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精神分析对精神分析师又什么要求？
为了进行治疗性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师必须在病人和病人身上完成一定的技术过程。为了正确执行这些过程，精神分析师必须利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某些心理过程。发生在自己头脑中的心理过程是分析师拥有的最有价值的手段，可以据此获得对他人精神世界的领悟。结果，精神分析师的技巧不可避免地与他自己的潜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潜意识被意识层面自我可运用的程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一个分析师来说，高智商和高文化水平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可触及的、可理解的无意识头脑更为重要。所有的精神分析师在被允许利用精神分析对病人进行治疗之前，都必须经历精神分析治疗，这种要求的目的不但为了让分析师亲身确信潜意识因素的效果，以及逐步减少由于自身问题导致歪曲判断的情况；分析师进行个人分析的最终目标在于：对于他自身的重要的无意识欲望、防御和幻想，对于自己婴儿时期的冲突以及以后的衍生物，他能够在意识层面得以理解。其中的一些冲突将被解决，有一些将被修正成为更加适应的形式，还有一些虽然还没有变化，但变得更容易接近。对实践着的精神分析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无意识冲突可以被控制，并能被利用来参与治疗。
自身冲突解决的程度无疑会影响精神分析师使用技巧的能力。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完成本能满足的能力会增强他的自我的能力，去消除某些不良功能，增加自主的自我功能和适应性。系统内冲突的解决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精神分析师的技巧来源于形成他人格和性格的心理过程。甚至他的知识和智力都受神经症冲突解决程度的影响。更深一步，他进入精神分析领域的动机在治疗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技巧、知识、性格和动机是基本的要求。他们都与治疗师的意识和潜意识情绪、驱力、幻想、态度、价值观相互关联、相互限制。不过，为了清楚地探讨精神分析对精神分析师有什么内要求？我人为地将这些因素分成三组：技术、特征和动机。建议读者去阅读ELLA SHARPE（1930，1947）关于这个主题的两篇出色的文章。还有STONG（1991）和GREENSON（1966）。
4.2.1 精神分析师需要的技巧
4.2.1.1 理解无意识
精神分析师必须具有一项最重要的技巧，将病人意识中的思维、情感、幻想、冲动和行为转化为无意识的原形。在进行分析时，病人会谈论很多话题，分析师必须能够理解隐藏于这些话题之后的意义。他必须倾听明显的主旋律，同时还必须听到隐藏的（无意识）主题，就象在钢琴上用左手弹出的配合旋律。他必须看到病人画出的破碎的画面，并能够将他们转化为原始的无意识的形式。让我举一个典型而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位青年男子，他在治疗时讲述了对于姐姐入厕习惯的愤怒和厌恶。她经常将门微微开着，以至于他会不小心看到她丑陋的、裸露的胸部。他甚至能听到厕所中发出的特殊的声音，对此他感到厌恶。当他进入卫生间时，他尽量屏住呼吸，但是仍然能够闻到她身体的气味和脂粉气。当看见浴盆中有她的一些毛发时，他几乎想呕吐。透过意识层面明显的愤怒和厌恶，可以很容易地听到幕后的声音——这个青年人对他姐姐身体活动的性的兴趣。对于想把她身体不同部分吞进嘴里的无意识的幻想，他感到厌恶和作呕。他并不是厌恶她的丑陋，恰恰相反，他是对她的迷人感到愤怒。
我们是怎样得出这样的解释的呢？当一个人克服了对儿童时期的遗忘以后，他能够回忆或轻易地想象出厕所是儿童期性快感的发生地，而且偷窥也是少年时代的乐趣之一。在厌恶被选择作为防御障碍之前，姐姐或母亲一度具有性的吸引力。如果他不想看，他是不会偶然透过虚掩的门看到门后的场面的。禁忌或不可能性可以被知觉为极端的吸引力或丑陋；相反的事物往往非常接近。一个人停下来倾听厕所里的声音，必定是因为他感到愉快。儿童会有意识地这样做，而成人则会无意识地这样做。看到毛发会唤起对身体有毛部位的幻想。呕吐必定是因为感到嘴里有被排斥的东西。
一般来说，当感到或想象到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与身体接触时才会有厌恶的反应。对儿童和成人来说，他们有着强烈的冲动，想把令人愉快的、可爱的或兴奋的物体塞到嘴里。所有的孩子都会公开地有意地去做，而成人则会小心谨慎地、或无意识地去做。不恰当的厌恶表露了一个压抑的愿望：触摸或将意识认为“肮脏”的东西放到嘴里。
如果分析师在自己身上解决了类似的问题，那么倾听这个年轻人讲述就不会感到困难。就很容易对他所说的内容进行联想，并联系到相关的潜在的记忆或幻想。在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分析师自身对姐姐、厕所景象、声音的联想，以往类似的厌恶反应使他能够非常迅速地发现隐藏的冲动和幻想。为了证实他的联想是否符合病人的情况，他还必须从参与者转变成观察者，从共情转变到内省，从问题解决的思维转变到直觉，从过度参与转变到拉开一定距离的状态。
为了使这种转化和摆动变得更容易，分析师在倾听病人的叙述时，应该均匀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从这一点来说，分析师要有分离和参与两个着眼点，根据实际需要在二者之间来回转化。FERENCZI等人曾描述过这种在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摆动的能力。
在上面引用的例子里，我一边倾听病人的表述，一边跟随着自己的联想。直到我抓住了对于病人有无意识意义的内容。现在我将描述另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运用了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
这是一位女性病人。在治疗时，她叙述了前一天晚上和丈夫一次不愉快的性经历。她有性的欲望，但是在进行过程中有什么东西阻碍了她，使她不能达到高潮。她不知道是什么干扰了她。在性前戏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阶段。他的丈夫狂热地吻她，用手和嘴抚摩她的皮肤，抚摩她的乳房，等等。但是她的兴奋消失了。在病人病人描述她的困境的时候，听起来有些苦恼，还有些悲哀。她的联想漂移到最近的一次晚餐上，此时，她的悲哀增加了，联想却减弱了，病人开始沉默。
我不能理解她的沉默或悲哀，因此，我让病人再回到性的体验中去，让她返回到原来的思维中去。她很悲哀地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不是他的丈夫的错，他是体谅人的、有激情的和温柔的，她经常能够享受到这些。“他把下巴刮得很干净。”她微笑着添了一句。随即叹了口气，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感到非常迷惑。我迅速地回忆她前面说过的话，但是我的联想没有带来什么有用的线索。我又想了想以前的治疗，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帮助。我原以为在这次治疗中与她有很好的接触，但是现在却失去这种接触。
这时候，我改变了倾听的方式。我从倾听外界转向倾听内心。我必须让自己的一部分成为病人，我必须象病人一样经历她的体验，并对此时我内心所体验的进行内省。我试图描述的是在与病人共情时产生的心理过程。（FLIESS1953）我让自己体验病人叙述的各个事件，让自己体验这段分析过程，体验她的联想和她的在这段时间内可能经历的情感。我回想病人说过的话，将语言转化为与她的人格一致的形象和感情。我让自己将这些形象与她的生活经历、记忆、幻想联系在一起。由于我和这个病人一起渡过了好几年的治疗时间，我已经熟悉了病人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由病人的外表、行为、走路的方式、欲望、情感、防御方式、价值观、态度等等组成。当我试图捕捉她的体验时，正是病人的这种工作模式使我能够将一些无意识的信息转化到意识层面来。
当我回顾了病人描述的事件以后（这次是运用病人的方式进行回顾），一些新的想法浮现了出来。病人说丈夫使她“沐浴”在吻里。当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时，没有出现任何的想象。但是，当我成为病人以后，一个儿童时期的情景进入了我的头脑：与父亲一起沐浴。这是病人少数几次对父亲愉快的记忆，因为父亲的脾气很暴躁。记忆中的某个成分进入了病人的头脑：他的父亲体毛特别多。这给人以美感但同时也很可怕。当他吻她时，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刚硬的胡须。这个时候，病人说的最后一句话进入了作为分析师的我的头脑：“他把下巴刮得很干净”。一开始，我想这是指她的母亲。现在我认识到胡须刮干净、充满爱的、体谅的丈夫激起了她一种完全相反的感觉：她对健美而又暴虐的父亲性的渴求，这种渴求是被压抑的。当这些想法进入我的头脑的时候，病人又开始谈论晚餐，以及她的同伴如何张着嘴咀嚼食物——这是她所厌恶的一个父亲的特征。这时候我开始确信，我的共情使我能够揭开病人性体验中无意识的困扰了。她的丈夫激起她无意识中对父亲的爱，因此她不能达到高潮，因此她在“他光滑的脸上”哭得如此伤心。
这个临床上小小的插曲说明了一种有价值的方法，用来捕捉他人身上微妙、复杂的隐蔽情感。共情意味着分享、体验另一个人的情感。分享的是情感的本质而不是量的多少。在精神分析中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理解；而不是以此来获得快感。本质上这是一种前意识现象，可以在意识层面被激发或中断。共情能够悄悄地、自动地产生，在与人有关的其他意识或行为形式之间摆动。本质上是分析师通过对病人所有的体验加以构建，在自身运用病人的工作模式对病人进行部分和暂时的认同。
将自己所有独特的东西推到意识的次要位置，将病人的工作模式放在自己意识的主要位置，然后将病人的语言和情感放入这个主要位置。这个模式通过思想、情感、记忆或幻想等进行反应。在上面的例子中，“沐浴”这个词激发了这个模式中关键性的联想——与父亲一起沐浴，并导致对父亲体毛和胡须的联想——一次恍然大悟的体验。这个恍然大悟说明了我的参与性自我的工作模式提醒了分析性自我，即观察者。现在我的分析性自我必须决定这些无意识材料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需要我们使用与共情最接近的直觉。共情和直觉都是迅速而深入地获得理解的方法。共情是一种与情绪和冲动建立密切接触的方法。直觉对思想有同样的作用。共情导致情感和形象。直觉会使你“恍然大悟”，预示着你触及了根本问题，知觉也会使你由疑惑的反应，预示着你犯了错误。
