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人格类型：守成者，投机者和本能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王恺
真实的白鹿原在古长安之侧，2000多年前，刘邦兵屯灞上的遗址就在这里，唐代的诸多诗人在此行吟或者隐居，这块京畿之地在缓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乡约族规家法和民俗，渗透到每个平民的血液中。直到清末民初，遭遇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旧有的乡村结构才在现代化的残酷剥离中崩溃。
小说中的白嘉轩是族长，他是典型的“守成者”，在他看来，乡约就是天经地义的乡村规范，他是怀抱着田园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的对手鹿子霖，是标准的“投机者”，抓住新时代所带来的一切机会，他们才是白鹿原真正的主宰。白嘉轩的感召力只能停留在昔日的荣耀里，他维护的是过去的尊严，而现实中，贪婪人格的鹿子霖往往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以身体原始欲望行走的黑娃和田小娥是白鹿原上的异端，他们是“本能者”，他们的生命如电闪雷鸣。活得虽然短暂，可是那种轰轰烈烈活法，却是惹人瞩目的。这些人物，在这片土地上，按照陈忠实的话说：“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了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白嘉轩:族长的没落
很多人觉得白嘉轩的塑造，是陈忠实唱给白鹿原的一曲挽歌。作为一个胸怀仁义、心有大志的族长，最后被社会浪潮挤落在社会角落，家业和族事都趋于没落。这是他人生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没落。
浓缩了传统文化负荷的白嘉轩所面对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的衰落，是晚清至民国以来的趋势；而基层政权的不断整合，使得宗族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正统观念更无容身之所。
白嘉轩的人格
白鹿原上有两个代表白鹿精魂的人物，一个是白嘉轩的精神偶像朱先生，另外一个是他的女儿白灵。实际上，这两个人物的不断启示和关联，使得白嘉轩在尘世间的挣扎，不脱离正道。
陈忠实在村里做调查的时候，听老人们讲故事，说到他的某位长辈，从村落里走过的时候，腰永远是挺得笔直的，个子很高，从村里走过去的时候，那些在村落街巷旁喂奶的女人们，都会吓得躲回自己家的院落。这就是白嘉轩的起源点，陈忠实说，族长的禀赋、气性，在那一刻他有了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加上他从“蓝田县志”上抄下来的北宋年间吕氏大儒所制定的“乡约”，自然就融进了这位族长的血液。白嘉轩的人生故事和际遇，开始不断延展开来。
剧中滋水县令古德茂亲子送来“仁义白鹿原”的牌匾，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白鹿庄
白嘉轩是依照祖宗规矩定下来的族长，可是他在小说开篇就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他的历任妻子的死亡，使他面临着无后的恐惧，也面临着族长在他家断绝的可能性。他“六娶六亡”的故事已经成为乡村的传奇，性在白嘉轩这里，脱离了欢悦的主题，而变成了只有传宗接代的唯一功能。即使是如此，白嘉轩巨大的雄性力量，还是通过小说开篇而传播开来，特别是他初当族长整修祠堂开始，他的强大，从开始的带点生殖崇拜的描写，进而进入到文化层面。
白嘉轩从一开始也是浑噩的。小说开始写他因为风水原因，用鬼祟的装穷伎俩去骗取鹿家的土地的时候，他身上的深藏的文化基因特别的明显。“心里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脸孔上摆出的却是可怜兮兮的无奈。”他的装腔作势连自己的母亲都骗过了；而他开始的发家史，委实也不太高明，所谓的“种药”，不过是种植鸦片。这一片段同样来自历史事实，清末民初，关中大片土地种植鸦片，当时的游记对这种景象有很多记录。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都记载了“沿途的罂粟摇晃着肿胀的脑袋”。白嘉轩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种植鸦片，而是不断重复：罂粟就是罂粟，药嘛。
只有当他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近亲、姐夫朱先生带着他用犁彻底毁灭鸦片田的时候，白嘉轩才感觉到人生的觉醒。朱先生是有现实人物做依据的，理学在清末虽然已经式微，可是在关中还有关中学派，牛兆谦就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传人。他在乡村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传奇，类似夜观天象，判断明年如何种植庄稼；或随手一掐，帮人算出走失的黄牛在哪里；甚至他死后多年，被红卫兵挖掘了墓葬，可是里面连墓砖都没有，异常朴素，人们再次传说他生前已经有了掐算，这是他神话遗留多年的象征。不过他真正的价值，在于维系这片土地上的正统观念，向人们传递儒家礼法，包括编纂与众不同的《蓝田县志》，联合南北知识分子，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抗战宣言。牛才子的墓葬地离陈忠实家很近，自然使作者升出了崇敬仰慕的心理。
