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和情绪的压制会影响身体吗？”
念头和情绪的压制会影响身体吗？反过来说，倾诉想法和表达情感对健康有治疗作用吗？为此彭尼贝克作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结果让很多人甚至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先记录了两组大学本科生（各25人）15周内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次数，对他们的免疫系统机能、血压水平和主观的忧伤作了测量，然后要求一组连续4天写下他们曾有过的创伤经历，另一组则写其他一般的话题，之后记录了他们之后的6星期内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次数。结果发现写出创伤经历的学生此后的6周内到健康中心就诊的次数减少，另外对免疫系统技能、血压水平和主观的忧伤的测量也显示出写出创伤的经历的学生表现出更好的健康水平。
这是不是就能充分地证明上面的假设呢？8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大地震和91年的海湾战争紧接着又给了彭尼贝克天然验证的机会。
他的做法是这样的：在地震发生过后的第1、2、3、6、8、16、28周，他和他的同事们通过打电话随机采访了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居民，并进行10分钟的采访，问被试在刚过去的24小时内有几次谈到或想到地震以及他们的心境和人际关系。收集上来的数据表明旧金山地区的居民在地震后的两周内很频繁地探讨或想到地震，但在紧跟着的5周内大大减少了谈话次数，但许多人还是继续想到地震。换句话说，这个时期许多人从既谈论又想到地震转变为只想到地震。在大约地震后3到8周的时期内，被试的负面心境增多，且与家人和同事的争吵增多，此外，他们还报告说梦到地震的次数增多了。同时数据显示这个时期旧金山地区的严重人身攻击大为增加，而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其他城市则没有这一类增加的情况。不过，灾难之后大约8周，这些增高的负面迹象就消失了。他对海湾战争结束后的访谈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彭尼贝克依据统计结果提出了人们在面对重要创伤经历时的三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即紧急阶段，人们的思想和言谈围绕着创伤；在第二阶段，即抑制阶段，思想还围绕着创伤，但相关的言谈减少。这常常是因为其他人不愿意再谈论，人们可能被迫抑制他们的感情，给健康和良好精神状态带来了不利的后果。最后，在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思想、言谈和压力都减轻。这三个阶段所需的时间大概随所涉及的创伤和事件而变化。很显然这里的第二阶段往往是最容易造成身心疾病的时期，适时的沟通交流而不是压抑内心的情感对丧亲者的身心起着良好的调节作用。
这时也许有些人担心老人会过多地沉浸在往事中，诚然这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好的做法是倾听他们的同时，也陪老人多参加一些活动，如散散步，参加一些老人的活动，适当地转移他们注意力，让他们在怀念的同时又能逐渐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你虽然已经逝去，但仍然在我心里”
传统上大多数人会认为丧亲者能够尽快地放弃已经丧失的关系而转向新的依恋关系会比较好，也就是说，丧亲后的良好适应似乎是恰当地结束过去并开始和其他人的交往。
前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不是就要放弃过去呢？上文中彭尼贝克证明了在面临重大创伤时期适时地表达内心的情感是有助于丧亲者的身心调节的。学者M.Stroebe在回顾了丧亲和死亡的文献后发现，和那些顺利度过丧亲过成的人相比，丧亲后的几年内也死亡的人在居丧期间内普遍缺乏和他人联系：他们既不打电话和他人交谈，没有再婚，也几乎不与他人交往。进一步，他和他的同事们还证明了，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不是在心理上完全放弃已经丧失的亲人，相反，他们认为，重新构筑和此人的心理联结，使之成为某种依然正面但比原来较有限、较好的心理联结才是更有利于丧亲者适应的。也就是说，亲人诚已逝去，但与之保持着和过去不同的，但依然温暖的情感联结是更有益于将来的生活的。
这不禁让我想到著名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从半岁到两三岁是儿童的依恋期，这时的儿童表现出怕生和对母亲或其他抚养者强烈的亲近的倾向。比如一两岁的儿童总是希望妈妈能能每分每秒都在自己的身边，但是现实常常不可能（妈妈也要去工作，还要做其他的事情），那些适应良好的儿童能在脑中保留有一个可靠的安全的母亲的形象，这样即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们虽然也很难过，但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能“感觉好像妈妈还在身边”那样安全、愉快的玩耍。
其实我们如同上文的婴儿一样，过去和亲人的情感是我们的“情感基地”。一个人通过部分的放弃（放弃那些不可实现的目标――试图仍然像原来那样和亲人一起生活），但保留了与已断裂关系的联系感（“你虽然已经逝去，但仍然在我心里”），这一部分情感资源也许能够帮助丧亲者更好地恢复与他人的活动和联系。当然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如果这种有限的放弃并没有把丧亲者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那么这种解决办法就不具有适应性。
如何让丧亲者更好地度过居丧期，更好地适应将来的生活是一个细致而又长期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对丧亲者特别是丧偶的老人给予生活上的照顾，还需要在情感上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出内心的难过和思念；对于与逝者的情感，通过部分放弃，建立起适当但又现实的情感联结常常能够帮助丧亲者更好地恢复和他人的活动和联系，帮助他们更积极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