在上一个临床例子中，共情使我感到丧失了接触，共情将“沐浴”在吻之中带到与父亲一起“沐浴”。直觉告诉我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且很快将体毛、刚硬的胡须、光滑的下巴以及她接踵而来的哭泣联系起来。我对病人的共情使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共情是“体验性自我”的一种功能。直觉则是“观察性自我”的一种功能。这两种现象能够使你通过许多方式进入到另一个人心中并融合进去。但是共情有更多的情感上的要求，它由一种情感融合构成，在自我功能或客体关系上都能够进行可控制的、可逆转的退行。这与KRIS（1950）描述的艺术家的创造体验类似。直觉中情感的要求少，虽然也是一个退行，但本质上是一个思维的过程。
捕捉在意识内容后面隐藏的无意识意义是一种天赋，而共情和直觉则是这种天赋的两个基本要素。最好的治疗师两者都能很好地把握。共情的能力是基本要求；如果没有共情，就不可能做任何有效的揭示病因的治疗。直觉的能力使人机敏，但是如果没有共情，直觉就是不可靠的，可能产生误导。
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精神分析师的技巧都与前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使用有关。现在的问题是，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智力知识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虽然熟悉如何进入无意识领域是进行精神分析时最重要的手段，但是精神分析的智力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有一个传统的论调，即没有人可以被完全完美地分析，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识自我不能达到的领域。而且，人们本能和防御的平衡，自我功能的平衡、反移情和工作联盟的平衡是波动和变化的。所有这些都会暂时性降低无意识精神的可进入性和可信度。
因此，掌握精神分析理论知识就特别重要。甚至在理想的状态下，已经通过共情获得了某些发现，还必须运用临床和理论的知识来对这些发现的意义进行解释。例如，让我们回到上一个临床案例，那位经历性挫折和眼泪的妇女。我通过共情和直觉发现：由于她对父亲的思念有进入意识的危险，她的性兴奋受到阻碍。此外，根据临床的知识，我认识到乱伦的冲动通常会激发强烈的罪恶感，进而可能会干扰性兴奋。对症状形式的理论理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病人。当病人说丈夫胡须刮得很光滑以后，流出了眼泪，表明了她丧失了一个过去爱的客体——满脸胡须的父亲——的悲哀。
在第一个例子中，年轻人厌恶他姐姐上厕所的习惯。对于这种反应形式，理论和临床的理解认为，不恰当的紧张情感预示着一种被意识压制住的反向情感。当你在头脑中有这样一个知识经验后，就会对任何可以证实预想的线索加以警觉。了解了正常儿童和神经症性儿童的本能生活以后，你就会知道儿童期强烈的欲望会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位厌恶，其原因是遇到了外部世界和超我的要求。
上面的论述说明共情和知识是相互补充的，有时也可以互相替代。最好的情况就是同时拥有，并能够相互验证。共情和直觉会告诉我那个青年男子压抑了对他姐姐性的欲望。通过将病人的表现和反应形式理论相比较，我们在临床和理论知识方面验证了共情和直觉的发现。我的记忆也能帮忙，如我能够回忆起以往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信息，或以后在遇到有关的信息时我能够想起当前的问题。
神经症理论的实践知识与精神分析技巧的关系就象研究病理学与内科实践的关系一样。通过决定各种病理症状的规律性特征，为实践工作提供了基础。有一条为理解病人独特性做准备的最好途径，就是对典型症状进行彻底的了解。与病人一起工作，临床案例讨论，阅读病史，这些都能提供原始材料，以此形成分析师的理论框架。
理论知识是上千个临床事实的积淀和精华，如果你想避免进行“江湖精神分析”的危险，请务必在临床工作中采用这些理论。共情和直觉是不能教授的，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会什么是可教授的。理论知识不是直觉性心理治疗的障碍；相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SHARPE1930，FENICHEL1945）
我相信大多数精神分析学院的训练结果支持这个观点。当一个受训者被允许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之前，他必须经历一些有效的个人分析，必须参加一些必要的学习班，学习精神发展、梦的结构和意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基本的超心理学，精神分析技术的原则。只有经历了数年的个人分析，获得精神分析理论的工作知识以后，我们才敢说他已经整装完毕，可以开始使用精神分析技术。
4.2.1.2 与病人交流
让我们设想，分析师通过共情、直觉和理论知识已经理解了病人所提供的材料的意义，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将这种理解传达给病人。实际上，他必须决定应该告诉病人什么，什么时候告诉，怎样告诉。
让我们回到分析情境中，当分析师感到他已经理解了病人的素材的无意识意义，他可能只是凭印象的模糊的理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还必须将其转化为语言和观念。治疗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将模糊的想法或预感告诉病人，但是只有在所涉及的内容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一般来说，用言语将所想的内容明确表达出来是很有必要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清楚和精确。分析师希望与病人有所接触，并对病人施加影响。由于病人的阻抗随时准备抓住机会表现出来，因此，分析师希望避免被误解。为了梁跨越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空间，必须建立一座桥梁，这时候，措辞、语言风格和语调扮演了特殊而又基本的角色，类似于在躯体分离产生以后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所扮演的角色。（SHARP1940）语言风格和语音是相对自主的自我功能，但是容易发生退行、返回本能以及受到神经症冲突的侵犯。那些难以保持分离认同的病人，或是那些深陷在退行性移情神经症痛苦中的病人，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分析师必须仔细考虑他应该告诉病人什么？他必须将自己近乎原始的思维过程转化为次级加工的思维过程。然后要决定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刻对病人说。这时，他必须使用他的临床判断和共情，因为只有通过这些能力，才能判断提供的信息是否有价值；其次，判断病人是否能够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忍受这种领悟。通过回忆以往类似的解释，智力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他必须判断是否应该等待更多的信息，或者等待病人自己能够理解。
一旦分析师决定要将解释告诉病人，他必须思考通过什么方式传达信息。我在这里必须插一句话：上面很仔细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过程是按次序分开、缓慢发生的。极少的时候会这样，可是大多数时候是迅速、自发、同时发生的。决定怎样将内省告诉病人的方法已经在第2.6，3.543和3.94中讨论过了。在这里有必要再说一遍，共情的能力是评估这些问题最有价值的工具。用词和语调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是否产生最佳的接触和影响、是否产生阻抗、是否使病人受到伤害。
分析师的语言必须瞄准病人的理性自我。分析师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想告诉病人的领悟离开病人的理性自我有多远。告知内容的难度越大，我就越要注意自己表达方式和用词。并且，分析师的语言不应该离病人太远，否则会给干预带来许多非现实性。语言必须对病人产生影响，但不一定要产生非常剧烈的冲击。这种影响只有在特定情境下，通过分析师与每个病人的共情性认同才能产生。说话的力量和语调往往比词汇的选择更重要。声调和语调传达前语言和非语言的情感，这些往往是分析师潜意识的态度。对声调和语调的敏感性来源于最早的客体关系，当时分离焦虑是一个主要因素。声调导致进一步接触，也可能导致进一步分离。因此，声调对于保持医患关系中信任和不信任的平衡非常重要。
在分析性情境中，与病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分析师对于沉默这一技巧的使用。分析师的沉默对病人来说有许多意义，根据病人移情和分析师反移情的不同而变化。而且，沉默是病人在分析性情境中必须忍受的最大压力之一，因此必须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审慎地采用。（STONE1961）。从分析师的角度来看，沉默既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又是一个积极干预的过程。病人需要我们的沉默，因为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让他的思想、情感和幻想从内心中浮现出来。我们的沉默也对他产生了一个压力，使他全神贯注地与治疗师进行沟通，面对自己的意见和情绪。他会感觉到我们的沉默是支持性的和温暖的，或是责怪的、冷酷的。（NACHT1964）。这些感觉都来源于他的移情性投射，也来源于下意识对分析师反移情反应的知觉（GREENSON1961）。
分析师与病人的沟通不仅仅限于做解释和沉默，还要根据目的的不同而采取其他一些方法。在进行解释之前，必须对需要解释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论证和澄清。例如，在我揭示一个阻抗的无意识意义之前，必须首先论证、澄清阻抗对于病人的现实意义。
让我举个例子：一个年轻的学习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治疗一开始就说他感到失望。他一直希望做一个很深的梦，能够揭示他儿童时期的体验，但是恰恰相反，他的梦显得那样肤浅。他能够回忆起的梦是这样的：他在一个装满书的房间里，他感到很愉快，因为所有的书都属于他自己。有一本书显得特别突出，它必须执行死刑。病人谈到当他想象那本书被宣判死刑时的感觉时，感到非常恐惧。然后他继续谈论他的金钱问题，他不断增长的消费，他银行中日益减少的存款。从这里开始，他开始疑惑，不知道他的分析还要持续多久，他对进展缓慢感到沮丧。在昨天治疗时他感到他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今天所有的看起来都是困难重重。他多么羡慕那些用所有时间来读书的人，但是他不得不花费很多自由的时间进行研究。欧！结束吧，然后就自由了！
