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经历与体验的报告,以“荣格与中国:对话的继续”为题目。
1994年夏天,默瑞•斯丹(Murray Stein)主席和夫人简•斯丹(Jan Stein),当时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其夫人,美国旧金山荣格研究院院长珍•科茨博士等,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来中国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托马斯•科茨博士做了“荣格与道”的报告,实际上那也是一次“荣格与中国”的对话。正如默瑞•斯丹主席所描述的:“我们以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正式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个已经向世界开放的辽阔的文明古国,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次我们与所要会见的中国学者之间的接触进展顺利的话,那么这将成为荣格心理学与中国学术界进行交往的一个历史事件。”
当时作为“对话”的主题之一,是关于对荣格的“自性”(Self)的理解与翻译。几个星期之后,默瑞•斯丹一行返回美国,但是这“对话”依然通过书信在继续。默瑞•斯丹在其“关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访问中国的报告”中,援引了我写给他的信中关于“自性”的内容:“……然而,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我更愿意用‘自性’来翻译荣格的‘Self’。自性在佛学经典中具有‘佛法之心’和‘第一真理’,也即一切事物的根源的含义;同时,就我的心理学理论(psychology of heart)而言,在自性之“性”的汉字中,包含着“心”与“生”的结合,给人以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心理本质的意象。”
默瑞•斯丹还曾这样来描述他们在1994年的那次访问:“和申荷永博士及其同事们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研讨之后,华南师范大学在他们校园里为我们举行了招待宴会。这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盛宴,所有的食物皆味道鲜美,我从未在任何其它大学吃过这么好的食物。后来也表明,它确实是我们中国之行中饮食的高峰体验。”这使我想起老子的章句:圣人之道,“虚其心、实其腹……”那便是当时对话的一种生动意象。
1996年春天,当我作为福布莱特学者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默瑞•斯丹邀请我和撰写了《荣格之道》的作者戴维•罗森(David Rosen)一起,到芝加哥荣格心理分析研究院做关于“荣格与中国”的对话研讨会。其间,与会者提出了关于《金花的秘密》一书的翻译与理解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克莱瑞(Thomas Cleary)的新译本,以及他对于卫礼贤的翻译和荣格评论的批评。
我本人是更喜欢卫礼贤的翻译。克莱瑞的译本与卫礼贤的译本所根据的中文原版本有不同,所以难免会有翻译的差异。卫礼贤是将道家的内丹典籍:《太乙金华密旨》,和带有佛家修炼色彩的《慧命经》放在了一起,合称为:《金花的秘密:关于生命的中国书》(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卫礼贤是侧重于对文字背后的理解和意义的翻译。正如荣格对卫礼贤的评价,“他把东方的精神财富翻译成了西方的意义。”荣格还说过,“卫礼贤把“道”这一核心概念翻译成意义,把意义翻译成生活,也就是实现道……”这也正是对经典的真正理解,所有典籍翻译背后的真正意义。
自我分析,当时只读了一本书,就是《金花的秘密》。我曾在“日记”中记下了阅读的体会:“……读完此书,尚未发现关于‘金花’的秘密,但是,却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那就是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仿佛之间,似乎找到了打开荣格心理学之门的一把钥匙。”而这象征性的钥匙,也一直作为梦中的意象,继续着某种内在的对话。
实际上,我个人的真正的荣格心理学学习,正是从《金花的秘密》开始的。那是一次特殊的“对话”。1993年的秋天,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附近的爱德华镇,曾有三个月的读完《金花的秘密》不久,我乘火车从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城赶往洛杉矶,在火车上做了这样一个梦:
梦中我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我坐在那里,不经意地伸展手臂和身体的时侯,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恍惚之间,似乎觉得把头扭得松动了一些……接着,扭得再松动一些的时侯,竟然把头拔了下来,放在了桌子上。我端望着那头好一会,看得很清楚,是我的头。然后,似乎是想证实一下或什么,我把那头放回到脖子上,用手摸着脖子与头的接触缝隙,感觉还好……
后来,我重新把头从脖子上取下,再放到桌子上,再度端详着它……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我要暂时离开一下,我对站在我身后的中年妇女说,帮我照看一下,这是我的头,我一会就回来。
我有几位荣格心理分析家朋友曾从不同的角度,热情地为我分析过这个梦。但对于这梦的个人理解,则是受庄子“心斋”的启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7]我把此梦称之为“心与头”的对话,那也是我的“心理学心要”(Psychology of Heart)的开始。
