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哲学的贡献：我们如何理解幸福和苦难
总 体 介 绍
这一章主要讲述一些欧陆（continental）哲学家的贡献，这些哲学家把关于幸福的观点与苦难的经验进行了对比。考虑到本书其他的几章不但涉及了早期的欧陆哲学，而且还涉及了古典哲学的贡献，因此本章专门聚焦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哲学家——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但不包括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家——所做出的贡献。本章的主题是：如果没有把幸福的对立面——苦难考虑在内，那么对幸福的追求在哲学意义上是否是合乎情理的。虽然这些哲学家对幸福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反对将幸福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指标。本章将证明欧陆哲学家与雅典哲学家的看法一致，他们都普遍认为在幸福和苦难之间需要取得某种平衡——因为它们谁也离不开谁。
为此目的，我们将把本章讲述的欧陆哲学确定为自19世纪始到20世纪末的欧洲大陆繁荣的哲学。这不仅没有考虑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近代欧陆哲学，而且还省去了许多重要的早期欧陆哲学的贡献。本章的焦点将是革新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维的存在主义哲学运动，这种哲学把人类境遇（human condition）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哲学都坚定地回归到人类存在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的基本问题。本章中的每位哲学家对人类生活目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人类幸福当作生活的目标。这使得很难从欧陆哲学的立场给幸福下一个定义，尽管如此，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将尝试这样去做。
欧陆哲学强烈地反对英美（Anglo-American）思维的分析和实证传统，并因此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对幸福的看法。我们看到现今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它即深深根植于英美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框架之下，它在促进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证研究取向来研究人文学科中的幸福，而欧陆哲学对此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可能既是新鲜的又是我们亟需的。欧陆哲学，像罗森（Rosen）定义的那样（1998, p. 665）——拒绝科学主义（比如，排他性地把科学当作一切事物的终极权威），倾向于历史主义（比如，假设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确定自己和自身价值），强调人类能动性、个人和道德转变的重要性，强调元理论（meta-theory）的重要性。
当前人们热衷于追求幸福，将此作为人类生活的首要目标，欧陆哲学家将对此进行追问：就人类自身来说，幸福、快乐和福祉是否能够成为值得永恒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从欧陆哲学的历史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幸福和福祉从来不能单列出来，而需要与它们的对立面——苦难和艰辛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欧陆哲学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忘记幸福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我们又何时才能忘记？我们为何在这个新兴的技术时代锲而不舍地追求幸福？我们何时开始认为生活的艺术可以被简化成积极思维的艺术（一些人似乎将积极思考等同于是良好的生活所必需）？什么样的巨变已经让我们远离那些古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来之不易的洞见？这反映了当代社会寻求安逸的本性吗（我们让自己麻痹于这样的信念——幸福能够获得并且必须获得）？”欧陆哲学本质上有意地让人心绪不宁，挑战人们安稳的现状。
近代的欧陆哲学家强调的基本悖论之一是：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困难、麻烦和苦难时，我们才能找到舒适和安宁。只有我们准备好面对存在的张力，我们才能永恒地与之共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预示了大量的此类说法。
克尔凯郭尔的建构和生活阶段说
索伦•克尔凯郭尔经常被称作是“存在主义之父”，他对人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描绘贡献颇多。他的哲学是对黑格尔恢宏世界观的一种批评，他认为这种世界观过于理想化，脱离了人类存在的现实。克尔凯郭尔仔细地研究和描述他自己的主观经验，并努力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展开搏斗，尽管像叔本华一样，他很快感觉到，当我们面对反映自我需要（selfhood entails）的深渊之时，在人类经验的核心中有一种空虚以及焦虑和绝望。克尔凯郭尔详细地记录了他与不幸所做的个人斗争，并且谈论到人类倾向于孤离我们自身，以及：
