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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认知、记忆、象征化和语言:对波士顿转变进程研究小组的评论

Jonathan house 2011-7-11
李莉 译

关系认知记忆象征化语言:对波士顿转变进程研究小组的评论

Jonathan house/Stephen Portuges

李莉

 

婴儿的认知是以现实的客体为方向的(即人际现实),这个结论是婴儿观察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Daniel  Stern的著作是这个改变我们对人心智发展看法的理论的核心。而Edward Tronick的贡献则几乎与其有同等的分量。他著作中对”still  face”的分析改变了我们对婴儿与其看护人共享感知的看法。

我们刚刚开始着手研究这些有关婴儿心智发展的理解对于后期心智发展、认知心理学、心理理论和包含精神分析的精神疗法的重要性。虽然BCPSG(波士顿转变进程研究小组)涉及了动力系统理论(注1),他们论文的影响主要来自这些对发展过程的透析。与其之前的文章一样(Stern  et al. 1998), 这篇文章尝试把婴儿心智发展的结论应用到关于成人精神分析方法的理论中。其推断在理论上引人入胜且多处符合人们直观看法,但也有几处令人疑惑的跳跃。本文将深入讨论这些跳跃。

正如他们之前的集体创作,在他们的新作中,他们表述的文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有条件的。他们想“阐述那些未被充分认识的精神分析过程的程度”。“因为这些是较不为人所知的”,他们“对突变事件。。。,不想设立一个错误的比较,[]去探知比[理解]更重要的因素”。(Stern  et al. 1998, p. 904)因为被提到的方面触及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所以上面谦逊的文字使某些问题变得模糊。在他同样主题的新书中,Stern  (2004)写得更加精确且深远:“这个旅途的目的是转变你对在一个精神疗法过程中将发生什么的认识,从而改变你如何理解它和你将在其中做什么的看法。”(p.  xii)BCPSG的文章中,最具革命性的思想是用生活常识和已建立的科学学科来描述的。例如,在我们所讨论的文章中的“摘要和结论”,那种深刻的疗法意味着:“你可以说随意性是一种两人心理,而自由联想则是一种单人心理。”在没有质疑自由联想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读懂这样的句子是困难的。尽管有所提示,波士顿小组的文章并没有明确提出,也较少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

在他们的开头章节,他们写道:“我们做以下的假设:大多数有意义的情感上的和精神疗法相关的生活经历是在下意识的固有知识的区域展现的。”这句听起来并不与常识相左。但对波士顿小组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对可算作人们相互交流的普遍属性的声明。它实际上是既广泛又可被质疑的潜在关系认知的性质的核心。

潜在关系认知(IMPLICIT  RELATION KNOWING

IRK这个概念是BCPSG理论的中心。IRK“指对个体间既非焦点关注又非有意识的语言体验的表征描述”。“模糊的目的性”和“共同的意图方向”是 随意性中的两个相对的方面。IRK的本质是以随意性为特点的一种“本地级别(local  level)”。IRK还可指分析师和成人分析对象间互动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对IRK的阐述是“非象征化的”(Stern  et al. 1998, p905).这点是波士顿小组的论据的根本:如果IRK在本地级别不是被象征化了的,那么它可以从诸如叙述性,精神动力意义,压抑的动机和潜意识幻想等一系列的熟知概念中被根本独立地分离出来和分析。我们认为波士顿在此处已经离题。

IRK在本地级别是非象征性的这个看法并没有被发展丰富成为论据,而只是通过两个类比来表明的(注3)。第一个讲的是成人的IRK可被看作是婴儿IRK的平行对应;第二个是说IRK被看作是一种形式的过程性知识。这些类别被描述成是不证自明的,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他们模糊了关于成人中IRK的重要问题。

