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视与被视的焦虑——一例心理治疗个案结构分析
张晶燕
本个案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指导的治疗个案。
一、症状
98年2月28日,当事人C第一次来访。C,女性,22岁,身高160cm,容貌美丽,略偏瘦,带低度近视镜。某成人干部管理学院文科三年级学生。C家住北方农村,父母、兄、姐均为农民。
C自述自己从小害怕异性,对异性从无兴趣,一直不喜欢与异性交往。在高中一年级时(16岁),因对班上一位男生A偶有好感——C一再强调仅是对此人有点佩服,绝无他意——送给A一张贺年卡。此事被班上其他同学知晓后,本班及其他班男生曾对C当面起哄,C羞怒交加,感到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从此更怕与异性打交道,也尽量避免与异性目光接触,甚至在公共场合遇到同龄的陌生男性,也总是低头绕道回避。
C入大学后,见到男同学感到更为紧张。十个月前,发现自己“视觉异常”,在教室或其他公众场所,眼睛余光总是无法控制地被迫注视到周围异性的一举一动,并担心这些异性也能发现自己的余光所指,对自己作出“不好”的猜疑。为避免余光范围过宽,上课时C不敢带眼镜,看不清也不敢抬头看黑板。由于在课堂上对邻座男同学的细微举动高度警觉,C无法集中精力听课,学习效果极差,以致将面临退学的困境。
近两月来,自觉“余光问题”加剧,并认为自己的余光妨碍邻座男生们听课,又怀疑学校(认识与不认识自己的)男生已知道了自己的“毛病”,因此在课堂及课后细辩男生诸如咳嗽、言说、身体动作等举止,均认为是刻意鄙薄自己的表示。C长期以来处在焦虑、惊惧之中,时常独自以泪洗面,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尽管C不断以言语提示及自我鼓励等方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但无任何收效。
在C的叙述中,可看到C对自己的容貌、身材、智力、性格等方面过分贬低,认为自己“丑”、“从不愿照镜子”、“笨”,能考上大学是因“偶尔碰巧”。对高中经历自怨自责。
二、分析及工作假设
弗洛依德认为,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所有的症状只有被阅读为一个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表达时,症状才能被理解。[①]而这一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其实质是患者被压抑的愿望。据此,可把症状的结构作如下理解:
行为、话语、情绪
症状=——————————(压抑)
愿望
C的症状表现由行为(强迫性余光注视,逃避异性并拒绝与其交往等)、话语(对自己以上行为自责自怨的解释,对己体相、智力、能力过度低估等)、情绪(焦虑与惊惧)三方构成。如果我们承认弗洛依德关于症状表现实质的命题,那么就应该考虑到,这些症状群实际上已经以隐喻的方式显露了C那个被压抑在意识以下的被禁止的愿望:C在青春期情感创伤后,以否定的躯体形式表达了她对异性的关注与兴趣。因为,如果C果真对异性无兴趣,她对异性的反应只可能是无所谓和冷漠,也就不会产生上述视与被视这样的焦虑情绪。同时还必须考虑到,C的个人生活史中应该还存在看某种更为早发的心理症状,正是这种心理障碍导致了C从小害怕异性及对高中期的那次生活事件过分强烈的创伤反应。
C的症状表现与其愿望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形成的关系。所谓反向形成,是指“与某个被禁止的欲望相对立的欲望所表现出的态度或习惯,构成了对被禁止欲望的反动。”?[②]它揭示了愿望及其症状表现之间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为心理治疗的谈话疗法提供了可能。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治疗之所以可以通过谈话,纯粹借助于语言缓解甚至是永久性地消除症状,其原因在于,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③]无意识是心灵的另类话语,与意识操作的语言在结构上具有对应性,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弗洛依德在关于原心理学的文献中,提出了“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和“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的概念。“这两个术语被弗氏利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象’,其一在本质上是视觉的,源于事物,其二在本质上是听觉的,源于语词。这种区别对于弗氏而言具有元心理学的意义。从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联结对应着前意识——意识系统和与之迥异的无意识系统的联结,而后者只包括事物的表象。”[④]根据弗氏的观点,“压抑在于割断物表象与词表象之间的联系。”[⑤]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结构界定为 所指/能指 ,在这里所指的性质是视觉的,能指的性质为听觉的,[⑥]而雅克·拉康把这一公式修正为 能指/所指 [⑦],并认为弗氏的“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可分别以“能指”与“所指”表示。
