了主題。她的成長與求學故事反映了不少人的共同脈絡 ─無高學歷的但靠辛苦工作自修考試，由基層小公務員一步一步往上的公務員家庭，小孩得以一步一步在父母安排下唸升學率高的學校，這種成長歷程是二種壓抑的成品，對父母為了子女好的一種不得違抗的關愛意志的概括承受和升學紀律主導之私立中學生活規範的體制化鎮壓（用鎮壓取代常用的規訓一詞是因為體制規訓的做法已的確壓迫了年輕的生命迫使其往內自殘！）。請看陳孟瑩由國中的「觀看者」位置到高中憂鬱自閉式的每日私自流淚的片段描述：
我像是一個站在旁邊「觀看」的人，觀看著學校將學生分成二群人，觀看者與我相同「智能不足」的人被分到後段班，觀看著社會如何對待這二群人，以及這二群人的變化，看著時間的流逝，然而，除了觀看還是觀看，其他的，我什麼也不能做，我只能做一個「觀看者」。（p.32）
國高中生活，較國小更加的緊密，上學的時間長，晚上再加上補習，隨著聯考的到來，寒暑假也常用來唸書，學校早已幫你安排好如何的「過生活」，回到家，父母安排你如何的過生活，而覺得自己好像是行屍走肉，在學校與家庭之間遊走，安排自己過更忙的生活，以麻痺那種會意識到痛苦的「痛苦」。我開始害怕過寒暑假，因為寒暑假，有太多的空閒時間，讓那種痛苦浮上心裡，努力的將心力放於課本中，讓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有任何感受。最大的娛樂，就是睡覺，沒有什麼動力去做任何事，假日就是睡覺，將自己沉醉於幻想之中，對任何事物，似乎是不太有感覺，反正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會引起我太大的情緒，但重要的事，又會看到自己是「沒感覺」的，看到自己是有問題的，而這個問題又是不知怎麼解決的，有不知所措的無力感！我不再詢問有關「人生的意義」或是「如何能活得快樂」等問題，我知道那不但得不到解答，而且還會被人看成是「不知惜福」或是「挫折忍受度低」的人，我也不敢讓人知道我活的不快樂，不敢在人面前哭—我覺得連哭的權力都沒有。我也不敢去確定我的感覺，「我真的覺得很痛嗎？」我懷疑起自己的感覺，別人說你「應該沒有痛的感覺」，我為我感覺如此清晰又找不到出路，感到不知所措。（p.33）
日記是個人最私密的東西，國一時我便開始寫日記，寫私人日記時，他人是不在場的，應該最可以隨心所欲的展現自我，然而，我總是感到「他人在場」。事實上，他人是不在現場，但「他人」已存在於我心，連最私人的空間也被佔據而無法保有它，我感到無比的恐慌。開始回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也許在此時，我才覺得有些喘息的機會，有時，在房間裡，會久久的，不知原因的大哭一場，一出房間，我又恢復了「正常」。躲在房間裡的時間太多，被爸爸說我是有「自閉症」，我不只覺得我有「自閉症」，覺得還可能是「憂鬱症」！」「惡夢並未因此而終止，「它」也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我開始出現身體上的毛病：小時後的身體本來很好，很少生病，但是從國中之後，我開始常常生病，沒多久就要感冒一次，媽媽說我是缺乏運動，但我覺得恐怕還有其他的原因。最痛苦的就是午休，每天中午剛吃飽飯便要趴下來午睡，總覺得胃裡的東西還沒有消化好，趴的動作又把胃壓著很不舒服，常常會胃脹氣，午休時間，我好像沒有幾天是真的睡過的，但又必須強迫的趴在桌上，到打下課鐘（終止午休的鐘），我每天幾乎都是第一個起來的。除了胃脹氣，開始會有氣悶的現象，常常覺得胸口有一股鬱氣難以紓解；開始會腰酸背痛，到高中時，我每天放學回家，我的腰只能支撐我到十點，十點就要趕快去睡覺，否則腰會痛到受不了。這個社會並沒有因此放過我，因此而鬆手，它更進一步的來侵犯我，就是將我「定罪化」，訂名為「自閉症」或是「憂鬱症」。（頁 34）
正是陳孟瑩發生與通過了一個自我探索的發現之旅後，她得以精練地說明「乖」是一種「抗議」：
「乖做為抗議」的處境是很尷尬的。在主流的社會中，我們不與主流靠攏（既然做為「抗議」也就是對主流文化的不滿）。然而，來到改革團體，因為「乖」的束縛而難以接近，所以總是站在中間，向那一邊都難以跨越。這種人也有一種特性：封閉性，由於向那邊走都不對，向那邊走都受到挫折，因此，就常常封閉在自己之內，內在充滿了掙扎，卻也因只在自身內而不輕易開口的特性，使得彼此更難以找到相同之人可以支持與支援。朋友的這句話，我開始把我們視為「一類人」，然後想起了我們這一類人的處境：各自在邊緣的位子做「垂死的掙扎」。