波士顿小组把IRK定义成“如何与人相处的知识”(Stern  et al. 1998),且举例指出“ 婴儿怎样学会在生命早期了解何种显示爱意的方式父母会欢迎,何种又会被忽视”  (p. 905)来印证这个概念。这正是与成人IRK作类比的婴儿的关系认知。这样的类比默认了语言的发展以及性和攻击的驱力,都没有被融入“如何与人相处的”精神预期和体验之中。与波士顿小组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成人和婴儿获得、存储或展示IRK的途径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不合情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决定成人潜在关系认知的心理过程是受动机、感受、防御、语言的获得、心灵结构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对客观存在的意识的影响而改变的。

婴儿观察表明象征能力可能早在生命中最初的两个月形成。在《婴儿的人际关系世界(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一文中,Stern在对最早期的“自我感知”有以下的描述:“因此婴儿显示出一种天生的综合的能力……从一种感官形式中接收信息并将其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另一种感官形式……它包含一种向尚属神秘的amodal  representation的编码过程。这种过程可被任何的感官模式所识别。”(1985,  p. 51) 这样的能力被恰当地理解成后期整合于成人象征功能的一种象征思考的形式。我们的确可以说Stern的“新自我意识”包含象征能力。

BeebeLachmann的新书(2002)使我们想起在1937年以前Piaget已经揭示了象征思维在婴儿的第九到十二个月间产生。在总结了大量的实验和观测数据后,他们认为婴儿的能力和相互交流“早在第三到第四个月生成。。。一种丰富的、可被分辨的、被记忆和被期待的经历体系。”(p.  84)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能力和经历看作是非象征的。相反的,他们与和基于语言上的象征以及Bucci  (1985)称作的“非语言象征”一起处于一个发展的统一体之中。若果真如此,那么与之平行对应的成人IRK能力和经历一定也是被象征了的。

波士顿小组所用的另一个类比将成人的IRK和过程性知识相联系。为了阐明过程性知识的概念,我们看以下1999  JAPAWesten的评论文章《潜意识过程的科学状态(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Unconscious Processes)》摘录。他把“潜在的与明确的思维和记忆的区别”定义成“能被有意识地提取和处理的思维和记忆,以及没有被意识觉察的行为表现之间的区别”。

认知科学家现在的主流意见是人类的思维和记忆至少涉及两个系统,一个是有意识的(称作明确的),另一个是潜意识的(称作潜在的)。外在的记忆涉及有意识的提取诸如童年记忆或朋友名字的信息,而潜性的记忆则涉及那些在行为中可被观测到的但不能清醒意识到的记忆。其中一种潜性记忆是过程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尽管大量的过程性记忆是潜在的,一些例如解决问题策略则实际上是明确的。)它指的是过程或技巧中“如何做”的技巧:掷球或弹钢琴中涉及的肌肉运动的复杂记忆是曾经高度集中注意力学会的,或者诸如和其他人交谈时站多远,在那些微妙的社会规则中,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技巧。人们通常不能讲出它们如何完成这些过程,而当他们尝试这样做时,他们对如何操作看似符合事实的解释却时常是不正确的。。。

另一种尤其和精神分析相关的潜在记忆是联想式记忆(associative  memory——在意识之外控制心理过程和行为的联想形式。[pp.  1065-1066]

在这段对记忆研究的记述当中,有三点是需着重强调的。第一,过程性记忆只是一种潜在记忆。联想式记忆也是潜在的,还有那些在动力潜意识名下的心理现象也是如此。第二,任何与潜在思维和记忆相关的都不一定是非象征化的。第三,过程性记忆本身的象征化既可以在清醒中又可以在潜意识下:它只是某种不能言传的心理过程。(注4

IRK表面上可被看作是过程性认知,但把两者划上等号是不正确的。而这看起来是波士顿小组在文中所做的。这样的等式使得他们可以把“本地级别”的许多现象“解释”成过程性认知。IRK是过程性认知这样的观点致使作者无视IRK可能不仅仅涉及过程性记忆的可能性。任何形式的成人IRK可能需要联想式记忆和/或那些有时被称作动力潜意识的潜在记忆(多重动机相左的“潜在”记忆)。