他说后半部分的时候显得很悲哀。我注意到病人躺在沙发上，姿势僵硬，拳头放在枕头上，脑袋则靠在拳头上。在这个时候我进行了干预，询问他此时身体上的感觉。他回答说他感到紧张和疲倦。他感到他的肠子很紧张，不是那种饱涨的、要爆炸的感觉，而是那种紧缩的感觉。我问他是否感到好象正在控制着什么？他回答“是”，他感到他不轻松，好象害怕什么东西。他继续问自己到底在控制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但看起来一无所获。
我指出，梦中充满书的房间很可能是我的房间，而且很可能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房间。他对于这种探索自己的方式有什么感受呢？一开始，他对于这样一个幻想感到很愉快，但不久又继续谈论他不可能赚很多钱。这时候，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昨天结束治疗后，在他回家的路上，他想询问我是否可以取消复活节之后的那次治疗并且不付钱。他想象问我这个问题的场面，而我回答说“不，你必须付钱”。然后他幻想自己会顽固、挑衅地说他就是不付钱。
昨天他打消了这些想法，他想GREENSON先生不会这么强硬。毕竟他要付钱——这毕竟是合理的，等等。在这个时候他停下来，充满渴望地说“如果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遇到了一个不可移动的物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谈论物理。他说“你是不可阻挡的力量，而我是不可移动的物体”。接下来他沉默了。我说“你控制自己是因为你害怕在我们之间摊牌——如果你释放自己的话，我们都将受到伤害。”病人叹息道“我可以和妻子打架，我可以和教授打架，但是你是杀手”，“是的”，我补充道，“我是死刑执行者。”
让我们回到治疗开始的时候。我感到病人在抵抗，但并没有把握说服他相信这一点。我在等待，直到发现了一些生动的内容——他的姿势。我简单而直截了当地问他的身体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反应，进行对质。进一步了解到他大肠收缩的情况后，我指出这是一种控制。随后，他自由联想时的紧张和中断证实了这一点。然后，我想到梦里的细节，表明他想拥有我的东西。我问他对这个想法的看法。他联想到上次治疗以后的情景，这种联想直到现在都不可琢磨。不可抵抗的力量和不可移动的物体之间的战斗就是我们之间的战斗。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控制——他担心自己攻击性的冲动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解释，但如果只有真实的情感的影响，而没有治疗时对病人躯体语言的认识，就不可能让这种解释令人信服。
导致澄清和思考的有效的干预是精神分析技术中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程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帮助病人产生我们需要的临床资料，并用这些资料进行解释。这些干预必须在恰当的时候进行，不要干扰其他有意义材料的流动。这些干预必须是简单、直接和清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启发和思考。我们不能代替病人做所有的事情，也不能希望病人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去引导病人，引到多远，以防病人出现完全的被动和依赖。这种时候最好让病人做大部分的工作。当你在思考何时以及如何对病人进行解释时，应当把所有这些可能性都牢记在头脑中。
4.2.1.3促进移情性神经症和工作联盟的建立
分析性情境要求分析师有能力与病人建立一种关联，在这种关联中病人发展出移情性神经症和工作联盟。分析师应该具有另一项能力，即精通于保持两种对立的立场。因为促进移情性神经症发展的态度和技术和促进工作关系发展的态度和技术是相反的。这个主题已经在第3.5节被很详细地讨论过了。在这里我只重复一些主要的观点。
为了加快病人移情性神经症的的发展，分析师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分析师必须不断地使病人神经症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受挫，要求病人必须保持相对的自主。（SEE3.921）。但是如果分析师保持中立，不断地剥夺病人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他如何才能让病人在工作联盟中与他合作呢？办法之一就是恰当地保持中立和进行剥夺。过度的挫败和自主将导致分析的受到干扰甚至终止。这一点已经被其他精神分析师证实，最坦率的是LEOSTONE（1961）。FERENCZI（1930）等也指出肤浅地进行挫败和剥夺的危险性。分析师绝不能让分析性情境中剥夺和挫败的压力超过病人的忍受力。如果分析性的剥夺和中立伤害了病人。他就会中断治疗，破坏性地付诸行动，或者固着于不可驾御的攻击性移情阻抗之中。在分析师精神分析的技术规则的后面，如果隐藏着对暴露内心和参与无意识的恐惧，他就可能误用分析性中立的方法。同样，无意识的虐待的冲动会不经意地让自己采用过多的、苛刻的剥夺，他还错误地认为自己在遵守“节制的规则”。
这种技术错误产生于未被理解的反移情，这种反移情会导致不可分析情境。分析师通过他隐秘的、剥夺的方式表现出父母的角色，这样病人就不能把分析师与过去的他区分出来。为了促进病人移情性神经症的建立，分析师必须衡量病人的能力，看他们是否能够忍受分析师中立和剥夺的态度带来的特殊压力。对于自己分析性的行为对病人造成的挫折感和焦虑，分析师必须有能力加以认识和控制。可忍受的压力与不可忍受的压力的区别仅仅在于分析师行为表现上的细微差异。
现在让我们回到精神分析师与病人关系的其他组成部分中来。分析师不仅必须加快移情神经症的建立，还必须同时确保工作联盟的存在。对于分析师对工作联盟所起的作用，我已经在3.543节详细地描述过。这里我只简单叙述一些主要思想。
1、 分析师必须证明在他的每天与病人工作的过程中，他能够思考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所有行为表现，这些话和行为是值得他严肃对待，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获得领悟和理解。没有任何话或行为是过于琐碎、牵强的和无缘无故的。来诊频率越高、治疗持续时间越长、愿意为长期目标努力、很少失约，所有这些都证明分析师能够投入以获得对病人彻底的理解。
2、 帮助病人获得领悟以及为此目的所走的每一步，其前提条件是分析师对病人治疗性的承诺。作为一名分析师，他对病人的职业性帮助体现在仔细评估病人所受的痛苦、当有必要告诉病人令他们痛苦的领悟时所采取的策略，保持谨慎不去不必要地污染个人关系。
3、 分析师必须做一个向导，引导病人走进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新奇的世界。精神分析有许多奇特的、刻意的手段和规则，这些手段和规则对于治疗来说都是必要的。分析师必须在合适的时候，就此对病人进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得不教会病人如何成为一名精神分析患者。这不是立刻就能完成的事情，而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同的病人要求也不同，常常有很大的差异。比较退缩的病人需要更多的改变。在分析师对某种特殊方法的意义进行解释以后，应该允许病人有惊讶和奇怪的感觉。对病人的反应要仔细地思考，应根据病人自发的反应和对反应的分析来进行引导。
4、 分析师必须捍卫病人的自尊和尊严。他必须认识到在特定范围内双方关系的不均衡性，虽然他不能加以改变，但应该让病人了解这一点。分析师不允许采取高人一等、独裁或顾弄玄虚的态度。精神分析的方法建立在复杂的、独特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这种关系并不是反复无常、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有目的的规则设置。治疗会给病人带来特殊的困难，分析师必须重视、考虑这些困难。分析师不仅必须按照严格的科学性规律治疗病人，还必须对病人保持尊重和日常的礼节。
5、 分析性关系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复杂的、脆弱的人的困境。处在这样的情境中，专家就不能让自己的反应对病人造成影响，否则就看不清病人个人的、独特的反应。分析师必须限制和削弱自身的反应，并使之为治疗性承诺服务，这种承诺将领悟和理解做为最有效和唯一的手段。分析性气氛是这种治疗设置中的催化剂，它可以导致其他治疗因素的成功或失败。分析性气氛必须是接受性的、容忍的和有人情味的。
建立移情要求分析师具有剥夺性的、中立的态度，建立工作联盟则要求分析师必须仁慈地对待病人，我相信上面的内容简要说明了分析师应该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让我们看看其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LEO（1961）对一种称为“病人合法满足”的现象做了非常清楚的描述。我相信自己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更喜欢思考在保护病人权利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感到我们应该处理那些必须保护的基本需要，而不是处理那些有选择性的愿望。在我看来，分析师对病人的治疗承诺是一个绝对要求，是不可选择的。对病人困境的关心也是一个绝对要求。同情、兴趣、温暖、内心的限制，对工作联盟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许多作者在论述精神分析技术的时候，都认识到了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对立的关系，但是他们都不能将工作联盟概念化，将它作为移情性神经症必不可少的伴随物。例如，FREUD描述了移情友好的方面，认为这些方面是“导致精神分析成功的载体”（1912）。他在“治疗的起点”一文中说：“如果一开始不站在同情性理解的立场上，就很可能丧失了最初获得成功的机会。”（1913）。FERENCZI讨论了分析师向病人表示“良好愿望”的策略。他在“放松和新宣泄的原则”一文中（1930），描述了“放任的原则”，对这些原则的使用必须常常与使病人受挫的原则相伴随。在GLOVER对英国精神分析师的问卷调查中，三分之一的治疗师相信这样的做法是有价值的，即给予病人一些正性的、友好的、有别于职业兴趣的态度是有价值的。在许多其他关于治疗技术的作品中可以看见许多同样的想法。
4.2.2分析师的人格和性格的特征
精神分析情境要求精神分析师具备许多技巧，这些技巧不仅仅来源于他的训练和经验，还来源于他的人格和性格。如：他的气质、敏感性、态度、习惯、价值观、和智力。不管运气有多好，没有人生来就是精神分析师，也没有人能够一下子成为精神分析师。经历治疗性精神分析的个人体验（甚至只是出于对话的目的）是必要的前提。天赋和丰富的生活经历能够为精神分析的工作提供特殊的才能。虽然天赋很重要的，但仅有天赋是不够的。分析性情境对分析师有严格的情感上的要求，除非得到被分析过的性格结构的支持，否则天赋不会持久。灵感的闪现和艺术的鉴别力并不能足以照亮漫长的精神分析治疗之路。
