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3年的10月，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题名为《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的书，其副标题为“A Chinese Book Of Life”－－－关于生命的中国之书。身在异方的国度，才加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这是我当时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任何能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开始读《金花的秘密》，就在这种研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也在其中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发现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
一、荣格与维尔海姆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科茨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维尔海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荣格这样说道：“事实上，我认为维尔海姆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荣格与维尔海姆：《金花的秘密》，美国纽约1975年版，第151页）而维尔海姆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维尔海姆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就从这里入手，来探索“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意义。
卡尔•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1912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他创立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实际上已经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的原型理论，他的情结理论，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以及他的分析心理系体系，对于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国际著名汉学家，其中文名字为“卫礼贤”。维尔海姆是德国人，但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他1899年来中国，在青岛任教，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始回德国。但1922年又返回北京德国大使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任教。维尔海姆在中国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清末学者劳乃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于1922年在德国以德文出版。卡尔•荣格曾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并称其为维尔海姆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荣格是在20年代初期结识维尔海姆的，那正是荣格自己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荣格曾专门邀请维尔海姆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荣格与维尔海姆广泛地谈论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使荣格所感到惊讶的是，当荣格向维尔海姆介绍他自己对于无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时，维尔海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对于维尔海姆来说，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维尔海姆，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以上三处均引自《金花的秘密》第139－151页）
荣格深深敬佩于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自传《梦•回忆•思考》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维尔海姆的印象：“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象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603页）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象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见《金花的秘密》第150－151页）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二、荣格与《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一书，是由维尔海姆与荣格合著而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维尔海姆对中国古文献《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及注释，以及荣格为该翻译所做的心理学的评论。这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是理解荣格与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荣格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维尔海姆和荣格，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Cary F. 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各个方面来满足我们的东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荣格的评论被放在该书的前面，然后是维尔海姆对翻译的注解，然后是翻译正文；后来在英译本中，荣格建议译者将原作放在前面，其次是维尔海姆的翻译注解，然后是荣格的评论。而Cary F.Baynes的英译本（1931），则是在荣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维尔海姆还专门撰写了“原文的心理与宇宙观”，以及“本书的起源”，对书中“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介绍。维尔海姆在其中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从老子、庄子和吕洞宾，来叙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渊源；并且分析了佛学与道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同以《易经》为基础的儒学与道家的关系等。在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以及与佛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在对本书中对“道”分析的同时，维尔海姆和荣格还分析了“阴阳”和“太极”，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及其象征。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说：“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那是在1928年，我从1913年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但是所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曾为此向诺斯替教等寻求帮助，但是都不能够如愿。－－－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着我在诺斯蒂教中长时间寻找，而劳而无获的东西。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的研究结果的好的机会”。（荣格《炼金术研究》美国纽约1983年版，第3－5页）荣格在其自传中还说，“1929年，我与维尔海姆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借助于对维尔海姆的翻译的评论，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金花的秘密》一中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禅坐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其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金花也就是道家的“内丹”，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或心灵现象；而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在其独特的评论中，荣格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洲人面对试图理解东方时的困难”。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或者说是透过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在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中，都必然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而从心理学入手，也就能够对于文化的理解，提供独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荣格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的概念，以及“道”的现象和思想。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是的，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维尔海姆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因为在笔者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本身，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三、荣格与中国文化
通过维尔海姆，通过《金花的秘密》，荣格与中国文化，已经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8月，笔者曾受邀参加在苏黎士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并作了关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发言与交流，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对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荣格曾为维尔海姆翻译的《易经》写序，同时也曾为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写序，为《金花的秘密》的英译本写序等等。就出现在心理学界的西文中国文化著作而言，其中许多都会与荣格发生关系，或是由荣格撰写序言，或是有荣格的评论，或是作者会引用荣格的理论和思想。实际上这已经是表明，荣格属于国际心理学界的“中国文化权威”，是西方社会中，以及国际心理学界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和转播者。
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荣格读《老子》，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之与“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石。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他认为维尔海姆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有一种真正的理解，和真正的体验。“众人皆清，唯我独懵”，荣格自己的生活本身，实际上已经是道家思想之影响的象征和体现。道是生活，道是一种直接的体验，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对道，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理解。1935年，荣格在其六十的时候，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给大约二百名临床心理医师做了关于分析心理学的系列讲座，接连5个晚上，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理论和其思想的发展。荣格在其中的“第二讲”，与听众们进行讨论时，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见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页）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荣格曾讲述过这么一个例子：荣格与麦独孤是朋友，而麦独孤曾经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麦独孤曾问他的这个中国学生，“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荣格说，麦独孤的提问本身，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方式。麦独孤的学生向他反复解释了“道”的含义，但是麦独孤回答说，“我还是不能明白”。于是，这位中国学生带麦独孤走到阳台上，并问麦独孤，“从这里望去你看到了什么？”麦独孤说，“我看到了街道和房屋，还看到了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那学生接着问；麦独孤回答到“还有一座山”。“还有呢？”那学生继续追问；麦独孤说“还有吹拂的风”。这时，那中国学生挥了一下手臂说，“那就是‘道’”。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荣格对其听众说，这样，人们终于明白了，“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做“共时性”。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
在“道”之生活体验与理解启迪之外，最能说明荣格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要数《易经》了。《易经》作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同时，通过东西方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易经》也对于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在结识维尔海姆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那是通过Legge的早期译本，荣格自己还对《易经》进行了心理学的实验。但是，当他得到维尔海姆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开始理解《易经》。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最伟大的贡献，便在于他对《易经》所作的翻译，以及他为其翻译所作的评论。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尽管《易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而弥新，至少对于那些真正理解《易经》的人是这样。正是维尔海姆，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带给了荣格，带给了荣格和他的分析心理学。荣格说，维尔海姆所带给他的这种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不仅仅是通过翻译，而且是通过他本人在中国的切身体验，以及直接接触。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切身的体验。从1920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后来当他邀请维尔海姆在其主持的到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维尔海姆当场演示易经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在其自传中，荣格提到他与中国学者胡适的接触，也是由《易经》所引起的。荣格问胡适对于《易经》的看法，当荣格感到胡适并不象他那样热衷于《易经》时，荣格却在试图说服胡适来接受《易经》中的“预测力量”和对生活所发生的实际的影响。荣格说，“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旁观的崇拜者，或批评者；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体验到了《易经》中潜在的生命力”。（见《金花的秘密》，1975年英文版，第139页）
在《金花的秘密》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融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做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在《易经》的序卦中，有“圣人以此洗心”的论言，而这也是我自己对文化之心理意义和作用的一种理解。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除了概念性的，知识性的力量之外，其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也在于这种“洗心”的过程。那也是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念，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诚然，荣格是从中国文化中受到了莫大的启发，这启发有助于他发展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和思想；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从荣格这里获得启发呢？既然作为西方学者的荣格，能够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从《易经》和“道家思想”中，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心理学理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地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吸取心理学的营养呢？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荣格在接受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荣格与中国或荣格与中国文化，有着双重的意义，有着潜在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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