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觉敷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我国研究西方心理学史的泰斗。他立足于中国现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思想、方法和见解。本文主要探讨高先生有关心理学史的哲学观问题，心理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心理学史的发展观和编纂原则等问题的学术思想。
【正文】
高觉敷教授(1896—1993)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在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和编纂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公认，为开创我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高老在心理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70余年，著作甚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
高觉敷教授经历新旧社会两个不同的时代。其学术思想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正如他所说：“在解放前曾有一个好友劝我读一点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他说，这对心理学理论工作是有启发的。可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一直到解放后，我才有机会读毛泽东同志和马、恩、列、斯的著作。”[1]本文主要是探讨高觉敷教授在解放后，作为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如何坚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进行心理学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一、心理学史的哲学观问题
恩格斯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一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2]作为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性质的心理学和心理学家们，自不必说，有意或无意地总会受到一种哲学观的支配。对此，高觉敷的回答是明确坚定的，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或者就我国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工作者来说，都深信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心理学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只有这种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建立名副其实的科学心理学。”[3]
为什么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引导我们建立名副其实的心理学呢？高老从心理学的根本任务出发，曾多次说明这一浅显易明的道理。因为心理学就是要从自身科学的知识来具体“证明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或转化”，“证明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这两个问题不仅说明了心理学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性，更说明心理学与哲学关系的直接性。因此，高觉敷在研究心理学史中，始终注意坚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指导原则，并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是我们研究心理学史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高觉敷根据《共产党宣言》关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观点，认为整个心理学思想史就应该是一部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和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斗争的历史[4]。
坚持这个观点，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心理学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哲学观的意义来看，事实证明，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始终是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在心理学领域中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到心理学思想发展过程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其次，从心理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特殊性来看，不了解这一点，在心理学史研究的繁杂纷呈的现象中，就看不清心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再次，从实际需要来看，坚持两种思想的斗争观，就要求我们必须历史地、全面地研究分析心理学史的各种现象和思想，既要研究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也要研究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正如高觉敷所指出的，那种认为“应当仅讲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对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避而不谈”的做法[5]，实际上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二）如何估计西方心理学史中两种思想的斗争
高觉敷指出：“就冯特以前的心理学阵势来说，显然是唯心主义占优势”，“在近代心理学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唯心主义心理学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所有各个学派的相互交锋多半是唯心主义心理学的内部争论。”[6]高觉敷对西方心理学史的这种估计，我认为是正确的，是比较客观的。
首先，这种估计符合西方心理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学者对心理学思想的论述，到十八世纪前后的哲学心理学思想；从冯特建立实验心理学以后的各种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就总体来看，大多源于西方传统的唯心论哲学思想体系；冯特以后的心理学大多也是受到近代西方时髦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如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不可讳言，唯心主义心理学思想占有一定优势。
其次，在整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也不乏一些唯物主义的光芒，出现过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自发的思想，乃至产生象费尔巴哈这样出色的唯物主义者。但由于这些唯物主义思想本身的缺陷，正如高觉敷所说，它们使“唯心主义心理学没有受到有力批评”。试以华生的行为主义为例，行为主义一般被看作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华生的行为主义虽然触动了传统心理学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心理学研究向客观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它本身的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心理学的面貌；相反，使心理学的研究走上了另一种极端。机械唯物论使华生不了解心理与行为的辩证关系，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勇气面对心理、意识存在的事实，而只能简单地抛弃它而不顾，从而使心理学又返回到另一种主观主义的境地。又如，在心理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曾对心理学研究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但费尔巴哈缺乏社会实践的和辩证的观点，而使他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仍带有自然主义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的缺陷。