分析性技巧和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同的人来说，技巧和特质的来源是不同的。精神分析师的技巧和特质不可避免地与动机混杂在一起，在下一节我将关注动机的问题。在这里我只列举我认为是主要特征和典型的原因。许多特质和技巧根源也许是单一的。虽然起源一样，但是这些特质和技巧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另一方面，一个单一的特质和技巧也许有多个起源。我们非常希望读者能够阅读一下ERNEST论述FREUD“性格和人格”的章节，了解对于这个问题探究的方式。（1995）
4.2.2.1与理解潜意识有关的特质
对病人的领悟和理解占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中心地位，对领悟和理解的持续不断思考的动力来源于分析师人格中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他肯定对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幻想和思维有丰富的兴趣。他一定有探究的欲望，热衷于寻找知识、原因和起源（JONES1955）。推动一个人朝向这个方向的能量来源于他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的量应该很足，而且本质上是善意的。如果分析师的好奇心太少，他就会成为厌倦的牺牲品，过于无情的好奇心会使病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分析师寻求能带给病人理解的领悟，而不是为了自己SCOPTOPHILIC或施虐的快感。（SHARPE）。只有当好奇心不再受本能的统治时，才可能有这种态度。
为了能够让自己每天毫不厌烦地倾听，一个分析师的好奇心应该包括倾听的愉快感。（SHARPE1947）。精神分析师有特殊的敏感性，使他能够区分病人在调节说话的音调和节奏时包含时微弱的情感组合，类似于欣赏音乐。根据我的经验，听不出声调的人不会成为最好的治疗师。分析师应该带着开放的心，而不是焦虑或厌恶的心去触及病人未知的、陌生的、奇特的部分。
从世俗社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对日常生活的浅薄相对冷淡，是有好处的。FREUD的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个特点。（JONES1955）。分析师应该对自己的潜意识过程足够的熟悉，谦卑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当自己成为病人时也会拥有同样的陌生感。这样，所谓的陌生感就是曾经熟悉后来又被压抑的感觉。
分析师对病人表现的最初反应应该是一种接受的态度，甚至需要一点轻信。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对病人提供的材料做充分的思考。宁愿一边被欺骗，一边顺着病人的材料向前走，也不要因为是假的而过早地加以拒绝。只有具备了延缓判断的能力，甚至是轻信的能力，才可能与病人共情，这样才可能逐渐理解病人潜在的动机。？。象侦探一样，充满怀疑的态度会使病人疏远，干扰共情和工作联盟。（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对待违法的人，很快指出他们的诡计是有帮助的。AICHHORN1957）。分析师需要一些怀疑主义，但是必须是善意的。他应该能够区分可能的现实和似是而非的现实，区分可能的但是是幻想出的现实，区分妄想和有意的欺骗，并且不要丧失对歪曲的潜意识意义的观察。
即使感到痛苦也要寻求领悟的能力和意愿、对真理的热爱，这些都产生于早期口欲内投射性的、侵入性的阴茎崇拜目的。当面对新的、非传统的、不知晓的东西时，具有这个特点的人会表现出独立的精神和聪明的勇气。在这种人身上，去理解他人的愿望已经成为了一种中立的、自主的功能。（HARTMANN1951）如果分析师没有具备这个能力，他得到的领悟要么是很有限的，要么就会对领悟产生误用，导致错误地把握解释的时机、策略和量，给病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屈辱。
理解另一个人无意识精神的能力来源于不同的技巧。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指出最重要的是共情能力，其本质是一种前意识现象。一些临床、动力和结构的特征已经作为分析师技巧的一部分在4.211章描述过了。在这里我们对导致共情的人格特质做一些思考。
共情是通过部分或暂时的认同的方式来理解另一个人的方法。为了做到共情，分析师必须与一部分自我认同断绝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丢失一些自我想象或让自我想象变得灵活一些。不要把这个与角色扮演混同起来，角色扮演是一个更为意识层面的现象。这更象“严肃地假装”的过程，即当一个人被某种艺术、某种表演、或某部小说打动时的体验（BERES1960）。这是一种用亲密的、非言语的形式来建立接触的方式（GREENSON1960）。共情是一种退行现象，与或多或少被控制的压抑有关，常常在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可以看到。（KRIS1952）。为了产生共情，获得与病人情感上的靠近，分析师必须能够很熟练地使用这些退行机制。
为了产生有价值的共情，加强对病人的理解，分析师应该对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有丰富的储备。包括熟悉文学作品、诗歌、戏剧、童话、民间故事和各种游戏（SHARPE1947）。所有这些成分组成了生动的想象和幻想的生活经验，对分析工作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假装”的世界，无论是戏剧、音乐、艺术、童话还是白日梦，能够触及到普遍的体验，将人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和意识活动和社会制度相比，这些媒介能够使人们相互之间靠得更近一些。
共情所产生的情感上的亲近感，在我们生命的头几个月就形成了。通过母亲非语言的活动、语调的变化、皮肤的触摸、示爱和看护性活动动员起来。（OLDEN1953）。由于共情起源于最早的母婴关系中，它看起来具有女性的特点。（A KATAN1960）。一个分析师如果要毫无冲突地产生共情，他必须与自己的母性成分和谐相处。JONES（1955）将这个称为分析师的精神双性。
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丧失爱的客体、没有被理解的病人，共情是建立接触的一种方法。部分的意义是尝试着归还以往丧失的接触。我个人的体验证明，最好的共情者是那些已经克服了抑郁倾向的分析师。（SHARPE有不同的观点1930）。共情对分析师有情感上的要求，要求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为了产生共情，他必须能够进行退行，然后再从退行中返回，整理得到的信息，检验他们的真实性。在共情的亲密和现实的疏远之间交替是许多精神分析师工作的特点。分析师僵化、强迫性的性格不能够让自己产生共情。压抑的冲动会让共情变成认同，这将会导致对病人付诸行动。这种人不是进行精神分析训练的合适人选，这是一条规则。（EISENDORFER1959）。
当分析师成功地理解了病人，他将面临这个问题，即如何将领悟有效地传达给病人。对解释的量、时机、策略进行评估的能力依赖于许多技巧，有一些已经讨论过了。将理解传达给病人的方式受到以下三点的影响：在特定场合中与病人的共情、对类似情境的临床判断和生活体验以及神分析理论的知识。但在这里，我想将讨论限制在那些对传达理解至关重要的、还未触及的某些特质上。
与病人谈话的艺术与社交谈话、盘问、演讲的艺术很不相同。雄辩、博学和逻辑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成分是治疗意图的潜在态度。帮助病人的承诺明显地或隐蔽地存在于所有和病人交往的过程中，从第一次会谈到最后一次会谈。对这个问题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我仍然想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我相信只有病人、受神经症困扰的病人才能被精神分析成功地治愈。那些研究生、研究者和调查人员如果不愿意成为病人的话，就不能经历深刻的分析性体验。
与这个论点相似，我认为深入的精神分析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因此，只有那些将自己献身于帮助和治愈神经症性疾病的工作、受过训练的治疗师才能够进行这种治疗。我不相信一张医学博士的文凭就能自动地使人成为治疗师，或者相反，缺乏医学博士的头衔就表明有非治疗性的态度。我相信，分析师显露出的但又有节制的帮助病人的愿望是最主要的因素，能够使治疗师建立精神分析工作必须的微妙的、复杂的交流技巧。我建议读者参阅LEO（1951）等沿着同一脉络对该问题的详细的讨论。相反的观点请参阅JOAN？？？。这个主题将在第4.23节讨论分析师动机时进一步探讨。
把领悟传达给病人的技巧依赖于这样一种能力，即将病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思维、幻想、情感转化成语言，并在病人面前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就象自己的语言一样。治疗师必须将自己的语言转化成此时此刻病人生活中的语言。或者更精确一些，必须采用病人语言的片段，即分析师在进行解释时希望病人能够体验到的语言片段。
例如，我前面提到的X教授，他受困于某种形式的怯场。这个人使用的日常词汇通常符合他的文化水平和所受的高等教育。在某一次治疗中，他对梦的自由联想显示他正在与屈辱感做斗争，这种屈辱感在他4岁到7岁这个阶段一直困扰着他。在进行分析时，他的思维主要围绕着一种羞耻和窘迫的感觉，这种感觉产生于最近的一次晚会。当时他正被介绍给大家，他不得不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当时妻子看着他的目光就好象他赤裸第站在浴室里一样。对于在所有这种场合笼罩着他的羞耻感，我希望能让他了解其特殊的性质。我对他说：“当你在晚会上被引见时，当你说话时，当你在浴室中赤裸着站在你妻子面前时，你就不再是X教授，也不是约翰•X，你变成了PISCHER。”我用依第绪语对他说，这是小时侯，母亲在他尿床以后表达嘲讽时习惯采用的语言。（英语“撒尿鬼”）
这个领悟击中了他的要害。开始有一点后退，但随即他生动地回忆起几件让他想起“撒尿鬼”事情。这不是一个智力游戏，或是肤浅的顺从。病人重新体验作为一个“撒尿鬼”的可怕的羞耻感，体验他对母亲的愤怒，因为她将屈辱感施加给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体验到对我的任何的敌意，部分是因为我进行解释的语调特别温和。当然我也感到了“撒尿鬼”这个词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痛苦的。后来当他回忆起我的解释时，他忘记了我关照的语调，结果确实变得对我非常愤怒。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段治疗，我们可以看到我用了几种解释的方法。我选择“撒尿鬼”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词能够抓住他幻想的中心。这是最明显的，而且他似乎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他的词，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现在成为他自己私人语言的一部分。这是生动的和真实的（FERENCZI1911）。我知道将要施加给他的痛苦，因此我用温柔的声音尝试着去安抚他。我确信这会造成一个冲击，但我不想让它造成过度的伤害。