实际上,这也是重复了荣格的经历与故事。1924年,49岁的荣格重访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村落(the Taos pueblos in New Mexico),与山湖(Mountain Lake)酋长成为知心的朋友。荣格曾问山湖,为什么他认为白人都是疯子。山湖回答,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是用头来思想的。”对此荣格更显困惑,他再问山湖,不用头能用什么呢,那么你又是用什么来思想的呢?山湖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说,我们在这里思想。
荣格说:“我顿时陷入了一阵长时间的沉思……山湖的话犹如醒钟的鸣响,呈现出了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事实。一种不可名状却又倍加熟悉的感觉缓缓从内心涌现。”于是,这也是生动的“头与心”的对话。
实际上,这“荣格与中国”的“对话”,正是从荣格本人那里开始的。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的第一章中,荣格讲述了他自己童年的一个故事:
“在墙边的斜坡上,有一块凸起的石头,那是我的石头。当我独自一人的时侯,我经常坐在那石头上,进行这样一种想象性的游戏:‘我正坐在石头上,这石头在我的下面。’但是这石头同样也能说‘我’,同样也能这样想:‘我正躺在这斜坡上,他正坐在我的上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我是那个正坐在石头上的人呢,还是那块被他所坐着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茫然,于是我也就站起来,想着弄清楚现在到底谁是谁。答案总是模糊的,一种好奇梦幻般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虑。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这块石头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坐上几个小时,幻想着它给我的谜一般的向往。”
这也是生动的庄子梦蝶的物化体验:“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中国有句古话,把这种超时空的交流与沟通称之为“神交”,那么正可以形容荣格与中国的缘分。
大家都知道荣格绘制曼荼罗的经历及其心性体验。他在其传记中曾这样说,“我是事后才逐渐地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荼罗。”荣格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话说:“‘成形、变形、永恒的心灵的永恒的创造。’而这便是自性即人格的完整性。”于是,对于荣格来说,他的曼荼罗,也就是深层自我的表现与反映。这种表现与反映,所带给荣格的,就是其对于自性化道路(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的领悟。
荣格在其自传中说,“几年之后(1927年),我由于做了一个梦而使我对有关这个中心及自性的想法得到了确信。我可以用我称之为‘永恒之窗’的一幅曼茶罗来表示其本质性的理解。这幅画后来印在了《金花的秘密》一书里。一年之后,我又画了一幅同样的曼茶罗,在此画的中央处则是一个‘金色的城堡’。这幅曼荼罗画完后,我问自己道:‘为什么这么象中国画?’我对于其形式和色彩的中国感觉印象深刻,尽管其外观上并没有任何中国画的东西。但是我却深感它与中国的联系。于是,接着就发生了奇妙的巧合,我收到卫礼贤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部论述道家炼丹术的书稿,标题也正是《金花的秘密》。他还要求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即刻如饥似渴地来阅读这书稿。因为书中所述对我关于曼荼罗以及自性作为中心的想法,给予了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了我孤独的第一件事。我慢慢感受到了一种共鸣,我终于可以与某件事和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荣格在其自传中明确的表白,是卫礼贤以及卫礼贤所带来的中国影响,帮他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为了记念这一特殊的富有意义的巧合事件,荣格在其所画的留给他深深的中国印象的曼荼罗的背后,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1928年,当我在绘制这幅曼荼罗,表现那金色古堡建筑的时侯,卫礼贤从法兰克福给我寄来了这关于黄色城堡,不朽身躯之源的古老的中国文献。”荣格称其为“共时性”,包括他与卫礼贤的相遇,那是他与中国的对话也是缘分
荣格曾学习过汉语,深受汉字中丰富意象的吸引,称其为“可读的原型”。他也在其生命的特殊时刻,呈现其所学习的汉语的意义。据汉德森(Joe Henderson)博士讲述,1958年他最后一次看望荣格的时侯,荣格带他去花园,在一棵从中国进口的“银杏树”下(是苏黎世研究院的学生送给荣格的礼物),安放着荣格为托妮•沃尔夫(Toni Wolf)所刻的纪念碑。在一块不是很大的石头上刻着四行汉字。荣格告诉汉德森汉字是从上往下阅读的,这四行字写的是:
托妮
莲花
修女
神秘
我们都知道托妮对于荣格的意义,她呼应了其内在的阿尼玛,也是其终身的友伴与爱人。这也是荣格理解与使用汉字的记录。
根据劳伦斯•冯•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的回忆,他在荣格去世前不久还有与荣格的一次长谈,荣格直到晚年都仍然在石头中寻求某种思念与寄托。在他为爱玛•荣格刻的石碑上,使用的仍然是汉字:“她是我房屋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