即便接受潜在关系认知可被简化成过程性记忆的观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表现性和象征性的概念对立。波士顿小组断言IRK是在心理表现的但却是不能被象征的。对他们而言,过程性认知既非文字性的非象征性的(注5)。然而,只有那些如涉及生成语法或三维视觉的特定技能和特定过程是非象征化的。大多数被正确称作过程性认知的是能够被象征化的,甚至是在清醒的情况下。举一个日常的例子,设想以下场景:某人这样回答了一个问题:“向右转穿过那个大厅,上楼,它是你左手边的第一个门。”不仅是方向,而且其余所涉及的过程和技巧也都很好地用声音和视觉标志所表达了——用文字和姿势。

同其他作者一样,波士顿小组用骑自行车这个日常生活的经历来解释过程性认知  (Stern et al. 1998)。我们能够领会其中的道理是尽管你知道如何骑自行车,可你无法用语言叙述其中的过程性认知。你被启发来体会:这样的感性认识即骑自行车在某种方面是不能被象征的——找不到一个“语言/象征的标志”。因此这样的感性认识与动力意义和潜意识幻想等不同。如果把骑自行车的例子换作另一个难以言传的日常生活的体验——做爱(注6),那么这样的感性认识是显然可被质疑的。尽管诗人和小说家对于想给出逼真的性爱文字描写已经绝望,但精神分析师从有利的角度确定性爱中的技巧和过程是在清醒状态和潜意识状态多重被象征了的。

事实上,如果想用所涉及的过程性认知,说明在表达感情的有意义的生活经历中,骑自行车没有被象征,那么这骑自行车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例子。骑自行车被短语(语言/象征标志)——骑自行车——精确地文字性的表达。当一个人的女儿大声喊:“看,爸爸,我在骑自行车”,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即使在骑自行车中所涉及的过程性记忆没有被“象征”,对于父女而言,这种“表达感情的有意义的生活经历”饱含了象征性。

虽然过程性和其他形式的潜在认知显然在“表达感情的有意义的生活经历”之中起到作用,但不应因此断言他们与语言和幻想的功能是独立的。当波士顿小组写道“除对内在无意识和被压制的潜意识的贡献以外的尝试探索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他们在说原则上把潜在认知从“有意义的生活经历”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是可能的。那也许是可能的,但它类似于把单词的拼写与它的意义剥离开来。这在某些场合是恰当的,但却鲜见于生动的文学著作。

作者给与IRK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它和移情是等同的:“同伴双方在相遇时所持的潜在关系认知,即移情与反移情。”通过把这种等效放于一个从句,作者遮蔽了用移情来表达某种与幻想、叙事和象征相独立的事物的新颖性。在指出了IRK与移情的一致性之后不久,作者又说IRK“在每次相关的相遇中,在一些微小的方面,自动或隐性的更新。。。”更谨慎的观点可能会关注IRK(移情)如何阻止、拖延和歪曲那些原本会发生的“更新”。“更新”看起来意味着IRK在朝相关遭遇的“现实情况”方向的转变。果真如此,只有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理解都基于真实的感知且对幻想和歪曲相对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自动更新才是可能的。这也许符合婴儿的情况,但它不适用于那些有精神创伤(显性和潜在的)和幻想(清醒和潜意识的)而将过去与现在经历混淆的那些成年人。对成年人而言,所谓的自动化可能更倾向于重复加强而非“更新”。的确,我们对跨代精神创伤从父母到儿童传播的认识是以重复的倾向性而非潜在关系认知的更新为中心的。

随意性、模糊意图和本地级别

作者指出“新的概念性的和描述性的途径需要新的术语。。。”这无可厚非,但格外重要的是这些术语被清晰的定义,尤其是当日常用语被用作专业用途。这里有一些关于作者对新术语使用的未予回复的疑问。例如,关系移动(relational  moves这个概念以我们看来可被简化理解为“被推动的涉及对方的行动”。类似的,新术语随意性(sloppiness)模糊意图(fuzzy  intentionalizing)看似仅被赋予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复杂性和两人交流之间的困难。在任何一处,人们都会自然地思考“随意性”和“模糊意图”与以下三者的关系: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在同伴双方对各自的行为有多重有时甚至相互抵触的动机情况下的交流、意图的浓缩与感情转移。