这样,我们看到症状学平面的 行为、话语、情绪/愿望 与意识、无意识平面的 词表象/物表象 及语言符号 能指/所指 的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我们可把C无意识中的愿望看成一种话语,它最初来自于个人生活史中某种物表象与词表象结合的过去经验,此经验应该是带有创伤性,不能被意识系统而正视,因而物、词表象之间的联系被压抑的心理机制割裂。压抑导致了两种后果。首先,物表象被压抑在无意识系统中不能被C所意识。由于“不可破坏性构成了无意识过程的持久特征,在无意识中没有什么可以被结束,也没有什么是过去了的,亦没有什么是被遗忘了的。”[⑧]一方面,物表象(所指)总是在C的心理生活中以不被C觉察的方式过份地在场,影响C的心理面貌;另一方面,它不能被词表象(能指)所标定、所明晰化以及被主体在现在的认知水平上给以重新解释,导致了主体长期的慢性痛苦(惧怕异性)。
其次,词表象(能指)失去了物表象(所指)的规范和约束,必将从原有的位置上漂移和滑动,在主体后来的个人生活史中与原初的所指拉开距离,演变或衍生为另外的能指符号。这样,一方面,我们观察到C的症状表现与其下方被压抑的愿望之间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前者必然是后者的“乔装和歪曲”;另一方面,主体曾运用过的种种自我言语鼓励等能指层面上的自我调整的努力(如不断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注意余光问题),均因不能触及原初的所指而告无效。
在这一工作假设的指导下,整个治疗方案就是引导C一点点地回溯过去经验,体验自己话语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把能指向原初所指的方向移动,直到最终找到那个所指,重建二者的联系。一旦如此,无意识的话语被主体翻译为意识的话语,主体必然在意识与无意识平面上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样,导致主体症状性痛苦的所指就还原为它本来的心理功能,成了主体过去经验中的一个生活事件(尽管它仍然可能是痛苦的),而不能以隐蔽的过分在场的方式影响主体的心理生活,症状就随着压抑一起被消解。
鉴于C的情况,考虑可把治疗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理青春期情感创伤,把这一创伤体验所遮蔽的愿望暴露出来,并对此生活事件作一重新解释;二是在这一基础上清理更为早期的心理问题,进而明晰先后事件的心理联系,对整个心理结构作一调整。
治疗时间安排为每周咨询一次,每次50分钟,到后期每次30分钟。
在技术操作上,咨询过程与精神分析过程在时间、进程安排、分析深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咨询师在操作过程中很难保持如拉康所言分析家作为“桥牌明家”(celui du mort)这样的不介入,不干预,仅充当分析者话语的镜子[⑨]这样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咨询师无论用何种方式干预,都必须坚持让当事人自己完成由无意识话语向意识的话语翻译这一原则。
三、治疗第一阶段
在2-5次来访中,咨询师引导C反复讲述她17岁时给一位男同学A偷偷赠送贺卡的故事。如:A的故事,C对A的印象及情感体验(到此时C的叙述仍坚持说仅对A有点佩服),C反复鼓足勇气一再犹豫地写贺卡的故事及体验,终于咬着嘴唇,胸红心跳地偷偷把贺卡放进A书包时及其之后的体验,看到A拆看贺卡后突然把贺卡递给另一位女生,C难过地跨出教室的体验等等。这一要求讲叙任何细节的回溯不仅是一点点补足C平时由于感到羞辱不愿回想的细微末节,更重要的是通过仔细梳理当时C极为复杂微妙的情感经历,让C自己一点点逼进她不愿也不敢对自己承认的情感事实:当时C应该至少是蒙胧地爱着A。C生活在民风相当保守的较为偏远的北方农村,其就读的学校同学,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从无城市中学那种互赠贺卡的事情。
第6次来访时,C回忆起自己以前就注意A,常偷偷观察A的举止。一次无意和A目光相遇,感到A目光异样,内心震动,脸红,低头不敢与其对视,“心理很乱”,认为此次注视是使自己“不敢让人相信地大胆”送贺卡的原因。此时有一段对话:
咨询师:“那么,你心里对A……”
C:“我佩服他。”
“佩服……”
C沉默良久:“也许……也许当时有点爱他。”
“也许?”
