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解殖的路径中~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
夏林清
台湾私立辅仁大学心理系 教授兼系主任
「第二届海峡两岸行动研究研讨会」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台湾行动研究学会
(北京，2009/6/26-27)
1.「现代性」的压迫与解殖路径
2.路径知识
2.1 社会关系的共在场域
2.2 结抗同行的嵌卡自由
2.3 社会学习的时空过程
3.再现差异结构的行动探究者
3.1 行动者在系统层次间的扭力
3.2 角落、暗处与阴影中的行动探究者
4.结语~ 杂粹美学
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心理学知识与方法」和「人与社会的发展」是在怎样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如何经由心理学工作者自身的认识与选择而发生了不同性质和作用的关系？心理学工作者在思索与响应这一个提问时，对自身历史脉络与社会位置的觉识与实践行动的社会作用自应有其觉识，这是心理学在地知识与国际对话的必要起点(夏林清，2006)。
苏联的主体心理学清楚地将个人与群体视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并与欧美被科学实证论和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所制约固化的个人主义心理学做出区分；个人与群体主体践行内在自由的道德活动能力和自我审视的理解和反省能力被突显出来(郑发祥，2006)。本文作者于1978年迄今，在1987年台湾政治解严后20年社会急速卷动的冲击里，开展了多项心理教育介入方法的社会实践方案[1]。在这些方案中，许多个人与工作小团体参与在促进社会改变的活动中，经历了自我转化[2]和团体组织的演变，也一路辨识着他们自身的实践是如何与社会环境交相作用而演变的社会过程。这是本文作者对主体能动知识进行探讨的经验立基处。大陆心理学虽于文革中间断了10多年，然其面向世界(苏联、东欧及第三世界)的视野广度是一大优点，台湾心理学的发展则彰显了二、三代心理学工作者对自身与欧美主流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接壤效应理解与批判反省的长处(丁兴祥，2005；翁开诚，2006)
任一社会均是众多经济与文化差异不一的社会群体所共同生活的空间，对待彼此之间差异的方式则衍生或尊重理解或歧视压迫的社会后果。社会生活里，歧异的挤压在人我群体互动的经验痕迹里，也在分类评价、资源权力不均分配的体制轨道的运辗刻痕中闪烁可见！这篇短文想使用台湾社会中的3个实例来说明社群间差异的碰撞矛盾与冲突探究的社会-政治过程，发生着推进精神文明与社会公共性的进程。易言之，文明生活的想象若无涵容社会差异的公共性，则肯定易偏私于拥有特定资源权力的人群，从而产生社会压迫的不文明后果。在本文中，我会延续过去数年回观梳理自身实践的工作，以一组概念架构，托呈出3个案例，期藉此3个示例指出文明公共性是一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此种动态过程是社会内部差异结构的倾斜压迭，如何可能经由个人与群体的文化创发行动，发展出具拮抗性的社会学习过程；而社会文明公共性的界定与拓展是此种拮抗学习的社会过程的表现。
1.「现代性」的压迫与解殖的路径
「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在殖民帝国主义政经势力运筹帷幄的过程中，形塑运作出人们物质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与建立在此种物质生活特定方式上的生活意象的向往与追求。Habermas就是以「生活世界的殖民」来批注资本主义关系的深广化对全球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方式的冲击。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与一社会原有政经体系与历史文化机制巧妙结合运行方式的辨析，是人文社会科学在过去20年的一个重要领域 (陈光兴，2006；Bart Moor-Gilbert，1997；Nandy Ashis，1983)。在心理学的领域里，关注于团体动力与社会系统理论与实践的印度心理学工作者Chattopadhyap，亦指出社会科学需要对社会过程中的政治或权力的运作过程关注，家内与学校中发生的社会化过程亦均涵摄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历程；然而在许多社会中，这些政治的过程(political process)大多数是未被辨识与探索的。Chattopadhyap在持续探究殖民治理社会的历史中，潜抑与焦虑(指对抗焦虑的一种集体防卫方式)的关连；“公共”与 “私密”(public v.s. private)生活经验的建构也是国家进行治理时的一种有组织的权力的呈现，而此一过程时而会有震摄的效应，使大家发展了一种「公共对立于私密」经验的方式来经历并参与建构大层面的共享现实(macro-level shared reality)；通常这些历程是超出人们的意识的(Chattopadhyap，1986)。
除了对抗焦虑的社会防卫机制(social mechanisms of defensive against anxiety)之外，Chattopadhyap也辨析了印度在国际政治局势中的处境与对抗死亡恐惧(the fear of death )的防卫方式，他认为印度国家的行政体制涵摄发生着殖民宗主或侵入者的幻想化代理人(a fantasized agent of invader)的作用。前述对体制化运作的社会防卫系统的分析是一个层次，Fanon（法农）则更早于1952年就完成了「黑皮肤，白面具」一书，建立了立基于安地列斯黑人社群的解殖取径心理分析的论述。Fanon致力于对被殖民主体的心理存有情绪的解构分析，他指出 “黑人真正的去异化意味着对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断然觉悟”(Frantz.Fanon，1971；陈瑞桦译，2005，p. 68，当然，Fanon所称的「断然觉悟」是任一有着殖民经验的社会内部极为复杂难解且需一再接续奋斗的社会政治心理历程。做为一个精神分析的医生与革命者，Fanon对 “革命者”做了下面的转置：“智识的异化是一种布尔乔亚社会的创造。我所称的布尔乔亚社会，是指所有在既定的形式中僵化，并且禁止所有演变、所有前进、所有进步、所有发现的社会。我所称的布尔乔亚社会，是指一个不适合生活、空气腐臭、观念和人都处于腐败状态的封闭社会。我相信一个人要是抱持着和这种死亡对抗的立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就是一个革命者。”(Frantz. Fanon原著，“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71；陈瑞桦译，“黑皮肤，白面具”2005，p.318)