当本地级别这个概念被甄别出来但又注明“不是[用来]代替在更宏观层次传统的精神动力的描述”(被着重强调),问题更令人费解。这个本地级别是与“精神分析结构的背景和宏观分析”相对比的,而且有一种以后“将本地级别与更广义的精神动力学的意义和叙述的级别合并”的提议。波士顿小组这里再一次指出那些发生在本地级别的,其中包括大多数有益的,应当被认作和精神动力的意义、冲突、幻想和叙述等类似的概念,是有重大意义的相对独立的。但意义和叙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宏观的”?一种简单的感知能够被潜意识的幻想所改变已不再是新发现。回忆一下Arlow的那个“复仇的娱乐幻想”的病人把一间他熟悉的商店标牌中的实际读作“Meader”的词看成是“Murder”(谋杀)(1969p.  9)。同样的,人际间最微小的交流也可能充满了意义和幻想,这在临床经验中是很常见的。

共同的目的方向、压抑作用、方法的目标和改变的种类

对波士顿小组而言,“共同的目的方向”(SID)是转变过程的核心。SID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中(Stern  et al. 1998)被称作是一个“相聚的时刻”(注7)(MOM)。SID和解除压抑作用这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他们的文章中的一处他们对案例材料的评论中,SID似乎其实是一个方法的目标:“当分析师通过压力‘了解’患者的意思的时候,[那个患者]自己也对其意思更加清楚。。。”强调“共同的目的方向”的益处的看法在同婴儿交流时可相当自然的产生,但在分析师的诊室中就会遇见问题。方法的重要问题是“成功加入一个目的方向”是否会是有害的,或非理想的,或是有辩护的作用,抑或是移情——反移情的法则。作者的附加注释在这里引人关注:“并非每一个能够被一起创立的方向都对患者有疗效或是有帮助的。但这属于治疗功效的方法和概念的范畴,并不在本文所考虑的范围以内。”这令人遗憾。这是因为,在他们文章是对方法理论贡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基于什么又是在何种情形下做出它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判断。或许有一种方法理论或“治疗功效的概念”不需要这个分析师来做出鉴别。但如果对有疗效和有害的干预的区分是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它必然涉及象征化和概念性思维。同样的,当一个临床医学家确信共同的方向并非“有疗效或有帮助”时,任何用来抵抗加入或重新定位这样的一个SID会承载着概念性思维、语言、和象征。

作为给人印象深刻的临床材料文献,BCPSG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在他们的患者中引导出有益的变化。一个关于那些治疗的变化,对方法理论的意义的重要问题产生了。前文提到在SID的时刻中,精神分析师“了解”到了患者的想法。当我们在对那一时刻治疗价值和分析师对他的患者的理解的肯定的同时,我们还可作以下推测:在那特定的SID时刻,分析师所“了解”到的只是患者总体上的意图;但在关系移动上,分析师并没有同时“了解”到患者的相互冲突的意图。例如,患者在其他时间或“在另一级别”可能并不想具有甚至恐惧“健谈能力”。在当患者的主要想法是变好时与在患者并不想向有疗效的或是有帮助的方向转移时相比,强调SID的方法可能在前者发生的时刻更加有效。在前者的时刻中,对两人交流的模糊、随意和不确定方面的强烈的、非审判性的坦诚可能是绝对必要的和足够了的。在后者,还可能需要借助其余的途径。

这里的问题并非体现成解除压抑作用是帮助人们的唯一途径的这一观点是对是错。它显然是错误的。甚至在治疗范围以外,人们在改变,问题被解决,所渴望的能力被获得。婴儿、儿童和成人发展、成熟和学习。帮助和治愈不仅仅是受精神治疗也受教学、爱、友谊、转变经历(James  1902)和命运(Freud  1895, p. 305)及其他方面的促进和影响。一些涉及解除压抑作用的转变是没有治疗师参与的。自从Strachey1934年的那篇经典文章,治疗的行为被归因于解释和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对于波士顿小组而言,相聚的时刻SID是追求一种潜在关系认知的治疗性的修正。对他们而言,这正如解释意在将潜意识意识化(注8)。SID既是“干预”又是机制。它们两者都被归因于针对关系的治疗行为的变化。在他们的第一篇文章  (Stern et al. 1998),他们运用“外在(公布)的”心理表现和“内在(过程性)的心理表现间的区别来描述“相聚时刻”和解释的效果之间的不同。