陳孟瑩在通過論文探究歷程後，清楚地描述她所體認到心理治療專業實踐與自身內在所共同擁有的在名之為「病人」身份中的生命經驗：
一如當初進入心理系以及心理研究所，「自助而助人」是我的初衷，然而回想二十幾年的教育生涯，到底學到了什麼？是否學習以某種特定的眼光來看人，是否學得一種我比你有「知識」的專家姿態？是否是自負所學的知識卻實際上是以狹隘的眼光來「協助」個案？封上了「諮商師」、「治療師」、「助人者」等好聽又有權威的名號後，在這些名號的光環底下，我們是否忽略了什麼，是否因為這樣的名號與頭銜而自得意滿，把個案真正的樣貌給扭曲了？研究生的身份是否穿上了一件美麗又保護的外衣而以「病」的看待呈現在面前的個案？許多的疑惑或許正是來自身為弱勢「病人」的心情而來的，當我學習著如何做一個「治療者」與「研究者」的同時，內心裡「病人」的身份一直向我提出「「警告」，使得我感到強烈的分裂感。這樣的分裂感也許正是從小到大體制在每個人身上的形塑的影響，也正是身為知識份子所遭遇到的難題。矛盾與衝突存在自己之內，存在我與指導教授之間，存在我與受訪者之間；對於「研究者」、「被研究者」、「治療者」、「病人」、「教師」、「學生」這幾組關係身陷其中的糾纏，又苦無解決之道。於是我想至少不要再複製，不要再製現存的關係，以最純然簡單的方式將故事呈現，期待能縮短這幾組關係的距離，重組這幾組關係的對待方式。（頁 83）
陳孟瑩的故事僅是這些年學生們的一種追尋在台灣環境中，能與其身、他人與體制環境間複雜關係相呼應且又能被他們自己所使用之知識。過去 10年，在協助與推進學生或在職工作者實踐能力往前的路途中，我的確一再體認到台灣這個特定環境中，「敘說自己」的強烈動能，當我們把這股強勁動能放置到台灣近 40年二代人成長的社會變動過程中來看時， C.Mattingly對反映性故事敘說與行動研究關係的說明，指出了理解這股敘說行動能量的歷史性的入口：
亞里斯多德視敘事為再現行動世界的自然框架，此一觀點最簡單的闡釋是敘事鏡照了行動世界，它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大事。在現代與後現代時期，故事鏡照了行動世界（擬態觀點）的這個概念不再受到歡迎，因為很明顯（而且具有認識論的重要性）的是：任何行動的再現也只是一種詮釋，所訴說的故事只是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Sch.n，1991:頁 248）
我視自己與學生們的努力是一種企圖，企圖在被粗暴快速工業化與國家機器力圖現代化之社會機制所壓縮承擔、扭轉糾結著的生命經驗中，進行觀看與敘說的突圍求生與結盟發展的雙重策略，而在觀看與敘說的協作關係中，尋找再現的詮釋面目與能引導自己行動向前的方向。我認為這是一種集體關係與共享知識的創作，因為我們努力地辨識與探究自己與他人的可能性 ─協作地發展 ─在台灣特定歷史時空中演化轉進的社會過程。
探究的路徑
1.探究的路徑與脈絡意義
D.Sch.n在 1991年所提「探究路徑」的概念可以引導我們將實踐者與其介入其中的情境視為一整體，從而探究二者之間的來往作用， Sch.n視之為反映研究的一種方向：
在每一個不同的案例情境中，實踐者均在一開始先形成一理解該情境及問題現象的視框，並設計行動介入，該介入行動再帶動了後續的探究路徑而導致最後的後果；針對實踐者在每一案例中探究路徑的特性，後果及脈絡意義進行研究。（ Sch.n，1991）
以「一盞夠用的燈」為例，我可以審視自己在 20歲到 50歲的實踐為一個具有方向性的序列移動為探究路徑，亦可以審視每一方案或與一特定對象群的互動為一案例，來看介入的探究方法、後果與歷程。「探究路徑」的概念所映照的是行動者的介入策略之設計、展演（ perform）特性、其作用影響的效果以及所彰顯出來的脈絡意涵。「一盞夠用的燈」中，有年少時生命本能的求生存與發展的策略，也有成年後有意識的社會行動與專業實踐的策略。