“（倾向于）移居到完全风平浪静的第六大陆”（Kierkegaard, 1941/1846, p. 295）。
克尔凯郭尔认为，我们可以悖论式地克服生活中普遍的矛盾和困难——通过直面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一开始（Kierkegaard, 1843/1992）他提议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并做出选择——要么追随我们的审美偏好、追求快乐和幸福，要么追随我们的伦理倾向、法律条文和道德准则。但是后来，他提出一种辩证的方法来超越这些对立——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信仰上的纵身一跃进入一种精神生活（Kierkegaard, 1845/1940）。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精神性是我们的一种独立思考，而非跟随我们的感觉或现存规章制度的指导。如果我们有基本的怀疑态度，我们就会抵达这种状态。
在历史自由的范畴内，过渡也是一种状态。然而，为了正确地理解，一个人必须不能忘记新产物是通过纵身一跃而产生的。（Kierkegaard, 1844/1980, p. 85）
当我们决定要去信仰，且放弃追求审美享受或伦理标准的生活之时，纵身一跃才可能发生，不过这一跃是由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所确定的，那最终无法令人满意。只有在我们开始怀疑并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跌进深渊的可能性。这就是焦虑（Angst，畏）的经验，使我们充分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和我们自身。然后，我们才能拥抱这种无限和有限、可能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张力。而且正是此使我们感受到自由的眩晕。
焦虑即是自由的眩晕，当人的精神想要提出一种合题（synthesis，指上文中提到的悖论方式——译者注），而自由向下俯视自身的可能性（类似于俯视深渊——译者注），抓住有限性来支撑自己，这时自由的眩晕就出现了。自由沉陷在这眩晕中。（Kierkegaard, 1844/1980, p. 61）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把握个体的自由是完全对立的。不够格的幸福只不过是尝试不去经验生活的矛盾和紧张。这是一种回到伊甸园的尝试，在那里一切都从此变得安逸。但是人类亏欠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对张力自由的无知。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来，是迄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因为这允许我们去探索生活的矛盾和张力，认识到善与恶、是与非和男女之差异。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追求幸福，而应该追求一种对自由和可能性的觉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欢迎焦虑，它把我们从舒适的幸福幻觉中唤醒。
谁以正确的方式了解了焦虑，谁就了解了终极意义。（Kierkegaard, 1844/1980, p. 155）
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对生命的热爱
尼采对人类存在进行了进一步的热诚探索。他相信苦难是一位老师，而寻找幸福则是进入了错误的领地。
苦难，伟大苦难的学科——难道你不知道正是这种学科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进步？处于不幸之中的灵魂之张力培育了它的力量，培育了它面对巨大毁灭时的颤栗，培育了它忍耐、坚忍、解释和善用苦难时的创造性和勇气，我们被赋予了骄傲、秘密、面具、精神、可爱和伟大——难道不正是通过苦难、伟大的苦难来赋予的吗？（Nietzsche, 1886/1990, p. 225）
从我们初始的定义来看，比起我们之前听到的，这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对追求幸福的主张。尼采所提出的要义是学问来源于经验，尤其是来源于发展和提升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此来填补动物和上帝之间的鸿沟。因为他观察到上帝已经被杀死，人类只剩下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援助跨过动物和神祇之间的深渊，抵达我们自己的力量，成为超人（Ubermensch，德语，超人）。
人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于在深渊之上。走过去是危险的，在半空中回头看是危险的，战栗而停步是危险的。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一个终点；人之所以可爱，在于他是一次穿越、一次“下山”（down-going）。（Nietzsche, 1883/1961, p. 43–44）
为了成为一名更加标准的超人——肯定他自己的权力意志和接受他的命运，人类需要学会接受他的命运并热爱它：这正是尼采称作的“amor fati”（爱命运）——热爱命运。在他看来，我们的人生本质上是一场孤独的战斗。如果我们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注定无法学会生活。我们不要自我放任，我们需要变得坚强，接受我们的命运。因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受困难和冒险，我们便不能欣赏生活。“生活需要敌人、死亡和受难”（p. 124），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961）。只有当我们遭受苦难之时，我们才变得深沉并进入生活的深处。因此，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现实之中的生活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的权力意志，并以酒神的方式来生活。幸福不是我们应该去渴求的东西，因为：