对不涉及解除压抑作用的精神治疗变化的强调,引出了一个问题:何种患者和什么样的课题以及治疗时机需要解除压抑作用,而何种情况又需设立其它目标。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一种能通过结合诊断和所需改变的本质来指导我们方法的理论。我们需要改善我们的精神分析的疾病分类学,我们的与数字命理学DSM相对且必定起源于病原学的弗洛伊德DSM。对以下两种病症:那些治疗上需要着重强调意在解除压抑作用(和结构转变)的解释性方法的病症,和治疗重点应在提供促进心理化(mentalization)(注9)或培养其余优良的认知和感情能力的教育经历的干预的病症,一个恰当的疾病分类学可能会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即时理论的潜在危险  (Potential Dangers of Present-moment Theorizing)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指出,对婴儿而言,构成关系认知的心理内容和过程是重要的可象征的。语言、心理结构、驱力、感情、防御和客体关系改变了隐含在表达感情的有意义的生活经历中的心理内容和过程。因为如此,对将早期版本的IRK外推到成年人,我们一直持怀疑态度。最后,我们已经点明了向过程性认知作类比的局限性。

在那篇“更多事物”(Something  More)的文章发表后的六年里,它被广泛阅读、教学,且广具影响力。我们讨论的这篇文章预期在该领域会有更多延伸和影响。因此,我们试图精确的表述我们的疑虑。同理,我们想以较缓和的语气提出更深层的疑问。

BCPSG的这篇文章揭示了非基于语言的人类交流的一个方面。哲学Jerry  Fodor说过尽管其余的动物可能也有语言,人类是唯一真正擅长的种群。Fodor说的当然是正确的,可人们也会问,“语言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作答如下:通过对个人和社会知识的代际传递,语言起到了保护历史的作用。换言之,语言使文化的积累、复制和传播更加容易便利。言归正传,波士顿小组的即时理论有放弃个体“文化”的风险。其中的文化是与语言和被压抑的(作用)相结合并从中构建出来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化比现在时的权威和它的受害人的“相互共同建设”高级不了多少。前文提及的即时理论是此观点理论的类比。这样的理论将历史在社会和心理领域的重要性最小化。像潜在关系认知和“当下时刻(present  moment)”这样的概念是有部分诱惑性的。这是因为他们试图最小化那些从压抑中产生的潜意识里非自我动机的根本特异属性。压抑和(前)意识之间的关系必然涉及过去。这是时常被详述作随后性(apres  coup的复杂的双向暂时性。只对潜意识的而不包含被压抑的事物的关注则将失去对个人有影响力的过去丰富经历的重要方面的追踪。

与之对比的是,以Guy Debord (1994)Sigmund Freud分别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家和精神学理论家认为历史和现在的双向的暂时构成了人类本质。对人类而言,过去是现在的灵魂;对个体而言,压抑是意识的灵魂。Daniel  Stern (2004)为他的新书《当下时刻》写了一段篇首格言:“想通过一粒沙子看世界。。。然后一小时以后便是永恒。”  这借助了Blake的神秘论。但是如果过去是现在的灵魂,那么把此时此地的情形提升到方法的真正准则有以下风险:使精神分析难懂,且朝着自我完善又无灵魂的乐观主义发展。

注释:

1.      动力系统理论(DST)是一种研究行为或使用微分方程的复杂系统的自我组织的一种数学方法。DST很有争议的被用来解释人类的思想  (Edelman 1973, 1987; van Gelder 1995)Van Gelder提出了一个力本论者的假设:“自然的认识系统是包含多种动力子系统的,并且是动力方面最好的理解形式。”作为一种心理理论,DST是和联结主意有联系的。我们认为这个心理功能的模型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看起来必然引发向联想心理学的回归。从以Hartley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直至以Skinner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二百年间科学心理学中的主流心理理论即是联想心理学。最近的五十年,联想心理学被认作是完全不足信的或不幸的不合适的。