Fanon的反殖革命性著作直到2005年才有台湾中译版，这当然是和台湾特殊的政治历史有关。当Fanon完成「黑皮肤，白面具」的次年(1953年)，我出生于巩固冷战防线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整肃完成的那一个社会隔离噤声却经济开始全力往上的 “和谐美好”年代。过去30年，我所经历的对台湾历史政治经验的返身解构是逆溯式的(regressive)叙事探究[3]；同时，这一返身回观叙事探究所涉及的工作过程，是一系列社会变革取径的行动研究方案。1987年台湾解严，我一直投入在弱势族群的工作中，并发展立足于草根的心理教育工作方法。年轻时对社会运动与革命的想象，带领我认识着中国与世界。30年时光飞逝， “社会运动”一词也在30年工作后作有了一种的转置视角：“运动是以认定或想成为运动取径之工作者，不离不弃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结构性位子/处境」，并在自己特定的那个位子里，转化社会压迫，一路走去。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持续发生着对社会压迫、人的痛苦与变革力量和自己作用关系的辨析，这是一个认定、想望与方向，亦因而想发展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支持参看与互助学习的连结关系。“运动”不是来自他人的要求，它是一个企图完成自身「个体性」的一种表达性演出。那么，「运动」就是你的内在成份而自我负责地出现了！”（夏林清，“在地人形：政治历史皱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2006，p.232）
我的这一种变革取径的行动研究的发展过程，同时是一拮抗社会压迫的专业实践过程，它是条「解殖」的工作路径。我不是一个人孤单的走在荒烟蔓草或都会丛林之中。过去20年，台湾实实在在发展了一小群又一小群的拓展了各种公共参与空间的工作者。陈光兴称之为“亚洲内部在地史多元基体”：“我称之为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正是企图从这样的基点来重新修正历史唯物论，从多元基体/在地史观点，马克思的资本论观点可以从方法与本体的方式被理解：人类创造历史，是在特定的条件限制下来进行的各个地理空间都有其厚度、形式、长相不一的在地史/基体，问题是如何掌握理解这个/这些基体，限于基体内部及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陈光兴，“亚洲作为方法”，2003，p.33)
正因为我和一小群又一小群的青年工作者协同工作了20多年，「解殖路径」的辨识才成为可能！「解殖」表示了我对自己和青年工作者(20年已长成中年人了！)多项心理教育实践方案操作方法的细致检视、返身解构与和他者参照辨识的一种地缘政治意觉[4] (geopolitical awareness)。「解殖」得是在包含这三个面向的「地缘政治意觉」上一步一步地展开，因为：(1)操作方法与践行过程的细节是实践的“手段与结果”的统一展现，它切不可被工具化的切割对待，它同时是实作者得以由做中学的成长土壤，不容被贬抑轻忽地对待。
(2)在实践过程中返身解构与重构是不应回避且要细致尊重的重要内在经验(张育华，2006)，这也正是欧美心理治疗的知识与方法可以被吸收与整合之在地土让。早在1983年时，我在Harvard写团体动力的报告时，就试图在燕京图书馆寻找中国革命中自我改造的资料，但一无所获，改革开放后，由 “伤痕文学”中看到的尽是血泪痕迹；这几年由一些自传体的口述书籍（如牛汉的「我们仍在苦苦跋涉与张贤亮的亲历历史）中，始看得到一些清晰的足迹。我其实认为这一部份是中国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资产，再不做就时不我与了！因为这之间涉及到了社会结构性巨大变革过程中，社会系统不同层次经验未被分辨拉开对待时，以致于不同逻辑层次经验堆栈错置于个人与群体身上，情感与知觉的扭曲和异化自然成为了个人有限身心所不得不或分裂或扁平或混同的一种只顾个人一己“生存”的演出[5]。
（3）「解殖」是「在世界之间、立足在地，看见他方与他者」的实践路径。例如：在台湾，我们怎么才能知道香港、澳门与台湾殖民经验和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差异？南韩白乐晴提出了「南北韩民众与南北韩分断体制之间的矛盾」（陈光兴，2008），台湾呢？台湾与大陆的心理系工作者互动交流之际，又如何才得以发展出自身与他者相互参照的视域？藉本次研讨会的机会，提出“解殖的想象”，是使用此一概念再框定的作用，进入社会系统层次的参看对话。
2.路径知识
路径知识指的是行动探究者/实践者实践过程中所蕴含的知识；「实践路径」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过程，是实践者的选择与实践行动与特定社会现况来回对话的具体表现。
「生死疲劳由贪欲起」(莫言，2006)[6]说的是当生命未能转化时，一辈子的生命路径就是不断发生忙碌于贪欲的活动。历史中不乏先行者以一生的短暂时光，致力于一条道路的发展；兼爱非攻的墨学，在战国时代实实在在的发展了工匠技艺的经济劳动政治的平民社群组织，陶行知「至少走两步退一步」的创造精神[7]。在上个世纪下半页我所生长与工作的台湾，冷战切割、政治戒严，国家机器与现代化旗帜下的粗暴工业化过程，教导着我们不可回避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构形，不断地被截断与重组，二代人在拼搏劳动的生命过程中，承担了各种压缩的身心刻痕！以人与其问题处境为工作焦点的心理学工作者是无法去脉络化地回避人的社会存在的形构样态与承载其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位置处境。
2.1 社会关系的共在场域
“世界是与人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的总和，换句话说，世界是各种存在方式的有组织的层次结构，其中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最主要的”(鲁宾斯坦，1997，p.10)
「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句常被顺手使用的说法，但什么叫「总和」？「社会关系脉络」的抽象存在是经其对个人与群体的作用力量而被我们感知体认的。社会关系的作用力量在个人与群体身心发展历程里所产生的印记、刻痕与封存扭结随处可见。社工、教育与心理工作者在学校、医院、工厂、作坊、街头巷尾与乡间田野为已被问题化的生命往复地烦忧搏斗，主体心理学中的能动知识便蕴藏在个人和群体身形与心灵的刻痕谋求出路与挣扎求生及生命样态和行动表现中；不论是一个人走到你眼前或是你和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彼此个人小历史中的主体[8]的共同存在，在多年活用团体动力和行动研究方法的专业与社会实践中，走在一条如何与人在关系活动中协同探究的路径上，从而发展得出能复苏生机、掌握发展自身能耐并逐步由困顿和困境中解套的 “理解与促发改变”[9]的知识和方法。在团体中「认识」不同人，特别是不同人社会存在的位置和这些位置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构形(configuration)的表现样态和运作机转，同时反身自省的觉察与运用自己作为改变的促动者，是社会变革取向团体方法的基本功夫。当工作者将实践定向于社会变革(含个体之内、人我之间、团体作为一个整体/group as a whole与群际之间的经验)时，她的实践是一定不可能只依靠或操作某种她所习得与精熟的团体模式；团体中隐然与涌动的群际关系能如实地参与成员辨认、揭露与对话，会是社会学习与共同体(社群)开展的探究历程。(p.207，在地人形)