幸福和不幸是一对孪生子，它们一起成长。（Nietzsche, 1882/1974, p. 270）
我们无法单纯地享受幸福，因为它总是与其对立面——不幸一起出现。为了深切地感受生活，我们不得不对这两种经验都敞开胸怀。孤立地追求其中一种，那是根本就不了解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感受快乐。健康旺盛是尼采超人的特征标志。据尼采所说，一个人要渴求的不是轻易得来的幸福生活，而是一种我们准备好辛苦工作的生活，接受它带来的所有挑战和困难：
“我的苦难和我的怜悯——它们多么伟大啊！我真的是为幸福而奋斗吗？我是为我的事业而奋斗”（Nietzsche, 1883/1961, p. 336）。
海德格尔对生与死的重新拥抱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现代和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而存在主义哲学真正开始于胡塞尔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海德尔格没有打算写有关伦理学（ethics）的著作，他所谈论的是关于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描绘。他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他对人的幸福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虽然如此，他的许多思想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的具体现实直接相关，他所做的工作已经用来巩固新形式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Deurzen, 2010），这种治疗形式出色地运用他的思想来让人们更好地生活。
海德格尔（1927a/1962）的本体论根基与时间（time）有关。我们需要联系人类在时间的范畴内被抛入（这个世界）来理解人类，这暗示着他们出生便走向死亡。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在原以为属于他们的当下，也不在他们将要成为的未来。时间推着我们前行，事实上是穿过我们。我们是时间的，因此我们是历史的，总是在进行之中的。这对我们虚荣地追求幸福生活有重要的启示，因为幸福，即使是可以获取到手的，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只是转瞬即逝。一切都在流逝，处在运动之中。没有什么人是确定的，人类是飘忽不定、无家可归的。
事实上，根据海德格尔所说，基本的本体论既定（givens）之一，就是我们的无家可归（Unheimlichkeit，字面意思是“无家可归”），焦虑不安一开始就跟随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就从来不能被克服；因为人类由他们的存在而非本质所确定，所以他们注定要为他们的生命工程担忧。死亡来临，这时我们的生命终于完成，我们也许最终找到了安全和家。不同于客体事物，人的存在处在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是被设计的或者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并走向我们的死亡。（Deurzen, 2010, p. 55-56）。
一出生下来，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接管，然后遇到其他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很难活出自我——在意识到我们死亡的可能性之后作为一个本真的个体而活。只有当客体出现故障时，我们才恰当地意识到它们；也只有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时，我们才能够开始把自己与他们分开。因此，不是一种幸福的、单一的存在之协调一致造就了我们，而是这些东西的缺乏——邀请我们通过体验焦虑和罪疚让我们觉醒，通向海德格尔所描绘的良心呼唤（call of conscience）。
无法本真地活着，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地在场——而一直置身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忘我”（ec-stasies）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我们则能够阐明和理解差异之观念，并因此真实地存在。在上述背景下，追求幸福将被描绘成是寻求忘却和轻松，寻求不再需要担忧自身烦恼的时光，期望我们可以沉入一种单一的状态，沉浸于其中。事实上，如此地陷入他人或这个世界与本真的生活是对立的。本真的生活是觉醒的，需要我们面对有限和现实。
走向死亡的、慷慨激昂的自由是这样一种自由，它已经从“他们”（作为大众的身份，而非本真的自我——译者注）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它是真实的，是自行把握的，是充满焦虑的。（Heidegger, 1927a/1962, p. 266）
在海德格尔看来，寻求幸福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虚幻的、拒斥的非本真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我们会试图隐藏，不去坦白承认生活的现实，掩盖住关于时间、死亡和其他有关存在的弱点和冲突。
