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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九讲
2002-10-03 文科楼 349
(注:今天早上一个成都的艺术家罗子丹赠送教授一份礼物)
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的欢迎,特别触动我的是艺术家所做的。也许那些艺术家是首先感到某些东西的人,也许是第一批行动者,接受他的情绪和他的理解。他想解释,很早以前就处在这种询问位置上,他自己在说、在想。我想有一个东西确实在我们之间发生,也就是能够发生。在我讨论班的开始,我讲了很多文字(尤其是字母文字)能作为一个屏幕,稍有点像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倾向:最有名的是,当我们向孩子指示月亮的时候,如果是直接的看,那么它很纯;我们同样可以思考相反的,如果看到这个指示,他就对着一个标志(非常聪明),这时文化就类似我们的手指。如果在仅有的文化中,我们就不能看到手指,只能看见月亮。人们处在我们展示的东西中,而不知道是一些人在指示。孩子自己看月亮,有可能是愚蠢的。Eidu’是“动物”的意思,它来自希腊,因此与希腊的符号有关。我们找到一个孤立的意义,它仅仅通过自己的文化看世界,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文化。他相信有一个世界,是我们展示给他们世界;在另一个水平上,我们允许知道还有另一文化,这时就允许我们知道手指的在场,就知道月亮是会随指示不同而不同。这时怎么办?这时我们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常有人说“我的文化最好”,有些人说“我找到一个文化,它更好”、“我想找到另一种文化,让世界更美”,这时,这两种人就很难达成一致。随着指月亮的手指越来越多,月亮就像被越来越多的面纱遮住了,这时我们能理解文化的力量,就会意识到世界的延续形式随着文化在发生变化。这是个危险,它使人忘记了手指指示的是什么东西,从而我们就不能有一个手指所指的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手指所指的东西在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是变化的。我到这来并不是要说我指示月亮的方法是最好的,我相信这决不是精神分析所允许的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允许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客体。所有人都有童年,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手指,所有孩子都不知道如何看手指和月亮。
这时有个时刻来了,固定了他对月亮的月光。在现代经验中,就允许他知道有不同的文化,他进入了一个情境,即他不能为自己定位。精神分析是我们在童年就具有的经验,它把我们带到童年的经验即我们不知道看手指还是月亮,同时将我们带到成年,我们知道月亮仅是人们指示的东西。这时,那种具有不独立于文化的关于客体的知识的信仰就成为不可能。精神分析允许成人在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允许我们知道主体并不仅被一个文化制造。这个主体是无意识欲望的主体,这始终是一个自在的孩子,是一个直面于他者的孩子,在没有父母、文化的保护下。在精神分析中总是性征(性欲)有这样一个位置。性欲是一个不能充分满足他者的不可能性,我们总是一个直面于不知道他者的孩子,因为月亮做了一个神秘的对象,是一个他者。性征是个生理学的相遇,并不是躯体的相遇,而是一个位置的相遇。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为了感谢艺术家和礼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忍受这个长的话语。
也许你们也稍微有点艺术家的气质,这让我讲了很多。我感谢你们的耐心,这个故事允许我给你带来一天,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结论的一天,明天就完全让你们讲了。这么说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也许你们也可以提几个问题给我;也许你们自己讨论,明早是我听,就是如此。我说今天是结论的一天,如果我想稍微展开一下指示月亮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历史涉及到我的结论。我可以停顿在讨论班的题目“精神分析与哲学”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结论说一点(用一个简单清楚的方式)。我想说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完全依赖于做哲学所处的文化,我们能够说他自己所处的文化,我们也许能说哲学就是文化,是一个在人们思考水平上的文化,是一个人们的思考(用一个直抵最终的意义的方式来思考)。为了和我刚才说的历史做比较,哲学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就是对月亮询问与我们说智慧的知识。哲学家知道他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他们所有的思考是为了改进关于手指的问题,改进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概念,试图用一个新的方式找到一个进入客体的位置。同时批评另一些哲学家,说他们搞错了哲学对象等等。最后哲学不是一个文化的寻找(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指的位置),哲学家始终处在一个他指示的人的位置上,但从来不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哲学家太聪明了,精神分析家很愚蠢,他有些孩子的胡言乱语,但他不是一个孩子。