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如福柯所言：“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在比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时代要漫长得多的远古时代，这些人们后来称之为“疯子”的人所享受到的礼遇似乎远胜于今。虔诚的人们对他们毕恭毕敬，他们被认为是和神进行沟通的唯一灵媒。那时他们的一言一行正体现了原始人类未分化的心灵状态，就如同我们现今所强调的秩序一样，它既是构成秩序的内容，也是构成秩序的方式。
当人类进入到所谓文明阶段以后，疯子们理所当然地被人们赶下神坛，“堕落”成魔鬼的象征，人们用锁链和酷刑代替了虔诚和敬意，他们被欺侮、被嘲笑，最终被遗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人类理性和宽容精神的觉醒。当疯子变成了精神病人，看守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精神病医生。然而疯子一词仍然被广泛的使用。此时的精神病人似乎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但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们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而被置换到了被观察的客体位置。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愚昧偏见的大众，而是一群能掌握其命运的被神化的人，而这些人用药物取代了锁链，用权威取代了酷刑。理性可以强大到这种地步，一方面可以使精神病人们享受美味、运动和被延长的寿命，一方面又以精致的权力机制名正言顺地彻底瓦解其人的尊严和自我。因此，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噩梦已经结束，噩梦刚刚开始。
影片《飞跃疯人院》凝缩了现代社会中精神病人的遭遇。本文所要探索的，正是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精神病人与精神病医生、与普通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一、
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其诞生背景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反精神病运动时期，人们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的工业化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对精神病人的关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本文着重探讨影片里所反映的人际关系，所以主要有两个焦点：
一、 精神病人和普通人的关系；
二、 精神病人和医生的关系；
在探讨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影片的主要内容。在影片中，主人公麦克默菲（McMurphy）由于厌恶监狱里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异常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远非默菲是想像中的自由的避难所。护士长拉契特（Ratched）制定了一整套秩序，一切都要以此为准则。病人们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还不时的受到她的侮辱和折磨。默菲对此十分不满，不时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对她加以攻击。拉契特处处和默菲为难。她冷酷地拒绝降低音量的要求，在酷爱棒球的默菲提出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时，又想方设法推搪拒绝。默菲想让病人们打起精神，快乐的生活一天。他把病人们带上了汽车，来到了一个小港口。他们偷了一条船，到远海钓鱼作乐。病人们欣喜若狂，过了十分快乐的一天。回来后，默菲受到了惩罚。但不久，他就又把自己的女友和另一个女人弄到了医院，闹得天翻地覆。闻迅赶来的拉契特侮辱了病人比利（Billy），使他割脉自杀，而冷酷的拉契特却无动于衷。这使原本就想要逃离病院的默菲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扑上去掐住了拉契特的脖子。拉契特没有死，可默菲却受到了最惨无人道的待遇。病院切除了他的脑白质，使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白痴。“酋长”悲痛地将他搂在怀里，用枕头闷死了这个实际上已经死亡的生命。之后，“酋长”砸开了铁窗，逃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坦率地说，与其说默菲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不如说他更多地在扮演一个载体、媒介，导演只想借他的眼睛和命运来反映精神病人的悲惨生活，影片结尾虽然以他的死增强悲剧意味，然而毕竟让“酋长”重获新生，其实，这样的悲剧在默菲之前或之后会不会发生呢？影片告诉我们，默菲尚且可用死来捍卫人的尊严，那么其他精神病人呢？究竟谁是真正的悲剧？谁是真正的心理健全者？我想影片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二、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普通人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影片主要是反映精神病院内部的生活状况，鲜有涉及到普通人和精神病人之间人际关系的片段，但普通人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建立一套管理精神病人的机构和体制所隐含的前提，即，在现代社会中民众是委托专业人士和专门机构来管理精神病人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我们去探讨了。影片由始至终只有两个镜头反映了这种关系，其一是默菲偷偷开车把病人带到市区逛街并偷船钓鱼作乐，此时，默菲的女友辛迪（Candy）和码头的一位租船者接触了病人们，其二是默菲在决定出逃的前夜把辛迪和另一个女人带到疯人院来狂欢。
在第一个镜头中，观众可能会注意到辛迪第一次见病人时称呼其为crazy（疯子）而不是psychopath（精神病人），而租船者则似乎意识到了他们是一群精神病人，有些不安。尽管病人们在同他们交流时所表现出的镇定和友善和正常人无异，甚至在默菲煞有介事地向租船者介绍他们是医生时表现出了彬彬有礼的学者风度，但辛迪和船主的反映很典型地代表了普通人对精神病人的看法，即直观地认为他们是缺乏理性的和危险的，正是这种认识构成了建立精神病人管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并赋予了像拉契特护士长这种委托代管人以合法的权力。所以，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在第二个镜头中，病人们和辛迪与另一个女人相交甚欢，他们一起欢唱，一起跳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观众看到这里，应该感觉这两位女性就其衣着行为来说属于生活在底层的人，甚至可能是妓女，然而，给予这些精神病人以最多的欢乐的，除了默菲，就是这两个女人了。通过这种搭配，影片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诙谐。考虑到影片的背景，可以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导演通过这种安排巧妙地把70年代两大运动：性解放运动和反精神病运动结合了起来，更具有时代意义。而病人比利，正是因为想拥有自己天赋的性权利不得而被护士长逼死。这种表现的手法无疑更具震撼力。事实上，那两个女人和疯人院里的精神病人一样，尽管她们神智正常，但两者都是被压迫、被歧视的对象，平民大众和精神病人之间的界限，在此逐渐模糊起来。