当然，因为人的存在（Dasein，字面上意味着在那里，但也许最好翻译为人的存在）总是与世界有关，是世界的一部分，被这个世界吸收，所以他们将会持续不断地担心他们被抛进和不得不立足于的这个世界和存在。这种担心或忧虑（Sorge）是一种本体论的既定，它由这个事实而来——我们无法独立，我们总是在关系之中，所以与那些我们相关的事物对我们非常重要。当我们处在自我欺骗的喜悦之中，我们的担忧只是暂时地被覆盖。这些喜悦愚弄我们相信这样的信念，只要我们逃避和否认实际情形，事实上就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这些情形是一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与之保持联系，没有它我们就什么也不是。这就是现象学的意向性事实的直接结论：也就是，没有任何意识对象的生活是一种没有意识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关系和联系（Herdegger，1927b/1981）。
海德格尔看到了人类的异化(Entfremdung)、隔绝(Verschließen)和遗忘(Vergessen)能力，这些都是本真存在的敌人。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目标就是有一种视野，让我们同时可以掌握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在眨眼的瞬间看到人类存在的全部现实。这一瞬间的图像(Augenblick)与幸福的一瞬相去甚远，却是真实的一瞬，我们需要坚韧勇敢地面对实际的东西。
海德格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描述道，作为本真生活的缩影，要坚决地面对和期待死亡（Heidegger, 1927a/1962）；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转向描述人任其自然（Gelassenheit）或顺其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我们去触及存在本身（Heidegger, 1954/1968, 1957, 1959/1966）。无论是坚决面对还是任其自然或顺其自然，都是更加有效地揭露存在，本质上，都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敞开我们。对于前者，我们是通过勇敢来完成的，至于后者，我们是通过放下来完成的。但是，通过没头没脑地寻找逃避或者幸福和好心情是无法完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情感所发挥的作用是，指导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它们并不因自身的因素而发展，而是转化为可理解的形式，并以语言表达出来。
这些帮助我们回归正途的情感是焦虑和罪疚，因为它们向我们指出，我们仍然亏欠自身的存在和在（existence and to Being）的债。当我们完成这个时，我们可以说是生成的（Ereignis，有自我实现之意——译者注），它在字面上不仅意味着偶然发生的事件，还意味着对自主身份的重新拥有。我们通过深入的、冥想的思考而不是计算式的思考或隐藏来实现这一过程。这样思考的目标在于让存在的精髓显现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存在的守护者，允许四个维度——天、地、神、人（终有一死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Henry, 1969; Heidegger, 1957）。
服从于在场的要求，就是人类最好的要求；这就是“伦理”。（Heidegger，引用于Boss，1987/2001，p.279）
对海德格尔来说，幸福甚至不是一个拥有长期利益的选择：我们要追求的心灵状态是对必然要承受之事物的开放性和接受性。如果我们忠实于存在（Being），那么我们便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
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解决之道
萨特以具体和本体的方式重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但是，他在阐述伦理原则时同样有些晦涩难懂，至少最初的时候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加缪和波伏娃在这一点上更易理解，梅洛-庞蒂也是如此。
萨特早期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认为，人的存在是纯粹自由的、纯粹虚无的，这试图主张一种存在的方式。为了成为任何东西，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是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身份——要么否认我们是什么，要么假装我们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将此直接适用于幸福这个概念将非常有趣：咖啡馆里的服务生小心地操练他的毛巾和托盘，练习成为一位服务生；他可以同样很好地扮演幸福，在脸上呈现着不真实的微笑。对幸福的追求就像这个严肃的男人在追求的，这个男人把他自己看得太过认真，他认为让自己一劳永逸地永久幸福是有效的或安全的，事实上它是一个谎言，因为它背叛了他的真实处境——什么也不是并注定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成为不同的人：有时一份心情使我们成为一个人，有时又成为另一个人。萨特描绘了如何掌控我们的心情以魔幻般地与那些适合我们的信念一致。
萨特的基本假设是人的存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人类不像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这样的东西。人类没有被一劳永逸地限定——因为他们本质上什么也不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可以想象幸福是一种我们希望得到的满足，但这是自我欺骗。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对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幸福或别的什么）的追逐，是一种自欺（mauvaise foi，法语，自欺），是一种我们自己疏离本性的方式，它是一种虚无，与这个世界一样。