我对关系活动中动态力量演变过程的启蒙处是勒温的 “场论”和团体动力方法(Group Dynamic)，社会学家布赫迪厄(P. Bourdien)亦受勒温影响，他的场域概念也是要实现一种由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Bourdien，1992)。然而勒温的 “场”、 “生活空间”与 “过程取向的团体动力”方法并非 “技术”，它们是一门 “技艺/手工知识”，亦即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经由关系协作而生产手工知识的践行过程 (p.127，卡榫) 。克里斯特娃则由人的存在体验的视角，将人在生活、互动与行动过程中，将体验辨识与景象显现中所模糊涌现的知识称之为“耐心的知识”(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p.85)。实践者行动现场的“场域”中，发生着一个张力流变演进的社会过程。「张力场域」是一个实践用语，这是指实践者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中行动时，持续感知场中或隐或显之个体之间或全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量。我的实践位置使得我辨识「个人对自己与他者之社会存在觉察认识的学习历程」和「共同学习与协作关系得以有意识地被个人与群体共同创造的发展历程」的双重历程，并灵活对待相互可能牵引的作用关系。因实践者力图有效介入以促动变革与学习，所以他是有感有知的活在张力场域中的，「张力场域」是实践行动在社会田野现场指认构做出来的学习空间。(夏林清，2006，p.209)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社会关系是多层次共同存在、交相作用的一个经验领域。很多时候，它们几乎静默无语的存在，但有些时候不同层次交互作用的力道可以伤人亦可振馈启聋。我是在参与台湾工人抗争的历程中，由 “活化社会关系行动场域”的这一个小概念的命名[10]开始了对 “有意识行动者”(a conscious actor)(个人与小团体) “主体化发展历程”及 “社会关系构形再现的动态行动场域”的认识。辨识与命名人们经验的细致复杂与动态性，并回馈给对方以利其发展是过去20年在各种工作现场最主要的差事。辨识这种在和他人共在的模糊存在体验，克里斯特娃称之为命名的炼金术。(p.67，反抗的未来)社会关系共在的脉络层次同时是在社会系统的实质运作机制中被组织、编造与结构着的。例如：在台湾，应试教育主导的学校系统对学习困顿学生所内涵的底层边缘家庭的脉络讯息容易视而不见，甚至排除否定和污名压制。人之社会存在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变成得由个人与群体在其日常生活世界或生存受困或求变谋出路的某个社会系统的处境内启动。我曾用“抵制点”与“节点”来描述实践案例中的主体化过程[11]。
2.2 结抗同行的嵌卡自由
“为了彻底摒弃旧事物，两个世纪以来被视作 “反抗”或 “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性追问，以便更新的教条取而代之，在政治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型态领导尤其如此。
(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p.8)”
克里斯特娃(Kristeva)的回朔性追问是女性主义的「置身政治」，后现代革命主体性的解放欲望(G.Delenze，1986；J. Lewin，2002)和活跃于1950~80年代基进教育者(M. Horton，1990；M.Greene，1978与Paulo，1987)所共同关切的生命经验与能动知识的范畴[12]。Paulo Freire的「处境性」观点则说着：“人们作为在「某一种处境」的存在，会发现他们自己是植根于时空的条件下，这种时空处境在他们身上标上了记号，他们也在时空处境中标上自己的记号。他们常会反省自己的「处境性」（situationality），以致于他们对处境采取行动时亦会遭到处境的某些挑战，人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存在于一个处境中。当人们不仅是批判地反省自己的存在，而且更能够以批判的行动对其产生影响时，他们的存在将会更丰富。”（Paulo Freire，吕昶贤，2008）
在苏联主体心理学发展的历史里，维果斯基(Vygosky)及他的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1990年，我搜寻地寻找协助我置放台湾自主工会运动中的工人转变与行动力时，在欧洲活动理论里认识了苏联心理学家卢瑞亚(Luria)的「社会关系脉络」和「心理活动的社会历史模型」概念。2002年夏天则在美国社会治疗(Social Therapy)与展现心理学(Performing Psychology)的实践社群内[13]，认识维果斯基。在苏联主体心理学内部，维果斯基和主体心理学的差异虽已有讨论，但我反而在美国内部创发社会治疗的实践社群内部看见了维果斯基反抗与对话精神(郑发祥，2006)被辨识承接且发展起来。我以为维果斯基和当代不同社会心理学家的辩论对话与纽曼(F. Newman)将维果斯基和美国哲学家维根斯坦(L. Wittgenstein)联系起来并将之研发成实践马克斯的践行/批判活动(practical /critical activity)的「社会治疗方法」，社会心理学家，创发「行动研究」与「团体动力」方法的勒温，在拒绝进入1940年代美国主流教授终身职的限制后，于1940年死亡于来回奔忙的高速公路车祸中。他们都是克里斯特娃反身对回归与翻转创造经验进行的有趣命名~「今昔交叉点上的怪物」[14]；亦言之，「今昔交叉点上的怪物们」是不同时空历史节点中，可相互共振辉映的拮抗同行者。
在台湾，我们与边缘底边的各种小群体(如失业工人、性工作者、身心障碍者…)在台湾内部扎扎实实地相互拮抗同行[15]。正是因为努力工作「嵌卡」于社会结构内部的立身位置，使得1946由勒温所提出发展社会变革知识的行动研究方法得以在我的心理教育实践中(在地人形与拮抗同行)[16]被青年世代接续实验着。在这种实验的路径中，才能体悟到基进教育工作者、批判心理学工作者及历史中无数革命者和宗教信仰实践者所论述的“自由”[17]，其实就在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心理、教育与社工等社科专业)的身旁！
2.3 社会学习的时空过程
「社会学习」的概念引用自Axel Honneth。Honneth指出Habermas的社会理论里缺少了行动的团体(acting groups)，此举将社会性相互整合的团体的实践纳入为个体与社会制度性行动系统间的一个中间界面。夏林清在台湾多项社会实践方案参与经验的纪录与分析则均恰是落在Honneth所言之 “伴随着社会团体之团体特殊经验的领悟与信念的沟通过程”(Honneth，1991，p.284)的范畴中，这一种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过程即社会学习过程( social learning processes )。再进一步的说，社会学习过程是指一个社会内部主要进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模糊图像，也不是某种匿名的行动系统，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会群体不断和其它社群对话沟通的过程，而对该特定群体而言在与其它社群对话的过程中，新的认识与社会行动能力也增加(Honneth，1991，p.284)。Honneth所描述的是一个以社群为行动单位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图像，多年对社会运动的关切与参与让我确认这种社群认识与行动能力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功能，也只有当特定社群中的个体与群体实在的发生了意识与情感变化的学习过程后，社会的转化才得以推进。（夏林清，2002，2004，2006，2007）
在过去5年中，通过一系列文章反映框定(reflective framing)的梳理工作，一个双层概念架构逐步浮显。此一「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历程」是由下面2组双层次多面向的概念所组构成的一个圆锤体式的概念架构，圆椎体的立面是行动者(工作者)，水平面是行动者介入行动所启动的一个个人与群体的发展过程：
概念要义与发展简述