正是他把精神分析放在文化之外的位置上(相对文化来说是有点偏的位置),因此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文化是存在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但精神分析家知道一个事情,即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让人们直接进入月亮。因此这就有一个在文化中的选择,他离开了文化之间的战争,重新找到或重新将自己置于孩子的位置。正是这样,相对文化来说它处在一个斜的位置上,并不是反对文化的位置。经常地,精神分析家都是很有教养的人,重要的是他相对文化的位置。他懂哲学但不是哲学家,他自己处于孩子的位置阻止他,通过他相对文化的一种斜的位置,他斜着地穿过了哲学。如同孩子一样,他也将有一个知识:他知道他提的问题如何到达月亮,所有手指显示的并不能给他那个月亮。正是在这,他相遇他遇到的那种不可能性,引导了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的实践是解开他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引导他依赖于他的文化,是一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实践,当然也是个具体的实践,因为它始终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语言、文化中。今天我和你们在一起仅为一个理由:一个精神分析被做出来,把法国与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聚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到中国,如它没有发生,我就可能如同一个哲学家来到这里。因此我就不可能假设我能对你们讲点精神分析的。正是这个位置规定了我的言说,始终有某个东西是科学不能确定的,即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肯定、证明精神分析的发生,没有一个可测量的工具说“分析结束”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无意识的选择的维度(无意识的选择并不是抽象的选择)。所有精神分析家都说,每个人的症状都有原因,尽管这原因是未知的,正是这样才有一个症状。尽管不知道,但弗洛伊德说这是无意识主体的选择,当精神分析产生以后、它结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找到无意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证实的。当我说在法国与中国有精神分析的发生,在我言说中就有个选择的方面,因为我没有科学的确定性。如果我做了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知道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从那儿得出的后果,我自己是后果的一部分。如这精神分析没有发生,我自己不可能在今年春天到成都。在一点上我与霍大同有许多讨论,因为我有一段长时间(好几个月)的犹豫,即是否到中国来。当时我不懂在中国怎么可能有精神分析,因为我知道文化差别的不同。在中国,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秘密。我获得了很多回答(并不清楚),最后我还是做了一个意愿的决定,来到了今年春天举行的成都的研讨会。这个决定是人们跟我讲了在中国第一个分析是怎么发生的,因此,我觉得也许是可能的,于是我来到了成都。我解释一个法国的俚语:LA TOURDE BABEL(巴比伦塔),是《新约》的一个故事,是在最早《新约》开始人被创造出来稍后一点,男人和女人在犯了错误后被赶出天堂,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人汇集在一起,他们想造一个塔,允许他们抵达天堂,允许人们连接天和地。上帝发现这个塔逐渐升高,“人是太过分地狂妄了,他们在地上生活,最后想成为上帝”,这时,上帝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让每个人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就不可能交流,这时工程就停下来了,他们开始打了起来。
当我到达那个会议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法文、英文或者汉语的不同,而是如何看精神分析实践,是一个巴比伦塔,每个人都讲他的言语,这样一起来制造些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在此期间我在想,我是否有个来这里的理由,我不愿意重新加个言语。现在我在这,我在单子上做了策略,我必须讲,但怎么讲?对我来说,读那个纸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重新提出了我犹豫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的精神分析?或许仅仅有一个词而已?和精神分析在一起让我重新做了第二个选择:我向公众讲如同在公众中有那么些精神分析家,对他们提问我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有兴趣”是我仅能做的事情。所有的都是向你们展示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区别,这区别在外面看不见。不管怎样,我们有个教室,你们在我面前听什么是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差别。在这设置中没有区别,仅有的差别不在我的言语中,这个差别在我做的第三次选择中,让我到成都来。因此我对公众讲时,我不是对一个而对一些精神分析家讲,这正是我努力要做的,这是个危险的方法,因为我讲了很多哲学。我讲的东西是足够的,能让你们感到这个斜度(手指指向的方向),而是一个孩子的位置。