人的悲剧在于我们渴望作为客体被限制和固定，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想保留住完全的能力和自由。人类渴望既自在（就像客体物一样固定）又渴望自为（就像自我决定的意识）。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成为拥有实质的主体。有趣的是，这种结合的思想——完全的固定与完全的自由相结合，是对上帝的一种经典定义。（Deurzen, 2010, p. 80）
我们的意识是一种不确定的和开放的经验，它使得我们可以反映和自我反映。但是我们也可以假装没有这样的能力和选择，放弃我们的自由和责任，就好像我们的意识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完全可以那样做，但这种选择是我们不去做选择，而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我们拥有广泛的选择范围和情绪范围，如果我们选择满足于幸福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情绪或经验，那么，我们也就选择了排斥经验的广泛范围，事实上，我们有能力也有资格拥有这些经验。如果我们让我们自己陶醉于幸福的观念，我们便失去了我们参与其他事情的能力。我们可以认为，这样找寻幸福便是寻找意识的终结，而不是意识的发展，因为，如果我们在享受的片刻迷失自己，那么我们拥有的只是幸福。这样的自我欺骗行为要求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理想化的现实形象，假装它将永恒不变。这是一种自欺行为——我们放弃了我们反思意识的能力。
这样的自我欺骗或不诚实总是一种不安全和恐惧。它要求我们否认人类境遇的现实，尤其是人的存在从来不会安稳、固定和幸福的事实。
意识的虚无和脆弱这个事实是最为重要的，否认这个事实则背叛了我们澄清和透明的能力。因为萨特有关伦理学的著作，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被完全阐释的（指萨特生前未完成的《伦理学笔记》——译者注），所以需要我们每时每刻都重新思考道德和情绪问题。从来不会有一种确定的伦理框架，也不会有万无一失的通向幸福的大道。
世上没有抽象的伦理。只有在某个情境中的伦理，因此伦理是具体的。所谓抽象的伦理就是指良心。它假定一个人在根本地缺乏道德的情境中是道德的。（Sartre, 1983/1992, p. 17）
梅洛-庞蒂和加缪的哲学
梅洛-庞蒂的不确定哲学（Kearney, 1986）继续这一路径，他提醒我们警惕心灵对我们扮演的骗局。在梅洛-庞蒂看来，人的生活在根本上是如此的矛盾和对立，它通过我们的身体来传达出来，我们无法逃脱模糊不定的感觉，也无法逃脱模糊不定的情感。
让我们自己沉浸于周围呈现的情境里，不去记起先前的各种情境，这很容易做到。如果我们身陷周围的环境而不能袒露自我，那么我们与自己的联系就只能达到一个模糊的程度。（Merleau-Ponty，1945/1962，p.381）
我们投射出自己的影子，蓝天下不会没有一片云。我们也许时常以一种美感的方式陷入世界，但是我们会立即体验到我们自身的困惑，或者无法触及我们想要实现的那种体验。与萨特不同，萨特认为自由是人类行动的基础，梅洛-庞蒂相信自由只能从我们所行动的路上获得。然而，毫无疑问，比起幸福，这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更偏爱自由。自由打开了我们居住的世界，而对幸福的追求则关闭了它，将我们束缚在一种单一的体验中。行动就是承诺去做，而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托付给任何一种会夺走我们体验深度和广度的东西。经验不同的事物也许会遭遇困难，但是比停滞在某种心灵状态要更价值。
加缪（1942/1955）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把人的存在描述成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这这场斗争中许多人感到疏远和缺乏信心。但是，在加缪看来，从根本上说，生活的挑战不是去寻找幸福，而是抓住我们经验的自由并坚持到底——无论面对的挑战有多么艰难。我们的斗争也许看起来像是西西弗式（Sisyphean）的任务，但是在完成这些任务和品味我们命运的过程中，我们能在旅程的体验中、在生活的肯定中找到满足。加缪的人类生活的图景是一种酒神经验，在我们经受考验的时候激发着我们的力量。他的观点是，不是要忽视我们所意识到的生活困难，而是要因为它而活着。勇气和决心比起追求幸福的价值要大得多。当加缪认定西西弗是幸福的，他意思是西西弗意识到了挑战和斗争即是幸福。这确实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同意的一种解读。
波伏娃对不确定伦理的拥抱
波伏娃，与加缪相似，她表示人们要根据他们的设计来塑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使这样一种设计活现并不断地更新它非常重要。她相信当我们失去与我们的设计联系的能力，我们便失去了自己。当我们由他人接管并把他们对我们的愿望见诸行动时，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当我们放弃我们创造的能力，比如当我们心衰力竭或认为自己劫数已定时，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波伏娃明确地表示了热诚地过我们自己生活的重要性（Beauvoir, 1944/2004），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不去理会我们遭遇到的困境。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危机、矛盾和两难；充分地活着就是准备好去面对这些，一丝不苟地计算出如何最好地面对这些挑战。只有我们允许自己参与全部的乐章，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幸福的波段里，这才有可能发生；在幸福的波段里，这些问题可能从来不会出现，因为它们已经被排除在生活之外了。波伏娃像她的男性同事萨特、梅洛-庞蒂梅和加缪一样，非常重视自由，但是她展示了如何通过清晰的交流，通过在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完整呈现的意愿，最好地利用和保留了这种自由。