*X立面的二个概念源起于Kert Lewin对改变与了解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行动者是在介入改变的历程中才会进一步的知道变与不变的可能机转和复杂性，1986年Donald A. Schön予以引用，并阐发为了解与改变的一体双面的一个介入历程来支撑其反映实践者的理论[18]。夏林清由1986年开始将反映实践的方法立足于台湾解严后各种社会运动涌现的台湾社会内部，故反与Lewin “社会变革有用知识”的初始创念呼应而有别于Argyris在美国内部聚焦于企业组织管理领导的介入面。(夏林清，2002，2006)
*Y的双层水平面的社会学习概念源自Axel Honneth，夏林清加入 “拮抗同行”来彰显心理教育工作者致力于社会介入的求变致知的志业时，所必须发展的 “关系条件”； “空间”与“过程”的概念亦源自Lewin的团体动力理论， “空间”概念指的是我们在各种教育活动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发展出的学习空间，Ira Shor与Maxine Green的空间概念均对我有所启示[19]。
G.——社会关系现象场与模式化社会关系方式：任一实践方案的立基处或启动点均在一特定社会现况之内的某处，任一行动者的存在均置身于社会关系交织运作的特定现象场的某个作用结点处。交织构作于行动者与他者之间的任一组关系均具社会性，且都是一多层次生活与生命经验交相缠绕的现象场；简言之，人与人的关系是作为社会作用力量的载体而被人们感知、认识与行动响应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会有模式化的样态发生，模式化关系方式的改变需要个人与群体持续的工作过程（夏林清，“卡榫～ 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2008）。
G1——协作关系的方式：再有能耐的人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工作，社会变革取径的工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与群的协同志业，但协同不是粗糙随性的搭配，也不是角色功能机械分工的合作；协作关系是共同探究变化可能与发展过程，并建立相互支持、开放反馈以检查失误的基石。
G2——立基在地的专业/社会介入：引用了Donald A. Schön对专业实践工具理性与反映理性的批判论述，唯进一步将专业实践置入在地社会中考察其社会作用的效应，专业工作者对其自身专业介入作用的反思与对一社会专业化政治社会过程（如专业证照制度与考试）的反省均涵摄于此。
G3——社会变革取径的行动研究：夏林清使用此一概念（夏林清，2006，2008）来标定行动研究的一种取径。在此一取径中，行动者对其自身介入变革历程的考察有一基本的立足视角，即不割裂地对待个人、群体、组织与社会体制的社会关系多层次共存场域，关注社会系统与经验层次交相作用的力道，并依靠此一意觉持续探究社会变革取径的个人与群体实践方法之间的关连性。
A1——活化社会关系行动脉络的场域创造：「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the action context of activating social relations)此一概念是我于1992年书写 “站在罢工第一线—由行动主体的角度看1989年远化5月罢工抗争的发生及影响” 一文时所发展出来的。简单来说，它是指一特定场域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具有多层社会关系的性质；人与人的关系是作为社会作用力量的载体而被人们知觉、认识与行动响应着的。很多时候，社会关系的某些作用力道对个人、家庭与群体发生了影响作用，但却不见得会被个人与群体感知与明辨。然而，在某些事件变化的激荡过程中，或是在行动者有意识推进的学习活动中，社会关系作用于自身与他人的力道开始被个人与群体觉知体悟到了，这就是“活化”的意涵 (夏林清，1992，2007)。在社会活动的脉络中，行动者的行动或工作者的介入设计了激活社会关系的效应时，学习的场域就创发了。
A2——社会关系差异结构显影与关系构形再现的社会学习：在个人自身的发展样态里，均可能承载着社会差异的刻痕，例如：社会群体与群体的矛盾冲突与群体对个体的挤压。当这些刻痕印记与附着衍生的情绪包裹在有机会得到抚触理解时，才会在当事人的表达中逐步浮显，社会关系差异结构的特定构形就可能在对话与互动中显现出来，而同时成为了个人与群体往自身之内和理解他者的社会学习材料。任何一组关系均为社会存在的一种表现；关系若无行动者的行动作为，社会关系的作用力量无以展现。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的作用力道早已透过各种制度、机构、群体与个人交错重迭地编织成窝巢式的生活空间[20]，我们每日生活在看不见却实质作用着的窝巢式社会关系的构造中；作为有觉识可能性的行动者，行动选择与方式的改变是可以启动和推进一个 “社会学习”过程的。阶级、权力与性别等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或诠释概念是在经验陈述再现的现场，做为社会关系的作用力道，被参与者实质感知到的，然而它们一定是交相缠绕的已被转置成个体与群体身心特定的构做与表现而折射出现。
A3——人形变体异化样态的内爆解压缩与解构复苏的自身探究：台湾社会是一非典型现代化的一个急速发展的边陲时空（丁乃非，2004），过去50年的二代台湾成年人，在粗糙工业化劳动力密集耗损和政治历史情感曲扭混淆的生活境遇里，为了适应性的存活，生命经验的殊异性或被规约排除或被烙印封存，而发展成的扁平合模人形，这种 “合模”人形的内在蕴藏着过去经验的断简残篇与情感被压缩的情绪曲扭样态，夏林清将这一特定的个体性异化表现形式命名为 “人形变体”；在心理教育工作者细心开展的学习空间中，承载异化构形的人形变体通过内爆解压缩的身心复苏与社会差异结构显影的共振对话，对自身经验重新命名的再框定动作是有可能启动一个自主的探究改变历程，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亦会随之发生。「内爆(implosion)」原为文化研究学者Mcluhan用来批判讯息传媒的过度发展，夏林清与丁乃非在论文评论的多次协作中则将 “内爆”挪用到当个体得到机会，返身向内、拆解体制化压制与社会化合模规约对自己身心状态所发生过的经验的压缩、禁制、切割或扭结的机会时，一种往内解构的自主探究历程随之开展，这就是内爆解压缩(夏林清，2007)。「人形变体到变体人形」的发展运动即是指行动者具实践能动性的「人形」会在持续的社会行动田野（亦即其生命发展活动）里，在后续实践工作的挑战中，转化其先前已然异化存嵌身心体内的压缩断片，这是一个复苏重构有机再生的生命践行，同时也是寻找与他者拮抗同行转化社会现况的实践过程。
3.再现差异结构的行动探究者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心理、教育与社会工作均以培养专业工作者为职志，在西方 “专业”领域中，这个专业，被称之为 “次” 专业。然而由1980年代开始，在机构化的制度环境和工具理性模型的问题解决模式所夹击的 “专业化”已被充分讨论，“反映典范的转向”因而被提出(Schön，1983)
近20年，中国正在接续地耕耘10年中断的心理学、人类与社会学；在和大陆的年轻工作者、研究生与资深教育工作者研习交流的经验里，我相当确认在大量吸收欧美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避免不当的移植与套用科技理性的模式化思维和商品化套装作法是台湾和大陆的共同现况；我们的专业工作者得同时有开放的学习心态和抵制性自主的精神，而这些科系培养出来的年轻工作者正是在各种实践基地中致力于能动知识的「探究者」，他们在和工作对象一起探究生命困局与谋求出路的过程中，拓展身心成长和社会学习[21]的空间，就是 “发展”主体知识路径的行动研究者。主体性是在差异内被建构的，「自我」也永远开放在冲突和斗争的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承载着社会关系脉络中社会区隔、阶级分化与资源差异的作用力道。「差异处境」是人与人间关系发展的起点，「处境性」的差异内涵着可被辨识的差异结构，于是再现差异结构便是创造主体间相互参看学习空间的一个要件。