在治疗中，选择恰当的词或语言和那些讲故事的人、滑稽演员、讽刺作家的做法很类似。我强调语言的灵活性比文学能力更重要。但是，这种能力应该服务于帮助人的意图，不应该在分析性情境中用于表演性的娱乐或令人厌恶的施虐。我个人的观察表明，在精神分析师中，最好的治疗师看起来确实拥有很强的幽默感、现成的智慧、确实拥有讲故事的艺术。对治疗师来说，生动、经济地使用语言的能力是很有价值的财富，就象外科医生有灵巧的双手一样重要。虽然灵巧的双手不能替代临床判断、或解剖和病理知识，但可以让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完美地而不是笨拙地完成手术。深入的精神分析始终是痛苦的，但是生手会延长或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在一些案例中则可能导致成功或失败的不同结局。
精神分析师语言交流的技巧也依赖于他使用沉默的能力。因此，让分析师能够成为病人是必要的。这需要化时间去理解病人的提供的材料。有许多时候，只有在给病人一段时间整理了自己的语言之后，才展现出重要的、有意义的内容。有些材料在最初15分钟里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到了30分钟以后，逐渐变成转换注意力的策略，或是变成了次要因素。
让我来举个例子。我前面提到的怯场的X教授，有时也有另一个强迫性的困惑，认为自己有参与同性恋行为的想法。固然，这种想法部分是暴露欲和同性恋倾向的表达，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他对女人有着巨大的恐惧和敌意的结果。在一次治疗时，他又开始谈论自己的同性恋幻想，他特别想与刚刚青春期前的男孩进行同性恋活动。在开始的30分钟时间内，我清楚地知道他在表达他的愿望：想与青春期前的男孩交往，这是在青春期前期他希望父亲所做的事情。这似乎关系到被动和主动的肛欲冲动。这个愿望在以前曾经出现过，但是没有完全修通。
当我注意到病人的叙述有些小小的转向时，我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个材料。病人现在正在谈论自己可怕的羞耻感：当时自己所有的男孩朋友都进入了青春期，都长出了阴毛、拥有长长的阴茎、低沉的声音，只有他仍然没有长毛、阴茎很小、声音尖尖的。当在房间里大家都不穿衣服的时候，他们嘲笑他，说他畸形，他感到很羞耻。现在，我开始认识到他同性恋幻想的重要功能。一方面缓解作为未发育的人的痛苦，为过去的屈辱报仇，同时也想证明自己不是畸形。正是这最后一点，被病人认可，并与治疗师一起在以后的几个治疗时段内进行修通。而这一点是在本次治疗结束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我再次强调，分析师表面显露出来的美德实际上也许会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耐心可能表现了隐藏的对病人的受虐态度。或是对强迫性漫不经心的一种掩饰。也可能掩盖分析师的厌倦情绪或思维的迟缓。当等待可以导致澄清问题或出于对长期目标的考虑时，耐心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我们的沉默通常被病人体验为一种压力。这是分析师的一种活动，根据分析性情境和移情-反移情情境的不同，对病人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LEWIN1954）。
病人需要我们的沉默，目的是紧跟自己思维、幻想、情感的细节。在一些时间内，他需要忘掉分析师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分析师真实的存在退到思维的背景中，使他能够沉浸在自己的移情幻想和情感里。根据移情反应的不同，病人会将我们的沉默感知为敌意或安慰、命令或保证。而且病人也在感受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情感和态度。对于病人的沉默，分析师应该能够不怀敌意或厌倦地加以忍耐。有好几次，尽管我一声不响地坐在病人的身后，他仍然正确地“猜到”我已经不耐烦了，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我怀疑，通过微小的呼吸强度和频率的改变，以及微小的身体的移动，病人能直觉地探察到我们的态度。
与病人进行语言交流的艺术也要求有一种感觉，知道如何把握进行解释的恰当时机。在第二卷将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我想说明把握时机牵涉到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固定的治疗时间内，什么时候进行干涉。做这个判断依赖于好几个变量。可以等到出现一个精神事件，并且对于病人的理性自我来说，这个事件是可以进行讨论的。或者当某种情感或冲动达到最佳强度的时候。最后，当分析师很清楚治疗过程中将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解释。如果知道解释的时机已经错过，那就还要等待。
时机也意味着在分析的不同阶段的什么时候以及怎样进行干预。在分析的早期，或者在第一次出现一种新的痛苦的内容时，只要情感的强度不是很大，治疗师就应该早一些进行干预。到后来，最好保持沉默，让病人的情感强度增加，以使他可以体验他情绪和冲动的真实、原始的力量。把握时机也意味着分析师要紧记，在周末、假期、周年纪念日之前给予病人不同的干预强度。
4.2.2.3与促进建立移情神经症和工作联盟有关的特质
我前面提到两种特质：有助于加强移情神经症的态度和性格特质与有助于加强工作联盟的特质。这两种特质在本质上是对立的。（STONE1961）。为了促进移情神经症的建立，分析师必须不断使病人的得到神经症性满足和保证的欲望受挫，同时他也必须保持相应的自主。其原因已经在4.213节描述过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分析师必须解决这个重要的冲突，即在给病人施加痛苦的同时与痛苦的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意味着分析师必须有能力限制自己治疗性意图，必须控制亲密的冲动，必须“掩盖”自己通常的人格。
FREUD走得更远，他建议分析师把自己塑造成外科医生，将人性的同情放在一边，采取情感冷漠的态度。（1912）在同一篇文章中，FREUD提倡分析师应该抑制自己，不要将自己的人格带入治疗之中，并引入了“镜像”的比喻。几年之后，他建议治疗中必须保持“节制”，而且“我并不仅仅指躯体的节制”。
我有意地选择了这些论述，想通过这个方法让大家知道，人们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FREUD为建立移情性神经症坚持一丝不苟、严肃的分析性气氛。但是，我不认为这精确地表达了FRUED头脑中的想象。我认为，他之所以强调精神分析技术这个特定的不寻常的方面，是因为在他哪个年代，这种技术与通常的医患关系和心理治疗习惯大不一样。
例如，在那篇提倡“情感冷淡”和“镜像态度”的文章完成的同一年，他还写了另一篇文章，他写道：只要是压抑的性欲冲动的负性或正性移情，那么这种对医生的移情就很适合被作为对治疗的阻抗。如果我们将这些冲动转移到意识层面上，就可以去除移情，将这两种情感表现的成分从医生身上分离出来；而另一个被允许到意识层面来、毫无异议的成分会在精神分析中保持下去，成为治疗成功的载体。这与它在其他治疗方法中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如果这样理解就可以解决你的疑惑了。
在提倡“情感冷淡”和“镜像”一文发表一年以后，在一篇技术论文中，FREUD写道：将病人留在治疗中，与治疗师一起工作仍然是首要的目标。为了确保这一点，除了给他时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治疗师对病人表示出非常认真的关怀，小心翼翼地清除一开始出现的阻抗，避免犯某种特定的错误，他就能够自动地形成这样一种依恋，将医生与习惯于在治疗中被深切关心的病人联结起来。如果在一开始，治疗师除了共情的理解外，还坚持另一个准则，例如道德准则，或表现得象竞争中某一方——如夫妻中的一方——的代理人或拥护者，那么很可能一开始就丧失了第一个成功的机会。（1913）
FREUD在《对移情-爱的观察》一书中，对自己所有有关技术的文章做了最为个人化的展示（1915）。在这里，我只引用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即表示他的担心以及与病人相关的部分。“如果充分掌握分析性的治疗技术，分析师就将不能再使用谎言或伪装，而这是一般医生正常情况下无法避免的；如果他试图这样做，即使是怀着最好的意图，也很可能是在欺骗自己。此外，在给病人温柔的情感这方面，即使让自己做一些很小的尝试，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能完全控制住自己，就不能在某一天有突然的收获，比我们的计划走得更远。”“分析师必须寻求的过程既不是移情也不是爱。移情-爱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范例存在。分析师必须小心翼翼，不要离开移情-爱，不要拒绝它，也不要让病人觉得讨厌。但是他必须坚决地不对它起反应。他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移情-爱，但要将它看成是非现实的，是一种治疗中不得不经历的情境，可以追溯着它寻找无意识的起源。（P166）
“当一个女人请求爱的时候，拒绝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不考虑神经症和阻抗，当一个很自律的女人承认她的激情的时候的确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但是治疗师也不可能退让。虽然治疗师很珍视爱，但是他更应该珍视治疗的机会，这是他帮助病人度过一生中决定性时刻的机会。她不得不从他那里学习如何克服快乐原则，放弃不为社会接受的、眼前的满足。要学会适应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虽然完全不确定，但在心理学和社会的角度是无可指责的。
我想以上对FREUD文章的引用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虽然剥夺和中立对移情神经症的成长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要使精神分析有效的话，分析师必须能够保持另一种品质。如果阅读了专心研究技术问题的分析师的著作，你会很惊讶地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关注过这个问题。剥夺和中立是必须的但不是足够的。我认为，一些人FERENCZI（1928）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他们轻视剥夺的价值，放大满足的重要性。FREUD（1913）讨论了对各种规则灵活性的需要；FENICHEL（1941）描述了分析师的弹性和分析师对自由和自然状态的需要。STERBA（1934）等人也有这种观点。我认为正是ELIZABETH（1956）和STONE（1961）的工作，强调并正确地将剥夺的技术方面与满足分离开来。