2.      文中介绍了作为其概念手法一部分的四个新术语——本地级别、随意性、模糊意图和共同目的方向。但是,也许因为篇幅的限制,这些新术语并没有在文中被定义。BCPSG也会毫无疑问的同意:对不确定性本质的描述不需要也不应当依赖较不严格的思维和概念。Heisenberg的不确定理论的不确定性,被以精确的方程形式表达。这些方程可被应用于一个被精确定义的领域。类似的,观测者可能会影响被观测者的观点本身并非一个模糊观点。

3.      波士顿小组优势看起来像是在断言IRK是不能被象征化的。我们不必接受这一观点。因为如果IRK在本地级别被象征化,那么它就显然一定可被象征化。

4.      潜在思维/记忆的当今研究现状比Westen的摘录中所暗示的甚至还要复杂。在关于潜在学习和记忆的自我的学术会议上,WillinghamPreuss的文章《潜在记忆的死亡》(1995)总结了,对动物和人类的研究中在神经解剖学的和信息处理层次,关于潜在记忆现象的研究现状。他们得出结论:“潜在记忆现象如此多样以至于无法将它们归入一个共同的范畴。。。目前没有理由来保留‘潜在记忆’这个概念。”注意外在思维/记忆的概念作为一个神经解剖学的单独系统,已经被完善的建立了。什么是外在的与什么不是外在的区分,也是如此。WillinghamPreuss所指出的问题,是将各种各样的非外在的心理现象归于一个单独的门类“潜在的”。若想更深刻的理解对这些问题的最新探索,可参阅Mayes,  Goudingvan Eijk  (1997)

5.      除非他们所说的“象征”意为着“语言化”,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牛津英语辞典将象征定义作“用象征标志来表达(某事物)”,此外还把表达定义作“象征”。尽管许多心理表达是非语言形式的,所有的心理表达是语言化的。某些包含一些(但不是全部)的所谓过程性知识的心理过程,不能被情感所表达(因此也不能在(更高层次)的语言中)。一个BCPSG的成员Lyons-Ruth在她1999年的文章《两人潜意识》一文中谨慎地发展了以下观点:“如独立的系统和独立的管理原则一样,关系认知的过程性系统是与象征系统是平行对应发展的。”(p.  579)我们对所讨论的文章中的许多保留意见和Lyons-Ruth的在这方面的前进探索相关,同样也与2002BCPSG的文章《外在与潜性》相关。

6.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最喜欢的阐述是在John Berger的小说G中。那里,叙述者讨论描写性爱的种种困难。在接着的描写中,Berger必须通过绘画来说明他的文字所不能承载的信息。

7.      CissnaAnderson所写的《相聚时刻》中,他们把对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归为来自Carl  Rogers。此词出现于他1957年在美国精神协会会议那场著名的与Martin  Buber的公开辩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动态潜意识心理是人精神变化无常中无法剥离的一个组成部分。  Rogerd有关存在的人道主义向这个精神分析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这场辩论是关于在精神治疗诊断中引发改变时刻的。Roger使用“相聚时刻”和其余类似的短语如“意义时刻”、“移动时刻”、“分子意义”甚至“分子治疗”来鉴别一种人际环境中,产生在患者心理行为的某些方面相互感知的有利联结。Rogers进而指出精神治疗“的确发生”是在这些相聚时刻中。

8.      在弗洛伊德《自我和本我》(1923)一文中,他拒绝了解释的唯一目标是把“潜意识意识化”这个观点。把那些以前被压抑的或分离的心理内容纳入意识是解释的一部分。它被合理地认作是解释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当今几乎没有精神分析师把这看作是解释的全部。在1923年后许多分析师开接受解释的治疗目的是对自我、本我、超我和现实的重新整合。

9.      Fonagy (2004)定义为“将他人和自己行为的潜在或外在的感知视作是有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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