3.1 行动者在系统层次间的扭力
多层次交相作用的社会关系通过学校、家庭及不同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和个人与群体的行动方式来往搅和着，人们的关系方式与互动系统建构了各种被问题化了的个人与群体的身心与行为表现。控制认识论(Cybernetics ，Epistemology)在家族治疗(Watzlawic P.，1974)和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Schön & Argyris，1997)的理论与方法上的耕耘已为我们对系统层次堆栈错置的混淆经验与纠结后果提供了发展能动知识的基石，对社会系统不同层次如母子盒般的接续套迭关系的辨识与介入变化是有效治疗与教育方法的不二法门。控制认识论对家庭、团体与组织变革行动者可以使用自身经由人与人之间的切入点即在于关系方式(ways of relating)的改变和对一系统内部与不同系统层次间的关联性进行改变的介入影响，从而推进系统的变革。简言之，系统的变化契机来自于该系统内部部分与部份之间关系方式的变化，任一系统之状似不变或难变的 “结构”实为某种模式化了的特定或实质关系方式，因而，部份与部份间关系方式的变化便是介入系统、启动变革的一个起点[22]。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持续操作社会活动的实践方案，是需要「滴水穿石」的耐力和「时空同一处」的功夫(理论与介入改变行动的能力)：「看见」社会关系脉络不同层次的动态作用力是心眼的功，参与进入关系活动和拉得开系统层次，发展学习空间以辨识错置重迭的压挤伤痕或束缚困局身手功夫，承接得住且可舒解化瘀的抚触与关怀则是情意能量的关系导引功夫。一个好老师带得住一个有学习与情绪困难的学生，就一定在他们的关系活动中，发生了他有办法专注地和学生的困难(不论这个困难的来源是什么、积习有多难变)以及和这个特定难题的形塑历史，跨越时空地共处于两人互动的现场空间中。
3.2 角落、暗处与阴影中的行动探究者
这一节仅略以三个在地工作的小群体为例，来约略勾勒出他们拮抗社会不文明并对台湾社会的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
★风信子～精神病人去污名的发声与现形
2004年，一个为泰半终生进出慢性疗养院病人所成立的有机蔬菜农场 “风信子”成立了。农场创立人刘小许用了她三年硕士学习的过程准备与筹设有机农场。在她的硕士论文“桃源二村--精神病人在台湾的劳动权益实路经验”(附件一)中，小许这样说：
“「桃源二村」的另类空间是一方面打破精神病人被社会看成是资源的消耗者的位置使用有机栽培作为自食其力的部分生产资源，……桃源二村的目标概念是不把疾病的咎责放在精神病人的性格上。……我不否认疯狂这件事，我想要做的是在「精神病人」还没有办法有新的意义时，努力在一个特定的小空间里，让伙办有机会像是Freire说的每个人都赢回了他自己的权利，去说自己的话，去命名这个世界。”(刘小许，“桃源二村--精神病人在台湾的劳动权益实路经验”，2005)农场成立迄今，除了进行耕作、团体讨论和家人座谈等促进病友(伙伴)复原的活动外，更面向社会，与其它社会团体互动，增进病友与其它社群开放互动的交流机会。例如：在芦荻小区大学所举办的家庭经验工作坊中，放映“风信子”工作者拍摄的 “种菜日记”纪录片，并在与其它参与者交流的过程中，拓展了带病生活与用药效应在公开场合被了解与认识的空间，精神病患者的家人也特别得到了支持与对话的机会。“风信子”的做法由一开始便是朝向与病人与家属成为伙伴关系，一起面对一个双重的任务：(1)长期用药与慢疗医院体制化生活环境所导致的迟钝退化与隔离僵化的非人性遭遇，(2)社会对精神病的污名与恐惧。
★芦荻～揭露贩卖公共利益的阴影潮流
芦荻社大成立于1999年，为台湾最早成立之小区大学之一。在台湾成人教育小区大学运动的发展脉络里，各个社大的场所均是租借中、小学现有教室空间，于夜间为成人举办社大学程。2001年陈水扁主政时代时通过了一个 “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开始允许各公立高中、职以委外招标方式将学校场馆标租出去，譬如说造价不斐的台湾多所公立高中的 “温水游泳池”都被一家厂商包去经营。虽然“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第12条明白说明投资契约之订定，应以 “维护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为原则”，但教育部并未在施行细则督考的方法上落实考察 “公共利益”的原则。2008年，台北县芦荻社大便在三重高中现任家长会会长担任招标委员，且前任家长会会长参与竞标的情况下，以低于对方（前家长会会长）一半的标金下，未能竞标成功。在三重高中体育馆成功办学9年的社大被迫搬迁。芦荻社大师生由2008年4月迄今展开了维护学校场馆公共利益优先的公民学习历程。除了学习如何对教育部、公共工程委员会与行政院进行沟通与申诉的政策参与学习外，也开始对台湾中、小学多项委外案例进行专题研讨，师生们开始进入视 “中、小学教育作为人民公共利益重要防护界线”的探讨过程。与社大公共利益的创发性相对，三重高中前家长会会长(经营挖土机公司的厂商)则是以高中体育场馆来进行健身美容与美语补习班等营利事业。
位于台北县淡水河边的三重高中体育馆原处于一片荒烟漫草的边陲地带，为何在数年间突然有人要高价抢标呢？芦荻社大的一位 “老农夫”在写作课上的作文（附件二）就披露了 “有利可图”的新兴住宅区的背景。2008年9月24日芦荻已被迫搬迁后的一个半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判定 “现任因家长委员担任评委”所以此次招标无效，换句话说，在行政申诉上，芦荻打赢了第一场。当然，依台湾式民主的法律游戏规则，这并不等于道理明白了，事情解决了！在 “海也BOT，山也BOT(委外经营)”（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台词）的台湾脉络里，芦荻社大的金额真是芝麻一粒，但对 “公共利益”不应无声无息的由人民所共有的公共财流到私人口袋中的公民意识萌芽而言，推动草根成人教育的小区大学，视之为认识公共利益的公民学习动能！
★日日春～走出暗处的妓权运动
由1997年台北公娼抗争事件到1999年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的成立，台湾社会就开始了一个十分文明的社会进程。台湾的前公娼们（性工作者）站到亮处为自己说话，也为性道德污名的社会压迫帷幕拉开了一道文明的光影～台湾社会开始正视并探究着性道德压迫的各种状况。有关日日春的文化活动与其影响，已有许多讨论，我不再此重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 “coswas.org”网站了解。
4.结语~杂粹美学
借用「杂碎小店」网站上的说明，“杂碎”在华文大辞典里的解释是“杂乱”而“琐碎”，在台语中即“杂货”，在华人餐馆中指“混和多种食材”的美味食品。底边工作者镇日处理“杂乱而琐碎”的事务，却得磨出做物美价廉切实合用的各种杂货。这重生活里就又创发抒困与突围过关的美学了！台北辅仁一位毕业多年，工作于基层的小区教育工作者在回系座谈时调侃地说自己是一个「杂碎」工作者，然而我反而看到了一种美感～承担社会结构倾斜张力，力图不被压扁排除的抵抗力量。台湾虽小但长得还有些古怪特异，由社会心理的眼光来看，大陆与台湾都是社会实验室，中国大陆在近10年内，大量增加了NGO与各种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朱健刚，2008），这种集体参与的呈现是否也是历史中的转折功能呢？这一短文，我只能把自己在台湾所做的心理教育实践方案当成是一个透明实验室里的作为，所说明的就是一句话～“文明”的亮光不能缺少的是内部与底边拮抗同行的发展力量。