为了真正地理解一个病人，不只需要对病人进行逻辑的或理论上的思考。为了达到精神分析所要求的领悟，分析师必须能够在情感上投入并对病人负责。他必须喜欢病人；他应该学会延缓过分讨厌或冷漠的感情，因为这种情感就象过分强的爱一样，都会干扰治疗（GREENACRE1959）。他必须有帮助和治愈病人的愿望，他必须在不丧失长期目标的情况下关心病人的幸福。
一定数量的同情、友好、温暖以及对病人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师的办公室是一个治疗的场所，不是一个研究的实验室。我们能够感到对病人有一种确确实实的爱，因为无论他们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象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患病的、无助的儿童。除非治疗师培养他们的潜能，保护他们的自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剥夺和屈辱，否则他们将不会成熟。
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中心。一个分析师怎样才能在持续保持剥夺和中立态度的同时，同等地持续表现他的同情和关心？在前面关于如何与病人交流一节中，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在第二卷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让我再强调，我在恰当的时候会仔细地向病人解释精神分析的每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对病人来说是陌生的或刻意的。例如：当他在分析时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试着让他探索问题的原因，然后解释说，不回答问题是有目的的。这会让他的好奇表现出来，然后我补充说今后我将通常不回答问题。然而有时，如果我觉得问题比较现实，并且回答能够节省许多不相关的解释，我也会给予回答。
一个病人曾经告诉我，他与前任治疗师有一次很失望的治疗。病人梦见在一个橄榄球队担任四分位的角色。另他惊奇的是，当他们使用T形阵的时候，中锋变成了希特勒（在T形阵时，四分位站在中锋的正后方，中锋弯腰拿着球，向后从两腿之间将球传给四分位。中锋的作用就是将球从两腿之间传给四分位，四分位然后递给另一个球员或传球。）这是一个标准的橄榄球阵形，任何了解一点美国橄榄球的人都很清楚这些情况。
那位分析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人，他如果在年轻时是一个普通的球迷的话就会了解这些，但如果对此从来不感兴趣的话就不会知道。接着，病人的不确定被证实了。病人想继续他梦中对希特勒以及与他有关的特殊位置的自由联想。但他先问分析师是否明白T形阵表示的意义，因为他觉得这一点似乎对理解梦很关键。分析师不说话，病人于是勉强地解释和描述什么是T形阵、什么是中锋，等等。大部分时间被浪费掉了。当他知道分析师原本可以在一开始就说他完全知道这些（事后流露），他觉得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这么多时间是多么可惜。更重要的是，虽然分析师的行为表示他在遵循一种“规则”，他却并不了解这样做的真正目的，他宁愿让病人和自己承受一次不必要的失望，浪费了一次机会。
分析师有必要经常探询病人私密的细节，如性生活和上厕所的习惯。许多病人会对此感到十分窘迫。当我发现有必要更广泛地询问病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能感到这种屈辱感，我会讨论他的这种被降格的感觉，与他一起探索他的窘迫感，或至少表示我已经认识到揭示这些话题会给他带来痛苦。但是同时要告诉他这样做是必要的。我直接指出病人对我性的或攻击的情感；如果他在我的干预下显得过度难受，我会在稍后一些时候试着通过我的语调和语言来表示我了解他的感受，并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我并不是象哄小孩一样对待病人，但我试着确定他能够忍受多少痛苦，并仍旧能有效地接受治疗。
我努力保护病人的自尊，但如有必要告诉病人我了解他有自贬的感受时，我会做得比较宛转，尽管我也许会通过一些方式表达我的抱歉。例如，我最近在一次治疗结束前对一个男性病人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你最后能够告诉我你的想法：你爱我并且也希望我爱你。你觉得这种想法很糟糕。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来更多地探索这个问题。
如果病人又表现出以前一些旧的神经症行为模式，我会尽量控制难受和失望的情感，就如他取得巨大进步时我控制自己快乐和骄傲的情绪一样。但是如果没有感情看起来冷漠和不人道，我也允许一些情感显露出来。我通过提醒病人（或自己）我们长期目标的方法，尽力缓和病人失败或胜利的情感。
做为挫败者和做为满足者、对病人疏远和对病人亲密这些都是相互对立，为了保持在这些对立之间来回弹跳的能力和对相反的两极进行灵活混合的能力，分析师在情感上要有很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一点很重要。我并不是说反复无常或不稳定。分析性情境要求分析师在人性上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而不是非人性的僵化。分析师必须具有参与病人情感的能力，但必须具有同样的能力将自己从中分离出来。参与意味着有可能进行共情性理解，分离则可以产生思考、评价、回忆、预期的机会。分析师应该具有同情、关心、温暖，但必要时，他必须有能力转化到冷淡、疏远的观察者的位置。也有一些场合需要二者的混合，即通过精确外科手术的切除达到痛苦的内省，同时通过声音的语调表达对病人的关怀。
当我描述分析师的同情和关心的时候，我并不是指这些情感应该在病人刚刚表现出痛苦征兆的时候就明显地、开放地表达出来。我觉得应该通过分析师的工作，使这些情感在分析性情境的气氛中被病人感觉到。分析不可能在一种热烈、亲切的态度下获得成功；也不可能在愉快和自由自在的气氛中完成。更不可能在严酷、阴沉、苦恼的气氛下取得成效。分析性的氛围包括以下内容：分析师真诚接受和容忍病人一切的态度；他对所有细节（不管有多么丑陋或简单）的仔细的关注；面对棘手的问题，既不残忍又不是虚伪，而是坦诚相待。
治愈病人的愿望不能与病理性的治疗热情混淆起来。治愈病人的愿望体现在以下几点：分析师严肃的目的；对内省执着的追求；对各种专业手段的尊重，既不崇拜也不仅仅是仪式；为了达到一个远期目标而奋斗多年的意志。分析师给予病人痛苦内省的能力是分析师治疗性意图的体现，也是他关怀病人的尊严的体现。面对病人的敌意和屈辱性的爆发，分析师忍受而不进行报复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他在病人性挑逗时保持坦然自若同样重要。这并不是说分析师不应该对病人情感和幻想有反应，而是说应该将反应的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自己能够控制，从而使表现出来的反应正好与病人所需要的同样多。
分析师必须允许病人的移情不受干扰地达到最佳的强度。这就要求分析师有能力平静、耐心地忍受压力、焦虑或抑郁。所有这些只有在经历了深入的精神分析体验以及持续进行自我分析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不过，存在大量的职业性的风险，即使是最好的治疗结果也会遗留很多问题需要解决。（FREUD1937）。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直接引用FRUED的话。
“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会，以保证在对治疗非常严格的要求下，分析师仍具有真诚的同情。分析似乎是第三个‘不可能’的职业，人们预知会产生不满意的结果。另外两个职业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就是教育和政府。显然我们不能要求未来的分析师在他进行分析之前就已经非常完美，换句话说，不能要求只有少数非常完美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行业。但是，这个可怜、不幸的人到那里怎样才能找到职业所需要的理想化的证书呢？回答是，在对自己的分析中寻找。通过这个方式，他开始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做的准备。由于实际的原因，这种分析是很短的、不完善的。---
“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师对自己持续不断地关注。所有被压抑寻求释放的内容以及所有本应该被压抑的本能要求将被搅动起来。这种影响这并不令人奇怪。虽然在分析性情境中他们只威胁那些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被分析者，但这些也是‘分析的危险’；我们不应该忽略见到的这种情况。应付的方法是确定的。每一个分析师应该阶段性地（如间隔5年）多次让自己接受分析，不要为此而感到羞耻。---
“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显示‘正常’而去除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要求被‘彻底地’分析的人没有激情或没有内心的冲突。分析的工作是为自我功能确保最好的可能的心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自我功能执行自己的任务。（FREUD1937）
从前所述可以看到谦卑是分析性情境对精神分析师的另一个基本要求。（SHARPE1947）。
领悟通常是痛苦的，分析师则是这种领悟的搬运工。分析师通过坦率、同情和克制的气氛将领悟传送给病人。我所描述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即如何解决在创造剥夺的气氛和关心的气氛之间、在与病人保持亲密和维持距离之间的冲突。
我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我不将上述的看法作为一个正确无误的处方提供给所有的分析师。但是我坚持认为，除了分析师个人的不同变化外，这些对立的设置必须被加以足够的重视。分析师必须拥有这样的能力，使神经症性移情和工作联盟得到同样的成长，因为二者对形成最佳分析性情境同等重要。（GREESON1965）
4.2.3分析性情境要求的精神分析师的动机
随着讨论的进行，大家应该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分析师不可能将他的分析技巧与他的性格特性分离开来，并且二者都与他的动机有关。事实上，FREUD认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是本能驱力、体质和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FREUD的一大发现。我试图将技巧、特征、动机相互独立，目的是为了澄清和强调分析性情境的先决条件。