我们差不多是在结论上了,有一个补充,我们重新回到拉康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次让你们阅读拉康的小小的训练那里,黑板上有些拉康写的东西,在这之后还有比这表面看来更复杂的东西,但就必须通过这个图画,必须通过拉康的大指头,必须从一个点、一个边地擦过去,如同他在读弗洛伊德时做的那些事情。通过阅读你能知道指示月亮的事情。孩子阅读时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指头指的是什么样的客体”,我们必须在这个位置上。指头和月亮的历史能描述、暗示阅读,如果我们对文本有太多的信任,我们看到的只是指头,尤其是指头很粗的时候。我让你们做的是读那个文本,尽管它很厉害,但它从不能给予你们什么,从来没有,但文学就想做这个。文学不是真正的月亮,在电影中的不是真正的月亮,但它不能阻止我们哭、我们笑,而我们哭和笑是真的。精神分析不是文学,客体始终在那里,性征(性欲)始终在那里,但不能忽视它在那里。我们阅读拉康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你阅读拉康不能像IPA阅读弗洛伊德那样,而是做拉康读弗洛伊德的那样。这个正是我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个假设,使你们能解开指头对你们的迷惑,使你们能被月亮所吸引,这时你们就处在孩子的位置上,这是人真正的位置。在两个人之间,我们将把拉康的文字成是一个比较轻的工具。
昨天我给你们讲了象征与实在,我说实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知道实在,我们仅仅只能通过语言。动物并不命名事物,因为他们不认识事物。它们的知识是它们不知道的,这个知识仅让它们行动而不是讲,我们才能讲。穿过语言我们才能认识某些实在的东西。我想给予你们更多的是关于图形的东西。象征是结构的,这个结构使整体区分。结构产生差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是穿过差异能触及到某些实在的东西,如某个冷和热、高和矮、湿和干等等,我们在学校和孩子们做这些事情。拉康被弗洛伊德文本的一个段落深深触动,在这之前,弗洛伊德也被触动,这触动足够我们做个文本。有一天弗洛伊德突然看见他的外孙在一个有栅栏的婴儿床里,他不会走路。有一个小的、简单的游戏,简单用一个线,连着一个圈。弗洛伊德停下,因为孩子正在做一件事使他停下来。孩子拉着那线直到他把线圈拿到,当拿到手时,孩子就高兴“啊”,后又把圈扔出去,而把线留在手里。圈掉到了地下,在他的视野里消失,这时孩子说“哦”,又重新提回来,又“啊”,扔掉时又说“哦”……弗洛伊德看到这些,这并不是一个听,但是又是一个听,是一个爷爷用他的眼睛来倾听。有注意,拉康的能指并不是一个声音,但一样有声音如“啊”“哦”:“哦”是线圈的消失,“啊”是线圈的出现。对弗洛伊德来说,他的小外孙正在做的这个游戏实际表达的是母亲的在场和缺失。这时母亲已走了,孩子自己在婴儿床上。弗洛伊德突然发现孩子是一个孤独的时刻,母亲稍稍不在身旁的时刻。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他自己做的,并不是孩子自己做的。线圈的游戏是把母亲的在场和母亲的缺失表达出来,这时他经历了一个不可能理解。不可理解是对他母亲的在场和缺失的时刻,突然她在或她不在而不跟他说,他不能预计,因而他有紧张情绪,他痛苦,他通过一个东西来承受它——通过线圈的在场与不在场来承受。对拉康来说是小孩进入一个语言的结构,进入一个差异的过程,证据是“啊”和“哦”,对应于德文中的ZONDA(这儿)。这时孩子仅有元音,“哦”和“啊”的距离是很大的。对拉康来说,正是象征开始与实在接着,这时仍然不是制度化的语言系统。通过玩线圈,孩子讲,他在语言中,但任何一个动物都不能做这个,是一个小人被俘获在人性的三点结中。
现在我向你们展现拉康做什么仍然属于我的结论,因为我是通过文字的关系开始我的讨论的。但有一个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在我们讲一个字母文字和汉字时,就是说二者是不同的文字系统,如同我们讲的梦的文字一样,这时这两个文字是不是一样的呢?
弗洛伊德讲了梦的文字,做了一个和埃及圣书文字的比较。弗洛伊德因此用了同一个词对应于文化和梦的文字。我想讲被制度和没被制度化的文字的差别,与拉康一起,我能给你们显示,我试图去读拉康而并不是向你们重复拉康,你们能否看到这个差别。你们要稍旁边点,在拉康那儿我们都找不到被清楚给予的区分,在梦与制度化的文字间的区分。对于我来说,读拉康就必须做这个区分。我们有一个词说这文字,如果我们认为是同样的(一边是野性,一边是教养),这时我们就有了错误理解拉康的危险,这危险在法国是很清楚的,是掉在精神分析智力化的视角中。考虑拉康仅讲能指,忽视了身体的效果,但并没忽视来自身体的情绪,正是这样他讲来自躯体的言语,身体的能指等等。在我们头脑中有个文字的定义(如同一个话语的表象)使我们进入昨天关于西方哲学的图示:一边是存在,一边是LOGES。当我们使用这个文字时,人们相信拉康是使用这个文字来讲,他讲的就是那个词。如果你们离开这个观念,拉康就变得不可理解,如用哲学的观点读拉康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每个句子都不能与哲学粘在一起,这使你就完全颠三倒四。我们必须从他想说的那点出发,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而失望,最后不得不说“我完全不懂”而结束,所以我们就停在指头的吸引上,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经过,你们必须知道月亮总是在它的缺失中在场。从三点结开始他就离开了哲学,你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实践才可能理解,而仅仅用头脑理解拉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是为头脑写的。正是这样我们在读时我们感到恼火,不是通过更多的思考找到方法,而是更少思考。只有精神分析允许哲学家有更少的思考。在《拉康选集》中有“被窃的信”41页开始,曾有人讲过,但没讲后面的图的内容。我想补充一点,“被窃的信”的文本是很少见的几个文本(是一次讨论班的事,而不是一年),可能是一个或两个。63年时,他完全被排除在弗洛伊德运动之外,尽管拉康没说,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太多时间来讲历史)。