主体从不固定，主体化过程的辨识与发展即为主体能动的知识范畴。心理、教育与社工专业领域中，个人与群体主体知识的发展路径有赖于实务工作者在其日常工作实践中逐步开拓出具有在地特色的「求变致知」的行动路径。认识「社会关系脉络的多层次、跨时空的共在性」和「社会系统多层次如母子盒般的阶序关联作用」是欲发展主体实践知识之工作者的必要视野。经由行动者的介入行动，发展了差异结构得以再现的学习场域；这些学习场域是行动者/工作者/研究者参与和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关系活动。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在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业工作者能掌握到立基于实务工作中的「求变致知」的行动探究方法，且逐步发展出积累实践知识的在地路径。这种道路不应被学科化的知识门墙区隔窄化，也不应被理论与应用的学术劳动分工贬抑为 “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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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夏林清社会实践与心理教育专业实践的文章有：
〈教育改革：理念与实践，1999，应用心理研究，1期〉、
〈「与娼同行，翻墙越界」论坛报告实录，2002，应用心理研究，13期〉、
〈寻找一个对话的位置：基进教育与社会学习历程，2002，应用心理研究，16期〉、
〈一盏够用的灯：辨识发现的路径，2004，应用心理研究，23期〉、
〈在地人形：政治历史皱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2006，应用心理研究，31期〉
以上五篇可于应用心理研究网址：http://www.appliedpsyj.org/ 查询。
〈卡榫—拮抗同行的社会学习，2008，哲学与文化，第卅五卷第一期〉刊登于哲学的行动理论专题－哲学与文化月刊第404期。
〈站在罢工第一线------由行动主体的角度看1989年远化5月罢工抗争的发生及影响，1992年11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三期〉
[2] 我曾在「在地人形」一文中，以「社会运动投身中的我群关系与自我转化」针对个别行动者，分别以「异化焦虑的反身重构」、「全身而入的阶段显影」、「叙说探究的去学习」和「移动探测的欲望更新」等概念描述这种在转化社会压迫的实践过程中的自我转化历程。
[3] 在过去10年中 “叙事方法”开始广于流行，夏林清则一直使用社会变革取向的行动实践来整合「叙事探究」的故事方法。Donald A. Schön 使用的 “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则是植基于其 “反映实践”的整体论述内部的。Fanon则称他对黑人存在状态的精神病理与哲学分析是由历史历程与社会条件来逆溯解析个人生命经历，夏林清的变体人形发展观点则称此一种逆溯可发生情绪包裹与理解扁平纠结的倒转成解离与还原再现的心理复苏过程。
[4] “地缘政治意觉”借用于Said, E.W.「东方论述」的概念，Said的原初使用指的是对西方的东方论述是如何「分布」在不同学门中的觉察，特别是对政治与思想不对等权力关系的觉识。在台湾，由日本殖民到美国冷战防线控制的历史里，“地缘政治意觉”应是十分必要的自我要求。
[5] 理解有关生命经验逻辑层次混同错置的入门书有二：(1) (美)保罗.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 P)、约翰.威克兰德(Weakland, J. H.)、理查德德.菲什(Fisch, R).原著：《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夏林清、郑村棋译：《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 布莱福德．齐尼（Bradford Keeney原著：《Aesthetics of Change》，丘羽先译：《变的美学︰一个颠覆传统的治疗视野》，台北：心灵工坊，2008。
[6]原文出自佛经，引自莫言2006年出版的小说「生死疲劳」。
[7]陶行知于抗战时期，创办育才学校，并宣扬「由无到有」的创造精神，1952年死于白色恐怖镇压中的一位版画家黄荣灿就以陶行知的民众教育为榜样而推动台湾文艺运动(横地刚，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图上的人，2002)
[8] 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谘商与咨询组由1999年迄今即不断实验与积累发展主体化过程的教学和研究，我们的工作和Poula F.和克里斯特娃的说法相呼应也与马库色的下列看法相通： “马库色承接了佛洛伊德的本能说和马克思(Karl Marx)的解放论，试着要找一条出路。他有意识的选择心理学语汇谈论欲望，因为「心理学概念成了政治概念。以致私人的、个体的精神成了一定程度上心甘情愿的容器，里面储藏了为社会所欲求、对社会所必要的志向、情感、满足和内驱力。」直到现在，心理学概念仍然是被轻易挪用，使人「心甘情愿」成为某种主体，或是，被使用来加诸罪恶感作为个体的惩罚。因此，要谈论一种政治性的欲望解放，就不可能不面对心理学既有的、对各种性主体的理论建构(吕昶贤，2008) ”。 “在20年社会实践中的心理教育工作里，清楚地遭逢了主体的动态、变化与开放的生成性。尔后，在阅读后结构女性主义者克里斯特娃的著作时，得到了一种共振的收获。依克里斯托娃「过程中主体」的概念，主体不是一绝对的存在，应是透过各种关系和经验在语言中形构而成的。我的许多学生的论文都记录了他们主体化路径的殊景风貌，我也因他们而确信主体化是一生成(becoming)历程。(卡榫P.137注21)”
[9] 这里的重点在于“理解”与“分析”是不同的，“朝向”我所辨识的知识是彰显了“改变与不解”的辨证转化历程中的知识，在勒温早说过在介入改变的过程中，复杂深入的了解才得以发生，D.A.Schön的 “行动中反映”的概念即掌握了这一关联。
[10] “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此一概念是我于1992年书写 “站在罢工第一线—由行动主体的角度看1989年远化5月罢工抗争的发生及影响” 一文时所发展出来的，将该文的一段话节录于下以供参考(第98-99页)：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清晰地看到伴随工人罢工参与经验所发生的一个自我觉察深化及生命态度转化的过程。此一个别工人自我转化的历程并不只是在远化工人身上才发生的，研究者在其它的抗争案例中(夏林清，1990)也同样的观察到工人在工会投身及抗争历程中的成长变化。Luria说法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 “社会关系的脉络”是个体对自我进行反映思考的一个经验范畴。由此次的调查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提出在 “罢工社会场域”(the social field of strike)中，由不同社会行动者(指罢工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工人、资本家、政府、知识分子…等)间的互动所建构的一个 “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the action context of activ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它是个别工人与集体工人落实其行动和反应其行动后果的一个人类经验的范畴。“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是我们企图界定对工人集体认同发生，以及自我觉察深化有着主要媒介作用的社会关系时所用的一个名词；使用“活化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一词，我们想指涉的是抗争历程中，随着事件的发展，工人、管理阶层、工会以及来自其它社会群体等参与到抗争过程中的行动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此一动态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别与集体行动者所赖以知觉及行动的脉络。因此，如果说工会抗争创造了一个社会实践的场域，那么，所有参与到此一抗争事件中的个人及集体之间便存在了承载着台湾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分配的社会关系脉络；因此，当我们企图对工人集体抗争行动进行考察时，社会关系的行动脉络是可以由行动者的行动数据中被观察到的，而它同时是个别行动者自我转化与集体行动者集体意识发生的脉络。(原刊登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三期，1992年11月，后收录于夏林清着 “由实务取向到社会实践”一书中。)(p.136，卡榫)