技巧和特质是日常临床工作中考虑较多的因素，因此我首先加以讨论。很难将动机一个个单独区分开来，因为动机起源于原始的无意识本能冲动和早年的客体关系。要精确地描述这些冲动和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太可能去证实这些东西。而且，自我和本我以后的成熟过程与经验因素一样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本能和防御有许多表现类似但其实很复杂的等级。对于围绕着某个特定动机本能和防御，只有通过对个体仔细的研究，才能发现其特殊的本质。虽然可能有些凭印象或简单化，仍有一些普遍性的思想值得加以强调。
本能驱力驱使人寻求释放和满足。自我建立后，对安全感的寻求成为另一个基本目标。所有随之而来的动机都归因于对满足感、安全感或同时对二者的追求。我将对动机的讨论加以限制，局限于我认为是精神分析师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1）分析师作为内省和理解的收集者和传递者；（2）分析师作为移情性神经症的对象；（3）分析师作为疾病和痛苦的治疗者。（FLEMING1961）。
在治疗过程中，解释、领悟和理解扮演了的核心角色，这是精神分析独特的特征。（E BIBRING1954）。分析师必须理解他的病人，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们行为、幻想和思维的领悟。然后，他的任务就是将隐藏的意义转告、解释给病人听。分析师具有通过非常亲密的方式来理解另一个人的愿望，以及获得领悟的欲望。这些都暗示着一种进入别人内心的倾向。（SHARPE1930）。它来源于力比多和攻击冲动。也许可以追溯到与母亲共生性融合的努力，或朝向母亲体内的敌意的破坏性冲动。
得到领悟也许是一种谋求无所不能的努力的残迹，或是克服对陌生人恐惧的一种方法。稍后的力比多和攻击成分也促成了寻求领悟的冲动。获取、得到、收集领悟的肛欲的意义也很明显。俄底普斯期性的好奇也促成了这种活动，得到领悟成为了儿童时期偷窥挫折的替代，被排除在父母性生活之外的延迟的补偿。（SHARPE1947）
共情是一种体验另一个人精妙和复杂性的享受，我已经强调了这一点的特殊重要性。（见4.211和4.221节）。通过共情的方法得到领悟依赖于分析师和病人认同、内融合、亲密的皮肤接触、非语言接触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来源于母亲早期的爱和看护活动。
传递领悟、成为理解的搬运工的愿望与力比多或敌意冲动有关。与哪一种冲动有关取决于解释活动被无意识地感到有帮助还是有伤害、快乐还是痛苦。将理解传递给病人在无意识中是一种母亲的行为，一种对有病孩子的喂养，护理、保护和教育活动。也可能是受精或怀孕活动的象征。通过播种小小的领悟的种子，将发生大的变化。领悟的教育在无意识中被用来作为一种与至今没有理解的东西（如丧失、爱）重新建立接触和交流的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对理解的传递能够作为一种克服抑郁态度的尝试。（GREENSON1960）。
将内省带给另一个人的冲动也许是一种修补内疚情感的方式，这些内疚情感与伤害小孩、有病的人如同胞、竞争对手的幻想有关。与此相类似，对内省的追求和传递也许和对抗抑郁一样是一种对抗恐惧的方法。分析师探索病人的未知部分目的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焦虑，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他自己的分析。（FREUD1937）
虽然这种探索决不会完成，但是我相信已经触及一些很重要的无意识的力量，这些力量能够影响一个人选择职业的动机，在这个职业中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和传递理解。我认为，一个动机的起源点不是决定价值或损害的决定性因素。最重要的是已经发生的去本能化和中和的程度。（HARTMANN1955）。
中和的等级决定在什么程度，作为理解传送者的功能能够成为相对无冲突、自主、可靠的自我功能。例如，我认为，给病人领悟是否表示喂养、护理、保护或教育对分析师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喂养、护理、保护或教育应该没有性或攻击的潜在含义，因此不要过度机动或产生内疚。
同样地，进入病人的内心是为了得到领悟显然具有力比多和攻击的前提，但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活动是否仍然与产生焦虑或内疚的幻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必须接受，由于来自本我、超我和外在世界的压力导致压抑和进步，这种升华不可能发生。因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进入分析师的意识、理性自我？？？。对反移情的知觉也许提供了另一个适应的方法在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中，是对中和没有处理好的防护功能的补充。（关于本主题不同的观点请参见WINNICOTT1956）。
过分辛苦地要求分析性工作，希望没有冲突、内疚和焦虑地得到和传送领悟这是不公平的。这些活动应该对分析师来说是愉快的。对治疗师来说，治疗性的精神分析的日常工作是困难的，经常产生痛苦。在完成他的职责时，他需要一定数量的正性的愉快，使自己保持对病人举动的活跃的兴趣和关心。倾听、观察、探索、想象和理解的快乐不只是允许，对分析师达到最佳的效率是必要的。（SHARPE1947）。
精神分析师另一个与其他心理治疗相区别的特点是特别强调医患关系的结构，以使移情性神经症进一步发展。为了加速神经症性移情反应的发展，分析师有必要用一种与其他任何医患关系都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动机推动一个人寻求一种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告诉自己对病人做一块没有反映的空白屏幕，让病人能够将过去没有解决的意象投射到屏幕上？
精神分析技术的这个方面看起来对一些分析师来说是相当容易的，这种人有孤立、退缩、？的倾向。当这些分析师不能在分析性情境要求时不能改变他们的态度，困难就出现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看到许多分析师在第一次会谈时由于必须面对面对病人而变得胆小和不舒服。他们倾向于减少初次会谈的人数，为了迅速坐到沙发后面去以达到足够的安全和舒适。在学习阶段的分析者有同样的问题，表现为却场，压抑暴露冲动和看与被泛化的攻击和性？？。沙发后面的位置给了他们不被看到地看的机会。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相当比例的精神分析师受困于显著的舞台恐惧？？。我不得不设想使精神分析成为一个吸引人的职业的动力之一是由于分析师在沙发后的隐藏的位置。通过限制情感反应和保持匿名的方法来加速移情性神经症的重要手段能够触及这个病理来源。谦虚和隐秘的感觉是类似的健康的性格特质，推动发现精神分析技术的这个方面是具有吸引力的。（JONES1955）。
决定性因素是固定、僵化和紧张怎样成为分析师的胆怯。只要他有一些灵活性，就能够克服他的胆怯，当必要的时候，不会成为真正的妨碍。另一方面，分析师强烈的未表达的暴露冲动可能会在其他方向上成为问题。对他们来说，沙发后面的位置以及对情感反应的掩饰会成为一个慢性挫折，会导致不协调行为或对病人付诸行动无意识刺激的爆发。
对病人泛化的情感退缩和远离是一种更加不好的征兆，除了是对真实治疗过程的讽刺也导致不能完成精神分析。我对讽刺的体验？？。他们需要保持距离以免因为愤怒或惊恐而爆发。这些人不适合做精神分析的工作，但是他们还在寻求这种工作，因为表面上看来这种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避免令人恐惧的与病人的直接接触的港湾。冷淡是这种病理行为通常的表现。暂时和部分地分离和冷淡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工作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加快移情性神经症成长的时候。关键在于暂时和部分。当冷淡是可控制的，就是有价值的；当它是强迫的和固定的，这与进行精神分析工作是矛盾的。
持续剥夺和挫折的能力依赖于造成痛苦的能力。围绕施虐、受虐、仇恨的未解决的冲突会导致走极端和不和谐。过度沉默的分析师，例如，也许正隐藏着慢性的被动攻击态度。（STONE1961）。在非常严厉和严肃的气氛下工作的分析师也许正默默地发泄着他们的敌意或无意识激发出的攻击，受虐性满足的一种隐藏形式。不断阻止病人寻求症状满足的能力对于建立移情性神经症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点而又不受无意识施虐或受虐冲动的误导，分析师必须能够调节他的攻击性和仇恨。就象分析师必须能够在一定的限制内喜欢他的病人，同样也必须能够在一定限制内恨他的病人。在冷淡的形式下造成痛苦、沉默、进行解释或受费，最终都起源于憎恨。非常重要的是分析师能够没有无意识焦虑或内疚地做这些，为了病人治疗性的利益。（WINNICOTT，1949）。
病人经常成为分析师幻想的搬运者；他也许象征着治疗师过去的自己或同胞或父母等等。通过这种方法分析性情境提供给分析师一个机会或多或少通过代理父母体验无意识的幻想。结果分析师无意地使用病人作为一个帮凶来扮演分析师压抑的愿望。？？更令人惊奇而又不少见的是，发现生活中十分约束自己的分析师经常有这样的病人，频繁地付诸行动和不能容忍。无意识地分析师被怀疑赞同和参与了这样的行为。
就象分析性情境设置加快病人的幻想形式，对分析师也同样如此。他在沙发后的位置不能被看见，他足够的沉默，对躯体的限制，情感的限制，左右这些都倾向于发动分析师的想象。但是最重要的情况是病人神经症性移情反应通过不同的角色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在病人心目中，他成为被深爱的或憎恨的敌人、可怕的父亲或诱人的母亲。这就是分析师的任务，让这些情况发生并只在对病人有益的情况下干预。进而，对病人放置到自己身上的性格类型进行修饰和改正，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于病人的意义。
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分析师在病人创造的戏剧中成为沉默的导演。他尽量保持病人的幻想需要的阴影角色。分析师在帮助一起创造性格，通过他的领悟、共情和知觉设计出细节。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为在当时情境下的舞台导演——一个戏剧中的重要人物，但不是演员。或者他象一个交响管弦乐队的指挥。他不用写音乐，但是澄清和解释。通过使用他创造力的想象，分析师象一个澄清者和解释者参与进病人的幻想，而不是一个同伴或激发者。（KRIS1950）。
在我们回到作为疾病和痛苦的治疗者的精神分析师的动机上之前，先讨论一些基本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大多数分析师可能会同意挑选出的分析师工作的首要的两个基本成分。：（1）象领悟的收集者和传递者一样服务（2）引导自己成为对病人的移情性神经症相对空白的屏幕。对于第三点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有相当不同的意见。分析师作为一个承诺缓解病人神经症痛苦。（STONE1961）。为了分析师的治疗意向是精神分析实践中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正确说明这个观点，我将简要描述一些关于这个争论历史的和科学的背景。我推荐FREUD（1926）的工作，作为增进理解。