那时拉康64岁时,做精神分析已经30多年了,他被排除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外。如从精神分析的政治、制度化的角度考虑的话,仅有一个给精神分析地位的要求,但拉康拒绝了这个地位。从官方来说,他不属于IPA,他不属于弗洛伊德运动,人们指责他的实践,他没有遵循治疗的标准和规范(拉康发明了自己的实践),因此被排斥。正是那个时刻他变成了拉康,当然他有几个时间使他变成拉康,而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办,他试图分析他自己作为客体的情势,这个时刻他成为一个客体,人们在争论(讨价还价)说“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的时候,他给了个公式,后来变成非常有名的LALAGA?他只管他自己,正是这样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学校的可能性。在这学校中间,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接下来拉康就非常具体地思考,他始终维持一个原则:不能让别人说他是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在考虑这个困难: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这样一个自己管自己的权力不应该让大家误会。问题就在于,肯定是一个分析家自己决定成为分析家,他自己管自己,但学校提出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权力”。正是这样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历史,现在不讲那么多了。当他被驱除而建立他的学校的时候,他决定出版他所写的全部东西,中文的是选集,不是著作集。他做了将近1年的工作,他重新读了文本,稍微修改了一下,选择了一下,他就决定通过年代顺序(从二战到当时那个年代)出版文本。法文中有几篇《关于我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53年时遇到列维·斯特劳斯后,产生三点结时,这时他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家。所有发生的是以前的事,在53年后他的话语才真正成了精神分析的话语。偶尔他写些小的导言,但有个例外——他在55年的时候讲的但却是写在56年,就叫《被窃的信》,我想你们已有些评论了。对我来说,这个文本是对作者的重新评论,他把这评论作为一个导言(这本书的导言)是说这个文本有特别的重要性,是说这文本中有个非常清楚的运作方式(RSE这三点结有一个运作),他为这次讨论班的专访写了这个导言《被窃的信》。为了重新解释他所做的,现在讲黑板上的图:
图一:
+ + + - + + - - + - - - …………
1 2 3 2 2 2 2 3 2 …………
α σ β σ σ δ……………
(注:1 代表三个是一样的(三个+++),2 代表++-或- - + ,3 代表+ - +或- + -)
拉康给了一系列偶数和对质的差别,就是这些正号、负号,这些正负的对质是偶然性产生的,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序列。在第一行中没有次序的序列。为了拥有正号或负号,就必须有一个差异起作用。这个序列并不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它更接近实在,但它又不是实在,是我们第一个能有的“抓捕”,我们就处在一个弗洛伊德的外孙的线圈的游戏当中。但有一个差别在起作用,即母亲来与走的序列是完全不知的(如++--代表在在不在不在等),是通过象征来抓捕实在的层面。这时拉康说,我给你们一个规则,重新切割实在的节奏,通过三个
+ + + - + +(注:这里有三条弧线)。这个循环不是通过一个3组。我想指出,当三次是一样的就写成1;如不是对称的,两个相同另一个不同时,就写2;当有重复时而仍然是个对称的就写3。这有一个新的链条,就再也没有两个存在,现在有三个存在,再也不是两个字母的文字,而是三个字母的文字。我想指出,《易经》就是两个字母的文字,同时也是三个字母的文字。当我们考虑连续的道(阳爻)和不连续的道(阴爻),已经不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的问题,而是一个差异。 (连续), —— (不连续),我们可以考虑这是三个部分,这三个满、两个满和一个不满,文字是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个非常强的结构,也是非常柔软的结构。通过这个我们就能找到世界的所有意义。
我们继续讲拉康。能指的这个链条在实践中重新被连接,当我们讲或写的时候,我们通过线将一个个事情连在一起,一个句子有意义是我给它一点。如果我讲的方式不清楚,我便在一个句子中停下让霍大同翻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句子的结束就可能完全改变了意义。因此就必须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就要把这些考虑成句子那样。哪些语言的句子呢?——不是制度化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不是言语的文字),是拉康关于能指链条的文字。这时我们开始感到制度化与非制度文字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不做+-的运算,它不是数学上的意义,我仅指一个不对称。Translime中,前缀是“穿过”—是意思转化的意思,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作,即把一个字母放在另一个字母的位置上,仅仅这样,仅是字母的运作,完全不考虑意义的问题。我能做三个运作(与语言),能转写(从口语变成文字),转写是我写那个没有被写的东西,在法语中转写是通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一个是按字母写,第三个是翻译,从意义到意义,不考虑声音。在这,第一水平是考虑字母(字母的产生),第二水平字母到字母,第三水平是从意义到意义。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九讲