波伏娃完全意识到了自由的担当，这不允许我们毫无限制地享受自由。我们需要准备好接受这个世界、彼此和自己的不完美（Beauvoir, 1948/1970），不要寻求幸福和安逸的保障，而要为生活每天带给我们的做好准备，真诚地对待它们。正是根本的激情和投入使我们的生活值得去过，而不是我们是否拥有幸福的生活使然。幸福的生活仅仅存在于死亡中。
如果每一个人做他必须做的事，存在（existence）在每个人那里将得到拯救，不再需要任何的天堂梦想——在死亡中来和解这一切。（Beauvoir, 1948/1970, p. 159）
雅斯贝尔斯对有限性的理解
雅斯贝尔斯，由精神病学家转变为一位哲学家，他提出重要的洞见，认为生命本质上是居住在一个框架中并受限于它。忽视这些限制是愚蠢的，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恰恰试图那样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逃避它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地过日子。我们忘记了我们必然会死，忘记了我们的罪过，忘记了我们是由造化安排的。（Jaspers, 1954/1951, p. 20）
雅斯贝尔斯认为那些我们不应该逃避那些限制情境，而是要面对它们，因为基本的限制里有珍贵的内容，人类生活的悲剧也会带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一个人陷于绝望，会使他意识到超出世俗世界之外的事物。通过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有限性，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当我们懂得我们的限制之时，我们开始渴望提升自己并在其中寻找平静和救赎。雅斯贝尔斯声称，哲学的源头不仅是好奇（wonder）——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而且还有怀疑（doubt）以及人生不顺或艰难时孤苦凄凉的感觉。换句话说，变幻不定和遭受苦难把我们带进了生活。
当我不仅愿意直面我的限制和孤独，还愿意直面我的自由和可能性，由此变得真诚之时，我才是我自己。只有当我承受苦难的时候，我才能找到我自己，才能与他人真诚地沟通。
生活没有实质，或者其有实质但一成不变，不过，热诚的态度却意味着一种觉醒的生活，意味着一种完整的、本真的生活……一个人在奉献自己的时候，热诚成就了他自己。（Jaspers, 1938/1971, p. 119）
人们总是倾向于自我遗忘（self-forgetfulness）。他必须把自己从中拉出来，不要迷失在他的工作以及未经思考的个人习惯中。我们需要勇敢地跳出常规，不走寻常路。把自己从遗忘中拉出来并踏进存在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与我们的限制相遇。限制无所不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限制，因此，如果我们让自己无所畏惧，去和不同寻常的事物以及艰难困苦相遇，相遇限制并不难做到。
这样的经验就像密码——我们能够解释并赋予意义的秘密文本。它引导我们身负英雄的力量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从来不是孤立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与他人共处。我们寻求的远非幸福，而是寻求理解生活的全部、理解限制以及面对困难——甚至是灾难。
总 结
总之，几乎毫无疑问，欧陆哲学传统相当怀疑关于幸福的观念可以作为美好生活的灵丹妙药。没有哪位欧陆的哲学家曾对追求幸福本身拍手称赞。欧陆哲学家从来没有认为幸福是通向伦理生活的康庄大道。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于生活的重要追求是什么可能不一致，但是他们通常都把增进意识、觉知、勇气、自由、真实，追求意义和目的看作比让一个人的生活小心翼翼地进入幸福状态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跟随欧陆哲学家的脚步并加深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我们将必然去寻求智慧而非幸福。智慧，正像海德格尔特别定义的，意味着去面对人类境遇的冲突、两难和矛盾，并设法如何最好地与它们共处——无论命运对我们微笑与否，无论我们幸运与否。如果西方哲学家准备迎接全球化和跨文化的挑战，他们采纳欧陆哲学家的一些观点将是有益的，尽管它们看似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和积极性。欧陆哲学家邀请我们去了解生活本身——把我们自己抛进我们的存在并深深地感受、热诚地思考。像加缪指出的那样，随着我们对原来的观念进行彻底重估，然后，幸福会被重新定义，不然的话，我们会将之仅仅看作是挑战和斗争而置之不顾。相反，这样将导致我们过一种非常个体化和艰辛的生活，但也是一种极度有意义的生活。欧陆哲学对我们理解人类困境的贡献是：使我们认识到好体验与坏体验毗邻，幸福与苦难同在，使我们逐渐认识生活的真相。正是在与艰难困苦、兴衰沉浮的斗争中，创造了一种觉醒和解放的意识的可能性，因为它寻求真理而非一种协调或幸福的状态。
翻译：郑世彦，吴张彰
20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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