視行動者為策略性行動者（ stratigic actor）（夏林清，1993；夏林清， 2002），描述記錄其行動的策略，同時辨識其介入行動中所承載的視框，並視後效作用為行動策略之重要構成部分（即行動的後果）並對「後果」負起面對與檢查的責任，彰顯了「探究」的第一層意涵，亦即探究行動介入與既存現況變化之間的關係。將行動後效的考察納入到行動者的實踐責任之內是 Argyris與 Sch.n實踐方法的重要設計。這一層的探究設計一方面防止了行動者不面對自己行動對他人與環境之影響或無效性，另一方面也就減少了行動者和其實踐脈絡距離化（ distancing）閃躲逃避的機會；因而，特定實踐方案或持續實踐努力在一特定社會過程中的脈絡意義也才有可能被辨識與發展出來。
心理學與教育界的許多朋友常會覺得我搞了很多不同的方案，但若由探究路徑來看，每一個方案都是一具方向性的社會實驗，而自己對實踐行動後果的面對與方向感的堅持接續是探就路徑的浮顯，亦是社會實踐特定路徑的發展。
2.移動─探測實驗（move-testing experiments）與行動中反映（ reflection-in-action）
行動後果和該行動為一整體的觀點引導我們進入 Sch.n「移動一探測實驗」的概念。移動一探測實驗是 Sch.n視行動者為其介入行動之實驗者，進而提出三種實踐實驗類型中的一種（10）。Sch.n對移動探測實驗的簡易描述是：
將行動的後果和這一行為視為一個整體。你喜歡你在行動中所得到的後果？如果你喜歡，這一移動就被肯定；如果你不喜歡，它就被否定。（Sch.n，1982）
Sch.n 亦以下棋為喻來說明人在複雜情境中的行動。一個人在下棋時意外地下了一步好棋時，不會因為它的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便否定這步棋帶來的作用。重要的是對後果的喜歡與不喜歡，可欲與不可欲的部份均能如實看見才得以設計下一移動。也因而，行動實驗的科學性就在於它同時對下二者同時予以考察（ 1）行動者行動設計與執行之視框，推理論斷與策略表現，和（ 2）其後果效應及其反饋作用的人際建構。另一個 Sch.n所提出對應複雜情境中人的行動實驗的概念即為「行動中反映」：
「當某個人在行動中進行反映時，他就成為了實踐脈絡中的一位研究者，他不是依靠既存理論與技巧的類別，而是針對一獨特的案例建構了一個新的理論。他的探究並不限在為達成先前所設訂之目標的方法與手段裡，他也不會分割地對待目標與手段，他視目標與手段的關係是互動建構的，就如同他對一問題情境的框定一樣。他的思考是不會與實作抽離的，他做決定的方式是一定可以轉化成行動的，因為他的行動即是一種實驗，他在行動中推進他對事物的探究。」（Sch.n，1983：p.68）
Sch.n這一段話極為整合精煉！你幾乎不可以拿掉任何一個字或忽略任一句話。以「一盞夠用的燈」專業方法跟著生命選擇的那一小節中，所提及揚棄「治療者」認同「教育者」的決定來說，這個角色認同的抉擇行動是具有脈絡意義與督促實踐深化的後效作用的。這個選擇事實上是一項有意識的抵制行動，抗拒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展成形之強調個人適應的心理學（11）與市場導向工作模式對專業的體制化與窄化。
這一「抗拒」是在地實踐的思考結果，亦是以變革欲望動能重新框定「老師」角色進而轉進到後續行動方案的決策方式。在那一個角色認定的選擇之後，我於 1983年再出去唸書二年，才水到渠成地接上 Sch.n與 Argyris專業實踐批判反思的路線。在 1983以前，我其實不知 Sch.n與 Argyris是何人，即便 Argyirs在當時已是一號人物。1986年開始在台灣再出發時，和中、小學教師、工人婦女等族群的關係便都是在教育者的身份下發展的。
再用另一個近年來的實例來說明。
1997年我參與台北公娼抗爭， 1999年成立了日日春協會（性工作者關懷互助協會）。日日春以關懷性工作者、推動性工作者除罪化，與性產業合法化為職志。當時，成立「日日春」的決定亦是在二年艱辛抗爭歷程中，對台灣性別與階級之社會壓迫體認深刻，由社會實踐的角度觀之，我們的體認是屬於台灣社會集體經驗與歷史的一個部分；如何做決定接續地實踐下去？「日日春」協會的成立便是拿起這一實踐立場與責任的決定。 2002年下半年，北市公娼制度已廢，性產業全面地下化；台灣政黨政治的惡質環境讓性產業合法化，性工作者除罪化的相關法令的修訂不易得到立法諸公的垂青；縱然 1997公娼抗爭的力道確實在當時性道德污名壓迫的長牆上打開過那麼一個洞口，然而偽善道德的社會與政治機制也未嘗停息過它黏糊補洞的社會功能。在這樣的處境中，「日日春」決定了推王芳萍參選 2002年台北市市議員選舉，主打單一議題：性工作者除罪化、性產業合法化。