从FREUD最早的分析性文章开始，医学的职业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精神分析充满敌意和好斗。那些加入精神分析运动的医生不是来自于那些传统保守的主流医生群体。我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精神分析看起来越来越被精神科医生接受，但显然并不为奇特医学领域接受。
1902年一些医生加入FREUD孤立地形成维也纳的精神分析社会。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或多或少地处于医学协会主流的外面。同时，一些早期最杰出的对精神分析有贡献的人不是医学界的：---。FREUD秘密会的五个成员中的两个是非医学界的分析师：---。FREUD自己的学术背景与一般的医生也离得很远。1926年春天THEODOR根据奥地利的法律被提出诉讼，控告他是巫师，那年下半年FREUD写了一本防止伪分析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FREUD说：“在从医活动41年以后，我的自己的知识告诉我我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我不知道在我的童年早期有任何的渴求去帮助受苦的人类---但是我很少想，我缺乏真正的医学气质并没有破坏我的病人。因为即使医生具有带着强烈情感的的治疗兴趣，病人并不能更多地受益。只有当医生尽可能遵循规则地冷静地执行他的任务，病人才会最大地得到帮助。（1926）
我认为，FREUD的自我评价是不准确的，也许是受了那时他对医学职业敌意的影响。在4.223节引用的文章中，我用FREUD与病人工作的方法努力论述一种非常清楚的治疗态度。我确实同意FREUD和其他人，医学院校的课程并不是精神分析师理想的准备，一些将部分医学训练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文学科、和文学特定地结合应该被优先。（FREUD1926）。但是FREUD承认，我也完全同意：“我一定要承认，只要这种我们希望的训练分析师的学校还不存在，那些受过基本医学教育的人是将来分析师最好的人选。
虽然有FREUD的态度，我主张分析师治疗性的意图是他的天性中重要的部分，如果他实践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不同意这种成为疗伤者的冲动是医学院可以训练出来的。但是不管它起源于哪里，这是将精神分析作为治疗的一个重要成分。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还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有效的精神分析师没有体验强烈的解除病人痛苦的欲望。我遇到过医学博士的精神分析师，他们其实是被错误放置的研究者和数据搜集者，他们的治疗效果比预期的低。我遇到过非医学的分析师，象医生一样工作，他们的病人并不因为他们的分析师缺少MD的学位而因此受苦。我应该澄清，帮助有病和痛苦的渴望指的是STONE称为坦白的、明显的治疗性的、医生式的承诺，深入的体贴的帮助和治疗的愿望（1961）。不是指疯狂的治疗热情。
精神分析并不选择治疗紧急情况，也不作为对精神病的首选治疗。当在治疗过程中发生这些情况时，通常有必要做非分析的治疗。经过良好训练的精神分析师应该为此做准备，记住如何可能保留分析情境。精神分析是一个长期的治疗；一个人的治疗意图在强度上必须低，但是必须忍耐整年的治疗。
不时地，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解除病人痛苦的愿望与分析和理解他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立的（SHARPE1947）。在其他一些时候，看起来分析师更关心保持精神分析的纯净性，而不是去提高治疗效果。（WAELDER，1960）还有另一些人倾向于强调精神分析师的被动角色，低估了治疗技术的重要性（MENNINGER1958）。描述病人-分析师的关系是一种“两党的交易”，在“第一部分党”和“第二部分党”之间。减少和模糊了精神分析师医生态度的特殊重要性。（MENNINGER1958）。
我相信，对病人来说，分析师在分析性情境中的的治疗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对病人来说，医生似的分析师是移情性神经症和工作联盟的强大的催化剂（STONE1961）对医生的想象在病人童年的记忆、幻想和情感中激起权威的、武断的、不了解的、不可思议的，拥有万能的全知的权利的父母的形象。正是医生在父母生病或害怕的时候赶来接管。正是医生有权利检查裸体，不害怕不厌恶血液、黏液、呕吐物、尿液和粪便（FREUD1926）。他是痛苦、惊恐的救助者，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人；在生命的早期由母亲完成的紧急功能。另外，医生造成疼痛，切割和刺穿肉体进入身体中每一个开放的部位。他回忆有躯体亲密的母亲，和呈现与父母有关的施虐-受虐幻想。
对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是我的论点，主要是由于对病人治疗性的承诺，才使他有可能持续使用不同的精神分析要求的“非自然”的手段，没有成为仪式的、独裁主义的、偏僻的、无聊的。我这里指这种职业冒险，如整小时的倾听，自由或不自由地联想、注意所有的细节、在沉默中倾听、表现调节好的情感反应，允许自己成为病人强烈情感风暴的目标、只为了病人的幸福干预、让自己被口头上爱而不变得诱人的或者被辱骂而不防御或反击。
这主要是对帮助和治病人物潜在的贡献，病人允许分析师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对病人情感的关爱和同情，没有象母亲一样过度保护或象一个研究者一样毫不参与。医生的态度意味着对病人基本痛苦和无助情况的不断的知觉，对以及对治疗结果必须的那些手段、过程的尊重。在评估病人病人可以忍受痛苦的程度方面，医生要比母亲、父亲或研究者可靠得多。
然而治疗师的身份分担了母亲和研究者的两个角色。（我将父亲排除在讨论之外是由于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带得太远）。我相信理想的分析师是带有母性的父亲或是带有父性的母亲。双重存在是指功能而不是指性别特征。分析性的治疗师必须与他的病人有紧密的共情的接触（母性的），这样他可以滋养他们的潜能，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了解有害和无害满足之间的差别，对剥夺忍受的限度，愿意数年等待他的劳动结出果实。作为一个治疗师他液必须能够保持他与病人之间的距离以使他能够“研究”病人的材料等，进行回忆、分类、思考、判断、建立理论、对他们进行思索。首先，治疗师必须能够容易地进入母亲和研究者的角色，他必须能够运用两种能力进行干预。但是两种角色不能公开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复合的形式表现，即治疗师。
我们现在可以最后回到原初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愿意将一生投入到对有病和痛苦的神经症病人的治疗中去。最近流行的一个笑话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几个真实的回答。RIDDLE：什么是精神分析师？回答：不能忍受看见鲜血的犹太人的医生。这个笑话的确揭示了一定的重要方面。FREUD自己论述过这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投入到精神分析这个职业中来，虽然他个人否认他们他确实挑选两个重要的治疗性态度的早期来源：“我天生的施虐性格倾向是非常强的，因此我不得不需要发展派生初的一个。我从没有演过‘医生游戏’；我婴儿期的好奇显然更接近其他方面。”
我相信导致对医生有兴趣的性前期的施虐驱力的重要角色已经被很好论述过了，在SIMMEL关于医生游戏的先导性的论文中（1926）。这些冲动可以在临床上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毁损的施虐性医生公开的行动中探察到，例如优柔寡断的羞怯的医生的反向形成，就象有负疚感的有强迫救助冲动人的弥补和归还现象。相对地被很好中和的攻击驱力在外科医生被放大，他可以做没有冲突的手术决定，通过灵巧和分配，既不会感到不适当的胜利也没有导致内疚。
力比多对治疗性承诺的贡献起源于性前期和俄底普斯期。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或意识的冲动能够象通过破坏性目标一样，通过渴望融合与接近激发出来。对医务工作的“肮脏”非常不恰当的兴趣非常明显底显露初肛欲性快感。，就象过度清洁的反向形成一样。
SIMMEL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认识到医生的角色是一个机会，可以重演对原初儿童场景性、施虐-受虐的误解。医生可以是施虐父亲性的折磨牺牲的母性病人，他可以扮演一个救助者，或者可以与受害者认同。有时候，发现医生试图将幻想付诸行动，将儿童期希望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病人。这也许是多种同性恋或乱伦。治疗得病的人也许来源于“护理”的母亲，通过哺乳孩子来减轻痛苦。
以后的一些重要因素来源于不同的防御策略。治疗病人也许象控制对疾病的恐惧，一种抵抗恐惧的活动。一个人主动地寻找那些当他被动时感到害怕的东西。（FENICHEL1939）。防御活动渐渐变为升华和中和。对知识和真理的寻求也许是一种进入未知和危险的身体和精神的冲动去本能化和免除焦虑的派生物。对受苦的人类血缘关系的情感也许也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希望反抗疾病和痛苦带来的不必要的暴政。
精神分析师于其他任何医学治疗师都不同，他与病人除了高度亲密的语言接触外没有躯体上的接触。他更象身体分开的母亲，而不是有身体亲密的母亲。（STONE1961）。进而，分析师比其他医生更多地与病人分享他的知识和发现。这一点更接近于教师的职业。
在结束关于动机的讨论时，有必要重复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向往成为治疗师的原由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于这些派生活动怎样很好地去本能化和中和。第二，如果中和不成功或只有部分成功，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原初的东西能够容易地进入治疗师的理性自我，并有责任去影响和限制？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这些冲动不止是无害的，而且还是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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