“我习惯这样说话。我从来都是说‘也许’的。”
“刚才你说,你佩服他,却没说你也许佩服他。”
C脸红。
看来,C在青春期性愿望被A唤起,当其发现被A注视时,C从小害怕异性且自卑的心理症结使其不敢象一般少女通常做的那样,以目光回视的方式试探A,制造机会,弄明白A目光的确切内容,而是在严重的内心冲突后以送贺卡来替代其目光回视。此次的受挫强化了对异性的惧怕及自我评价的自卑,压抑了性愿望。入大学后,很可能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愿望再次被唤起(这一推测在其后的咨询中得到证实,并使症状线索进一步清晰),而创伤经验对性愿望有极强的压抑,使C注视(关注异性)的愿望以强迫性视觉焦虑的方式象征性地得以表达。
在7-12次咨询中,除了继续讲述A及贺卡事故,以期让C明确地说出“爱”、“喜欢”这样的表述,并回忆A收到贺卡后行为失措的举止,引导C揣摩作为没多少和女性交往经验的少年,A当时那种羞涩,兴奋,慌乱又故作镇静的心态。同时开始清理C的自我评价问题。C清楚地记得旁人对自己相貌的赞美,但固执地叙述自己“难看”、“别的女孩都比自己好看”,咨询师引导C尽可能仔细回忆旁人对她相貌的评价,如时间、地点、对方的语调、神情,C的感受等等细节,让C自己一点点体会旁人的评价并非是她以前认为的“挖苦”,试图缓解C对自己作为女孩的魅力的否定。
张晶燕
本个案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指导的治疗个案。
一、症状
98年2月28日,当事人C第一次来访。C,女性,22岁,身高160cm,容貌美丽,略偏瘦,带低度近视镜。某成人干部管理学院文科三年级学生。C家住北方农村,父母、兄、姐均为农民。
C自述自己从小害怕异性,对异性从无兴趣,一直不喜欢与异性交往。在高中一年级时(16岁),因对班上一位男生A偶有好感——C一再强调仅是对此人有点佩服,绝无他意——送给A一张贺年卡。此事被班上其他同学知晓后,本班及其他班男生曾对C当面起哄,C羞怒交加,感到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从此更怕与异性打交道,也尽量避免与异性目光接触,甚至在公共场合遇到同龄的陌生男性,也总是低头绕道回避。
C入大学后,见到男同学感到更为紧张。十个月前,发现自己“视觉异常”,在教室或其他公众场所,眼睛余光总是无法控制地被迫注视到周围异性的一举一动,并担心这些异性也能发现自己的余光所指,对自己作出“不好”的猜疑。为避免余光范围过宽,上课时C不敢带眼镜,看不清也不敢抬头看黑板。由于在课堂上对邻座男同学的细微举动高度警觉,C无法集中精力听课,学习效果极差,以致将面临退学的困境。
近两月来,自觉“余光问题”加剧,并认为自己的余光妨碍邻座男生们听课,又怀疑学校(认识与不认识自己的)男生已知道了自己的“毛病”,因此在课堂及课后细辩男生诸如咳嗽、言说、身体动作等举止,均认为是刻意鄙薄自己的表示。C长期以来处在焦虑、惊惧之中,时常独自以泪洗面,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尽管C不断以言语提示及自我鼓励等方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但无任何收效。
在C的叙述中,可看到C对自己的容貌、身材、智力、性格等方面过分贬低,认为自己“丑”、“从不愿照镜子”、“笨”,能考上大学是因“偶尔碰巧”。对高中经历自怨自责。
二、分析及工作假设
弗洛依德认为,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所有的症状只有被阅读为一个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表达时,症状才能被理解。[①]而这一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其实质是患者被压抑的愿望。据此,可把症状的结构作如下理解:
行为、话语、情绪
症状=——————————(压抑)
愿望