整個參選的過程亦為一次移動一探測的實驗。文化性活動（街頭表演、行動劇、國際娼妓文化節、論壇、社區公園晚會）與候選人沿街拜訪就是所有的選舉活動。這一個移動探測的實驗帶領我們在選後決定將日日春的日常工作移師至歸綏街春鳳樓（舊的娼館原址），以春鳳樓茶館為名繼續以文化活動方式推進工作。在 2003年的春天，台灣的媒體可能已十分厭煩政黨政客們無休止又無啥趣味的政治技倆，日日春茶館開張的消息竟意外地得到媒體的關愛（ 2月 16日中國時報為一例）。報端記者報導所激發的各種想像與記憶，驅動了一波一波的人潮把小小的春鳳樓擠得水洩不通。我們三位工作者與少數義工在忙累至極中仍得對這一非預期的空前盛況進行反思，這也是「日日春」這一種拓荒性社會方案精采與重要之處。「日日春」執行長王芳萍在選後回顧參選的一段話就充份表達了這種實驗性：
重新看我與自己、我與政治、社會關係。選舉不是為了傳統選戰定義的以選票多寡看輸贏。我們在試，「性交易」議題與社會的互動。及政治行動可能的方向。嫖客拜訪競選總部、匿名性工作者關懷的來電、花街柳巷區色情產業的模式…、性與階級鑿烙在生活中的印記，在選戰過程中浮現。接近群眾找答案，恐懼不是那麼緊跟著自己了。「選舉」可以不必用固定的成敗定論來看。把它視為一種「探究行動」的設計與過程，確實，是「行動的持續探究」，才能讓事物得以繼續綿延發展，才能讓歷史有條件說話、或發生前進的作用。（2003，3月 22日，行動研究學會 2003年會）
在這樣的實驗過程中，「在行動中反映」的方法與能力是重要的。 2月 16日中時新聞報導後的二週「春鳳樓」茶館滾滾人潮中，中、老年男性居多。這些男性中的許多人都帶著他們記憶中和這一個行業的關係與經驗來到「春鳳樓」。
「日日春」工作者在川流的人潮中努力使訪客能駐留片刻，以便能在交談中了解「訪客」的社會面目。在性工作被道德污名化的社會現實中，「嫖客」是和妓女一樣被污名的，「春鳳樓」的男性訪客們就給了我們重要的機會來重新認識他們。以日日春工作者鍾君竺為例，所謂的「在行動中反映」是什麼意思呢？鍾君竺的三則工作田野記錄是這麼描述著的！
68歲的先生，講話有點 C，想看 A片，不喜歡紀錄片。講起多年前台南娼館「點燈盤」的典故，他說那時小姐前面都會擺一個小盤子，裡面放一支煙，一杯酒，如果客人中意小姐了，便上去將煙點著，小姐如果也願意和這個客人交易，便將點著的煙接過來抽，妳一口我一口的抽到房門口去。他說到現在還會去萬華找流鶯，但不是真跟流鶯交易，而是進房後就跟小姐聊聊天，給一點錢，「因為小姐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小時後家裡也是民生西和延平北附近的商家，八十幾歲，一直到初中唸的都是日本學校，功課好（後來念台大）又愛玩，十八歲時就夥同七個死黨（被當時父母鄰居說是「壞孩子」）一起來公娼館。第一次就是在公娼館啟蒙的，但可不第一次進來就有膽量交易，他形容第一次進來時「皮皮剉」，只敢點煙盤，到第五次了才敢和小姐進行交易。他來時，正是因為最近要和那七個死黨見面，所以想來春鳳樓看看合適不合適。軍校年輕學生，第一次來時看公娼啟示錄，看到一半就出去哭，找他聊時他很自然的說起父親的奮鬥史，從白手起家開一家小店到玩大家樂輸光家產、再到現在開一家佛具行，賣些拜拜會用的東西，家道起伏很大，所以看到公娼的處境特別覺得同情與理解。（鍾君竺，田野筆記， 2003年 3月）
鍾君竺可能在二個小時內接待招呼了 20幾位訪客，和其中三位有機會交談了 3~5分鐘到 10多分鐘不等的時間，在當場她需憑她在接觸交談中的了解立即生產往前探究的方向與行動。