2002-10-03 文科楼 349
(注:今天早上一个成都的艺术家罗子丹赠送教授一份礼物)
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的欢迎,特别触动我的是艺术家所做的。也许那些艺术家是首先感到某些东西的人,也许是第一批行动者,接受他的情绪和他的理解。他想解释,很早以前就处在这种询问位置上,他自己在说、在想。我想有一个东西确实在我们之间发生,也就是能够发生。在我讨论班的开始,我讲了很多文字(尤其是字母文字)能作为一个屏幕,稍有点像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倾向:最有名的是,当我们向孩子指示月亮的时候,如果是直接的看,那么它很纯;我们同样可以思考相反的,如果看到这个指示,他就对着一个标志(非常聪明),这时文化就类似我们的手指。如果在仅有的文化中,我们就不能看到手指,只能看见月亮。人们处在我们展示的东西中,而不知道是一些人在指示。孩子自己看月亮,有可能是愚蠢的。Eidu’是“动物”的意思,它来自希腊,因此与希腊的符号有关。我们找到一个孤立的意义,它仅仅通过自己的文化看世界,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文化。他相信有一个世界,是我们展示给他们世界;在另一个水平上,我们允许知道还有另一文化,这时就允许我们知道手指的在场,就知道月亮是会随指示不同而不同。这时怎么办?这时我们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常有人说“我的文化最好”,有些人说“我找到一个文化,它更好”、“我想找到另一种文化,让世界更美”,这时,这两种人就很难达成一致。随着指月亮的手指越来越多,月亮就像被越来越多的面纱遮住了,这时我们能理解文化的力量,就会意识到世界的延续形式随着文化在发生变化。这是个危险,它使人忘记了手指指示的是什么东西,从而我们就不能有一个手指所指的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手指所指的东西在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是变化的。我到这来并不是要说我指示月亮的方法是最好的,我相信这决不是精神分析所允许的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允许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客体。所有人都有童年,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手指,所有孩子都不知道如何看手指和月亮。
这时有个时刻来了,固定了他对月亮的月光。在现代经验中,就允许他知道有不同的文化,他进入了一个情境,即他不能为自己定位。精神分析是我们在童年就具有的经验,它把我们带到童年的经验即我们不知道看手指还是月亮,同时将我们带到成年,我们知道月亮仅是人们指示的东西。这时,那种具有不独立于文化的关于客体的知识的信仰就成为不可能。精神分析允许成人在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允许我们知道主体并不仅被一个文化制造。这个主体是无意识欲望的主体,这始终是一个自在的孩子,是一个直面于他者的孩子,在没有父母、文化的保护下。在精神分析中总是性征(性欲)有这样一个位置。性欲是一个不能充分满足他者的不可能性,我们总是一个直面于不知道他者的孩子,因为月亮做了一个神秘的对象,是一个他者。性征是个生理学的相遇,并不是躯体的相遇,而是一个位置的相遇。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为了感谢艺术家和礼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忍受这个长的话语。
也许你们也稍微有点艺术家的气质,这让我讲了很多。我感谢你们的耐心,这个故事允许我给你带来一天,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结论的一天,明天就完全让你们讲了。这么说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也许你们也可以提几个问题给我;也许你们自己讨论,明早是我听,就是如此。我说今天是结论的一天,如果我想稍微展开一下指示月亮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历史涉及到我的结论。我可以停顿在讨论班的题目“精神分析与哲学”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结论说一点(用一个简单清楚的方式)。我想说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完全依赖于做哲学所处的文化,我们能够说他自己所处的文化,我们也许能说哲学就是文化,是一个在人们思考水平上的文化,是一个人们的思考(用一个直抵最终的意义的方式来思考)。为了和我刚才说的历史做比较,哲学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就是对月亮询问与我们说智慧的知识。哲学家知道他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他们所有的思考是为了改进关于手指的问题,改进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概念,试图用一个新的方式找到一个进入客体的位置。同时批评另一些哲学家,说他们搞错了哲学对象等等。最后哲学不是一个文化的寻找(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指的位置),哲学家始终处在一个他指示的人的位置上,但从来不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哲学家太聪明了,精神分析家很愚蠢,他有些孩子的胡言乱语,但他不是一个孩子。