以往白嘉轩是混沌过日子的，可是朱先生不断用各种儒家规范去刺激他，点燃他，包括用最简单平易的歌谣去争取他向善，最典型的如劝他放弃与鹿子霖争夺寡妇地产的那首四句诗文。白嘉轩本来就是有慧根的人，这种日积月累的点化，使他的族长身份逐渐确立起来，他有意把宗族当做他的一切，而社会性的唯一表现，也在他的宗族中：他对当官毫无兴趣，对政治天然疏远，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仁义、内省、自励上，与此同时，他去监督着每一个破坏宗族规范的人，任何有违宗族道德的人，都会被他严厉打击，哪怕是他的亲生儿子。
做人，成为他的最高追求，交农事件中，长工鹿三代替他出头，他大为感动，就是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虽然白嘉轩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是朱先生每每在关键时刻的点化，使他完全成为旧的礼法在乡村生活的典型代表：他买地有限，愿意自己劳动，和长工鹿三关于农活的交流，是真心的交流；他的慎独精神也是严谨的：“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
白嘉轩后来被打断了腰，只能像狗一样行动，当地人都叫他“锅锅儿”，可是，他还是很快下地劳动，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废物；而且，他在精神上，还是“很硬很直”。就在他的腰被打断不久后，他做出了要修塔震慑住田小娥的妖气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在全村的反对中做出的。满村的人都在田小娥的死宅前烧香企求保护，白嘉轩的儿子、准备继承他的族长位置的白孝武和村民们也都企求他给那“婊子”修庙的时候，他愤怒地走出门，觉得自己哪怕成为孤家寡人，也要造塔去邪——他的凛然之气，是整个村庄在乱世里生存下去的主心骨。他的坚强贯穿了小说始终，到死也没有动摇。
族长的身份及其没落
在从朱先生处获得了“乡约”并且将之刻在石碑上的那刻起，白嘉轩的族长身份有了外化的特征。以往自己家门楼上的“耕读传家”还只是代表着他的家风，而严正、清明、繁琐的乡约刻在石头上，并且摆放在祠堂里的时候，他的族长身份获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确定。一直想辞去学馆职务的老秀才也放弃了回乡，而是想留下来，帮助他在白鹿村教化民众，实践“乡约”。 不过时代的巨变超越了白嘉轩的设计，就在他刻碑立石的同时，鹿子霖当上新政府任命的乡约，直接与他抗衡，而白嘉轩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中也会迷惑：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
族长要保护宗族利益，在以往的统治体系下，宗族是政府在乡村统治的顺延，所以双方会有协商空间，可是民国政府没有给白嘉轩这个空间，所以有了“鸡毛传信”交农事件。貌似反对官府的行为其实质还是在行使族长的权力，保护族人不受欺压，他的起事人的身份不是秘密，白嘉轩受到了族人的赞许。也就是与此同时，他与新政府的无法相容也暴露了出来，当他想用自己去换取被监禁的族人的时候，新成立的法院体系已经让他的义举显出挫败感来：新政府的办事人员宣传了民主精神后，让他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是无理取闹，破坏革命机关秩序。
在一个乡村不断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代，白嘉轩的族长任务显得难以完成。他的壮举尽管还是被四邻传播，但是，仅仅限于整治赌徒，包括治疗大烟鬼，他的努力，仅仅在于恢复乡村日常的生活秩序，所有的公众事务，日益集中在以鹿子霖为代表的新政府手中。村落里所掀起的种种轩然大波，包括军阀的抢粮、国共合作、农民协会，到还乡团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再到抓壮丁抗战，这种发生在乡土之上，却是对旧有乡土传统进行着巨大破坏的各种变化，陡然变得和他没有关系了。白嘉轩本来就不愿从事政治，可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也并不是他所能从事的。他只能表现出超脱的态度，儿子回家问他，一切权力归农协，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喝道：这和咱屁不相干，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情。他买来了轧花机，成为白鹿原上少有的新机器的使用者。
在农协革命失败后，白嘉轩还有挣扎，他代表族人去向准备惩罚农协会员的田福贤和鹿子霖磕头，要求惩罚他的不教导族人的过失。可是田和鹿只是在最表面给予了他尊敬。
在公共事务上的被排斥，使白嘉轩不得不在家庭树立样本。他在家族内把“耕读传家”视为了头等大事，因为害怕失传，所以，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在长工鹿三的带领下进山去背粮食，让他们受苦，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婚后有贪色迹象，他及时制止，不过，这种制止只是暂时的，遇见真正有破坏力量的田小娥，白孝文宁愿舍弃家业，背离家族而去；他特别喜欢小女儿白灵，可是当白灵开始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家族给自己定下的姻缘的时候，他就开始勃然大怒，最后索性割裂了父女情谊，只当对方死了。在没有政治倾向的白嘉轩看来，白灵加入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能背叛乡村的伦理准则，事关礼教大局的事情，他都不能含糊。