鍾君竺在當下行動中所展現的了解來自於她之前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經驗中累積與形成的視框。易言之，當鍾君竺已經能夠在忙碌應對中寫下了如上的描述時，表示她在互動的當下即已具有了某些能轉化成探索關係之交談行動的了解能力；但對要負責探索「春鳳樓」可以如何發展出一個在台灣妓權現況中，具有召喚特定群眾，且能創造有意義的參與學習空間的經營方式，這一件複雜、創新與開拓性的任務來說，鍾君竺必須得視來訪人潮、媒體反應與互動事件為社會現象，對這些現象進行反映理解，且同時看見自己做為一場中介入者的言行舉止和這個場的互動建構關係。倘若它能夠如此進行反映思考，她在一週前（人潮未發生前）和一週後對「春鳳樓」這個物理空間的人文空間理解已然變化了。這一較先前更為豐富複雜的了解亦自然地要求著鍾君竺做出後續的決定與行動。 Sch.n所提出的行動者與環境的「反映對談」（reflective conversation）與認識架構的實驗（ frame experiment）就是勾勒這種行動中認識歷程的概念。
我曾於 1986年將我對 Sch.n的理解以圖表示，現修正該圖於下：
Sch.n的貢獻在於他辨識與指認了「了解與改變」這一辯証相生的認識歷程是實踐者社會踐行中的科學探究邏輯！
再返回「一盞夠用的燈」。今日再回觀 Sch.n與 Argyris於 1983-85及 1990-1991年對我的教導，感激之情依然清晰強烈，除此之外，更見到行動探究方法對專業實踐的整治之功。因為，只要專業工作者抓緊這一實踐方法，香蕉式、買辨式、學院式與盲修瞎鍊的專業工作者的各種合理化、商品化、工具性或意識型態掛帥的說法與做法都會有機會被揭露、釐清與發展的；當然，我並不那麼簡單純然地是一個方法論者，即方法論的立場與實踐是否一定帶來揭露、澄清與發展的機會？這之下存在一個政治問題！我對這個政治立場的確認來自「一盞夠用的燈」中自己身上屬於台灣此一特殊歷史實體中的體認，而這一體認也在 2002年夏天在美國批判心理學與社會治療者 Fred Newman的實踐中獲得了支持與參看！
接續斷裂的歷史
Newman在論及憂鬱症時說！「在歷史裏，我們無從失落！」（Out there in history， we are not vulnerable to「loss」），當我選擇以去政治化為前言時，這篇文章的寫與說就是「完成式」中的一步而已。
人與社會的發展是永無止境地完成發展的進行式，我在心理教育的實作方案中，重新認識心理學的知識與方法，這一個發現與尋找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成年人「去政治化」的變化歷程。我發現心理學方法的學習使我在實踐中初步具備了對社會現實開放探究的能力，而這一在社會現實中探究的能力也才使得台灣歷史政治的斷裂與鎮壓經驗，不再經由一隔離的否認機轉，繼續阻隔我去發現心理學在歷史中的位置。因此，我僅認為 20多年的社會實踐不過令我初探接續斷裂歷史的意識與基本功夫；但這一看見亦拉大加深了照見自己有限實踐作用的時空視域，可說可行與可再重說與再重構的差事也就又生出了好幾件！就下回再說吧！
行動者（探究者）賦予一特定情境
及在其中展現之現象 ←───┐
與問題一個解釋性的架構 ∣
∣ ∣
↓ ∣
行動者設計與執行之介入 /探究行動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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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所欲的行動結果或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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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新認識這一特定情境問題與現象──────┘
圖 1 行動者認識架構的實驗：反映對談的認識歷程
註釋
（1）Martin-Bar’o薩爾瓦多西班牙裔神父，終身致力於建立拉丁美洲解放心理學。 Martin-Bar’o於 1986年在薩爾瓦多被暗殺身亡。
（2）大二時，已過世的鄭心雄老師剛由威斯康新大學取得諮商博士回國任教，當時政大教育系教授胡秉正先生因病住院，他開的教育心理學便由鄭心雄老師於學期中間接下來。當時恰逢尼克森訪中這件大事，在當時那個消息封鎖的年代，鄭心雄老師還特別搭飛機到香港去看電視轉播。當然，我們的課堂也自然是他表達政治見聞的空間。