正是他把精神分析放在文化之外的位置上(相对文化来说是有点偏的位置),因此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文化是存在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但精神分析家知道一个事情,即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让人们直接进入月亮。因此这就有一个在文化中的选择,他离开了文化之间的战争,重新找到或重新将自己置于孩子的位置。正是这样,相对文化来说它处在一个斜的位置上,并不是反对文化的位置。经常地,精神分析家都是很有教养的人,重要的是他相对文化的位置。他懂哲学但不是哲学家,他自己处于孩子的位置阻止他,通过他相对文化的一种斜的位置,他斜着地穿过了哲学。如同孩子一样,他也将有一个知识:他知道他提的问题如何到达月亮,所有手指显示的并不能给他那个月亮。正是在这,他相遇他遇到的那种不可能性,引导了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的实践是解开他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引导他依赖于他的文化,是一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实践,当然也是个具体的实践,因为它始终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语言、文化中。今天我和你们在一起仅为一个理由:一个精神分析被做出来,把法国与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聚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到中国,如它没有发生,我就可能如同一个哲学家来到这里。因此我就不可能假设我能对你们讲点精神分析的。正是这个位置规定了我的言说,始终有某个东西是科学不能确定的,即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肯定、证明精神分析的发生,没有一个可测量的工具说“分析结束”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无意识的选择的维度(无意识的选择并不是抽象的选择)。所有精神分析家都说,每个人的症状都有原因,尽管这原因是未知的,正是这样才有一个症状。尽管不知道,但弗洛伊德说这是无意识主体的选择,当精神分析产生以后、它结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找到无意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证实的。当我说在法国与中国有精神分析的发生,在我言说中就有个选择的方面,因为我没有科学的确定性。如果我做了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知道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从那儿得出的后果,我自己是后果的一部分。如这精神分析没有发生,我自己不可能在今年春天到成都。在一点上我与霍大同有许多讨论,因为我有一段长时间(好几个月)的犹豫,即是否到中国来。当时我不懂在中国怎么可能有精神分析,因为我知道文化差别的不同。在中国,精神分析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秘密。我获得了很多回答(并不清楚),最后我还是做了一个意愿的决定,来到了今年春天举行的成都的研讨会。这个决定是人们跟我讲了在中国第一个分析是怎么发生的,因此,我觉得也许是可能的,于是我来到了成都。我解释一个法国的俚语:LA TOURDE BABEL(巴比伦塔),是《新约》的一个故事,是在最早《新约》开始人被创造出来稍后一点,男人和女人在犯了错误后被赶出天堂,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人汇集在一起,他们想造一个塔,允许他们抵达天堂,允许人们连接天和地。上帝发现这个塔逐渐升高,“人是太过分地狂妄了,他们在地上生活,最后想成为上帝”,这时,上帝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让每个人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就不可能交流,这时工程就停下来了,他们开始打了起来。
当我到达那个会议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法文、英文或者汉语的不同,而是如何看精神分析实践,是一个巴比伦塔,每个人都讲他的言语,这样一起来制造些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在此期间我在想,我是否有个来这里的理由,我不愿意重新加个言语。现在我在这,我在单子上做了策略,我必须讲,但怎么讲?对我来说,读那个纸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重新提出了我犹豫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的精神分析?或许仅仅有一个词而已?和精神分析在一起让我重新做了第二个选择:我向公众讲如同在公众中有那么些精神分析家,对他们提问我的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有兴趣”是我仅能做的事情。所有的都是向你们展示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区别,这区别在外面看不见。不管怎样,我们有个教室,你们在我面前听什么是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差别。在这设置中没有区别,仅有的差别不在我的言语中,这个差别在我做的第三次选择中,让我到成都来。因此我对公众讲时,我不是对一个而对一些精神分析家讲,这正是我努力要做的,这是个危险的方法,因为我讲了很多哲学。我讲的东西是足够的,能让你们感到这个斜度(手指指向的方向),而是一个孩子的位置。