[11]我使用 “节点”一词来指认行动者对立身涉入的行动场域中，所作用着的社会关系作用力的辨识能耐。是行动者的这种能耐决定了他在社会关系动态场域中，能否运用自身行动能力来介入到关系场域中，从而牵动和影响一行动者所欲的变化过程的演进。在特定的社会运动案例中，可以看到某个节点人物(发生了关键作用的行动者)，将社会关系作用力量的矛盾节点转化成了 “抵抗点” 。我曾在记录与讨论1997台北公娼抗争事件的文章中(「与娼同行，翻墙越界」论坛报告实录，应用心理研究http://www.appliedpsyj.org)，引用美国女性主义者贝儿•胡克斯(bell hooks) “权力网络中到处都存在抵抗点” 的观点来支持我的经历。(p.138，卡榫)
[12] 有兴趣的人可进一步阅读〈Bell, B.,Gaventa J.,& Peters, J.(Eds)(1990),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Philadelph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Honneth, A.(1991), The critique power: 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MIT Press〉、〈hook, bell(1998), Critical consciousness for political resistance, in the south Enc Press Collective(ed.).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New York: South End Press, 39-52.〉、〈Myles, H.& Freire, P.,(1990),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Conversation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hiladelph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3] 纽曼(Newman)与贺兹曼(Holzman)是美国社会治疗的创发者，我在2002年夏天在美国他们的实践中获得了支持与参看。纽曼在论及忧郁症时说：「在历史里，我们无从失落！」(Out there in history，we are not vulnerable to「loss)」)。同样，纽曼是这样描述定性焦虑与恐慌症的：「我相信焦虑是一种适应情绪。从历史上看，焦虑之所以这么晚才出现，是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为了因应异化/疏离的情绪或姿态。而异化成为人类普遍经验的历史事实，不只是个人的主观反应，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点上，当生产的社会过程在性质与数量上都与生产本身分离到一个关键的程度上，例如，产品的交换功能成为生产的主流模式。在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使用用途，而在其后的50年内全球的工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世界越来越被生产所主导，而这生产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更具体地说，生产不是为了我们作为人类的需要，而是为了制造出商品，为了被贩卖与交换。焦虑的出现作为一种情绪或姿态来因应『异化』这个社会历史现象，而异化正式商品生产全面主导下的社会后果。由苛克建立的关于焦虑的典范，是一种害怕跌入某一种特定极端性质中的恐惧，这个定义后来被收入到DSM-III。具体来说，这是一种终极的没有对象的恐惧。它是一种对于某个无以名状的，或甚至不足以名状的『东西』的恐惧、战栗、心悸、盗汗，随便你喜欢用那个形容词。那不是你走过悬崖边害怕跌下去的那种恐惧，也不是橱柜上的煎锅快掉下来打到头的那种恐惧。不是的，不是这些『客观』（Objective）恐惧，客观恐惧是那种有对象的、有可能发生的恐惧。为了交换而生产（或说商品生产）的异化状态，在意识型态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上的变迁带来了焦虑，它作为一种情绪的、姿态的、主体的适应机制，以因应一种新的情绪或态度与引发此情绪或态度的客体（或缺乏客体）之间的关系。」（纽曼，1991）
[14] 克里斯特娃：“在《重现的时光》里普鲁斯特看到，通过有意识回忆和无意识回忆重获的漫长岁月，在那些个具特色的人物身上同时重现。和那些人物一样，我也是一个身处今昔交叉点的怪物。这是一些身处语言交叉边界的人，一些坚持不懈的世界主义者，我本人就属于其中一员。当他们的焦虑、呼吸障碍和激动平息下来，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时，我可以向你们解释，多亏了移民和文化杂交的日益增多，也可以说是尽管移民和文化杂交日益增多，在现代世界失去了那些著名的价值观以后，这些人何以一方面代表了当今世界的脉搏，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与本土的因循守旧和国际化的虚无主义相反的一种新近出现的积极因素。”(反抗的未来，p.68-69)
[15] 以学生论文为说明：〈生命从此转向：工伤经验、理解与行动，常建国，1994〉、〈打造蓝领生涯：从一个劳资争议过程看蓝领生涯的限制与迷思，王醒之，1997〉、〈A Potential Space桃源二村—精神病人的台湾劳动权益的实录经验，刘小许，2006〉、〈移动的迭影—我在低地蜿蜒前行的实践历程，张育华，2006〉、〈猥亵的疗欲—性助人工作者的实践笔记，吕昶贤，2008〉。
[16] 〈「与娼同行，翻墙越界」论坛报告实录，2002，应用心理研究，13期〉、〈在地人形：政治历史皱折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2006，应用心理研究，31期〉P.207。
[17] 活跃于70年代的解放教育者M. Green 对自由的说法可在此做一批注：教育者的反映活动要发生在怎样的脉络中呢？「置身于其中的自由」(situated freedom) 的这一个概念，为解放实践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就出现了。Greene是自由的活动为被一情境召唤而起的反应，她的这个界定将自由的活动根植入了我们对特定处境的接纳，而为自由而斗争的行动就必然是对抗在特定处境中来自个人内在与外在的限制、压迫及扭曲。克里斯特娃则认为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精神分析疗法：由于它瓦解了为抵抗外部入侵、恢复 “天赋内在性”的权利而建立起来的 “虚假自我”，这种天赋内在性就始终需要我们去重新创造，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使我们获得了自由。因此，“自由” 就相当于 “有待重新创造的内在性”，与之相应的是一种 “有待内化的外在性”。获得自由不是为了抵抗本能欲望和外部现实这两个暴君，如同弗罗伊德认为的那样，而是为了将外部内在化，如果这个外部(首先是母亲)允许我们、任由我们将其内在化的话。”(p.44，反抗的未来)
