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事业都有起点和终点,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春天繁华似锦,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果实累累,冬天雪压枯枝。事业的起点叫"开张",事业的终点就是"关门"了。
去年十月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还有两个博士研究生没有毕业,可以说是人退了,门还开着。今年两个学生都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很快就要走上新的旅程,他们走后,门就自然关上了。有人建议给我办个"关门"庆典。我说,历来只有开张时才办庆典,放鞭炮,请客吃饭,没有见到过关门时也庆贺的。
中国文化为己任,过着衣食无忧,心态平和的生活。
从"关门"也就联想到"开张"。1981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1983年申请副教授。那时副教授的入门条件没有现在这样高。凭着1983年发表在国外<巴甫洛夫学说生理学杂志>上的一篇英文文章和两篇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文章,我很容易就得到了副教授的职称,有了培养研究生的资格。1984年招生了第一批两个学生,都是女生。一个是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另一个是外语系的毕业生。人虽然不多,但两个人都干得不错。一个人研究了汉字的形音义提取,另一人研究了二语的心理表征。她们的研究成果都在心理学的核心期刊<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一个人发表了3篇,另一个人发表了2篇。我们开张时没有庆典,没有放鞭炮,但从结果看,也可以说是"开门红"了。以后两人先后到了美国,一人获得博士学位,且以高级研究者的身份先后受聘于多家公司,工作很紧张,生活却很舒坦。另一人把商店开到了美国的大型商场中,实现了经商的夙愿,以销售中国特产,介绍我的第二届研究生是4位男生。一位毕业后先留校,后来去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接着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在三年求学期间,他就以熟读文献被同辈所称颂。他的研究能力更高出同辈许多。在掌握脑成像技术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在汉语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在Nature,PNAS等国际顶尖级刊物上有多篇文章发表,已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973课题的首席专家。另一位也留在学校工作,但他兴趣广泛,喜欢平静生活,在竞争剧烈的环境中,他却总是用一种平淡的心态看待学历,职称和工资待遇,因而生活过得还非常潇洒。还有一位一直工作在高等学校,早已是博士生导师,著名高校的二级教授。他以踏实勤奋工作、论文著作颇丰著称,同时也注意品位和享受生活,在这方面是我的榜样。还有一人毕业后也去了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去了加拿大,失去了联系,近况也就不清楚了。
我的第三届学生是男女混合型的。他们分别来自浙江,河北和北京市。有的是心理学科班出身,有的原来学习政治。由于这一年我开始进行语言认知的应用研究,探讨广播电视节目中语言和图片质量的评价,因此部分学生选择了应用研究的方向。我们的研究从电视节目收视率的调查开始,以后进入某些应用性基础研究和评价系统的建立。这些研究为学生以后进入中央电视台和央视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中一些学生现在已经主管了央视重要的业务部门,有的当上了公司的总经理。另外一些学生继续从事语言认知的基础研究,并成为一些高校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1993年,我评上了教授,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第一届是男生,后来又招收了一名女生,他们都算我的博士生的开门弟子。男生后来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并成为辽宁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女生先留校工作,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后因不愿忍受高校相对简单、清贫的生活,她选择了去公司工作,曾先后在两家国际著名公司任人事部经理,工作很辛苦,收入自然不菲。
90年代后期,我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心理系的Macus Taft教授建立了很好的合作研究关系,这期间我的几位研究生先后被派往该校开展合作研究,我也多次出访过澳大利亚。也是在这几年,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认知研究转向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期间有几位博士研究生我开创这个领域研究的肱股功臣,打下了后来研究的基础。我感谢他们,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才使我有可能涉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并为这个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除了工作上的相处,我还时常想起我和研究生们的"业余生活"。我们每年都有春游和秋游,届时或攀登长城的烽火台,或荡桨在北海、昆明湖或中山公园的护城河上。在送别每一届毕业生时,我们还要相聚在歌厅,尽情高歌一曲。研究生中有一批"歌手",自己爱唱,也喜欢组织大家一起唱歌。我们还到过康西草原,在草原上学习骑马,住蒙古包,品尝烤羊肉的美味。我们还住过度假村,滑过沙坡,荡过秋千。逢年过节,已经成家的"大哥哥"、"大姐姐"还要从家里带来美食佳肴,让想家的弟弟妹妹们一饱口福。我们还有一位做菜的"国际高手",大家从他那里能品尝到泰国菜的特殊风味。
在我招收的学生中,大部分是让我放心或比较放心的,但也遇到过一些让我比较费心的学生。有些学生是跨专业过来的,他们很努力,对老师也很尊敬,但基础知识差一些;有些学生的性格固执一点,内向一点,不愿请教老师和同学,不善于吸收老师和同学的意见;还有些学生肯动脑子,但很难跳出他的背景学科的圈子,对心理学的研究特色领悟得不好,总有点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也有个别学生有些贪玩,干活不大认真。对这些学生,自然要花费更多一些的时间和精力。我有过不耐心的时候,有时对他们发火,想"放弃"。但想想为人师者的责任,既然进了门,就不能误人子弟,也就不忍心真正放弃他们。经过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最后看到他们一个个顺利毕业,有人的毕业论文还被评上了优秀论文,穿上了庄严的博士服或硕士服,走上了不错的工作岗位,他们笑了,我心里也很高兴。
2003年以后,我的脑成像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时期。在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和拼搏下,每年都有3~5篇文章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2005年3月国家科技部批准我们学校组建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5月我和几位年轻老师和研究生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认知神经科学国际年会,顺访了华盛顿DC和美国健康研究院(NIH),我们和多个国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我期待着自己的事业在未来3~5年中会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可是就在一切看去都很顺利的时候,我的老伴于2005年7月被查出得了卵巢癌,而且到了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恶讯,有如五雷轰顶,让我一下子陷入很深的痛苦和无奈中。我拼命与命运抗争,希望挽救她的生命,同时又希望能维持我的来之不易的研究局面。这一年我正好70岁。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老伴的病可能成为我在研究工作中一个不利的拐点。在随后3年左右的时间内,我非常感谢和我共度时艰的研究生,他们理解我,写信或来家里安慰我,通过不同方式帮助我。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可能很难坚持下来,我的事业也许早就中断了。在老伴走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安慰,让我得到了温暖。我不相信命运,但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在许多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面前,人有时会觉得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