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地转载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的一组照片，他们和她们每年一度大大方方地、热烈地、自豪地、庆祝自己的节日。
在西方社会里把同性恋接触视为堕落、暧昧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正如性学之父金西所说：“人们对同性恋关系的（特别是男性）普遍谴责起源于大约公元前７世纪从巴比伦放逐后归来的犹太历史，而在这之前不论是口－生殖器接触还是同性恋活动都是与宗教礼拜仪式相联系的。在犹太人建国浪潮的发展中，为了试图与周围的邻居相区别，他们力图打破许多传统的与邻国一直分享的社会婚姻生活习惯。大多数犹太法典的谴责是以体现在迦南、迦勒底和非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中的各种活动的事实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谴责是作为偶象崇拜，而不是作为性犯罪。经过整个中世纪，同性恋就被视为异端了。并且对于习俗与道德观念的这种改革使同性恋迅速地变成了道德问题，最终又成为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
同性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不论哪种精神文化体系中都有其地位；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非但不绝迹反而曾有发展趋势，如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美国竟经常出现10万之众的同性恋大游行，公开呼吁“平等权利”；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表现或经历，如柏拉图、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培根等。
有关同性恋起因是生物学或心理学原因的争论在某些方面是很激烈的，但其论点都不具有十分可靠的论据。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是“异性恋恐怖”，行为学派认为是环境的影响，生物学因素认为是激素水平是否存在决定性作用，遗传学理论认为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也有人提出同性恋者大脑中视上核核团增大，细胞数目增多。
同性恋，一种或多或少的想与同性的人发生肉体亲昵关系的愿望，可以认作是自然的和生命经历中的正常变化。只有在把主要兴趣放在与生殖器有关的性行为上时，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性恋，而把所有非生殖器的性活动统统说成是违背自然的这种论点实在是太狭隘了。
在婚姻关系之外对任何其他人进行实质性的触摸或肉体接触的作法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意味着性关系，但这种作法是令人压抑的或使人们的感情变得疏远了。特别是对妇女之间的这种禁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且具有离间作用。你必须善于抑制那种突然想去亲吻或拥抱一个 同性朋友的冲动。但是当这个自然的冲动已经停止，而你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时，就会引起感觉上的冲突、内疚或不安。这种压抑会导致半自觉的反对感，引起人们对起初感到有吸引力的人产生不信任或不喜欢的感觉。当然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心理现象，通常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一个很微妙的水平上。
至于妇女，她们具有与男人不同的性唤起系统，她们的唤起是一个全身反应，而不像男人那样只集中在生殖器上。虽然有些妇女可能感到很强的性欲冲动，但是这种发生在生殖器区域的性紧张度或在性兴奋期的湿润的迹象远不如男子那么清晰可见。简单地说，妇女能够重新阐明她的性兴奋。一个男子不会不注意到他的性唤起并把它称之为色欲冲动……假如一个妇女在诸如运动比赛中或母子关系等不适当的环境下，她会比男子更容易说明这些兴奋的性质。
由于妇女并不习惯于被另一个女性所追求，所以可以假设妇女很难对女性作出积极的性反应。这往往是因为她们没有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兴奋是多么常见，而且存在着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进一步说。由于非性的交往占据了主导地位，妇女可能没有意识到或承认她们自己会成为同性的性伙伴，因此也就使所有这些吸引力自行消失了。在这一重要问题中的最后一种假设就是女性性行为的传统的被动特点。这是因为总是有人教育妇女们应由充满性活力的人来唤起她们，也就是说应等待男性来启动她们，以便能发现和解释她们的价值和性行为，的确许多妇女是通过接近男性后才发现她们自己的性感受的。当她们见到某些人性欲唤起并对她们发生兴趣时，然后她们才会决定自己大概对对方发生了性方面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于两性来说都是对的，人们是在某些人开始显示性的兴趣时才开始得到性的唤起，开始主动的活动并使对方感到具有吸引力。性紧张开始建立，很快两个人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对于妇女们来说，这种性紧张可能不会得到充分的机会来建立，因为双方都可能感到局促不安，都缺乏实际经验和不敢确定这是一种性的体验。可以假设妇女间的这种性关系一般是不会发生的，除非在这两人之间至少有一个人是能够充当积极主动的性角色的，并敢于使意义不明确的提示明确起来。如果这两名妇女都不能扮演这一角色，这种相互关系就永远不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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