（3）我最早的一個自主性服務方案是大二時和柯華葳（現任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一起用唱片與吉他帶領小朋友的教育性活動。當時我們自己四處詢問何處有當義工（這種名詞在當時均未被使用）的地方，結果我們便在救總辦的教養院找到設計活動與帶領兒童的機會。
（4）蘭陽育樂營是救國團張老師青少年幼獅育樂營的前身，民國 76年蘭陽育樂營轉為幼獅育樂營，這一轉折在地點參與，青少年的年齡與來源上均有變化。地點由礁溪明德訓練班轉到大溪（後來再有其他地點），地點的改變是有意義的。
明德訓練班一向是軍中嚴格管訓不良士兵的營所，蘭陽育樂營則與少年隊合作，以三週暑期住宿營隊形式吸收 12~18歲屢犯青少年與少年隊管訓青少年；到了幼獅時期則年齡降至 12~15歲，來源也轉與國中輔導室合作，以國中推薦參與之青少年為主。民國 64年我是負責蘭陽育樂營輔導活動的組長。由活動設計、培訓帶隊義工、招募湊足 70人的育樂營與完成三週住宿隔離式的密集輔導活動和後續 3個月~6個月每週一次的小組小團體輔導是我的責任。
（5）我接下蘭陽育樂營工作的一個主要方向便是如何不再只以軍中輔導教官與義張輔導員扮黑白臉的手法馴服當年稱之為不良或非行之青少年，我也就走訪了當時剛回國在彰師大任教之宋湘玲老師，請教結構性小團體方法，同時力邀吳就君與吳靜吉老師訓練義務張老師。吳就君的訓練團體（ training group）與吳靜吉的創造性身體運動方法，是那二年育樂營輔導員急就章但卻具創造彈性的專業滋養。
（6）1977年夏天我到桃園大園鄉某一紡織廠當了 2個月的女工，恰好和當年夏天甫由南部國中（屏東內埔的客家女孩為主）剛畢業的 15歲小女工做同事。在當時，我的這種投入方式當然不是基於甚麼對方法論的認識，而是在啟萌了的社會意識下，一個社會熱情的出口。然而二個月的工廠女工生活的體驗卻自然地給了後來對專業知識與方法追尋的方向感。
（7）當時，我和陳韺 (現馬偕醫院精神科資深社工員 )、潘英海 (現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與林友文(文化兒福畢業的義張，現人在國外 )組成了一個小團隊，自己寫了案子和精密公司人事部洽議，接下了宿舍輔導的方案，後期鄭村棋亦在潘英海的邀約下加入工作。為了這一個實驗性方案的進行，我們也找了吳靜吉老師進行督導討論。
（8）Sch.n清楚指出科技理性的三個基本的假設為： I.實務的問題可以具有通用的解決之道。II.這些解決之道是可以在實務情境之外的地方(如行政或研究中心)發展出來的。 III.這些解決之道可以藉由出版品、訓練、行政命令等等途徑轉換成教師行動；而反映理性則持三種不同假設： I.複雜的務實問題需要特定的解決之道。II.這個解決之道只能在該特定脈絡中發展出來，因為問題是在該脈絡發展與形成的；實務工作者更是其中關鍵且決定性的因素。 III.這些解決之道並不能任意地用到到其他脈絡中去，但是它們可以視其它實務者視為工作假設，並在他們自己學校的環境中進行檢驗。 (夏林清譯，1997：260)
（9）1988年我和鄭村期開始帶領幾個學生進行關廠事件與小外包廠的田野調查，同年開始有學生在大學畢業後進入當時新興的自主工會當秘書。日日春秘書長王芳萍就是當年在中時工會成為抗爭後的第 2位工會秘書。第 1位是台大城鄉所學生黃麗玲。為了和投身運動與進入田野的工作者進行討論，我們便於 1988年成立了一間小小的工作室， 1989年則正式命名為台灣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運作迄今。 1988、89年我們亦為了協助中正機場桃勤工會發展中正機場工會聯合會，進行了一系列的勞工人際關係學習團體與工會教育講座，當時的上課地點是在南崁一間三太子廟的二樓，因為當時桃勤工會的常務理事丁水龍是那間廟的主要支持者，我們才有空間可借用。
（10）D.Sch.n在「反映的實踐者」一書中，(已在翻譯中，應可於 2004年 9月由遠流出版)論及「行動中反映」的結構使用了探索實驗 (exploratory experiment)，移動─探測實驗與前提 ─檢測實驗 (hypothesis-testing experiment)這一組概念來闡釋行動現場當機立斷之行動實驗的嚴謹性質。