三、
就人际关系来说，整个影片主要反映的就是疯人院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知识建构的权力压迫下显得机械而残酷。如果说普通人对精神病人的态度是形成精神病管理体系的观念基础的话，那么精神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则赤裸裸地表现出了现代文明无法自愈的伤痕——理性和人道被异化、被扭曲，而始作俑者居然是理性自身。这种异化和扭曲的表现，首先就体现在精神病医生的神化上面。
影片一开始，在拉契特护士长走进疯人院的镜头中，正在清扫的工作人员见到她时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眼中充满了敬畏。可见，即便在正常人中，护士长的权威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更惶论病人的感受。对于疯人院里的病人来说，医生掌握着生杀大权，和众神无异。影片中，拉契特护士长的一句话便让默菲留在了疯人院里，使默菲不得不做出逃离的决定，此外，也正是她的无形的双手推促比利选择了自杀。与这些相比，平时她的颐气指使，打着治疗的幌子揭露病人的隐私等等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究竟是谁赋予了医生如此的权威呢？
前文谈到普通民众对待疯子的态度提供了赋予这种权威的前提，而人类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理性建构了一套话语，这些话语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包括道德、法律以及其他一切，话语的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力的运作，正是这种权力赋予了疯人院里医生的权威。这是一种被神化的权威。它以恐惧为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却以家长和法官的形象出现，它似乎用药物治疗病人，实际却以道德统治这些并不懂道德的人们，违反家长权威、违逆道德的后果就是惩罚。简单地说，在疯人院，医生甚至不需要医疗知识，只需要扮演好家长、法官和教师的角色，只要从中体现出足够的权威，病人们就不得不俯首帖耳。
不是吗？每当拉契特护士长一身黑衣，像一位黑袍法官似的走进疯人院，对于病人们来说就意味着新的审判开始了。她可以仅仅因为病人们在浴室里赌牌就剥夺了他们洗澡的权利并限量供应香烟，她也可以为让病人服用本不想服用的药物而威胁病人，她同样可以用高达1000瓦功率的电流惩罚病人。而每当拉契特护士长露出机械般满意的微笑时，往往是病人们顺从地任其摆布的时刻，在这样恐惧的氛围下，病人甚至被剥夺了反抗的意识。在影片中，并不是没有病人提出异议的时候，病人切斯维克（Cheswick）就曾在护士长揭露比利隐私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曾激动地要求自己应得的香烟，然而影片也给出了他这么做的后果，即他和默菲、“酋长”一同受到电击的惩罚。影片在处理这一片段时，通过切斯维克发疯似的躲避和周遭病人冷冷的眼光把恐怖的悬念推向高潮。实在不敢想象当恐惧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想必这也是拉契特护士长引以为傲并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的准则。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然而，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是这种反抗的代价是生命的付出。在默菲没有听从“酋长”的警告而孤注一掷时，也就注定了这个试图反抗权威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当“酋长”来到已被切除脑白质变成真正白痴的默菲的床边，一边说着“我会把你带出去”，一边用枕头闷死了他，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深重的难以名状的压抑，但默菲的死却让人有了一种莫名的解脱感。“酋长”在病人的欢呼下逃出令人窒息的精神病院，走向绿色的自然，它象征着人性的回归，更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结语
在默菲带领病人们出海钓鱼的过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画面：当默菲初次叫切斯维克掌舵时，他显得惶恐不安，此时，镜头对准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影片中，大海象征着自由，而长期以来生活在被封闭在疯人院里，病人们几乎遗忘了自由，当自由近在眼前时，却不知如何把握，他们面对自由的喜悦自心底慢慢升腾，却难以言传，影片通过这种象征突显了权力对人性的压抑，那是一种喜悦也需要思索的压抑。值得庆幸的是在自由气氛的感染下，切斯维克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工作不惜与另一个病人哈迪（Harding）发生了争执，想必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也会浮现出会心的笑容。
如今距影片的拍摄时代已经过了整整三十年，在经过轰轰烈烈的反精神病运动和临床心理学、精神医学的发展后，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人类自身不断反省自身理性的过程后，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对待精神病人已成为大势所趋。精神病人们纷纷回归社区，享受家人和亲朋的关怀，这种方式正逐渐瓦解旧有的权力关系，大众正逐渐以更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精神病人，不是把他们作为病人，而是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邻人，的确，我们怎么可以再用禁闭自己邻人的方法来确认自己精神健全？精神病医生也褪去被神化的光环，以人性的态度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如果说过去那种无奈的错位是对精神病人的一种桎梏，那么，当我们不再动辑以解放者的姿态去面对他们时，这种桎梏才会真正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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