C的症状表现由行为(强迫性余光注视,逃避异性并拒绝与其交往等)、话语(对自己以上行为自责自怨的解释,对己体相、智力、能力过度低估等)、情绪(焦虑与惊惧)三方构成。如果我们承认弗洛依德关于症状表现实质的命题,那么就应该考虑到,这些症状群实际上已经以隐喻的方式显露了C那个被压抑在意识以下的被禁止的愿望:C在青春期情感创伤后,以否定的躯体形式表达了她对异性的关注与兴趣。因为,如果C果真对异性无兴趣,她对异性的反应只可能是无所谓和冷漠,也就不会产生上述视与被视这样的焦虑情绪。同时还必须考虑到,C的个人生活史中应该还存在看某种更为早发的心理症状,正是这种心理障碍导致了C从小害怕异性及对高中期的那次生活事件过分强烈的创伤反应。
C的症状表现与其愿望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形成的关系。所谓反向形成,是指“与某个被禁止的欲望相对立的欲望所表现出的态度或习惯,构成了对被禁止欲望的反动。”?[②]它揭示了愿望及其症状表现之间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为心理治疗的谈话疗法提供了可能。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治疗之所以可以通过谈话,纯粹借助于语言缓解甚至是永久性地消除症状,其原因在于,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③]无意识是心灵的另类话语,与意识操作的语言在结构上具有对应性,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弗洛依德在关于原心理学的文献中,提出了“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和“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的概念。“这两个术语被弗氏利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象’,其一在本质上是视觉的,源于事物,其二在本质上是听觉的,源于语词。这种区别对于弗氏而言具有元心理学的意义。从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联结对应着前意识——意识系统和与之迥异的无意识系统的联结,而后者只包括事物的表象。”[④]根据弗氏的观点,“压抑在于割断物表象与词表象之间的联系。”[⑤]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结构界定为 所指/能指 ,在这里所指的性质是视觉的,能指的性质为听觉的,[⑥]而雅克·拉康把这一公式修正为 能指/所指 [⑦],并认为弗氏的“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可分别以“能指”与“所指”表示。
这样,我们看到症状学平面的 行为、话语、情绪/愿望 与意识、无意识平面的 词表象/物表象 及语言符号 能指/所指 的之间在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我们可把C无意识中的愿望看成一种话语,它最初来自于个人生活史中某种物表象与词表象结合的过去经验,此经验应该是带有创伤性,不能被意识系统而正视,因而物、词表象之间的联系被压抑的心理机制割裂。压抑导致了两种后果。首先,物表象被压抑在无意识系统中不能被C所意识。由于“不可破坏性构成了无意识过程的持久特征,在无意识中没有什么可以被结束,也没有什么是过去了的,亦没有什么是被遗忘了的。”[⑧]一方面,物表象(所指)总是在C的心理生活中以不被C觉察的方式过份地在场,影响C的心理面貌;另一方面,它不能被词表象(能指)所标定、所明晰化以及被主体在现在的认知水平上给以重新解释,导致了主体长期的慢性痛苦(惧怕异性)。
其次,词表象(能指)失去了物表象(所指)的规范和约束,必将从原有的位置上漂移和滑动,在主体后来的个人生活史中与原初的所指拉开距离,演变或衍生为另外的能指符号。这样,一方面,我们观察到C的症状表现与其下方被压抑的愿望之间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前者必然是后者的“乔装和歪曲”;另一方面,主体曾运用过的种种自我言语鼓励等能指层面上的自我调整的努力(如不断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注意余光问题),均因不能触及原初的所指而告无效。