儿子和女儿的背叛，是对他的双重打击。白嘉轩再次显示了他为了礼法而割舍亲情的人格特征，白孝文和田小娥的私情，起初只是杀人的闲话，可是当他在雪夜立在窑洞口，目击闲话被证实的那一刻，他的心境真是惊天动地：“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向前一纵，一脚踏在窑门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也栽倒了。”能承受一切的白嘉轩不能承担之重，是自己的儿子，一个从小受他严格教育，有潜在族长的可能，而且刚刚主持了惩罚田小娥的男女私情的仪式的儿子，毅然决然地躺在了田小娥的床上，这代表着他所辛苦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崩溃。他对田小娥的憎恨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代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稳定的、宗法的、严谨的系统，另一个却是无根的、淫荡的、本能的系统，加之田对白家的毁灭性打击，使他在众人反对的时候坚持说，要挫骨造塔，要让对方永不见天日。这位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个冷血的食人者。
他被击中要害后还站了起来，鹿三明白他，对他说：嘉轩，你好苦啊。可是白嘉轩特别明白维持礼教，必然自己要承受许多痛苦，所以他说：在咱们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也就是这种忍劲儿，使白嘉轩能够在宗族的大事来临之时挺身而出。乡村的求雨、祭祀等仪式还是脱不了族长的领导，白嘉轩的表现，使他无愧于族长的称号。“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了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出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戳戳直立起来。”这是老族长的最后的辉煌。
随后，是一个曾经熟悉的乡村体系不断崩溃的过程。尽管白嘉轩还在不断地努力去做乡民们的代表，包括去县城营救曾经伤害过他的土匪黑娃，可是，面前的亲生儿子的拒绝让他完全无力：这事比不得族里的事啊。你回去咯。他去营救自己的仇人鹿子霖也是同样的失败，县长完全没有把他的请求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情。在颠倒白鹿原的一系列政治风云中，白嘉轩是完全的失败者，昔日县令授予他们的“仁义白鹿村”成为一个久远的梦想，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接踵而来，他完全没有力量在里面起到一点作用，甚至老对手鹿子霖都在依靠阴谋诡计主宰着白鹿村上的风云变幻，而他，只能和他的人生导师朱先生一起，哀叹白鹿原沦为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的鱼肉。
难怪朱先生去世的时候，白嘉轩在雪野上奔跑着，几次滑倒，巨大的哭吼声能够把房梁上的灰尘都震落下来，他哀号的是：白鹿原上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好先生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好先生了。
白嘉轩的一生，磨难重重，早年丧妻还只是个民间传奇，可是后来的人生一点不轻松。他在交农事件中虽然是领导，可是却被乡民们指责为缩头不出；大革命中他也被游斗；土匪将之打残；女儿离开家庭后，在延安“肃反”中被杀害，临终变成白鹿来托梦，他才暴露了自己始终埋藏的、对女儿的巨大的感情；族长之位后续无人，几个儿子显然都不是好的人选；家业凋零，儿子们不能守成。可是他还是坚持，凡是出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村民，只要是人，最后都会跪在白鹿村的祠堂里面。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不过此时，他只能做一些修订家谱的事，其余任何事情已经与他无关了，有评论者觉得他是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的打击迟早要来，跪在祠堂里面并不代表宗族还受他的控制，儿子白孝文离开祠堂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迟早要离开原上，白鹿原外面的世界已经打开，村庄已经不是昔日的田园景象。同样是白孝文，最后使用心计，枪毙了起义的、已经彻底在心灵上回归白鹿原的黑娃，白嘉轩就是目睹了这个场面，才“气血蒙眼”，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早年严重伤害了他的儿子，还在给他持续的伤害。不过这种“眼不见为净”的状态，使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明者的平和与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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