我们差不多是在结论上了,有一个补充,我们重新回到拉康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次让你们阅读拉康的小小的训练那里,黑板上有些拉康写的东西,在这之后还有比这表面看来更复杂的东西,但就必须通过这个图画,必须通过拉康的大指头,必须从一个点、一个边地擦过去,如同他在读弗洛伊德时做的那些事情。通过阅读你能知道指示月亮的事情。孩子阅读时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指头指的是什么样的客体”,我们必须在这个位置上。指头和月亮的历史能描述、暗示阅读,如果我们对文本有太多的信任,我们看到的只是指头,尤其是指头很粗的时候。我让你们做的是读那个文本,尽管它很厉害,但它从不能给予你们什么,从来没有,但文学就想做这个。文学不是真正的月亮,在电影中的不是真正的月亮,但它不能阻止我们哭、我们笑,而我们哭和笑是真的。精神分析不是文学,客体始终在那里,性征(性欲)始终在那里,但不能忽视它在那里。我们阅读拉康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你阅读拉康不能像IPA阅读弗洛伊德那样,而是做拉康读弗洛伊德的那样。这个正是我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个假设,使你们能解开指头对你们的迷惑,使你们能被月亮所吸引,这时你们就处在孩子的位置上,这是人真正的位置。在两个人之间,我们将把拉康的文字成是一个比较轻的工具。
昨天我给你们讲了象征与实在,我说实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知道实在,我们仅仅只能通过语言。动物并不命名事物,因为他们不认识事物。它们的知识是它们不知道的,这个知识仅让它们行动而不是讲,我们才能讲。穿过语言我们才能认识某些实在的东西。我想给予你们更多的是关于图形的东西。象征是结构的,这个结构使整体区分。结构产生差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是穿过差异能触及到某些实在的东西,如某个冷和热、高和矮、湿和干等等,我们在学校和孩子们做这些事情。拉康被弗洛伊德文本的一个段落深深触动,在这之前,弗洛伊德也被触动,这触动足够我们做个文本。有一天弗洛伊德突然看见他的外孙在一个有栅栏的婴儿床里,他不会走路。有一个小的、简单的游戏,简单用一个线,连着一个圈。弗洛伊德停下,因为孩子正在做一件事使他停下来。孩子拉着那线直到他把线圈拿到,当拿到手时,孩子就高兴“啊”,后又把圈扔出去,而把线留在手里。圈掉到了地下,在他的视野里消失,这时孩子说“哦”,又重新提回来,又“啊”,扔掉时又说“哦”……弗洛伊德看到这些,这并不是一个听,但是又是一个听,是一个爷爷用他的眼睛来倾听。有注意,拉康的能指并不是一个声音,但一样有声音如“啊”“哦”:“哦”是线圈的消失,“啊”是线圈的出现。对弗洛伊德来说,他的小外孙正在做的这个游戏实际表达的是母亲的在场和缺失。这时母亲已走了,孩子自己在婴儿床上。弗洛伊德突然发现孩子是一个孤独的时刻,母亲稍稍不在身旁的时刻。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他自己做的,并不是孩子自己做的。线圈的游戏是把母亲的在场和母亲的缺失表达出来,这时他经历了一个不可能理解。不可理解是对他母亲的在场和缺失的时刻,突然她在或她不在而不跟他说,他不能预计,因而他有紧张情绪,他痛苦,他通过一个东西来承受它——通过线圈的在场与不在场来承受。对拉康来说是小孩进入一个语言的结构,进入一个差异的过程,证据是“啊”和“哦”,对应于德文中的ZONDA(这儿)。这时孩子仅有元音,“哦”和“啊”的距离是很大的。对拉康来说,正是象征开始与实在接着,这时仍然不是制度化的语言系统。通过玩线圈,孩子讲,他在语言中,但任何一个动物都不能做这个,是一个小人被俘获在人性的三点结中。
现在我向你们展现拉康做什么仍然属于我的结论,因为我是通过文字的关系开始我的讨论的。但有一个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在我们讲一个字母文字和汉字时,就是说二者是不同的文字系统,如同我们讲的梦的文字一样,这时这两个文字是不是一样的呢?
弗洛伊德讲了梦的文字,做了一个和埃及圣书文字的比较。弗洛伊德因此用了同一个词对应于文化和梦的文字。我想讲被制度和没被制度化的文字的差别,与拉康一起,我能给你们显示,我试图去读拉康而并不是向你们重复拉康,你们能否看到这个差别。你们要稍旁边点,在拉康那儿我们都找不到被清楚给予的区分,在梦与制度化的文字间的区分。对于我来说,读拉康就必须做这个区分。我们有一个词说这文字,如果我们认为是同样的(一边是野性,一边是教养),这时我们就有了错误理解拉康的危险,这危险在法国是很清楚的,是掉在精神分析智力化的视角中。考虑拉康仅讲能指,忽视了身体的效果,但并没忽视来自身体的情绪,正是这样他讲来自躯体的言语,身体的能指等等。在我们头脑中有个文字的定义(如同一个话语的表象)使我们进入昨天关于西方哲学的图示:一边是存在,一边是LOGES。当我们使用这个文字时,人们相信拉康是使用这个文字来讲,他讲的就是那个词。如果你们离开这个观念,拉康就变得不可理解,如用哲学的观点读拉康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每个句子都不能与哲学粘在一起,这使你就完全颠三倒四。我们必须从他想说的那点出发,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而失望,最后不得不说“我完全不懂”而结束,所以我们就停在指头的吸引上,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经过,你们必须知道月亮总是在它的缺失中在场。从三点结开始他就离开了哲学,你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实践才可能理解,而仅仅用头脑理解拉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是为头脑写的。正是这样我们在读时我们感到恼火,不是通过更多的思考找到方法,而是更少思考。只有精神分析允许哲学家有更少的思考。在《拉康选集》中有“被窃的信”41页开始,曾有人讲过,但没讲后面的图的内容。我想补充一点,“被窃的信”的文本是很少见的几个文本(是一次讨论班的事,而不是一年),可能是一个或两个。63年时,他完全被排除在弗洛伊德运动之外,尽管拉康没说,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太多时间来讲历史)。那时拉康64岁时,做精神分析已经30多年了,他被排除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外。