在这一工作假设的指导下,整个治疗方案就是引导C一点点地回溯过去经验,体验自己话语能指和所指的错位,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把能指向原初所指的方向移动,直到最终找到那个所指,重建二者的联系。一旦如此,无意识的话语被主体翻译为意识的话语,主体必然在意识与无意识平面上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样,导致主体症状性痛苦的所指就还原为它本来的心理功能,成了主体过去经验中的一个生活事件(尽管它仍然可能是痛苦的),而不能以隐蔽的过分在场的方式影响主体的心理生活,症状就随着压抑一起被消解。
鉴于C的情况,考虑可把治疗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理青春期情感创伤,把这一创伤体验所遮蔽的愿望暴露出来,并对此生活事件作一重新解释;二是在这一基础上清理更为早期的心理问题,进而明晰先后事件的心理联系,对整个心理结构作一调整。
治疗时间安排为每周咨询一次,每次50分钟,到后期每次30分钟。
在技术操作上,咨询过程与精神分析过程在时间、进程安排、分析深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咨询师在操作过程中很难保持如拉康所言分析家作为“桥牌明家”(celui du mort)这样的不介入,不干预,仅充当分析者话语的镜子[⑨]这样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咨询师无论用何种方式干预,都必须坚持让当事人自己完成由无意识话语向意识的话语翻译这一原则。
三、治疗第一阶段
在2-5次来访中,咨询师引导C反复讲述她17岁时给一位男同学A偷偷赠送贺卡的故事。如:A的故事,C对A的印象及情感体验(到此时C的叙述仍坚持说仅对A有点佩服),C反复鼓足勇气一再犹豫地写贺卡的故事及体验,终于咬着嘴唇,胸红心跳地偷偷把贺卡放进A书包时及其之后的体验,看到A拆看贺卡后突然把贺卡递给另一位女生,C难过地跨出教室的体验等等。这一要求讲叙任何细节的回溯不仅是一点点补足C平时由于感到羞辱不愿回想的细微末节,更重要的是通过仔细梳理当时C极为复杂微妙的情感经历,让C自己一点点逼进她不愿也不敢对自己承认的情感事实:当时C应该至少是蒙胧地爱着A。C生活在民风相当保守的较为偏远的北方农村,其就读的学校同学,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从无城市中学那种互赠贺卡的事情。
第6次来访时,C回忆起自己以前就注意A,常偷偷观察A的举止。一次无意和A目光相遇,感到A目光异样,内心震动,脸红,低头不敢与其对视,“心理很乱”,认为此次注视是使自己“不敢让人相信地大胆”送贺卡的原因。此时有一段对话:
咨询师:“那么,你心里对A……”
C:“我佩服他。”
“佩服……”
C沉默良久:“也许……也许当时有点爱他。”
“也许?”
“我习惯这样说话。我从来都是说‘也许’的。”
“刚才你说,你佩服他,却没说你也许佩服他。”
C脸红。
看来,C在青春期性愿望被A唤起,当其发现被A注视时,C从小害怕异性且自卑的心理症结使其不敢象一般少女通常做的那样,以目光回视的方式试探A,制造机会,弄明白A目光的确切内容,而是在严重的内心冲突后以送贺卡来替代其目光回视。此次的受挫强化了对异性的惧怕及自我评价的自卑,压抑了性愿望。入大学后,很可能指向某个对象的性愿望再次被唤起(这一推测在其后的咨询中得到证实,并使症状线索进一步清晰),而创伤经验对性愿望有极强的压抑,使C注视(关注异性)的愿望以强迫性视觉焦虑的方式象征性地得以表达。
在7-12次咨询中,除了继续讲述A及贺卡事故,以期让C明确地说出“爱”、“喜欢”这样的表述,并回忆A收到贺卡后行为失措的举止,引导C揣摩作为没多少和女性交往经验的少年,A当时那种羞涩,兴奋,慌乱又故作镇静的心态。同时开始清理C的自我评价问题。C清楚地记得旁人对自己相貌的赞美,但固执地叙述自己“难看”、“别的女孩都比自己好看”,咨询师引导C尽可能仔细回忆旁人对她相貌的评价,如时间、地点、对方的语调、神情,C的感受等等细节,让C自己一点点体会旁人的评价并非是她以前认为的“挖苦”,试图缓解C对自己作为女孩的魅力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