[18] 了解与改变的一体性概念。Donald A. Schön在讨论到专业的社会实践问题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关切的是如何发展出在个人、团体及组织等不同层面的教育性介入理论及方法。介入的理论与方法，是涉及到在人类日常生活情境中引发改变的架构（Frames of change），它和了解人类现象的理论架构（Frames of understanding）并不等同的，换言之，我「了解」或「理解」了人类的特定现象绝不代表我能「改变」它。这之中涉及到下面两个重要的认识，「改变事物」与「了解事物」之间并不相等，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Donald Schön在讨论到专业实践与控制实验方法间的差别时说到：“两者皆在探讨「改变事物」与「了解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实务者有一较强的兴趣——将情境转化成他较喜欢的状态，不过他也具有一「了解情境」的兴趣，通常「了解」与「改变」的兴趣是相互影响的（Schön，1982）。当一个实务者在行动中反省时，他对观察的现象加以注意，视其为一独特的现象而且他进一步地去揭露，呈现他自己对这些现象所发出的类似本能的了解。他的系列介入的行动便是探索、移动、探测以及假设—验证的实验。” 在哈佛大学致力于研究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的Chris Argyris 則更進一步賦予實踐者(practitioner)行动科学者（action science）的角色，他说：（Argyris, 1985）“我们可以视那些具有考察与探究社会现实的实践者为行动科学者。他们遵循一套知识的规范，并依这套知识规范来界定问题，而且致力于解决问题。行动科学领域最大的特点，即在于实践过程中，它具有考察既存的社会现实，并探究变通之道的科学精神。”由行动科学的眼光来看，实践者同时是一考察社会现实的研究者，和一企图改变既存现实的行动者。读者可参考“反映的实践者”一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夏林清，1978，p.93-95）
[19] Ira Shor在讨论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时对「空间」的隐喻在我的实践中发生在不同的基进教育学习现场中：〝批判意识使思想、行动和社会获得反思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一种隐喻，它使我们得以从大众文化、日常空间和学校里同化我们的支配观念中区别我们的意识。这是一个空间让我们反省已内化了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p.169，刘力行 ）。”如果说，基进教育的方法是企图通过为成人创造叙说表达、反映思考与探究行动的社会学习历程，从而铺设起以个人与集体学习为取径的社会变革之道，那么个人叙说表达与反映思考的经验可能促动怎样的一个学习与变化的历程呢？前一节提及的Maxine Greene 亦使用〝空间〞的隐喻论及〝学习〞。〝学习〞什么呢？Maxine指的是〝自由〞，她说：〝我们可以将「自由」想成一空间的开展……「自由」 有赖于我们在探究中所采取的行动，亦即我们学习去发明或发现的实践〞。（p.5,1988）批判或解放教育者若不能在与人民或学生共同分享与创造探寻另类可能性之变革方案（a project of change）的话，他们就可能被淹没或依存在固定的现况中，即便他们表示自己是有自主性的（Greene,1988）。Maxine Greene所谓的变革实践方案须具备批判反映与集体的自我反映的二个质地，而这二个反映的概念则又紧扣住Maxine对座落于特定处境中的行动者如何争取自由的立基点上：〝实践涉及了批判反映和行动－对在某个程度上与他人共享利益与需要之一情境所采取的行动。实践涉及了该情境的转化，转化的目标是克服被压迫与被支配。这之中必得有集体的自我反映，对当下与涌现的需求的诠释一定会发生一种觉悟〞（Maxine，1978，p.100）。Maxine Green 视〝集体的自我反映〞是批判反映与转化行动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夏林清，“寻找一个对话的位置”，应用心理研究，第16期，2002，p.144~145)
[20] 「窝巢式生活空间」的描述概念有2个来源：寇特勒温(Kurt Lewin)的 “生活空间” 和克利思･爱智睿思(Chris Argyris)组织学习理论中 “窝巢式组织化人际行为世界建构” 的概念。勒温的“生活空间” 带领我们进入一社会力量所形构作用的知觉场域，爱智睿思对行动者之间因其行动策略防卫性效应而发生的人际行为世界的建构与可能的解构过程有精辟的探讨。参考书籍有 “拓朴心理学原理”(浙江教育出版社)和 “组织学习：理论、方法与实践”(台湾远流出版社)。
[21] 我曾多次引用Honneth的社会学习概念来批注我的实践：
社会学习过程是指一个社会内部主要进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模糊图像，也不是某种匿名的行动系统，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会群体不断和其它社群对话沟通的过程；而对该特定群体而言，在与其它社群对话的过程中，新的认识与社会行动能力也增加(Honneth，1991：284)。Honneth所描述的一个以社群为行动单位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图像，多年对社会运动的关切与参与让我确认这种社群认识与行动能力的变化，才是「运动」对社会进步的主要贡献，也只有当特定社群中的个体与群体实在的发生了意识与情感变化的学习过程后，努力工作的结果才不至于被国家机器所分化与耗损殆尽。
[22] 家族治疗的一个治疗原则即是对系统间层次关系的洞察，从而对家庭成员之发病实为维持家庭系统的封闭组织结构免于变化的一种代价。有关控制认识论的基本读本有：1.变(夏林清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2.变的美学(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2008年出版)。有关组织系统与成员间互动行动方式的关联性及如何改变的阅读可参考Donald A Schön与Chris Argyris的组织学习和行动科学二本书。夏林清将美国家族治疗心理剧与大团体动力的方法揉和使用在台湾劳动阶层聚居区的三重芦荻小区大学。由2000年开始我在台北县芦荻小区大学举办运用开放式大团体形成的「家庭经验工作坊」，若与台湾常见的心理治疗中家族治疗的方法对照的来说，家庭经验工作坊更强调成员自身家庭经验中的政治历史与经济结构的外境经验，因而我用「拼装车」与「口袋」的隐喻来理解在台湾40年粗糙工业化过程中，大部份劳动家庭所体验的家庭生活样貌(p.126，卡榫)。另外的一个示例是，我们在「日日春」性工作者关怀互助协会10年的工作中，不断运用文化展演活动与经验对话论坛的方法，推进去污名的反性道德压迫的社会学习历程。下面2本书中均有丰富的纪录：妓女联合国、家里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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