如从精神分析的政治、制度化的角度考虑的话,仅有一个给精神分析地位的要求,但拉康拒绝了这个地位。从官方来说,他不属于IPA,他不属于弗洛伊德运动,人们指责他的实践,他没有遵循治疗的标准和规范(拉康发明了自己的实践),因此被排斥。正是那个时刻他变成了拉康,当然他有几个时间使他变成拉康,而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办,他试图分析他自己作为客体的情势,这个时刻他成为一个客体,人们在争论(讨价还价)说“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的时候,他给了个公式,后来变成非常有名的LALAGA?他只管他自己,正是这样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学校的可能性。在这学校中间,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接下来拉康就非常具体地思考,他始终维持一个原则:不能让别人说他是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在考虑这个困难: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这样一个自己管自己的权力不应该让大家误会。问题就在于,肯定是一个分析家自己决定成为分析家,他自己管自己,但学校提出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权力”。正是这样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历史,现在不讲那么多了。当他被驱除而建立他的学校的时候,他决定出版他所写的全部东西,中文的是选集,不是著作集。他做了将近1年的工作,他重新读了文本,稍微修改了一下,选择了一下,他就决定通过年代顺序(从二战到当时那个年代)出版文本。法文中有几篇《关于我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53年时遇到列维·斯特劳斯后,产生三点结时,这时他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家。所有发生的是以前的事,在53年后他的话语才真正成了精神分析的话语。偶尔他写些小的导言,但有个例外——他在55年的时候讲的但却是写在56年,就叫《被窃的信》,我想你们已有些评论了。对我来说,这个文本是对作者的重新评论,他把这评论作为一个导言(这本书的导言)是说这个文本有特别的重要性,是说这文本中有个非常清楚的运作方式(RSE这三点结有一个运作),他为这次讨论班的专访写了这个导言《被窃的信》。为了重新解释他所做的,现在讲黑板上的图:
图一:
+ + + - + + - - + - - - …………
1 2 3 2 2 2 2 3 2 …………
α σ β σ σ δ……………
(注:1 代表三个是一样的(三个+++),2 代表++-或- - + ,3 代表+ - +或- + -)
拉康给了一系列偶数和对质的差别,就是这些正号、负号,这些正负的对质是偶然性产生的,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序列。在第一行中没有次序的序列。为了拥有正号或负号,就必须有一个差异起作用。这个序列并不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它更接近实在,但它又不是实在,是我们第一个能有的“抓捕”,我们就处在一个弗洛伊德的外孙的线圈的游戏当中。但有一个差别在起作用,即母亲来与走的序列是完全不知的(如++--代表在在不在不在等),是通过象征来抓捕实在的层面。这时拉康说,我给你们一个规则,重新切割实在的节奏,通过三个
+ + + - + +(注:这里有三条弧线)。这个循环不是通过一个3组。我想指出,当三次是一样的就写成1;如不是对称的,两个相同另一个不同时,就写2;当有重复时而仍然是个对称的就写3。这有一个新的链条,就再也没有两个存在,现在有三个存在,再也不是两个字母的文字,而是三个字母的文字。我想指出,《易经》就是两个字母的文字,同时也是三个字母的文字。当我们考虑连续的道(阳爻)和不连续的道(阴爻),已经不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的问题,而是一个差异。 (连续), —— (不连续),我们可以考虑这是三个部分,这三个满、两个满和一个不满,文字是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个非常强的结构,也是非常柔软的结构。通过这个我们就能找到世界的所有意义。
我们继续讲拉康。能指的这个链条在实践中重新被连接,当我们讲或写的时候,我们通过线将一个个事情连在一起,一个句子有意义是我给它一点。如果我讲的方式不清楚,我便在一个句子中停下让霍大同翻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句子的结束就可能完全改变了意义。因此就必须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就要把这些考虑成句子那样。哪些语言的句子呢?——不是制度化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不是言语的文字),是拉康关于能指链条的文字。这时我们开始感到制度化与非制度文字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不做+-的运算,它不是数学上的意义,我仅指一个不对称。Translime中,前缀是“穿过”—是意思转化的意思,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作,即把一个字母放在另一个字母的位置上,仅仅这样,仅是字母的运作,完全不考虑意义的问题。我能做三个运作(与语言),能转写(从口语变成文字),转写是我写那个没有被写的东西,在法语中转写是通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一个是按字母写,第三个是翻译,从意义到意义,不考虑声音。在这,第一水平是考虑字母(字母的产生),第二水平字母到字母,第三水平是从意义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