第三，高觉敷一方面指出，整个心理学思想发展史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历史；一方面又说：“各个学派的相互交锋多半是唯心主义的内部争论”。这两个说法是否矛盾？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前者主要是从两种根本对立思想斗争的历史观来概括的；后者则是从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哲学观或世界观的阵势来分析的。这里所说的“内部争论”，即是指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心理学家们之间的内部争论。实际上，即使是这种“内部争论”，我认为，有时在某程度上，或某种意义上，也反映着唯物和唯心两种思想斗争的性质。譬如说，不少西方心理学家具有类似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他们在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时，可能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而他们在认识世界时，又可能陷入不可知论和唯心论倾向。这类情况还表现在，某一心理学家或某个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他们在专业研究中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等等方面。
总之，高觉敷既肯定整个心理学史贯串着唯物和唯心两种对立思想的斗争；又指出西方心理学派别多半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争论，这样，既反映了整个心理学发展历史过程一般的客观规律；又指出了近代西方心理学史发展的特殊性。这种论断对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心理学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要区别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专业方面研究的成果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7]就西方心理学史而言，高觉敷一方面指出，既要肯定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思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局限（指马克思主义前的唯物论）。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心理学家，高觉敷又特别强调“在批判西方心理学时，要注意区别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他们在专业方面取得的成果。”并认为，“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能因为某些心理学家的世界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就否定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同样，在看到他们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应该指出由此引起的学术上的错误和局限性。”[8]
我认为，高觉敷所指出的世界观问题和专业研究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法，既坚持了唯物的、辩证的历史分析观点；又克服了一概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对我们如何把握和鉴别西方心理学家的具体研究资料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高觉敷的上述看法是完全符合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的。他举例说，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在距离知觉方面的研究成果；冯特虽具有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他创建的实验心理学则使心理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先验论思想的格式塔学派在知觉和思维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等等。至于说，对现代心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家们，就世界观而言，不能说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们引进最新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在心理学上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道能够因其世界观不同而一概否弃吗？
其次，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说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专业研究成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呢”？一般地说，世界观与科学研究，当然是有一定联系和关系的。但这种联系或关系又具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并非直接单一性的。这里涉及到世界观、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世界观或哲学观直接制约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但它并不直接决定科学家们实际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具有不同世界观的心理学家，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观察法、陈述法等等。一般地说，具体研究方法直接导致的是某种具体的结果或资料；而只是对这种结果或资料的解释则受到某种世界观或哲学观的制约。换句话说，具体研究方法直接关心的是它获得的结果是什么；而世界观或哲学观所关心的则是对这个结果如何解释。譬如说，行为主义心理学有时也用内省方法，但对其获得的结果只是给予行为主义观点的解释，格式塔心理学也采用行为陈述的方法，但对其获得的结果只是给予符合格式塔观点的解释。费希纳应用心理物理法的实验研究，获得心理与物理在数量关系上的规律性和可测性，其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费希纳则赋予其泛灵论观点的解释。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就意味着，不同世界观的心理学家所取得的专业研究成果，如果也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并使它成立的话，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
第三，怎样看待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心理学家所取得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该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某种规律性的揭示，在认识论上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因为科学毕竟不是神话，科学家特别是自然学家面对的是“冷酷无情”的客观事物的认识。我认为，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心理学家所取得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不过，他们总是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或不自觉性。因为他们毕竟缺乏自觉的正确观点的指导。同样道理，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时也会出错，甚至是不正确的，因此也会不自觉地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重要的问题是，正如高觉敷所强调指出的，我们绝不能因为心理学家的世界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就否定他们的专业研究成果；同样，也不能只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错误。总之，“对于具体的人要作具体分析”，这是高觉敷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中始终坚持的一种科学态度。
二、关于心理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什么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问题。在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一些具体科学或一类科学的共同性或特殊性，人们也往往会有意地或无意地形成某种类群科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并不完全是中性的，它仍源于一定的哲学体系或哲学思潮，是属于一种科学哲学理论，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在西方心理学史中有重要影响的一些科学哲学方法论问题。
高觉敷曾指出：“西方心理学不病在唯心主义，就病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前者与现象学有关，后者主要来源于实证论”[9]。可以说，从冯特以后的历史来看，西方心理学各流派的思想，不是在现象学观点的笼罩下，就是在实证论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运行。