（11）我在這裡指的是許多以個人作為一種問題標籤化的心理學分類知識，或是忽視了各種不利個體發展之文化社會條件作為影響人們發展樣態與表達方式的社會力道(Social forces)而只強調人對社會環境的適應功能作為適應良好與否，心理健康與否的心理學知識與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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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林清（ 2002）：〈基進的學習空間：投身涉入與親密了解〉。《應用心理研究》（台灣）， 13期，149-155。
夏林清（ 1993）：《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台灣勞工生活的調查報告》。張老師出版社。
夏林清（2002）：〈尋找一個對話的位置：基進教育與社會學習歷程〉。《應用心理研究》（台灣），16期，119-156。
王芳萍（ 2003）：〈與底層女性親密前行─探索鬆解關係的路〉。行動研究學會 2003年年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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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 F. and Holzman , L.(1996)，Unscientific psychology: A cultural-performato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uman life，Westport，Connecticut: Praeger .
初稿收件： 2003年 5月 30日二稿收件： 2003年 8月 11日審查通過： 2003年 8月 20日責任編輯：陳惠雯
作者簡介：
夏林清美國哈佛大學博士（諮商與諮詢心理學）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電話：（02）29031111轉 2125傳真：（02）29010171 通訊處：（242）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號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E-mail：tsia@mails.fju.edu
One Light is Enough：The Path of Recognizing and Knowing
Ling-Ching Hsia
Department of Psycology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this article, the major concept in action research-"knowing -in-action" is elaborated by the author's self-narrative story.By means of a reflective discussion to the self-narrative story, the following concepts (narrative inquiry, reflective-on-action, frame-analysis, the path of inquiry , reflection-in-action.) is illustrated by the author .
Keywords：narrative inquiry, reflective-on-action, frame-analysis, the path of inquiry , reflection-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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