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抑郁症黑箱
不同基因型的人面对生活压力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其机理的进一步研究，或将为治疗抑郁症提供新的可能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01年，全球约有1.21亿人在忍受着抑郁症的折磨，估计每年都会有5.8%的男性和9.5%的女性会经历一段“抑郁期”，或者说“郁闷期”。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情绪沮丧，失去兴趣和快乐，犯罪感和轻微的自负，睡眠和食欲受到影响，以及精力不够和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问题可以变成慢性病或者易复发，导致患者失去了每天自理能力；最坏的表现是，抑郁症能够导致自杀。
专家估计，60%的自杀行为，都与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有关。
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原本陌生和遥远的词汇，正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中国到底有多少抑郁症患者，目前尚未有准确的统计；民间的说法是，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目前的抑郁症患者也超过了2600万人。
基因和环境的双重作用
据说，人类对于抑郁症(depression)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早在约2400年前，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要揭开其中的奥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最简单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生活压力，有些人可以泰然处之，有些人却选择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不归路？
直到近年来，科学家才开始逐渐了解其中的奥秘——这或许与一种名为5-HT(5-羟色胺)受体基因的基因型(genotype)有关。更准确点说，实际上与5-HT基因的副本变异长度有关：携带短等位基因的人，不管一个还是两个，似乎都有着更大的可能成为抑郁症的“牺牲品”。
借助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帮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图尔汉坎利(Turhan Canli)等人，最近首次对基因型与环境如何同时影响大脑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这一成果发表在10月24日正式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
这项研究包括针对48名健康成年人(其中26名男性，平均年龄为25岁)进行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基于立体像素的形态测量学(VBM)实验，以及针对21名健康成年人(其中14名为男性，平均年龄为30岁)进行灌注成像和沉思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基因型的人，因生活压力导致的大脑有关区域——主要是海马和杏仁核两个区域——的神经活动不同，进而导致行为上的差异。
海马(hippocampus)是大脑中负责情节记忆的脑神经结构。临床研究表明，海马结构被损伤的病人，尽管其他的认知功能(如语言、思维等)保持相对完好，却不能形成新的情节记忆。杏仁核(amygdala)则是一个跨越大脑两侧的杏仁形结构，与人类对恐惧等情绪的处理和记忆有关。
图尔汉坎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携带短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也更容易陷入沉思，或许会进一步发展成抑郁症；只有长基因的人，显然更加坚强，不太容易陷入沉思和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从遗传变异的层面上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生活压力等体验，有着不同的反应。”他说。
该论文的第二作者，美国耶鲁大学磁共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邱茂林也对《财经》表示，这一实验深入到了神经活动的水平，“弥补了行为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张侃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基因角度进一步分析神经介质，从而明确基因定位及发病机理，“对诊断、治疗有很大意义”。
然而，正如所有的精神疾病一样，由于兼有生理和环境上的双重诱因而形成的复杂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翁旭初认为，现在就断言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仍然为时过早。北京心理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刘鷷也出言谨慎。他对《财经》记者强调，对于“所有抑郁症都一定与基因有关”的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确定性结论。
更多的担心是，过分强调携带短基因的个体易于遭受抑郁症的困扰，是否会“弄巧成拙”。因为一旦某人意识到他的基因问题使得他比常人更容易得抑郁症，可能会导致“杯弓蛇影”，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加敏感；二者叠加在一起，更加剧了他患病的可能性。
“短基因型人群，本来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足以导致抑郁症的生活压力。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比例会患上抑郁症，可能反而会成为他的压力。”刘鷷说。美国威灵基金会董事长、北京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徐浩渊博士也提醒《财经》记者，不能因为基因领域的研究进展，而忽视社会因素对于抑郁症的影响。
治疗之道
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看，由于转型期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抑郁症的危害正日益严重。目前国内关于抑郁症缺乏权威性的统计，但抑郁症已呈高发态势，在业界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共识。
一个人们常见的现实是：从媒体上、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获知的自杀事件大大增加。以北京为例，10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学生自杀；就在之前十天，北京化工大学有一学生自杀身亡。徐浩渊称，根据她做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仅北京大学就有九名学生自杀。今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三位教师自杀。
除了来自环境的压力，精神健康理念的缺失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重要诱因。据卫生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的精神病医师的总数尚不足2万人，仅占医师总数的1.2%；每万人拥有心理医生的数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精神病患者普遍受到社会性歧视。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刘华清看来，精神病医生的地位在所有的医生中也几乎是最低的，“精神科的医生经常被人看不起。”
实际上，抑郁症的影响绝不限于患者自身。因为抑郁的情绪有很强的感染力，常常会给亲人乃至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刘鷷对《财经》记者表示，尤其是在女性之间，经常出现群体癔症的情况：小集体中一旦有一人患有抑郁症，就很容易感染周围人。
目前，针对抑郁症，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仍然是抗抑郁药和心理疗法。但由于其发病机制仍未得到完全理解，要根治这一疾病殊为不易。
早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抗抑郁药品正式问世，但其安全问题以及副作用使其使用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包括选择性五羟色氨再摄取抑制剂(SSRIs)在内的第二代抗抑郁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市场，其安全性和易用性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与一般药品相比，在使用上仍然存在诸多限制。
或许，类似克他命(ketamine)这样的麻醉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精神病学家侯赛尼曼吉(Husseini Manji)，在10月1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今年8月，曼吉对18名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进行了静脉注射这种麻醉剂的双盲实验，即把按照目前的治疗方法没有效果的这些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注射克他命，一组注射生理盐水，所有患者都不知道自己注射的是克他命还是生理盐水。经过测试，注射之后，有12个患者的抑郁分数下降15%，治疗两个小时内感觉很好；有三分之一患者在一周之内仍然感觉很好。这一结果显示，这种麻醉剂对抑郁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实际上，曼吉领导的这个小组并不是第一个证明克他命具有这种疗效的。早在2000年，耶鲁大学的约翰克里斯特尔(John Krystal)和他的同事也做过相似的实验：对八名采用正常治疗方法无效的抑郁症患者进行的实验显示，其中四人感觉很好。
然而，真正把这一由底特律的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公司在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麻醉剂用于抑郁症治疗，或许仍需假以时日。“这种麻醉剂可能具有抗抑郁倾向，但是仍然需要大量的双盲实验。”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身医学科副教授李春波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目前这种麻醉剂仅仅是概念上的一个实验，还不能投入临床使用。”
北京心理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刘鷷也提醒说，使用克他命完全是一种逆向治疗法，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危险。虽然医生能够控制药量，但是存在导致躁狂症的几率。
从长期而言，或许基因疗法能够成为治疗抑郁症的新手段。耶鲁大学的研究员邱茂林对《财经》记者说，对于抑郁症与基因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认识，显然为下一步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也很可能成为新的治疗方向。
但在专家看来，目前最为有效的方法，或许仍然是及早介入，进行诊断和治疗——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疗法甚至衍生的运动疗法等，显然越早越好。刘鷷指出，早期的抑郁症虽然复发率很高，但还是可以治愈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刘华清也表示，早期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可能在20天后就有疗效。
徐浩渊博士则强调，必须给患者准确的、便捷的求助渠道以及准确的信息。要让患者明白，抑郁症并非不治之症，这样才有利于尽早诊断，从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