（一）现象学与心理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科学研究任务在于认识“本质的”，其方法论就是本质的观察。什么是本质的观察？第一步，是获得外部感官现象；第二步，要清除外部感官现象与所有现在的或历史的一切认识和观念的联系，只剩下纯粹的我的经验现象；最后，把这种“经验现象”还原为一种不变的结构或纯粹的意识，即是本质的还原。胡塞尔曾强调说：“凡是有关自然界的科学，我们都一笔勾销；我的本意原不欲反抗它们，但是它们的真确性，我可绝对不去利用。凡是属于自然界而我可完全明白的命题，我都不承认其真或妄；我都不确实接受；我都不用以为根据。”[10]由此可见，所谓“本质的还源”，或剩下的“本质”，也只是现象学家的“心理上的存在”。
高觉敷在评说现象学方法论的观点以及它对心理学的影响时说：“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是虚无缥渺的东西，所以他的现象学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但由于它的研究现象的方法却导致了整体观，尚可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ceneral?system?theory)拉上关系，有助于建立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11]他一方面批判了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是唯心论；另一方面也指出，作为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却导致了整体观，乃至系统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也曾起过促进作用。特别是华生的行为主义之后，在意识回归于心理学的过程中，心理学的整体观接受了现象学，现象学也促进了心理学；以至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趣，现象学又还原于“人的内在价值”，强调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总之，不管是格式塔心理学，还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主题的选择，都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或认识方法有关。当然，由于现象学的唯心论观点，同样也使这两个学派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二）实证主义与心理学
实证主义，不管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操作实证主义，它们的共同原则就是，都要求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是可观察的、可证明的；不能实证的科学是不科学的。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的科学观。
如果按照这个原则，那么在心理学研究中，什么是可观察的？什么是可共证的？铁钦纳接受了马赫的实证主义，认为“可被观察的事实只有内省所及的感觉。”[12]至于说，观察难以直接所及的思想、意识则是不可证明的。华生认为，内省主义的心理学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主观意识是不可观察和共证的。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只能是有机体的直接行为才是既可观察，又可共证的。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赫尔等又从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学会了从可观察的行为中推论出可观察的中介变量；斯金纳则接受了操作实证主义观点，把直接“操作”看作是可观察和可证明的唯一资料。由此可见，在心理学中，实证主义观点除了在批评主观内省心理学方面有它的积极意义之外，剩下来的只是证明了一个“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实证主义强调，可直接观察的事实才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是极端片面的。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首先，可观察的东西乃是人脑对实在事物的直接反映，是观察者直接获得的“经验事实”或“主观映象”，而这种“经验事实”本身就包含着“理解”和“解释”。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可能是唯物的，也可能是唯心的。因此，那种形而上学地只满足人们直接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共证性，往往也并非是科学的。其次，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经验只是科学认识的起点，只有把可观察到的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认识才能获得普遍性的和规律性的知识。其实，一切科学所揭示的规律性知识，都不是凭直观经验，而是依赖于间接的认识。行为主义者只停留在外部行为的可观察性和可共证性上，又把心理和行为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不能合理地把行为作为一个客观指标，科学地推论心理活动的规律。这正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不同之处。正如高觉敷指出的：“属于唯心主义的实证论虽貌似唯物观点，但它的研究方法却导致了原子观，与科学研究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只能随着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和华生及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一同失去旧时所拥有的势力了。”[13]
（三）库恩的范式与心理学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科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主张科学理论发展是进化与革命的过程。
库恩的范式论，作为科学发展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来说，有它一定的意义。首先，它把科学的历史发展看作是整体的、变革的过程，而不是纯粹理性范围的事情；其次，范式的变革是从稳定到危机、量变到质变、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但是，范式论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库恩的范式概念比较含混，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则和客观标准，它只是在科学领域中自发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观念；其次，范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科学家们的某种共同心理上的信念的转移，而不完一是对客观历史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因此，第三，在库恩范式框架内的科学发展，具有很大的随机性、非继承性。正如高觉敷所提出：“库恩从反对科学的客观和无成见的研究法出发，走向了与这种方法相反的另一极端教条主义或独断主义”。高觉敷认为，就心理学的科学性质来说，“是否适用库恩的范式说，尚属可疑，但当考虑心理学的学派林立，学说纷歧的现状时，库恩的范式说对心理学史是有所启发的，心理学无疑是处于范式前的时期。但库恩的教条主义则不甚适合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14]
三、心理学史的发展观和编纂原则
一部心理学史，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认识史或编纂史。每一个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回答，诸如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和条件在起作用？它们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论述和编纂这部历史等等问题。
作为我国心理学史的著名研究家和主要编纂者的高觉敷教授，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决定论和辩证法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唯心史观，并全面论述了西方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
（一）关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
高觉敷指出，西方心理学史家，如波林、舒尔茨、墨菲、利黑等人的研究和著述“为了解释心理学思想观点的发展问题，都求助于时代精神这个概念。时代精神，黑格尔说过，马克思也说过。这些心理学史家讲的时代精神究竟来源于黑格尔还是来源于马克思呢？”[15]高觉敷认为，他们所说的“时代精神”的概念大都来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即从所谓超越历史本身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中去寻求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利黑说的“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巨大的非人力量”；波林说的科学新发现“受当时、当地文化和习惯的限制”；舒尔茨说的“时势造英雄”的历史的自然决定论；墨菲说的“思想必须与时代精神相和谐”等等[16]。这些都是从黑格尔观点出发的“时代精神”概念的种种表述，也是对马克思的“时代精神”的歪曲。其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们“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部。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7]
西方心理学史家的另一种说法，则是片面地强调伟人决定历史的作用，亦即“英雄创造历史”或“英雄造时势”的“伟人说”。伟人说实质上是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看似矛盾的，实则一对孪生子，它们都是在唯心史观这个母体内诞生的，只是看它对谁更偏爱而已。例如，波林虽偏爱时代精神说，同时也认为一个伟大人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时代必须与他合作”；舒尔茨也说过：“伟人决定历史是不错的。……或者至少说，时代使人们接受伟人的学说成为可能”；利黑先偏爱时代精神说，后又难舍伟人说，最后似又把两者勉强地结合起来了[18]。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方心理学史家，当他们求助于时代精神而不满足时，就会拿出“伟人说”来帮忙；而当他们不再需要伟人时，则又搬出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时代精神”，如此而已。
当然，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并不完全否认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等在一定范围内对历史发展的反作用；也不完全否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但他们都不能超脱客观历史现实的制约。恩格斯指出，人们创造历史“是在他们受其制约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基础上创造着的。在这些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而经济条件归根到底终究是有决定意义的……”[19]。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条件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但又不是唯经济决定论。它也要求既看到“政治的和思想的”精神的东西对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也要看到伟人在“既有现实关系基础上”的创造作用。因此，我们不否认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意义上提到时代精神和伟人的作用；而在唯心史观的指导下，强调所谓“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都无助于对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作出正确地、全面地理解。
（二）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
关于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高觉敷针对西方心理学史家存在的种种看法，认为主要应处理好“厚古说”与“厚今说”、“内在说”与“外在说”、“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等关系问题。
1.厚古说与厚今说?厚古说与厚今说，主要是指选择什么“尺度”来解释历史的问题。简单地说，用过去的尺度解释过去，可谓“厚古说”；用现在的尺度解释过去，可谓“厚今说”。厚古说是为古而古，即为过去而解释过去；厚今说则为今而古，即为现在而解释过去。其实，这两种对立的倾向，都没有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区别。厚古说忽视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厚今说则忽视了历史和现实的区别。正如高觉敷指出的：“厚今说和厚古说的两种偏向就病在忽视古今的辩证法”，“所以厚今说和厚古说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应当说，历史和现实是统一的，是不能厚此薄彼的。”[20]不过，这里高觉敷所批评的“厚今说”与“厚古说”，乃是两种极端的倾向。我认为，在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古与今的辨证统一关系的前提下，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提倡“厚今薄古”，仍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这也是高觉敷多次强调的“古为今用”的研究原则所需要的。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即从西方心理学通史的编纂方式来说，似乎也需要薄其“长期的过去”，而厚其“短期的历史”。
2.内在说与外在说?内在说和外在说的主题是，在于讨论一门科学的发展到底是归因于其自身的原因，还是决定于其外部的条件。内在说主张前者，外在说则主张后者。就心理学而言，内在说认为，心理学的发展应归因于它自身的思想和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按照心理学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外在说认为，心理学的发展主要有赖于其外在相关科学思想的影响，以及社会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上述两种看法，在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各自的根据。问题在于，各说各的理，各吹各的调，各自强调一面，总不免会失之偏颇。这是由于西方心理学史家大多不能从辩证唯物史观来看问题，因此，他们不了解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各自所起的不同作用，不理解内外因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高觉敷指出：“正如古和今不能偏废，内和外也必须兼顾，这是我们编写《西方近代心理学史》时的一条经验。”[21]
3.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什么是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按照彭格拉茨的话来说，即是指在科学中研究方法的两个范畴：“实验的——数量的”和“观察的——叙述的”。前者属量的研究范畴；后者属质的研究范畴。在西方心理学史上，这两个范畴形成了在研究方法上的两种思想，被称之为“说明心理学”和“描述心理学”。说明心理学力主实验量化的论证与说明，如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等；描术心理学则力主对直接经验的分析和描述，如意动学派、符次堡学派、格式塔学派、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如果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的思想看作是对立的或排他性的，那就不对了。这种看法在近代西方心理学流派的争论中屡有所见。高觉敷所批评的正是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其实，研究方法本身是由科学对象和性质决定的，就心理学对象和性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这两种研究思想是可以相互容纳的；且质和量亦非对立的，而应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的。同时，高觉敷也指出：“……就心理学史来说，数量的材料毕竟是远较少于理论性的材料，所以叙述和分析在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就起更大的作用了。”[22]
最后，本文用高觉敷教授在研究和著述西方心理学史中的一个深刻的经验和体会作为结语，高觉敷写道，与西方心理学家相比，“我们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善于学习外国心理学，以期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23]
注释：
[1][3][4][5][10][15][16][18][20][21][22][23]《高觉敷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4、511、511、336、504、504、505、507、509、510、495、498、500、502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6]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7]《列宁全集》第4卷。
[8]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9][11][12][13][14]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7、24、18、2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18页。
摘自《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